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明清档案编纂思想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思想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清内阁大库档案等重要史料不断发现，这些珍贵史料经过整理和编纂出版，为整个学术界所利用，推动了近代学术的繁荣，一批著名学者在这批史料的编纂出版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深入总结他们的实践经验，是从事近代档案文献编纂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试以陈垣指导和从事明清档案编纂工作为切入点，简要归纳和总结陈垣明清档案编纂的主要思想。
一提出明清档案编纂的双重任务
陈垣，字援庵，广东新会人，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在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等诸多领域成就斐然。20世纪20到30年代，他作为指导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工作的主要学者，为明清档案的保护、整理和编纂出版事业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尤其在明清档案的编纂方面，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编纂思想，他提出了明清档案编纂的双重任务。
所谓明清档案编纂的双重任务，其一是针对学术研究的迫切需要，快速公布明清档案史料。朱家溍在《回忆陈垣、沈兼士两位先生》中谈到了陈垣对当时故宫博物院出版档案史料的指导意见，他转述陈垣的话说：“学术界需要故宫博物院加速公布资料，故宫的工作人员近水楼台利用资料写出有价值的文章，当然会受到社会上的欢迎，但更迫切需要的是前者。”①
20世纪初期，西方科学主义思潮逐渐在中国的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王尔敏在《史学方法》一书中分析其原因说：“就是由于近代西方知识技术之冲击，使中国产生了西方优越观念，跟着来了慕趋西方，力求西化观念。西方知识，以科学发展最见突出，也使中国产生了一个笼罩全局的科学主义。”②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其中尤以实证主义为代表。实证主义能够为当时学术界所普遍接受，还在于当时的中国具备接受它的积极土壤——清代传统考据学的影响。因此，学术研究注重寻求证据，考辨材料，蔚成风气③。明清档案作为明清史研究的第一手原始材料，必然会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这样，在中西学术激荡交融的环境下，当“八千麻袋事件”发生后，学术界立即投入到了明清档案的保护、整理工作中来。当然，这不单是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是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迫切需要。
在史学研究的路途上，陈垣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完全自学成家。他继承了清代学者治学方法，但能够进一步扩充材料的利用范围，分析和综合也更加缜密科学，不仅开辟了新的史学研究领域，而且在校勘学、避讳学等领域能够进一步归纳通例，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陈垣擅长考据，他著名的“古教四考”及《元西域人华化考》等重要史学著作皆是考据学成果。因此，他非常重视材料，重视材料的整理工作④。作为一个考据学者，材料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他更有深切的体会。在他的主持之下，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几乎是同时进行，快速出版公布史料，以期及时满足学术研究的迫切需要。从朱家溍转述话语来看，陈垣没有鼓励故宫工作人员“近水楼台”利用明清档案先写出文章，而是先公布史料，满足学界更广泛的需要。如果没有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思想，没有一颗公心，陈垣是不可能这样指导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编纂工作的。
陈垣不仅看到了学界急于利用明清档案的现实需要，而且看到了保存和流传文化的长远需要。因此，他提出明清档案编纂的第二个任务是，继承中国史籍编纂传统，编纂有清一代史料长编，用垂久远。1926年，他在《致国务院函》中说：“文献部所藏，悉为有清一代史料。除实录、起居注等已纂有成书，尚堪检阅外，余如朱批谕旨、留中奏折等，皆散帙零编，搜讨不便。加以年代久远，尘封积寸，狼藉异常，非予清厘，恐终废弃。曩者内阁大库旧档，当局曾以贱值出售纸商，麻袋八千，易钞半数，不俟秦火，已沦劫灰。兹幸本院成立，关于有清一代史料，保存编纂，职有专责。拟利用此等史料，编纂《清通鉴长编》及《清通鉴纪事本末》，以与清史相辅而行，永垂不朽……考历代官私书目，史料传者，大抵编勒成书，方能流布。其以散帙传者，未之前闻……倘清代史料，得藉此编制成巨帙，传示将来，岂惟本院之幸，实国家之盛业也。”⑤这封公函是陈垣为将已移出故宫的清代军机处档案收回故宫，而写给时任北洋政府总理许世英的⑥。陈垣申说了将军机处档案收回故宫的两条理由，一是为保存档案实体，一是为编纂“永垂不朽”的《清通鉴长编》及《清通鉴纪事本末》。从永久的观点来看，档案实体不可能永远的保存下去，终有一天档案的物理实体会随时间流逝而湮灭无存。通过编纂成书，不断翻刻传印，才可以长远留住蕴藏于档案实体之中的历史信息。但不是所有编纂成书皆可传之久远，因此，陈垣提出了编纂有清一代史料长编的宏伟计划。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开创了修史先作长编的史书编撰程序，后经学者实践，长编逐步发展为史料编纂的传统体裁。陈垣基于故宫清代档案史料，欲编纂出一部《清通鉴长编》，以史料书的面目独立传世，然后或以长编为基础，修撰清编年体或纪事本末体史书，这正是对历史传统的直接继承，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由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诸多历史原因，陈垣编纂有清一代史料长编的宏愿最终未能实现，明清档案编纂基本是在为学术研究服务。今天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随着《清史》编纂工程的启动，我们已经具备了诸多有利条件，当继续前辈学者未竟的事业，编纂有清一代史料长编，使之具备独立传世价值，以与《清史》相辅而行，如陈垣所说，这将是“国家之盛业”。
