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许浑诗在晚唐的典型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唐论文,典型论文,意义论文,论许浑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许浑（用晦）是晚唐诗坛最受褒贬毁誉、月旦甲乙的一位作家。褒扬者如陆游《跋许用晦丁卯集》云：“许用晦居于丹阳之丁卯桥，故其诗名《丁卯集》，在大中以后，亦可为杰作。”郑杰《丁卯集序》称其“体制严厉，笔力精神”，“诚盛唐之气象，诗家之法程。”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将其与杜牧、温庭筠、李商隐并称为“晚唐铮铮者”。贬抑者如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云：“许浑、郑谷，厌厌有就泉下意。”杨慎《升庵诗话》卷九云：“唐诗至许浑，浅陋极矣。”黄子云《野鸿诗的》称：“许（浑）、赵（嘏）诸人，专以字句取媚，而气体日趋卑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历代对晚唐诗的评论中，许浑诗之优劣总是被看作最具典型意义的话题再三提起。其实，也正因为许浑诗在晚唐诗坛具有突出的代表性，才被后人长期反复地打量、摩挲、咀嚼，以至各执一端，形成聚讼。因此，探讨许浑其人及诗歌在晚唐的典型意义是非常必要的，也只有在对其典型意义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平允地评价它的价值。
许浑心态
在后世人们心中，许浑是一个心乐林泉、高蹈遁世之士。陆游《读许浑诗集》云：“裴相功名冠四朝，许浑身世落渔樵。若论风月江山主，丁卯桥应胜午桥。”放翁此诗颇能说明后人眼中许浑的形象，甚至使人“慨然想见其为人”（管绍宁《重刻许郢州丁卯集序》）。然而，考其行迹，与“身世落渔樵”显然不符。就其一生经历来看，他的经世之志、求仕之心从未泯灭过。许浑是高宗朝宰相许圉师之后，自其先祖许自明起，虽家道中落，无出将入相者，但他始终追求着“戴儒冠”而“事素王”，希望能够建功立业。[1]在《早发寿安次永济渡》中，他曾坦率地宣称：“会待功名就，扁舟寄此身。”在《谢人赠鞭》中，他感激朋友送来的蜀国名鞭，满怀壮志地表示：“莫言三尺长无用，百万军中要指挥！”然而，许浑所置身的晚唐是一个有志之士虚负凌云之才、一生襟抱难开的时代。经济的崩溃，皇权的消解，科举的糜烂，吏治的腐败，使人们被现实重重黑暗围绕着，压抑着。他们不但不可能像盛唐士子一样充满自信，狂放淋漓，也不能像中唐士子那样投入统治集团的自救，期望中兴。报国无门，万念俱灰，使晚唐士子倍感抑郁和苦闷。这里我们不妨从盛、中、晚三代诗人面对夕阳西下时的感情，比较一下他们心态的差异。请看盛唐人，他们高唱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高城眺落日，极浦映苍山”（王维《登河北城楼作》），歌颂着圆满的夕照和夕照的壮观，暮日被激情诗化；中唐人也能吟诵“润色笼轻霭，晴光艳晚霞”（独孤授《花发上林》），“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刘禹锡《酬乐天咏老见示》），还能显示出晚而不暗，迟而不衰的英迈之气；晚唐人面对夕阳，再也没有“落日心犹壮”的高歌，只有无限感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乐游原》），“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充满着迟暮的哀怨，这是时代的悲伤浸透心灵后的哀叹。
黑暗的现实决定了已无门荫可庇的许浑走上科举之路时就面临着坎坷。据考许浑初入科场在元和初年，其时约二十岁，其后屡次被放，在饱饮了“下第泣秦京”的泪水后，大和六年方一试及第，前后经历二十余年。当他唱过《及第后春情》：“世间得意是春风，散诞经过触处通。细摇柳脸牵长带，慢撼桃株舞碎红。”殊不知在其后的关试中竟未能通过，故不能释褐除官。经依例到节度幕中迂回一番，得其论荐，于开成三年才得除宣州当涂尉，此时已年届五十，“一尉沧洲已白头”（《陪宣城大夫崔公泛后池兼北楼宴》）了。
