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自我口述叙事及其诗学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诗学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12)05-0019-04
孔子虽曾立下“述而不作”的写作原则，但是《论语》的存在，无疑在宣告其文类上的独特性，即《论语》具有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自传写作方式之一——口述叙事的特征！《论语》既是经书，也是传记文学之书。胡适早就指出：“单就《论语》来说，我们也可知道，好的传记文字，就是用白话把一言一行老老实实写下来的。诸位如果读经，应该把《论语》当作一部开山的传记读。”[1]
口述叙事当然以口述者生平为主，但是优秀的口述自传更重视对口述者思想的记录。从这个意义上讲，《论语》堪称典型的孔子口述自传。如：《论语·宪问》第十四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孔子的回答展示了其独特的生死观。当然，我们这里主要分析的是《论语》中涉及孔子自我生平部分，特别是孔子对自我形象进行描画的口述内容。法国自传第一人卢梭说得好，“特殊事件的历史性叙述可以当成道德寓言来阅读。”[2]
1.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论语·子罕》第九)
此处是孔子主动回忆其少年生平中的创伤记忆。“个人与社会或环境的不能适应，即形成所谓心理社会应激，通俗地称为精神刺激或精神创伤。社会生活人际关系和言语活动是人们精神刺激的主要来源。”[3]孔子乃贵族之后：“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司马迁《孔子世家》)，孔子因为特殊的生平遭际：早年丧父，青年失母，不得不从事劳动生产以自养，但是孔子少年记忆中的创伤，反而成为其一生的财富源泉。所以他并不掩饰他的这些经历，反而坦白地说出了自己做过的“鄙事”：“委吏”、“乘田”。孟子说：“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孟子·万章下》)这一段口述自传，展示了孔子健康真实和谐的人格特征。
2.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第七)
孔子少年贫贱，青年时期生活则基本自给自足，而立以后，开始收徒，自然生活水平在提高，也有肉吃了，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篇》第七)随后的40年光阴里，孔子继续授徒、做官、周游列国、讲学，尽管曾经饿在陈蔡，吃的总体还是不错的，但是孔子却特别说他自己吃粗劣的食物，弯曲手臂当枕头而睡。需注意的是，孔子这里的口述与上一句不同，上句在纪实其曾经干过的“鄙事”，此处叙述的重点则是孔子对自我形象的有意塑造，他在强调自己的人生志向：喜欢饭疏食饮水和曲肱而枕之的状态，因为不义而富且贵，对他来说都是浮云！这里也确实是孔子的真实心态，他对子贡经商发了财而颜渊修德却早死的事实就颇有微词。
3.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第七)
这是孔子晚年对自我或曰一生形象总的描画。此时的叙述者孔子不是那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救世者，也不是累累若丧家之犬的落拓者，更不是弟子嘴里被神化的圣者：如当叔孙武叔毁仲尼时，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论语·子张》第十九)另一弟子宰予亦对老师敬佩无已：“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弟子笔下的孔子形象，隐含着弟子们神化老师的内心冲动。而孔子自己却更愿意把自己描画成一个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仁者形象。这段话，司马迁把它写在孔子耳顺之年以后是比较准确的，孔子是有着丰盈历史感的人，他公开宣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值得赞美的是，孔子对自己的描画却低调朴实，丝毫没有西方自传中卢梭般的自我夸美之嫌疑。在孔子的自我描画中他并未承认弟子及其他人对自己的神圣化叙事。
4.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第七)
孔子自诩其是个对学生没有隐瞒的人，理由是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和学生一起干的。孔子之所以要拿自己是否隐瞒说事，我们推测可能就是针对其生平中最具有新闻价值的子见南子事件。“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第六)孔子见南子，弟子们不但知道也并没有什么意见，关键是孔子在见南子时到底说了什么话干了什么事，子路们不清楚，司马迁告诉我们：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司马迁《孔子世家》)这里，子路只是不高兴而已，似乎没有什么出格的事情，但是孔子为什么要对天发誓呢？难道仅仅是他很注重自己不隐瞒的形象被破坏呢？所以要对子路发誓表白？我们认为，面见南子时的孔子绝非四大皆空之佛陀，其真正的内心波澜实在不小，可惜都被他隐瞒了下来！众所周知，儒家文化对传记文学的最坏影响就是为尊者讳，孔子自己就是这么践行的，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第十三)无独有偶，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中发表了值得肯定的言论：《论语》“盖皆笃实之儒仅识师言，而不敢大有所增益于其间也。”然而崔述却偏偏要为圣人隐晦：“前十五篇中，惟《雍也》篇《南子》章事理可疑。”我们认为，孔子本事如此，其弟子都尚且不瞒，此处发疑则为孔子隐瞒也。
孔子的此段“吾无隐”的表白，其实跟法国的卢梭一样，都在宣扬自己的坦白，却都在坦白中隐瞒了。具体论述可参见笔者专著《中西传记诗学研究》(北京出版集团2011年9月版)第五章《在忏悔中隐瞒——论西方自传的“坦白”叙事》一文中的论证。
5.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第二)
