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哲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平共处论文,社会主义国家论文,资本主义国家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1999）04－0084－06
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实现历史性的和解，开始从对抗走向对话、合作和和平共处。这是一个关系到国际关系全局和人类未来的重大历史现象，它既反映了时代的巨大变化，也反映了时代的巨大进步。
一、和平共处具有历史基础和历史必然性
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现历史性的和解，从对抗走向对话、合作和和平共处的哲学内涵，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同一性的地位和作用呈上升趋势的表现。而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同一性的地位和作用之所以呈上升趋势，是有其历史基础和历史必然性的。
第一，当代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在生产力上有内在的历史必然联系。19世纪70年代后期以前，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问题上，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性论点是，社会主义在客观物质生产力基础层面上只能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顶点，社会主义确立的全部经济、政治、文化基础，只能是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可是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由于出现使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发生阶段性质变和局部质变的社会物质条件，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和矛盾焦点的某些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却率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却不能由此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断中所包含的真理性及其现实的意义和价值，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主义的本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最深层的历史联系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联系，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现实基础只能是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文明成果上的直接承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因此，象我们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超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形态时，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而很快进入社会主义的发达阶段（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要建设“够格”的社会主义，“不加强国家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7页。）。也正如列宁所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注：《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34卷，第171页。）所以，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在当代世界上必须建立起社会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在社会化大生产上本应具有的内在历史联系（矛盾同一性），把当代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及建立在其上的一切文明成果，转化为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得以最终确立的现实基础。
第二，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人和社会发展的“大形态”上有内在的历史必然联系。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着眼于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揭示出人和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1 ）“人的依赖关系”是第一大形态；（2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3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大形态。与人和社会发展的这三大形态相对应的社会经济活动的性质和方式依次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时间经济。而它们表现出的主导的社会运动特征依次为：自然必然性；经济必然性；“人类自由自主发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典型的商品经济形态，是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大形态。至于马克思所推断的未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顶点上所诞生的社会主义是消灭了商品生产和货币的新型社会，无疑属于“自由个性”的第三大形态。那当代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的现实实践着的社会主义，究竟处在人和社会发展的哪个“大形态”上呢？
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前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始终没有解决好的重大历史课题。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观点，在很长一个时期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后来虽然有所松动，但不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属性，坚持认为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搞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然而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进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能由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由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发展到时间经济，只能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人为地超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结果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规律的惩罚。
邓小平深刻总结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以彻底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1979年就回答和解决了这个关系到现实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重大课题：“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7页。）遵循邓小平的理论思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鲜明地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样邓小平和我们党，就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真正找准了现实社会主义在人和社会发展的“大形态”上的历史位置，即和当代资本主义一起同处第二大形态——商品经济形态上。这是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大的历史发展共性，必然成为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同一性的历史基础，也即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历史基础。
二、和平共处具有必要性和长期性
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制度，它无法逃脱最终被共产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但我们又不能不冷静客观地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至今还能容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还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地通过自身的调整和改革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那我们能不能说，当代发达资本主义还具有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作用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他们最重要的历史根据是：“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出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50年前的深刻分析，而150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仍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绘的方式（只不过在更高的层面上）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世界科技革命的中心，仍然掌握着人类社会的主要生产力和主要的科学技术力量，仍然还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因此，我们仍然可以象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说，资本主义在这150年来“所创造出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而对当代资本主义仍具有生命力的秘密，我们仍然可以象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来揭示：“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因为，19世纪末尤其是“二战”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仍然处在不断变革之中，这就是从个人资本转变为社会资本，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一般私人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国家垄断又正在走向国际垄断。而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自身的这些阶段性的、范围较大的调整和改革，都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只要我们坚持唯物史观，尊重历史的客观事实，就要看到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着两重性，即：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这个社会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历史局限性形成了它在历史发展中的负面作用，并决定了它的生命极限；另一方面，当代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仍然是一个具有自我调整和改革能力的社会形态（当然这种调整和改革能力是有限度的），这种自我调整和改革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资本关系内的自我否定过程，同时也是为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对它的全面的辩证否定创造物质和社会关系基础的过程。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种两重性，特别是其历史进步性的一面，将还要使资本主义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即要使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一起共同生存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同时又都不能使对方放弃各自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也不能互相取消和消灭对方；只能通过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来共同维护和保证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各自社会演化的自然历史过程，进而使当代资本主义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不断创造解决自身对抗的物质条件，从而使社会主义不断汲取和继承当代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一切文化成果，并转化为使自身得以最终确立的现实基础。因此，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两重性，不仅进一步揭示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而且使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具有了必要性和长期性。