自大和六年春应举及第后，有三次重大政治事件对许浑的心态产生严重影响。一是大和七年故相国宋申锡谪死开州。大和五年，相国宋申锡谋去宦官，反为宦官所构，朝官力辨其冤，方免一死，贬于开州，七年七月卒于贬所，许浑作五律《靖恭里感事》哀悼之：“清湘吊屈原，垂泪撷苹蘩。谤起乘轩鹤，机沉在槛猿。乾坤三事贵，华夏一夫冤。”[2]同时又作七律《闻开江相国宋公下世二首》，哀其“恩忠作祸，无罪为灾”的不幸。二是大和九年朝廷“甘露之变”。是年文宗再用李训、郑注翦除宦官，密谋不周，酿成了宦官反则狂戮朝官，千余人惨罹斧钺的“甘露之变”。许浑大和六年应举之座主，时任宰相的贾
亦为宦官所害，他在润州闻讯深为悲怆，作《甘露寺感事贻同志》云“雪愤有期心自壮，报恩无处发先华”，抒发对“云蔽长安”的忧愤。三是大中十二年，盐州刺史刘皋被宦官杨玄价诬杀。其时许浑虽身已老迈，悬车在即，但事发后即愤书《闻边将刘皋无辜被戮》诗，直斥“外监多假帝王尊，威胁偏裨势不存”。宦官专权是中晚唐最黑暗的一幕，三起事件皆源于阉臣作乱，这不断的灾难和深刻的危机在诗人心中布满层层阴云。加之朋党相争，相互排斥异己都实在很厉害，许浑虽自持中立，但又无法回避党争的现实，而云诡波谲、水深火热的朝政也不能不使诗人的心深受创痛。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许浑自入仕后一直处于两难的心境中：为了实现经世济民的政治抱负，也为了摆脱“家贫为客早”（《示弟》）的物质上的匮乏和生计的困顿，他希望展开理想的翅膀，在青云中翱翔，但正直的人格又使他处世严分清浊，不肯屈己从人，更不肯与邪恶合流。为了保持个性品质，也为了远祸全身，他又不得不敛翅回降到地面，在山水林泉中啸傲。这种两难的心境使他长期在江湖与魏阙之间痛苦地徘徊着。会昌元年他移摄太平县令，秋内擢监察御史，《将赴京题孙处士山居二首》其一云：“应学相如志，终须驷马回。”可见初践台省他是何等自信！但身居察院，刚方苛严，婴鳞人主，忤逆权臣，不能见容于朝廷，会昌三年托病辞职东归，责授润州司马。其间上天台，游练湖，入茅山，在大自然及佛门、道流中流连徜徉。会昌六年，宣宗即位，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他即西上干禄。大中三年再拜监察御史，但当年秋深感“虚戴铁冠无一事”，在无可奈何之叹中“沧海归去老渔舟”（《秋日早朝》），再次坚乞东归。大中四年，在丁卯涧村舍自编了《乌丝栏诗》，又赴睦州刺史任。六年擢为虞部员外郎，旋请疾分司东都。大中八年，一麾出守，任郢州刺史三年，盖即挂冠归里。咸通初又重返台省，三莅察院。[3]在晚唐诗人中，似乎没有谁象许浑那样频繁地西上干禄、东归暂隐，屡进屡退。“万里高低门外路，百年荣辱梦中身”（《题苏州虎丘寺僧院》），其诗作也始终贯穿着出与处的矛盾。在《闻边将刘皋无辜受戮》等诗中，我们面前突现出的是挺挺有节、忠规谠论的斗士形象，而“身闲境静日为乐，若问其余非我能”（《南庭夜坐贻开元禅定精舍二道者》）；“何必老林泉，冥心便是禅”（《游果昼二僧院》）；“何以参禅理，荣枯尽不闻”（《春醉》）的诗行里则显现出一个寒暑不惊、枯荣不察的方外之士。赋闲时他期待着河桥题志，驷马驾回，赴阙时又“帝乡明日到，犹自梦渔樵”（《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这种判若两人的形象和矛盾的性格，是特定的晚唐社会的政治状况和现实氛围所形成的。透视许浑所处的那个典型环境，我们不难找到许浑两重性格产生的某种背景，并深深体察到诗人志在进取，却又“徒有干时策”（《闻两河用兵因贻友人》）；刚登高峰，又如临深渊的深刻的痛苦。诗人正是在这样的痛苦中，任心灵受着啮噬，让心窗向自然敞开，建构出“神清骨秀”（陈文述《书丁卯诗后》）的诗歌艺术之塔。而这种情感特征与艺术个性恰恰与“杜牧之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高棅《唐诗品汇总序》）相区别，在晚唐诗坛别具一格。
许浑诗格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尝云：“宋诗如林和靖《梅花诗》一时传诵，‘暗香’、‘疏影’，景态虽佳，已落异境，是许浑至语。”“七言律得一联云：‘晴江木落时疑雨，暗浦风多欲上潮’，然是许浑境界。”何谓“许浑至语”、“许浑境界”？其实这正是许浑讲究诗法的特点，即以工力为基础的整炼意工、律切丽密的诗格。这一诗格“致有声律之熟，无如浑者”（田雯《古欢堂集·杂著》卷三），标志着唐代律诗发展到纯熟的阶段。