二 推出因时制宜的明清档案编纂方法
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各项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明清档案“尘封积寸，狼藉异常”，面对学界利用明清档案的急切需要，在陈垣等学者的主持之下，编纂出版工作并未待档案的系统整理就已经开始进行，并因之采取了适时的编纂方法。
首先，以期刊形式，灵活地刊布随时发现的重要史料。故宫最先编辑出版的期刊是《掌故丛编》，其后随着档案整理范围的扩大，发现重要史料愈来愈多，《掌故丛编》因受篇幅所限，难以容纳更多的史料，1929年底，《掌故丛编》改为《文献丛编》，缩小字号，扩大材料，增加了篇幅。为了刊布一些零星文件，1930年又加印了《史料旬刊》。
在期刊的编辑上，陈垣主张采用一种特殊的编辑方法，即不必等有关某一专题的史料全部搜罗殆尽，而是随时发现随时刊布，而后又发现的同一专题的材料依次接续前刊。以《文献丛编》为例，每一辑各个专题档案史料各编页码，无全辑统一页码，下一辑有该专题档案再接此页码编排。如某专题材料，在第一辑是从第1页到第4页，那么下辑就从第5页开始编排起。这样，同一专题的史料随时发现，随时编入相应的辑里。《文献丛编》第1到第36辑中，有关“苏州织造李煦奏折”的材料分散在从第29到第36辑8辑中；“雍正朝关税史料”专题分散在第10、11、17、18、19辑第5辑中；“太平天国史料”专题分散于第1、2、5、20辑等4辑中，等等。
关于期刊的装帧形式，陈垣主张采用线装⑦。期刊采用线装方法，一方面，读者可以把属于同一专题却分散在不同辑中的档案材料集中在一起，重新装订；另一方面，采用线装，每页皆一面有页码，可以把另一面留给读者重新编写自己的新页码。所以，对于像《史料旬刊》这样更加零碎的文件汇集来说，不同读者可以根据不同需要，拆散重装，或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新组配专题，并且编上新页码，以便查阅。《史料旬刊》在创刊之初，就已经考虑到读者重新装订的需要，所以“发刊前记”云：“每案自成段落，使阅者以后可以汇订成编。每页后方各列号码以备引用之稽考，至于前面特空页数，以备阅者将各案汇订时，自己填写。”对于《掌故丛编》、《文献丛编》、《史料旬刊》来说，如不拆装，同一专题史料分散多处，且每辑前仅有总目，而目下却无标识页码，检阅起来是很不方便的。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再版《掌故丛编》，把各个专题汇集起来，各专题各有自己页码顺序，然后中华书局再重新编定统一的页码和总目录，检阅起来就很是便利了。
其次，随着档案整理工作的逐步深入，在期刊编辑出版的基础上，以书籍的形式出版某一专题较为系统的档案文献汇编。像《清代文字狱档》、《清三藩史料》、《清代外交史料》、《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故宫俄文史料》、《清季教案史料》、《苏州织造李煦奏折》等等，这些皆是故宫博物院编纂出版的较为系统的档案文献汇编。
现今期刊与书籍仍是档案文献编纂最常采用的两种出版方式。例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除了编纂各种明清档案文献书籍外，还编纂出版定期刊物《历史档案》及不定期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以发表一些小专题史料及重要的零散文件。这也是对解放前明清档案编纂工作的承继和发展。
陈垣主张采取的适时的编纂方法，尤其是在期刊的编纂上，实是把一部分编辑工作留给了读者，无怪乎此法被称之为“奇特的编辑方法”⑧。实际上，这种所谓“奇特的编辑方法”恰是一种为了满足学者的研究需要，尽快公布史料的努力，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权宜之计。陈垣曾说过：公布档案史料不必耽搁时间，搜寻某一历史事件的全部档案，根据档案原来次序发排，10天出版一册，如果原来档案不缺的话，将来总会出齐的⑨。我们可以想象，陈垣提出这种编辑方法，公布史料与满足学术需要两者兼得，他是颇费了一番苦心的。
尽管这样的编纂方法可以快速公布档案史料，及时满足当时的学术研究需求，而其出版质量存在一定缺陷，确是客观事实。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选材上不够精当和系统完备。如陈恭禄在《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一书中对当选而未选、不该选反而入选的选材失当之处皆有指摘⑩。以常理言之，档案文献编纂先于档案实体的系统整理，这已是违背了档案工作的必然顺序，更谈不上在全面查找基础上的精心挑选档案材料，因此，这样的编纂方法造成选材上的缺陷是先天性的。
三倡导明清档案的编纂与研究相结合
档案文献编纂应与档案内容的深入研究相结合，是目前学界对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原则的新概括(11)。20世纪初期，陈垣明清档案编纂与研究相结合的学术实践，成为开启倡导档案文献编纂与研究相结合的先河。
故宫明清档案史料出版物的辅文，如按语和序言，有些或为陈垣亲笔写定，或经过他的修改(12)，是档案文献编纂与深入研究相结合的典范。这些辅文，往往探赜索隐，条理明辨，内容涵盖了有关档案名词考释，档案所涉及的史实考证，与他书记载详略互异情况及其补证价值，档案原件的载体形态和档案的来源，以及相关文书制度，等等。就引证材料而言，在这些考证文章中，有实录、起居注、圣训，有臣僚学士的文集、日记，还有碑刻等，所用材料是极其丰富的。
陈垣长于考据，他不仅用一般文献考据学方法研究明清档案，还注意利用档案本身存储特点来考证明清档案。
