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金融合作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之路论文,地区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是南美国家经历的经常项目的危机，而是由资本项目引起的危机，这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不过危机好像并没有给中国留下切身记忆，当时中国还没有实行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交易自由化，因此所受的打击非常小。在1998年的达沃斯论坛上，中国前任总理朱镕基在演说中提出的“人民币不贬值，为亚洲金融危机设置防火墙”得到了各方称赞。仔细考虑，朱镕基总理的提议不过是重申了“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和严格管理资本交易”当时这一基本的外汇政策和汇率政策。这本不是值得吃惊的新内容，只是被克林顿总统大肆宣扬了而已。
近几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变化。经常项目收支大幅盈余和外汇储备不断增长，西方各国要求中国汇率自由化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之际，中国也开始认真考虑汇率和资本账户自由化带来的后果。
俯瞰危机后10年内各国采取的各种政策，及社会、政治领域的结构改革，内容可谓庞杂。最重要的教训是，1998年IMF开列的一系列处方(例如对泰国)，“通过大幅提高利率恢复储蓄投资的平衡+通过削减财政支出和提高税率来实现政府部门盈余+通过本币贬值来改善经常项目收支”，并没能对症下药。应该制定针对资本账户危机对策，注入短期国际流动性；为防止外汇市场的混乱和汇率超调(Overshoot)，在短期内停止市场交易，临时停止本国货币的国际化，发动例外汇兑管理；如果经济出现泡沫，就制定新金融政策，促使引发并助长泡沫的金融机构改变借贷模式；在此基础上，阶段性地考虑汇率市场的重新开放和管制的再缓和。当然，在紧急避难时期，也要考虑危机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抑制通胀。
二、流动性危机对策
回顾流动性危机的一个教训——1997年8月对泰国金融援助的东京会议。7月，泰国向IMF求援。特使团认定流动性不足金额即所需的紧急援助金额为110亿美元。IMF的出资上限为40亿美元，东京会议的主题就是商讨各国如何分担其他金额。虽然未经确认，据说日本当时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如果其他国家不提供援助，日本将全额负担70亿美元的差额。
事实上，当时筹集了172亿美元的紧急援救基金。由于忌惮日本比自己出的援金多，最后IMF拿出与日本相同的额度(40亿美元)。包括IMF的40亿美元在内，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ADB)等国际机构共同出资67亿美元，剩下的105亿美元由亚洲各国分担。当时，美、英、法、德等西方国家虽然也参加了会议，但是没有提供任何援助。路透社曾报导这次会议是“没有欧美国家参加的、不完整的交易”。
笔者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最初教训是，当时亚洲各国包括泰国及资金提供国在内，都深切感受到：“在亚洲，不管哪个国家遭遇到流动性危机，能给予援助的只有亚洲各国自己。”亚洲各国在东京会议后对此达成了共识。基于此，同年9月末在香港召开的IMF·世界银行总会的会议室外的长廊内，亚洲货币基金(AMF)的构想得到广泛讨论和赞同，甚至发展到马上要公之于众的程度(本文沿用香港会议的非正式讨论中决定的暂称，使用“亚洲货币基金”(AMF)来命名这个构想)。