对于许浑律诗的创作成就，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二举其七言激赏云：“七言律诗极不易，唐人以诗名家者，集中十仅一二，且未见其可传。盖语长气短者易流于卑，而事实意虚者又几乎塞。用物而不为物所赘，写情而不为情所牵，李杜以后，当学者许浑而已。”这一评价，似有溢美之处。但许浑七律格调凝炼，对偶精切，工巧清丽，确实超逸群伦，足以上接杜甫，下启后人。在宋代，这种诗格比较符合随着经济增长和文化水平提高而出现的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亦为许多文人士子所欣赏，模拟仿效者甚多，江湖诗派更自觉地以学许浑之工来作为救治江西诗派之粗的良药。在江湖诗派中颇有影响的诗人周弼“以唐诗自鸣，亦惟以许集谆谆诲人。”（《对床夜语》卷二）其《唐三体诗》中许浑诗入选17首，与杜牧相同，为入选数最多者。一时间江湖诗人中形成了“言古文止于水心，言律诗止于四灵、许浑”（方回《赠邵山甫字说》）的局面。宗仰许浑者固因其诗格而推尊，贬斥许浑者亦就其诗格而攻伐。如方回评价许浑诗“格卑语陋，恢拓不前”（《送俞唯道序》）；“工有余而味不足，即如人之为人，形有余而韵不足，诗岂专在对偶声病而已哉！”（《瀛奎律髓·春日类》）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亦批评许浑诗“以取青妃白，自矜整炼，大手笔所不屑也。”由此不难看出，偶对工切，匀稳整炼是许浑诗最重要的特点，也是后人孰瑜孰亮，形成聚讼的焦点问题。那么，我们有必要对这一诗格展开分析，以明得失。
先论词面排偶。按照格律要求，律诗一联上下两句（主要指颔联、颈联的出句和对句）字面句式、词性、词义要一一对应，形成骈俪的对仗形式，以产生整齐对称之美。上官仪、僧皎然在理论上概括提出“六对”、“八对”的名目，杜甫则以其创作实践树立了格律精细的典范，大大提高了诗歌修辞艺术。晚唐诗人普遍重视诗歌形式，而许浑在创作中则更为专注地推研词面，当骈俪处几乎无不偶对工整，其中不少都堪称精致工丽，情辞俱佳。如地名对：“晓月下黔峡，秋风归敬亭。”（《送僧归敬亭山寺》）“山昏函谷雨，木落洞庭波。”（《送前缑氏韦明府南游》）史事对：“荆树有花兄弟乐，橘林无实子孙忙。”（《题崔处士山居》）“汉业未兴王霸在，秦军才散鲁连归。”（《题卫将军庙》山水对：“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咸阳西门城楼晚眺》）“水声东云市朝变，山势北来宫殿高。”（《故洛城》）天文对：“玉池露冷芙蓉浅，琼树风高薜荔疏。”（《再游姑苏玉芝观》）“星河半落岩前树，云雾初开岭上关。”（《早发天台中岩寺度关岭次天姥岑》数量对：“碧云千里暮愁合，白雪一声春思长。”（《和浙西从事刘三复送僧南归》）“一声溪鸟暗云散，万片野花流水香。”（《沧浪峡》）色彩对：“雨中耕白水，云外
青山。”（《王居士》）“秋水静磨金镜土，夜风寒结玉壶冰。”（《送卢先辈自衡岳赴复州嘉礼二首》其二）花木对：“刘伶台下稻花晚，韩信庙前枫树秋。”（《淮阴阻风寄呈楚州韦中丞》）“芰荷风起客堂静，松桂月高僧院深。”（《寓居开元精舍酬薛秀才见贻》）除以上内容外，人名、宫室、器物、饮食、人伦、方位、文事、干支，在许浑诗中无不成对；就形式而言，实字、虚字、联绵字、叠字、双声、叠韵，无不可对。诗人在对偶形式中使事、咏史、写景、状物、抒怀，大都熨贴匀稳，工而能化，别具深心。在内容表达上，或各种意象相互补充，扩大表现范围，增加感情容量；或形成对比，使浅近的描述成为突出的刻画，加强表现的力度。应该说，这样的对句体现了诗人的慧心妙腕和深厚的艺术造诣，并非如方回所说“才得一句，便拿捉一句为联，无自然真味”（《瀛奎律髓·晨朝类》），更非如王世贞所说“乃近体中小儿语”（《艺苑卮言》卷四）。这种极力贬低，显然夹杂着尊盛排晚的门户之见。
当然，许浑诗中确实有些篇章过分追求整炼对称的美感反失之板滞；有些诗通篇作对，缺乏灵动之气（如《送林处士自闽中道越由霅抵两川》）；有些诗就一句看，刻画颇为生动，但上下句却有牵合之感，景与景之间跳跃断续，缺少联系主体；有些意象对应固定，如“山”对“水”，“水”对“云”，“蜂蜜”对“麝香”，“萧寺”对“庾楼”，“访戴”对“依刘”，“杨柳”对“蒹葭”，求字面之工，而未能情景融彻；有些对仗得意之句不辞重复使用，如“一尊酒尽青山暮，千里书回碧树秋”一联于《京口闲居寄京洛友人》、《郊园秋日寄洛中亲友》、《送元昼上人归苏州兼寄张厚二首》其一中凡三见，“江村夜涨浮天水，泽国秋生动地风”一联于《汉水伤稼》和《酬郭少府先奉使巡涝见寄兼呈裴明府》中二见。[4]如此种种，缺少变化，重复自己，就难免使“人讥才短”（《载酒园诗话》卷一）。