这是孔子最广为流传的自传性口述，历代学者多有论述。皇侃义疏：“此章明孔子隐圣同凡，学有时节，自少迄老，皆所以劝物也。”刘氏正义：“‘十五’、‘二十’云云者，夫子七十时追叙所历年数也。”杨氏疏证：“八岁与十五，举实数言之：文似异而实同也。古人云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三十、二十亦皆举成数言之，不必截然三十、二十也。本章下文所云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亦如此，不必过泥也。”[4]李零说：“这段话很有名，谁都用它讲自己，以为是人生的指导原则。读它，有两点要注意，第一，这是孔子讲自己，话的头一个字是‘吾’。既然是‘吾’，可见是讲他自己的人生体验，不是讲别人活到某个年龄该怎么怎么样，也不是泛泛总结，说大家到了某个年龄该怎么怎么样。第二，孔子从15岁讲到70岁。他这一辈子，总共活了73岁，我们可以断定，此章的年代是前482-前479年之间。比前482年早，不可能；比前479年晚，也不可能。他是在70岁以后，回顾自己的一生，说了这几句话。每句话，都是他生命的一个片断。前人说，它是孔子的‘一生年谱’(明顾宪成《四书讲义》)，或‘一生学历’(程树德《论语集释》)，有道理。”[5]
尽管这是孔子自述中最具有自传性质的一段话，孔子从少年说到了他临死前的70年的经历，但是却简略到几乎没有什么生平内容，即使不按照西方自传的定义衡量，似乎这个孔子自传也太徒有虚名了。按照法国自传理论家菲力蒲·勒热纳的自传定义，自传应该涉及三个不同方面的因素：1、语言形式：A：叙事；B：散文体。2、主题旨归：A：个人生活；B：个性历史。3、作者状况：A：作者、叙述者和人物的同一；B：叙事的回顾视角[6]。然而，我们认为，也正因为孔子如此叙述自己的人生，其恰恰开启了中国自传文学迥异于西方自传的独特叙事模式。参见下文分析。
6.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第七)
朱熹说：“孔子盛时，志欲行周公之道，故梦寐之间，如或见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则无复是心，而亦无复是梦矣，故因此而自叹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时，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其老也，则志虑衰而不可以有为矣。盖存道者心，无老少之异；而行道者，身老则衰也。’”[7]人生如梦，梦成人生，孔子坦白自己已衰老了，甚至连梦见周公的梦都不存在了。事实上，此刻的孔子还是会做梦的，不过不是做有所作为的事功之梦，而是司马迁所记载的已经成为道德寓言的生死之梦了：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司马迁《孔子世家》)
应当承认，《论语》中大量的语料是孔门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等传记叙述者对孔子形象的他画，“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论语·述而》第七)而可以归结到孔子自我描画的文字着实不多，甚至我们必须明晓以上的孔子自画文字，也是通过孔子弟子转述而成的，一个如此看重史官传记文化的中国如此稀缺对自我生平的描述，不得不说是源自孔子及其所创造的儒家文化的负面影响。
刘知几曾认为屈原的《离骚》是中国自传之祖，“盖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乎？案屈原《离骚经》，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显名字。自叙发迹，实基于此。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至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仿文园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于是扬雄遵其旧辙，班固酌其馀波，自叙之篇，实烦于代。虽属辞有异而兹体无异。”[8]这里刘知几所称“自叙”即自传。汉代赋家司马相如始作“自传”，但由于种种原因司马相如的自传文本没有流传下来。司马迁“模楷二家”所作的“序传”体自传《太史公自序》，成为古代自传作者遵循的“序传式”自传模式之一。自此以后，诸多文人学者多写有类似的“自传”。王充的《论衡·自纪》篇，刘知几的《史通·自叙》篇，皆渊源于此。但是事实上，刘知几的结论不免忽略了中国自传叙事的真正源头：《论语》。对此，滕野岩友指出：“《离骚》式的叙述者自报家门，并没有为后来的自传文学所继承。”[9]司马相如自传真正继承的其实是孔子自述的模式——“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
日本学者川合康三著有《中国的自传文学》一书，发表了诸多关于中国自传文学的真知灼见。“由此可见，对人生整体的回顾，是自传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如果对人生的整体、或人生主要经历的回顾才能算自传，那么完全合格的中国自传就极为罕见。本书第三章要讨论的《五柳先生传》型自传，经常被作为中国自传的例证，但它也不过是对生活某一断面的描写。反之要说对人生整体的回顾，《论语》为政篇的名言无疑可入首选：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然而川合康三却囿于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中的自传之观念，认为其不是自传：“如果把这看做自传，委实牵强。因为它仅为断章，而且太短。”[10]
事实上，中国自传的叙事传统之一，尤其是中国式自传的叙事形式修辞之一实渊源于此，即重视叙述自我反省后的道德修养，而不太在意对自我生平的事件叙事。孔子从不纯粹叙述事件本身，而是隐含或明言其叙事目的，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第九)由此可见，中国自传叙事与西方典型自传叙事的根本不同。
孔子的口述叙事，开启了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等类型的自传模式，其诗学影响十分深远。川合康三先生认为，中国的自传中，很难找到追溯自己一生变化轨迹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一副须眉无改、衫履不易的肖像画式的固定了的自画像。这也应该说是中国自传文学共同的特征之一。[11]《五柳先生传》重点展示的不是陶渊明的实际人生，而是凸显叙述者的人生理想状态，这种文学现象的重大意义，在于摆脱与现实的胶着牵扯，在事实之外的地平线上，托出一个新的世界。[12]孔子就是如此口述叙事的，他把自己描画成一个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仁者形象，在叙述其生平经历时，凸显其人生理想状态：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随心所欲。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论语》不但是儒家经学权舆，也是中国自传文学叙事的滥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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