众所周知，1997年秋，一度受挫的AMF构想改变了身姿，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CMI(Chiang Mai Initiative，清迈倡议)的形式被不断充实和发展。CMI是指区域内的各国逐次缔结两国间的融资互换协议，当一个国家发生危机时，向其他协议国发出合作请求从而达到弥补流动性的目的。早在2000年5月的ADB总会上，东盟十国(ASEAN)和中日韩三国财长就已达成了基本共识。CMI首要目的是“对危机状况迅速做出反应，以回避危机”，这一目标延续至今。之后三年内，各国加速缔结和充实了协议。2005年5月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东盟十国和中日韩三国财长会议(APT)上，CMI再度确认和进一步强化。2006年5月在海德拉巴举行的APT财长会议报告上，CMI总额达750亿美元，而且提出了发展的方向：第一，确立了集体决策机制，即在紧急时刻迅速、同时行使多个两国间协定；第二，不断强化地区经济监测能力，设立早期警戒体系工作小组；第三，将各国的财长代理组成一个课题小组，目的是建立比地区流动性援助框架更进一步的合作框架(CMI多边化或新一代CMI)。
第三点意味着CMI在其基本特征的基础上，面向未来展望的问题也成为其共同议题。今后在研究CMI理念发展史时，海德拉巴会议的成果将成为里程碑。按照常例，CMI的实际决策机构APT财长会议每年5月在亚洲开发银行总会举行的同时召开。2007年在日本京都举行的APT财长会议发表的共同声明中有关CMI的内容如下：
第一，确认CMI框架的总额已达800亿美元。第二，促进CMI多边化课题小组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果，确认了今后采取的阶段性方法。第三，关于多边化的形态，各国一致同意在一个整体契约的大前提下，原则上各国的外汇储备是最适当的，认为这个协议向新框架的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第四，指定各国财长的代理人一起讨论监管体系、外汇储备的适当性、资金约定规模、借款限额、发动机制等多边化事项。第五，确认了关于强化地区内监管体系合作的重要性。
京都协议重申了海德拉巴协定提出的新理念的重要性，并向着实现迈出了具体一步。特别是把作为今后讨论课题而提出的各种观点同整体协议框架下储备池的外汇储备相联系，保证了协议有效行使。
2008年APT财长会议在马德里举行，这次会议有关CMI的进展有三点。第一，继承京都协议的内容，再次确认了在一个整体契约的基础上，通过各国运用各自的形式蓄积外汇储备池的基本思想，继续讨论如何促进CMI的多边化。第二，强化区域内政策对话，发挥监视作用，探讨在必要时提供有效信息的国际性机构及其作用。第三，多边化总额至少需要800亿美元，东盟十国和中日韩三国的出资比率为2∶8。
虽然2008年的会议和前两次会议相比没有太大变化，但是不可否认，CMI在过去一年内的确在不断向多边化的方向强有力地、踏踏实实地迈进。
马德里会议的声明中没有谈到储备池的总额以及各国的约定额，可以推测，决策权是掌握在各国财长代理人手中。大体来看，各国签订的双边协议的总额就是其储备总额。这样，储备池总额应为800亿美元。储备当初声明的可实施金额(即总额的20％)十分合理：最初的20％可通过APT会议来实施，剩下的80％可通过与IMF的共同合作来实施。不管怎样，虽然目前资金运用权交给各个国家，但在必要时会从一般外汇储备中自动取出，并在一个统一的契约下使用。这样的话，虽然多边化CMI的形式不一样，但从流动性危机的应对能力和时效性看，可被视为在1997年曾一度受挫的AMF的复苏。
三、地区监控体系的动向
监控体系是指从各国统计体系的建立开始，对宏观经济的动态、国际形势的应对、经常收支和外汇储备的动态以及对其他各种细节状况进行实时监控，犹如学生参加考试一样。有国家目前实行的汇率政策受到质疑，区域内其他各国在必要时施加某种压力(Peer Pressure)。如果每个国家独立地制定对策，就会受到自身能力的限制，因此由区域内各国来共同制定对策的方式是最合适的。从这点来看，APT财长会议上将监控体系称为“关于区域内经济局势的政策对话”是非常富有远见的。
一国难以单独应对的问题还有：第一，全球经济失衡，即美国的经常收支赤字和对外债务积累的问题。亚洲各国的外汇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的3/4，且大都以美元资产持有，这是一个共同面对的问题。第二，油价走高和能源问题。中印两国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产油国和非产油国的平衡问题，都将成为亚洲难题。第三，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问题。资本交易的自由化、汇率政策的自由化、各国货币的国际化等要求不断升级。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曾多次被指责在这些问题上顺序定位错误(自由化的优先顺序)。它们再也不想听到类似的批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取得共识。第四，汇率政策和外汇政策是需要共同理解和解决的课题(可参照“IIMA”的网页)。