再论声调平仄。对仗亦要求上下两句声调平仄相反对立，使得诗句抑扬顿挫，和谐有致。晚唐近体诗创造已臻成熟，用韵颇严，许浑诗更谙于韵律，粘对得法，平仄合辙，并时作拗体，以击撞波折克服用韵于圆熟顺滑的弊病，形成别居一格的“丁卯句法”。拗体在唐诗发展中于初唐多见，乃属不自觉而为之。至盛唐杜甫吸收吴音，七言诗中以古入律，作有十九首拗体诗，“不止句中拗一字，往往神出鬼没。虽拗字甚多，而骨格愈峻峭。”方回批评江湖诗人学用拗字，“喜许浑诗‘水声东去市朝变，山势北来宫殿高’；‘湘潭云尽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来’，以为‘丁卯句法’，殊不知始于老杜，如‘负盐出井此溪女，打鼓发船何郡郎’；‘宠光蕙叶与多碧，点注桃花舒小红’之类是也。”（《瀛奎律髓·拗字类》）从创作继承的角度看，此说不误，但只看到继承的一面，而忽视许浑对拗体诗发展的一面，则又未免偏颇了。杜甫的拗体诗，既拗之，或救或不救，许浑则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向规则化、通俗化的方向发展，除少数变易二、四、六字外，一般拗于三、五字上，且出句拗第几字，对句亦以第几字救，不使落调。如“荆树有花兄弟乐，橘林无实子孙忙”（《题崔处士山居》）一联，出句第三字“有”字当平而仄，对句第三字“无”字当仄而平救之。“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咸阳西门城楼晚眺》）一联，出句第五字“日”当平而仄，用对句第五字“风”字当仄而平，既免本句孤平，又救了出句“日”字。[5]同样，“湘潭云尽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来”（《故洛城》）一联，以对句“春”字当仄而平，同时救了“暮”和“雪”两个仄声拗字。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一曾总结“唐人拗体律诗有两种：其一，苍莽历落中自成音节，如老杜‘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诸篇是也；其一，单句拗第几字，则偶句亦拗第几字，抑扬抗坠，读之如一片宫商，如许浑之‘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是也。”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亦注意到杜甫与晚唐诗人尤其与许浑拗体有所不同：“拗体律诗亦有古今之别。如老杜‘玉山草堂’一派，黄山谷纯用此体，竟是古体音节，但式样仍是律耳。如义山‘二月一日’等类，许丁卯最善此种，每首有一定章法，每句有一定字法，乃拗体中另自成律，不许凌乱下笔。”将不求合律的古体拗律改造、纳入律诗创作的轨道，成为符合规则的今体拗律，使这一形式既峭拔崛奇，气力厚重，又稳顺中节，严谨不紊，从而更通俗化，更易掌握和利用，这是许浑在晚唐文学创作的背景下对杜甫的继承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诗学意义。
许浑气体
前人讨论许浑诗格同时涉及到气体问题。“气体”与“诗格”不无联系，又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指诗歌的气局、风骨，亦即总体艺术风貌。黄子云《野鸿诗的》云许浑“专以字句取媚，而气体日趋卑弱”，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批评意见，而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三。云：“愚按晚唐诸子体格虽卑，然亦是一种精神所注。（许）浑五、七言律工巧衬贴，便是其精神所注也。若格虽初、盛，而庸浅无奇，则又奚取焉。”郑杰于明弘治间作《丁卯集序》则更称许浑诗“诚盛唐气象”。
应当指出，将许浑诗称赏为“盛唐气象”显然过当，但黄氏云其“气体日趋卑弱”，只是将宋人所谓晚唐诗“格调不高而有衰陋之气”（吴可《藏海诗话》）的批评不加分析地套用到《丁卯集》中而已。许学夷看到许浑诗格的内在价值，实谓有识，但“体格虽卑”之说又仍不免落入传统的以时界诗、以正变论诗的窠臼。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歌谣文理，与世推移，其创作必然打上每一个特定时代的戳记。四唐历史变迁，社会生活不同，创作背景有异，如果强以盛唐诗的气局作为价值标准衡量晚唐，则不可能看到晚唐诗别有“一种精神所注”了。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对艺术创作与时代风会的关系有精辟的分析：“悲伤既是时代的特征，那他在事物中看到的当然是悲伤。……在悲伤的时代，周围的人在精神上能给他哪一类的暗示呢？只有悲伤的暗示，因为所有人的心思都用在这方面。他们的经验只限于痛苦的感觉和感情，他们所注意的微妙的地方，或者有所发现，也只限于痛苦方面。”从这一观点看，我们同意叶燮《原诗·外篇》中提出的“衰飒之论，晚唐不辞，若以衰飒为贬，则晚唐不受”的看法。唐末国祚将近，万方多难，残照的血色映入诗境必然带有悲凉萧瑟的情韵，作者在诗作中更注意“微妙的地方”，大气流转深灏万里的情境更多地为匠心独运、精细刻画的画面所代替，静态美胜于动态美，哀感胜于乐感，这是时代使然，也是许浑诗“别有一种精神”的根坻。