三、和平共处具有现实性
如果说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两重性使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具有了必要性，那么当代国家社会职能的强化则使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具有了现实性。国家具有两种职能：“阶级职能”和“社会职能”。国家的本质决定国家的阶级职能，国家政权履行国家的阶级职能时，是直接为维护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服务的。而国家的社会职能则是维护社会各阶级的共同利益，它的任务是缓和对立阶级的冲突；保护社会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协调、组织、管理、领导社会的经济活动；通过民族自卫和国际合作来保证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国家的社会职能是从属于和受制于国家的阶级职能的；因为统治阶级执行国家的社会职能，首先是为了争得它自己的利益，维护它自己的统治。但由于“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社会职能时才能继续下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9页。）；所以当在国家的政治统治愈来愈多地通过执行国家的社会职能来持续和巩固的历史条件下，国家的社会职能就有一种强化的趋势。而在当代世界历史条件下，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都正愈来愈多地通过执行国家的社会职能来持续和巩固。这就使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能够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进行国际交往和国际合作，即使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具有了现实性。这表现为：
第一，在当代世界随着民族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已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离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都不能继续生存和发展。早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刚刚诞生的时候，列宁就曾预言：“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他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注：《列宁全集》， 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42卷， 第332页。 ）而在当代这种由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所形成的“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的客观力量，已经和并将更加强大。因为经济全球化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的藩篱，把各国经济越来越多地纳入一个统一的生产体系和分工体系中来；各国之间在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相互依存性和依赖性日益加深，尤其是经济越发达、对外经济联系越多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对世界的依存性和依赖性越大，必然使国家之间形成更多的共同点，互补点、更多的经济联系和共同利益。当代这种“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和外部条件，尤其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生命线，它不仅关系着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关系着广大中小企业主以及广大雇佣劳动者的利益。正是这种由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所形成的“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的客观力量，正是在“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中所形成的共同利益的纽带，使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必须发挥国家的社会职能的作用，进行对话交流、互利合作、和平共处，以培植、维护、实现国家间的共同利益。这就正如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友好相处。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第二，在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发展问题，尤其是经济发展问题更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不仅发展中国家迫切地谋求发展，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每个国家、每种社会制度，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取决于其经济实力和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经济发展和经济竞赛，其中包括竞争和合作已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旋律。大国之间的军事、政治对抗已不是维护其国家经济利益的可靠手段，诉诸战争来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不仅不能确保其国家经济利益的实现，而且还会破坏其发展的国际经济秩序条件。因此，当代世界各国，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为本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国际条件，都是头等的任务、最大的国家利益。而为了实现这个头等的任务、最大的国家利益，各国都必须加强国家的社会职能，并进行在国家社会职能领域的广泛合作。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时代条件下，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经济利益，已经超越了国境，各国的国家利益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制约，不承认、不尊重、不照顾对方合理的国家利益，就很难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这就使当代世界各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处理国家利益之间关系时，越来越多地采取了通过对话和谈判达成互利的谅解和妥协的办法，来解决或调合彼此的矛盾；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国家集团合作以及全球合作正在形成。即当代国家社会职能的强化，使世界各国之间，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已经成为一种历史趋势。
第三，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各国经济发展相互依赖性的日益加深，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总体性矛盾和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对世界各国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大。首先是战争威胁。世界形势总体上趋向缓和，但战争威胁依然存在，军备竞赛并未停止。一旦发生战争，特别是大国之间的战争和核战争，将是世界整体经济发展条件的根本破坏。军备竞赛和战争威胁是世界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最危险的制约因素。其次是人类面临日益严重的南北贫富悬殊问题、贫困和就业问题、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经济风险防范问题、国际犯罪和恐怖主义、毒品和艾滋病为代表的新型疾病的威胁，等等。这些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已经严重构成了对世界各国发展的现实障碍。再次是世界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问题。不合理的旧秩序不仅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重大障碍，也是发达国家发展的制约因素。
以上所有这些重大的共同性的矛盾和问题，又都是个别国家不能独立解决的，而不解决这些人类面临的共同性的矛盾和问题，世界各国要发展都很困难。如南北贫富悬殊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因为世界四分之一的人的经济发展不可能长期建立在四分之三的人的贫困基础上。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因为“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的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的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282页。）。所以，要解决世界发展面临的总体性矛盾和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要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必须依靠全世界不同信仰的国家，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的共同参与和努力，必须依靠全世界所有国家在国家社会职能领域的广泛合作，当然更必须依靠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社会职能领域的对话、谈判、谅解、妥协和全面的互利合作。
四、和平共处的基本形式是合作与竞争融为一体
说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能够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和面向21世纪的和平共处；并不是说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只有了同一性，而没有了斗争性，斗争性已不再寓于同一性之中了。而是说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在总体上（全局上）已不再取对抗的态势，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已获得了新的历史形式。这种新的历史形式，决定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的基本形式是合作与竞争融为一体。
当代世界，随着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形成，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阶级职能的较量，越来越通过国家社会职能来执行，国家之间矛盾的对抗因素在减弱。这集中表现为由过去的对抗向竞争转化。对抗主要表现为通过军事、政治较量来铲除对方，即通过武力和其它破坏活动来推翻和颠覆对方；而竞争则主要是两种制度生命力和影响力的竞赛。决定竞赛胜负的关键是它们适应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能力；管理经济和社会、妥善解决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从而使社会稳定发展的能力；以及不断全面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能力。这实际上是两种制度国家的国家社会职能优劣的竞赛。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在竞争中“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通过开放，扩大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和互利合作来取得发展的外部条件；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通过再发展取得竞争的优势，从其自身利益，特别是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出发，也必须同社会主义国家加强交流和合作，共同解决世界的经济发展条件和其它方面的问题。因此，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竞争加剧，利益磨擦增多的同时，它们之间经济发展的相互依存性和共同利益及协调和合作机制也在发展。总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矛盾的主要形式，已经由对抗转化为竞争，而竞争又是通过合作、交流展开的，即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这种合作与竞争融为一体，已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基本形式。
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在国家社会职能领域的全面和平共处，正在成为两种制度国家关系的主旋律。但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时时发难，及国家阶级职能的干扰，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中也经常出现一些与和平共处的主旋律不合谐的现象，甚至出现某种局部的对抗。对此，除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必要斗争外，“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9页。）
收稿日期：1998—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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