在东盟“10+3”机制的基础上，监控体系的重要性每年都会达成一致，在新的发展方向不断取得进步，这应被看作是从危机中汲取教训并不断成长的好例子。从2009年开始，在讨论CMI本身发展问题的同时应讨论建立APT常设事务局的事宜。进入21世纪后，建设东亚共同体的事项被正式提上日程，现在又具备了APT这一千载难逢的平台。一方面，CMI本身的特征将会得到进一步强化，即具有作为流动性填补装置来应对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作为防止和早发现危机的手段，区域监控体系的重要性在被重视，所网罗的具体内容也在不断细化。为了完全实现上述两个高度关联的目标，有必要尽早建立常设事务局，当然应谨慎地采取行动。笔者由衷地希望，相关各国考虑问题时能从全局利益的角度出发，而不是只顾本国的利益。
四、新的区域金融机构
如果APT建立常设事务局，就能在发展CMI的同时不断促进区域监管体系的完善，这样APT就是AMF构想的复活。AMF构想虽然曾在1997年秋被一度搁置，但之后却频频成为各种研究机构、研究会议上被讨论的主题，其原因如下。
在负有直接责任的政府部门(财政部或央行)，这个问题可能“暂时”不会被提到桌面上，但是迟早它会成为本区域面临的正式课题。因此，各国政府部门向研究机构或明或暗地发出了信号，希望它们先进行细致而谨慎的交流和酝酿。
进入21世纪后，“东亚共同体”的概念逐渐形成，并以APT为中心的形式推进，建立了“东亚智库网络”(NEAT)。NEAT涵盖的领域和范围非常广，包括金融合作、整体结构、移民劳动合作、文化交流等。2007年8月在新加坡举行了包括六个部门会议报告和政策建议的总会。将上述“智库之间细致而谨慎地酝酿”的成果总结起来，并在APT首脑会上提出。笔者拜读这些政策建议后，发现有几点疑问。
据推测，2007年4月18日在总会上被提出来的报告应是同年4月7—8日在上海举行的工作会议的记录。中国研究机构被委任为这次会议的主审。报告内容大约有六页，简短精练地总结了会议内容。但毕竟包罗万象地囊括了各种观点，从总体看必须承认有散乱的印象。为方便参照，在“政策建议”部分，整篇文章中的每个小段落都有一个编号，最后的编号是第43号。其中第14号到第18号是关于金融合作问题的。
14：倡议超越CMI、朝多边化的信用方式发展，并把机能委任给新创建的东亚储备合作基金(East Asian Reserve Cooperation Fund)。
15：为强化CMI的机能，强调情报互换、政策协调、监视资金流动的必要性，提倡把APT财长会议扩大为包括央行行长会议在内的会议。还提倡把NEAT的金融合作工作会议的范围扩大到地区内各国的金融财政政策的修改和协调等领域。
16：为了解决亚洲债券市场的问题，创建促进委员会(Steering Body)，来培育各国债券市场的成长，强化债券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倡推进税制改革，同时指出超越地区国境、促进债券交易活性化的债券市场自由化的重要性。
17：从官民合作的重要性出发，提倡创建“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促进机构”(East Asian Monetary and Financial Cooperation)，认为金融基础设施的整备、促进区域内金融监察的整合性等是非常必要的。
18：关于亚洲货币单位(ACU)乃至ACU指数，不仅对其构成比率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而且认为对ACU指数的可能性进行深入调查十分必要，提出为调查建立特别机构(Specialized Body)。
读罢上述“政策建议”，相信存有疑问的人不会只有笔者。其问题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本次工作会议的主审，好像并没有充分关注本领域的最新动向。第14项阐述的“东亚储备合作基金”，可以推测指的是与逐渐发展成熟的AMF较为相近的内容。根据2007年5月的APT财长会议的决定，第14项里所指出的有关内容基本都已准备实施。笔者已在前文指出：若APT为了CMI设置常设事务局，那么就成为AMF。在制定本次建议时，上述事项必须是前提内容。第16项及第18项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研究机构必须清楚地了解官方领域或政治层面上的实际工作进展的程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交流和讨论，否则只是空谈。