这里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是许浑“哀感”诗的思想内涵。“情与气偕，辞与体并”（《文心雕龙·风骨》），“气体”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体，而“气”出于“志”，没有丰富的情志和蕴含其中的真实感受，则不可能使气体端翔。反之，能以思理纲维诗篇，并辅之以修辞，则气生而体立，具有审美价值。因此，许浑诗的思想内涵是我们评论“许浑气体”并作出价值判断的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事实上，最早对许浑诗的批评正是着眼于这一问题。蔡居厚《诗史》云：“许浑诗格清丽，然不干教化。又有李远以赋名，伤于绮靡，不涉道，故当时号‘浑诗远赋’。”（《诗话总龟·评论门》引）今可考知最先提出这一看法的是五代花间词人孙光宪，（参杨慎《升庵诗话》卷九）但此说显然心挟褒贬，失之偏颇。许浑其人确时有逃儒之意，其诗亦有淡化现实之迹，但诗人毕竟是世局中人，具有民胞物与的襟怀和源于时代的忧患意识。因此，我们时时可见现实生活的波涛在丁卯诗中奔涌。他游历边塞，为“夜战桑乾北，秦兵半不归”（《塞下》歌吟当哭，初登仕版敢奋笔成诗为受诬之故相讼冤，在老之将至时也不辞为地方长官无辜受戮痛斥宦官，在黑暗的氛围中划出一道光亮。我们在前面已提到《甘露寺感事贻同志》诗，与白居易因“甘露之变”写作的《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所云“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的远祸自全的态度相比，许浑诗可谓意气充沛，义愤溢于言表，它表明诗人在温柔静穆之外有“金刚怒目”的一面。
许浑还有许多怀古、咏史诗实堪注意。时至晚唐，二百多年的帝国大厦即将倾倒，敏感的诗人们得风气之先，最早感受到历史嬗变的征候，他们从眷恋和怅恨，进而转入从历史中寻找经验教训以史鉴戒的思考，因景生情，抚迹寄慨而写怀古之章；援史兴感，抚事而叹遂成咏史之篇。特定的时代背景使晚唐怀古、咏史诗在唐代诗史上占有了重要地位，而许浑正是这类题材写作最多，成就最为突出者之一。其言当代史事往往别具深意，如《骊山》先言其盛，无比华耀；后言其衰，无比凄寂，形成鲜明对比，“以为诗史”（《贯华堂选批唐诗》卷六），足可与同时代作者骊山题材佳制媲美。再看《经马镇西宅》：“将军久已殁，行客自兴哀。功业山长在，繁华水不回。乱芹侵废井，荒菊上崩台。唯见军中卒，朝朝戏马来。”马镇西即天宝间“中兴猛将”马璘。诗系经长安城第一街延康坊其故第而作。据《旧唐书·马璘传》载，安史之乱后，法度隳弛，内臣戎帅，竞务奢华，亭馆第舍，力穷乃止，时谓之“木妖”。马璘宅第，经始中堂，费钱二十万贯，他室降等无几，最称奢糜无度。这种国失法度纪纲，官僚贪污奢侈的现象延至中晚唐愈演愈烈，诗人以忧以恨，亦讽亦刺，“因故第而哀镇西，并哀镇西之前，镇西之后在此故第中者，无弗如此，……此中歌舞者究竟归于乱藤丛菊，岂特一镇西而已！”（许培荣《丁卯集笺注》卷二）这类诗直面当世，赋事兴衰，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其气沉郁，亦有骨力。在咏史、怀古之作中，诗人更多地把目光投向遥远的过去，缅怀历史，评论成败得失，褒贬善恶美丑，感慨盛世不再。如《咸阳西门城楼晚眺》、《凌歊台》、《金陵怀古》、《姑苏怀古》诸作，诗人登高望远，透过荒凉历乱的山河陈迹，追抚历史的创痛。展示在眼前的正是当年朝朝琼树、夜夜璧月之地，而如今夕阳衰落，风雨欲作；满殿千官贵骨，尽成荒冢野鬼；秦宫汉殿，吴宫凌歊，六朝台殿，连同紫气皇祚，人烟辐辏，咸委绿芜黄叶，禾黍积莽；百年之荣，作万年之计，如此骄奢肆志，留下的只是永久的棒喝。诗人椽笔挥洒，牢笼几个世纪的沧桑迁变和人事殂落，以历史映衬现实，给人以深刻的理性启示。