档案原有保管状态和顺序，往往反映了相近档案之间的历史联系。陈垣善于利用档案原来保存基础，以考证档案的形成时间和受文者等释读档案的关键要素，他的《两封无名字无年月的信》、《钱竹汀手简十五函考释》及《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叙录》等皆是利用这一方法的重要考证成果。《两封无名字无年月的信》谓汤金钊藏各家尺牍中有两札，其上既无上下款，亦无年月，与阮元、姚文田等书札同裱一册。他根据书札内容，并利用《十朝圣训》和《东华录》等所载谕旨以及笔迹，考证出了此二札下款当为王杰，写作日期一为嘉庆七年五月二十日，一为嘉庆七年七月初三日。至于此二札上款，他说：“此二札虽无上下款及年月，但下款及年月，均可由‘谕旨’考出。惟上款如果不是汤金钊将此札和其他尺牍保存在一起，则不易知为汤金钊。”(13)这是陈垣利用原有保存基础考证档案上款一例。陈垣还注意利用原有保管基础来考订档案的形成时间，如《钱竹汀手简十五函考释》谓：“第十四、第十五函皆与可庐。二札无月日，共裱一开，笺墨相同，盖同一年作。”(14)又如《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叙录》断第九件“康熙谕新来西洋人，探问艾若瑟去信消息”为康熙五十六年，谓：“何以定此为康熙五十六年？一因此件与前件同装一匣，且纸式字体及传旨之人大概相同，前件既在五十六年，此件亦当相隔不远。”(15)除了王杰予汤金钊的书信，因与其他书札同裱一册，可确判这些书信上款皆为汤金钊外，陈垣在利用档案原有的保留基础为考证依据时，是非常谨慎的，论证时，往往辅以其他文献资料以为佐证。如《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叙录》对第9件康熙谕旨时间的判定，除以此件与第8件同装一匣为据外，还以四十九年九月两广总督奏报和《异域录》、《龙沙纪略》等其他文献为佐证，因此，所得结论确凿无疑，令人信服。
陈垣倡导明清档案的深入研究与编纂相结合，出版史料中各篇序言和按语在明清档案研究上的成果，成为这一时期档案文献编纂质量的集中体现，上文提到的《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叙录》便是最好的例证。《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共14件，《文献丛编》1930年第6辑曾排印出版，但在编排前后顺序上有误，因此，1932年，故宫博物院又以影印方式再版，前冠以这篇陈垣考证文书形成时间的“叙录”。这个例子同时说明了档案文献的编纂与研究也是相辅相成的。
据笔者粗略统计，这一时期故宫博物院出版明清史料近50种，约千余万字，反映了清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史实，这批史料仍为今天的清史和近代史研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对学术研究急需的大宗新鲜史料，陈垣以史家的眼光兼顾到了当前和长远的需要，为近代意义的明清档案编纂事业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在编纂方法上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憾，但他提出的诸多编纂思想仍然是我们今天从事明清档案编纂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注释：
①朱家溍《故宫退食录》，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31—732页。
②王尔敏《史学方法》，台湾东华书局1977年版，第212页。
③沈兼士在《方编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序》一文中说：“溯民国二十余年间，北京大学之于研究国学，风气凡三变：其始承清季余习，崇尚古文辞；三四年之后，则倡朴学；十年之际，渐渍于科学，骎骎乎进而用实证方法矣。”《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43页。
④参见刘乃和《陈垣年谱》附《陈垣评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308页。
⑤(13)陈智超、曾庆瑛编《陈垣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443—444、440页。
⑥据单士元《回忆陈援庵师》，该公函当为陈垣亲手起草。参见《故宫札记》，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159—160页。
⑦朱家溍《回忆陈垣、沈兼士两位先生》说：“援庵先生认为：……采用线装，可以给不同读者根据不同需要时拆散重装。”《故宫退食录》，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31页。
⑧参见张德泽《整理明清档案记》，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资料室藏稿本复印件，第20页。
⑨朱家溍《回忆陈垣、沈兼士两位先生》，《故宫退食录》，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31页。
⑩参见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0、135页。
(11)参见韩宝华著《档案文献编纂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44页。
(12)曾庆瑛《陈垣与明清档案》谈到《文献丛编》第二辑公布的《王鸿绪密缮小折》的按语即是经过陈垣的仔细修改。该文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第131页。
(14)陈乐素、陈智超编校《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2页。
(15)陈垣《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叙录》，北平故宫博物院印，193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