第二，研究机构提出的建议超出了被期待的职能范围。第15项提倡扩大NEAT的金融合作工作会议的活动范围，甚至包括区域内各国的金融、财政政策的修改以及政策协调等区域内监控问题。长期以来这一问题在APT的各层已进行了多次讨论，并随着问题观念的整合、技术准备的深入，已经开始操作。这个问题的实际负责人应该是财政金融当局，而不属于研究机构。即使需要研究机构出面，也只能是由该领域中负责监察、执行的政策当局委托进行分析性、理论性的解析，比如对于统计方法或统计数字的分析、某个特定政策协调的实际效果或意义的分析等。
第三，报告中提到：为了实现区域内债券市场的整合，应采取区域内债券市场自由化的各种手段云云。一般意义上而言它完全没有疑义，但这意味着市场自由化，即以资本市场为首的各种市场的自由化、货币的国际化和资本账户交易的自由化。这正是在上次亚洲金融危机中曾经遭受多方指责的自由化和国际化的顺序问题。培育区域内各国债券市场的课题，不仅庞大、非常重要且极具挑战性。为了避免再次受到外界的批判，该报告试图在综合研究中寻找解决方法，结果却给人粗糙之感。
政策建议中提到的“东亚储备合作基金”或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促进机构”等多个新组织的创设建议，几乎都是把曾讨论过的内容变换形式再次提出。第16项提及的促进机构和第18项提及的特别机构，由于缺乏充分说明，难免让人产生误解。在此，笔者就这两个“新机构”的创设，阐述关于区域货币金融研究所的构想。
笔者很久以前就曾撰文主张：如果AMF的构想实现，调查研究部门(暂称为AMF Institute)不可或缺。下一阶段APT应设立CMI的常设事务局，参与地区内监控体系，如果遇到阻碍，莫如考虑优先建立AMF Institute。如今并没有出现事先担心的障碍，CMI的发展非常顺利，预计组建APT常设事务局的进程也将比较顺利。从战略角度，现阶段率先建立调查研究部门的必要性不大。但这并不意味着AMF Institute(倒不如用CMI Institute)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所降低。由于委托研究部门进行的研究课题和调查内容非常多，设立常设事务局的日程启动时，应同时将研究部门的设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AMF Institute可以被视为组织化的CMI集团(或AMF集团)的智囊团，承担CMI本身难以开展的调查研究。
第一，亚洲地区外汇和汇率政策。制定一套能够摆脱现行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外汇制度，替代美元的本国货币价值的计算方法；研究以贸易为中心的结算货币的多样性、促进区域内货币的互换和互用、区域内货币结算方式的近代化、区域内货币单位(ACU)等问题。
第二，本国货币的国际化和自由化。研究针对外汇投机的对策，包括设定资本交易自由化的各个发展阶段、区域内债券市场的整合等内容。
第三，应对国际短期资金的冲击。首先提高监控体系的准确度；其次进行提高早期发现体系的准确度、实施危机对策(包括贷款条件确定机制)的基础调查和研究；再次引导监控风险投资基金的国际舆论等。
第四，应对国际性资金不均衡的问题。促进区域内各国持有的外汇储备多样化，有效使用区域内蓄积，活用SWF(Sovereign Wealth Fund，主权财富基金)等。
第五，制定培育区域内各国金融市场、长期资本市场的措施。以培育区域内各国的机构投资者、有机地整合区域各市场为目标，建立和完善区域结算系统，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组织化的CMI是具有权威和实力的机构。由它本身来开展调查研究，若将一些特定的问题(例如代替现行的事实上的钉住美元汇率制，用由日元、欧元、美元等组成的货币篮子来衡量本国货币的价值手段等)作为研究项目，容易导致以所谓CMI的政治意图做文章，难免会在讨论课题本身的对错之前引发一系列讨论。但若以CMI研究所为主体，对此类课题展开分析并进行纯理论研究，相信不会遇到很大阻碍，这就是分离CMI和CMI研究所的原因。应当将CMI视为实际执行政策、进行对话的行政部队，CMI研究所则作为智囊团发挥后勤作用。既然这次总会的政策建议中提到了促进机构和特别机构，考虑到新机构负责的研究课题，是否可以考虑由AMF研究所来承担呢？