晚唐有着怀古、咏史诗创作最为适宜的土壤，杰出的诗人无不在这一题材创作上留下名篇，李商隐、杜牧、许浑无疑是最前列者。李商隐重尖刻冷峻的讽刺和揶揄挖苦，实中见虚，自铸具有浓郁抒情色彩和深长情韵的意境；杜牧重借题发挥，纵横议论，“在作史者不到处生目”（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虚中有实，显示别开生面，俊爽豪健的风格；而许浑虽同样善于托讽，“尤善用古事以发新意”（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三），但又自成特色。他瞩目山河陈迹，俯仰古今兴废，注重从对比中抽绎哲理，抒发悲慨。在艺术表现上突出写景，颔联、颈联往往皆作“景联”，呈现出一幅幅风物残萎、旷寂凄迷的画面。诗人选取的逝水、寒雨、夕阳、秋色、荒草等自然意象熏染着浓重的主观感情和哲思的光晕，经有机组合，含蓄蕴藉，成为“警联快句”（同上）。尾联则多如“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咸阳西门城楼晚眺》）、“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洛中”（《金陵怀古》）、“四海义师归有道，迷楼还似景阳楼”（《汴河亭》），亦论亦景，志深笔长。虽然这种表现手法因景语成分较重，有时不免上下相类，“语自合掌”（《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卷四三引释圆至评语），有的作品立意局于盛去衰来，未能别开生面，但总的看来能达到情与景交铸融摄的境界，感慨深沉，耐人寻味。后人对许浑这类题材的创作最多肯定。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七云：“浑乐林泉，亦慷慨悲歌之士。登高怀古，已见壮心，故为格调豪丽，犹强拏初张，牙浅弦急，俱无留意耳。至今慕者极多，家家自谓得骊龙之照夜也。”陈维崧《钞唐人七律竟辄题数断句楮尾》其九亦云：“大能感慨许丁卯，别有心情赵倚楼。谁说晚唐无妙诣，二公才调也风流。”正因为“大能感慨”，并善于以独特的诗格加以表现，故使“许浑诗有力量”（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在晚唐风雨飘摇的时代中显示出振拔之气。
许浑风致
清人田雯在《古欢堂集·杂著》卷三针对杨慎极斥“许浑浅陋”详举一系列诗为其辩护，认为丁卯诗“亦自挺拔，兼饶风致”。所谓风致，即指其风格情调“自然可爱”。向前追溯，唐人已指出这一特点。杜牧《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横江，裴使君见迎，李越二秀才同来，因书四韵兼寄江南许浑先辈》有云：“江南仲尉多情调，怅望春阴几首诗。”韦庄《题许浑诗卷》更称：“江南才子许浑诗，字字清新句句奇。十斛明珠量不尽，惠休虚作碧云词。”唐代以降凡偏爱许浑诗者皆以“清新”称赏，即使有些总体贬斥者，也能部分肯定其诗“清新”的特点。
这种清新的风致，既与前述推敲精细的诗格有关，也与他根性中寂泊的一面有关。许浑内心崇儒，志欲经世，但既然直道难行，他又“道客耻摇尾”（《宣城赠萧兵曹》），在自我价值无法实现时，便自然生出“逃儒”之意，在虚心淡泊中保其本真。宋人葛立方已从《丁卯集》中洞察出这一思想侧面。《韵语阳秋》卷十二云：
许浑《送栖元弃释奉道》诗云：“仙骨本微灵鹤远，法心潜动毒龙惊。”《送勤尊师自边将入道》诗云：“苍鹰出塞胡尘灭，白鹤还乡楚水深。”《送李生弃官入道》诗云：“水深鱼避钓，云迥鹤辞笼。”皆奖之也。至《送僧南归》诗则云：“送师不得随师去，已戴儒冠事素王。”岂浑亦有逃儒之意耶？
我们还可以举出《题慧山寺》诗进一步说明[6]。诗为许浑任监察御史时曾经无锡过慧山时所作。诗人目见“排空殿塔倚岩峦”，耳闻“松韵经声月里寒”而羡方外，诗末云“借问绣衣车马客，几时林下脱儒冠”，可谓将“逃儒之意”披露无遗。许浑以儒素之士学兼释老，关于学道的情景，从杜牧《许七侍御弃官东归，潇洒江南，颇闻自适，高秋企望，题诗寄赠十韵》所云“锦帙开诗轴，青囊结道书”中可以窥见。他平生不但与尊师道人结交甚广，因家近茅山，且有十亩山田在焉，不时出入，与茅山道流关系颇深，甚至大有“幸承仙籍后，乞取大还方”（《茅山赠梁尊师》）之愿。许浑与佛教结缘似在大和六年进士及第前。《下第怀友人》诗有云：“南宗更有潇湘客，夜夜月明闻竹枝。”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七载许浑“早岁尝游天台”的经历，《丁卯集》中有《早发天台中岩寺度关岭次天姥岑》诗可证。诗中有云“来往天台天姥间，欲求真诀驻衰颜”。禅宗兴起时，智觊（天台宗创始人）的四传弟子玄觉转为慧能的弟子，皈依禅宗。许浑此行所求“真诀”或即禅宗南宗。佛教对许浑影响很大，试看《将赴京留赠僧院》云：“空悲浮世云无定，多感流年水不还。谢却从前受恩地，归来依止叩禅关。”诗作于晋京拜官临发时，一只脚踏上仕途，一只脚还留在佛门，可见向禅之心之深了。在文人士子忻然向禅又狂热崇道的晚唐，许浑浸染佛道是必然的。但他问佛，既不象李商隐那样“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樊南乙集序》）；也不象郑谷那样以为“诗无僧字格还卑”（《自贻》），用佛禅装饰词章。他问道，既不象杜牧那样迷信占验，溺于神明感应和五行术数；[7]也不象高骈之辈贪求长生，“研丹一粒，半涂入火”（《北梦琐言》卷十一）就至神魂颠倒。许浑能够融汇二教，取其主静去欲，重内轻外的根本态度，建立一个事功无望时得以超脱的心灵的避难所，并兼取二教的自然观，在山水中“定慧”“坐忘”，静观默察，达到精神与自然的泯合，从而排谴烦嚣乱绪，用造化之美来养性存真。
许浑诗有“清致”（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六）与诗人根性中这寂泊恬淡的一面有重要关系。崇祯年间刻行许浑裔孙许衣云手抄珍本《丁卯集》，雷起剑《序》称其诗云：“读之，冷然若御云鹤而游太清，湛然若饮池上而换肌髓。”管绍宁《序》称：“高闲淡远，绝无粉泽酸馅气，亦无唐人应制气，盖其人在仕隐间，于世了无嗜也。”说许浑“于世了无嗜”，就我们前述其生平心态与慷慨志气来看并不确切，但若说其人在仕隐之间，进则能入，退则能出，当属事实。“天子绣衣使，东吴美退居”（杜牧《许七侍御弃官东归潇洒江南颇闻自适高秋企望题诗寄赠十韵》）。“家山近石头，遂意恣东游”（李频《送许浑侍御赴润州》）。用“沧洲趣”及时填补“怀世情”的失落，这种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当时已是一片喝采，后人更给予掌声。当这种态度渗透到诗歌中，往往掩盖并冲淡了郁悒侘傺和痛苦忧患，使诗行中舒卷着恬静萧闲之气。另外，当诗人用沧洲之趣来调谐经济之心、怀世之情时，诗人的主观感受和客观物象之间的关系也随之调整，感时伤怀、“轸念疲羸”（《汉水伤稼序》）往往变为感物游心、寓物适志，静慧存想，皆致坐忘。这时，其创作选材多在山林、田园、禅院、道观之间，云天泉石、垂杨芙蓉、鸂
猕猴、采药飞锡的意象排比迭见，交融涵贯，从而呈现出纯朴宁静、清新自然的意境。
论述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形成许浑诗清新风致的一个重要意象——水——加以特别的说明。宋人《桐江诗话》云：“许浑集中佳句甚多，然多用‘水’字，故国初士人云‘许浑千首湿’是也。”其实他的诗，不但“水”字用得特别多，波涛、浪花、雨露、霜雪在在皆是。唐熙御定《全唐诗》所收他531首诗中，用到“水”字的有200首，用到“雨”、“露”等字的有251首，两者约占百分之八十五，可见水在许浑诗格中无疑是一个成对结俪最为频繁，而且往往占主体地位，起幅射作用的意象。水的特质是儒、道、佛都讨论过的哲学命题，无论他们怎样把这一命题向各自的理论体系中引申并作出解释，但都肯定“天下莫柔于水”（《老子·道德经》），其“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荀子·宥坐》引语），能“濡软折服高慢”（《释禅波罗密次第法门》）。而出入从容，纯正善化，对于处于晚唐衰败之际的许浑来说，是最为会心冥契的品性，“许浑千首湿”正体现了道德精神与自然的合一。而这种精神与个性相结合，使得诗人在审美情趣和艺术表现上，不重其浑灏激荡、雄壮豪放的一面，而取其空濛幽睿、纯净安谧，一般多写微露轻霜、细雨静波、碧水徐流。诗人旨在借助水荡涤世俗污浊，创造幽美自适的意境。如《石池》[8]：
通竹引泉脉，泓澄潋石盆。惊鱼翻藻叶，浴鸟上松根。残日留山影，高风耗水痕。谁家洗秋药，来往自开门。
一水隔开了尘嚣，境无纤尘，心无渣滓。诗人与自然默以神会，由静观上升至虚化的心灵，诗境便空明纯净、简淡幽旷。这里不妨再举日本大江维时于醍醐天皇至村上天皇间(897—966)编选的《千载佳句》所录许浑诗句如“兰叶露光秋月上，芦花风起夜潮来”（《游钱塘青山李隐居西斋》）、“对岸水花霜后浅，傍檐山果雨来低”（《送张尊师归洞庭》）、“烟开翠扇清风晓，水泛红衣白露秋”（《秋晚云阳驿西亭莲池》）、“楸梧叶暗潇潇雨，菱荇花香淡淡风”（《朱坡故少保杜公池亭》）、“露堕桂花湿局棋，风吹荷叶酒瓶香”（《韶州驿楼宴罢》）、“吴岫雨来溪鸟浴，楚江云暗岭猿呤吟”（《寄陵阳处士》），这些饱蘸水分的秀句将情景描绘得细腻悦畅，意致幽渺，字里行间透出清新气息，沁人心脾，宜乎千古传诵。另外《丁卯集》中有许多如“朱弦一奏沉湘怨，风起寒波日欲曛”（《经李给事旧居》）、“水声东去市朝变，山势北来宫殿高”（《故洛城》）这类以水为重要意象、营造意境的诗，着意于“寒威”和“失逝”的渲染，表现了参透世道和感时伤世的感情，静穆悲凉，郁怒清健，同样能鲜明地映现出“思正气清”的“诗中君子”（薛雪《一瓢诗话》）形象，体现出许浑诗特有的“清致”。