五、亚洲货币单位(ACU)①
亚洲金融危机后不久，世界各方(特别是华盛顿和华尔街)对危机原因进行批判的论点之一就是“钉住美元汇率政策的失败”。简单地说就是主张“应该采用钉住一揽子货币来达到汇率政策的稳定”，但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主张。实际上，如何从与一揽子货币保持联动到维持、努力实现这一货币体系所需条件等问题都需要认真讨论。
欧元诞生于亚洲金融危机后不久。在之后两年左右的时间内，欧元在货币市场上不断被抛售并创下了最低价格。由于极高的信誉，欧元在市场上被各方争购，2000年秋后突然摇身一变，之后汇率一路凯歌，占据高位。先前主张“钉住一揽子货币”的人们在看到欧元的成功后，又异口同声地主张“创建ACU，在其创建初期主要采取与本国货币联动的方式，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区域内单一货币的目标”。在他们看来，“ECU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民间部门参与到了市场交易中。因此在区域性货币的实用化过程中，民间部门的积极参与是必需的”。持上述主张的人们(所谓的经济学家们)忽略的问题是，欧洲为创建一个可供民间使用的ECU，历经长年累月的心血和付出才得到回报。
重要的是，作为供民间使用的货币单位，必须在构成货币之间确保近乎完美的可兑换性。一个以ACU结算的债券发行人，绝大多数情况下会把ACU换成本国货币来使用。作为合成货币的ACU如果能在市场上卖出去，就没有问题；如果卖不出去，就要按照ACU的构成比例在市场上分拆卖出。到债券的偿还日，也有可能发生与上述内容相反的现象。如果那时构成货币之间没有兑换性，以ACU结算的债券交易会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任何有活力的民间部门都不会参与这种有风险的交易。欧洲为了确保各国货币的可兑换性，付出了多大努力，经过了多少次失败！这段历史无论读多少遍都能给人充满智慧的冲击。
冷静地考虑，在现阶段APT各构成货币当中，具有充分可兑换性的货币只有日元，距离实现具有实用性的ACU货币构成还需要时间。那么，有关ACU构成货币的讨论没有任何意义吗？当然不是。国际货币研究所受ASEAN事务局的委托，用了两三年时间进行了一次调查。该调查在充分考虑上述各种限制条件的基础上，建议首先创建以APT货币为构成内容的货币单位。此单位的权重可在任何时点上计算，因此能随时掌握其与本国货币的背离程度，观察地区内货币平均权重的动态以及本国货币的相对动态，这样一来，可以促进各国外汇政策与外汇市场的相互加深理解。另外，外汇管理和国家的资本流出入的状况亦能通过该项指标呈现。虽然远未达到在实际商品交易中使用的程度，但完全可以用作监控指标。
从亚洲的视角来分析金融危机的教训，就是“过度钉住美元的脆弱性”。有两个对策：
第一，推进结算货币的多样化。2008年下半年的美元走低以及原油走高的结果，使得海湾各国已明显地出现脱离美元的现象。可以预计，现阶段潜在地、战略性地脱离美元的动向已得到了区域内各国的默许。
第二，促进区域内各国货币的相互使用。关注在新加坡、香港的货币兑换商的交易，这些兑换商远远高出大银行的定价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史无前例的。从最初的现金交易到小额汇款再发展为大额汇款，同时为了控制其风险而产生了完善基础设施的需求。这种动态无疑同区域内货币间直接外汇交易市场的建立高度相关。
从问题意识出发，在逻辑性地考虑区域内的对策并开展实际行动的过程中，也许会出现“亚洲的事情就随亚洲的便吧”的声音。CMI以及CMI研究所的建立就是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它也表明亚洲各国对防止危机的一种决心。为了推进和加速亚洲地区的合作进程，以中日两国的远大构想和深邃洞察力为基础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极为重要。
注释：
①ACU是以亚洲货币为基础的货币单位。不同的学者对其命名不同，实际上ACU也是新加坡离岸账户体系的称谓。虽有点混乱，但由于其称谓也已众所周知，因此笔者使用ACU来代表亚洲货币单位，并没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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