结语
从北宋开始，“举俗爱许浑”（陈师道《次韵苏公西湖观月听琴》），学习丁卯诗就形成潮流，南宋江湖诗派尊仰许浑，将《丁卯集》作为重要的师法对象。元代“学者唯多宗许郢州”（王瑭《丁卯集序》），“慕者极多，家家自谓得骊龙之照夜”（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七，“后来时作往往祖尚”（徐献忠《诗品》）。有明一代，许浑诗的身价还是很高，拟作颇夥，至清代仍然令人“脍炙不厌”（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卷四），士人往往“共说诗人丁卯桥”（冯继聪《论唐诗绝句·许浑》）。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关于丁卯诗的优劣之争。前人对许浑诗的每一份称赏几乎都受到驳难，而每一个驳难又引起反唇相讥，从而导致对许浑诗的进一步认识和肯定。这一现象在唐诗学术史上实属罕见。值得思考的是，许浑在唐诗史上与许多突出的优秀作家相比，确实如徐献忠《唐诗品》所说“未登于珪璋之列”，但为何如此引起人们的兴趣呢？原因在于其所具有的两个方面的典型意义：一如徐氏云：“元和以后，专事声偶，文藻疏薄而神气萎靡，无足取者。许浑之在当时独以精审俊丽见称。”二如龚自珍云：“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歌筵有乞书扇者》）许浑诗正是以诗格风致精审俊丽，诗韵气局悲慨沉郁而在晚唐独树一帜。尽管综观《丁卯集》使人感到诗步未宽，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高华气质已经销尽，完全是一派典型的晚唐“俗”诗风貌，但其情感内涵可引发失路士子的共鸣，审美情趣能适应市民意识日益浓厚的文人的需要，规范形式则更可成为学子研习近体诗的门径和楷式。这种“俗”的风貌不断引起争论，“俗所甚喜”和“抑之以救俗”形成审美冲突。其实争论的话题揭示出许浑诗创作的某些不足，同时也显示出其特殊的美感和艺术价值，而争论中表现出的“大爱”和“大恨”正体现出许浑诗在诗学史上的特殊意义。
注释：
[1]关于许浑的生平，参读董乃斌《唐诗人许浑生平考索》，载《文史》第26辑；谭优学《许浑行年考》，载《唐代文学论丛》第8辑，收入《唐诗人行年考》，巴蜀书社1987年出版；李立朴《许浑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罗时进《许浑行年考略》，收入《唐宋文学论札》，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许浑先祖为许自明一说，见宋胡宗愈《唐许用晦先生传》，载崇祯北陵许氏刊本《丁卯集》卷首。
[2]此诗题各本作《大和初靖恭里感事》。煞宋申锡谋诛宦官事泄反为宦官构陷事在大和五年，不称“初”，“大和初”三字当系衍文。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二录此诗题作《靖恭里感事》，是。
[3]许浑咸通初身践察院事见宋人范坰、林禹《吴越备史》卷一。参读笔者《许浑卒年再考辨》，载《学术月刊》1996年第8期。
[4]这种佳联重复使用的现象在《丁卯集》中还有不少。如“残云归太华，疏雨过中条”一联于《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秋霁潼关驿亭》、《夜行次东关逢魏扶东归》中凡三见，“山殿日斜喧鸟雀，石潭波动戏鱼龙”一联分别见于《寄题华严韦秀才院》和《长庆寺遇常州阮秀才》二诗，而《和友人送僧归桂州灵岩寺》与《和浙西从事刘三复送僧南归》二诗则前四句互见。
[5]赵翼《瓯北诗话》卷八论拗体七律云：“中唐以后，则李商隐、赵嘏辈，创为一种以第三第五字平仄互易，如‘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之类，别有击撞波折之致。”这里将许浑诗误作李商隐诗了。
[6]《题慧山寺》一诗宋元各刊本《丁卯集》及《全唐诗》俱失收，据宋元方志《咸淳毗陵志》卷二《词翰三》、《无锡志》卷四上及崇祯十年《重刻许郢州丁卯集》补。诗中“绣衣车马客”，乃监察御史之谓。
[7]关于杜牧对神明感应和五行术数的迷信，参笔者《杜牧〈自撰墓志铭〉探微》，载《人文杂志》1988年第6期。
[8]此诗在《全唐诗》卷五三二《许浑集》与卷五二六《杜牧集》中重见互出。按，《唐许浑乌丝栏诗真迹》已收录此诗，宋蜀刻本《丁卯集》亦录此诗，为许浑之作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