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挑战：社会秩序的更替与世界秩序的嬗变
黄沛韬
内容提要 ：民粹主义是当代大多数西方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当代西方民粹主义在反精英政治诉求基础上旗帜鲜明地反对区域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取得了令人惊异的表现。其实，早在30年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代表人物罗伯特·考克斯就在《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一书中预见了今天西方民粹主义的反全球化倾向，并推测了反全球化的主张可能对世界秩序造成的影响。按照考克斯的霸权秩序理论，全球化是当代西方民粹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民粹主义的反全球化运动会破坏西方国家的社会秩序，再由国内扩展至国际地对世界秩序造成深刻的影响。本文以当代西方民粹主义为切入点，在霸权秩序理论的框架下分析西方国家社会秩序的更替，进而分析其对世界秩序可能的影响。
关键词 ：民粹主义；西方国家；霸权秩序理论；世界秩序
导言
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W.Cox）从生产关系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批判和发展了霸权稳定论。针对其仅强调物质力量的缺陷，考克斯引入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Antonio)的文化霸权/领导权的观点，强调霸权是权力、观念和制度的三位一体， ① [美]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 页。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霸权秩序理论。
霸权在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分析对象一般是作为国际行为主体的国家。而霸权秩序理论中的霸权源自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是一种观念上的霸权，更进一步说，是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思想上的霸权，考克斯把这种霸权称之为社会霸权。为了进一步解释社会霸权，考克斯提出了社会秩序这一概念作为对照。他指出，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统治阶级制定的维护阶级利益、保障社会正常运转的社会秩序，社会霸权就是获得了全社会各阶级普遍认同的社会秩序。要获得这种思想上的认同，就要在物质利益分配上使各阶级共同获益。
社会霸权维持着社会秩序的稳定，但它不能阻止社会秩序的变动与发展。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社会霸权或一般的社会秩序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都会出现变动，没有任何一种社会秩序是永恒不变的，只有因时制宜地作出调整才能建立新的社会霸权。
《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在第三部分描述了新自由主义国家社会霸权向超自由主义国家社会秩序的蜕变。针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考克斯指出了超自由主义国家内在的不稳定性将导致其可能面临的来自民粹主义的挑战。在今天看来考克斯的预言已变成现实，在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鼓吹反移民、反全球化、反欧洲一体化的民粹主义政党异军突起，当代西方民粹主义在此之后如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拾，英国脱欧、特朗普胜选，黑天鹅事件在施行超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接二连三地上演。
霸权秩序理论没有止步于对国内社会秩序变动的分析，考克斯认为，形成社会霸权的国家将推广观念从而建立起与国内社会霸权相对应的霸权性世界秩序，即霸权秩序。霸权秩序不是民族国家国际活动形成的国际秩序，它是社会霸权国际化的结果，社会霸权带来的经验通过正面学习的方式被其他国家统治阶级效仿，建立起跨国家的阶级霸权。
在社会霸权的基础上形成的霸权秩序随社会霸权的变动而变动。另一方面，支撑社会秩序的物质利益基础使世界秩序对社会秩序产生了能动作用。这种辩证关系令从国内秩序出发分析世界秩序的霸权秩序理论没有成为还原主义理论。还原法的实质就是通过研究各组成部分来理解整体，① [美]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20 页。 而霸权秩序理论既不割裂社会秩序与世界秩序的关系，也不简单强调社会秩序的决定作用。同时，世界秩序的反作用也不同于系统性理论。世界秩序不是静态的国际系统，与国际结构不同，它受生产力和社会秩序的影响处于变化的过程中。此外，变动中的世界秩序不等于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霸权秩序理论中世界秩序的变化是螺旋式上升、曲折中前进的。正如唐世平教授在解释社会演化理论时写到：人类智力在社会演化的观念维度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会萌生观念突变，也会提高选择压力。最重要的是，正是依靠植根于人类智力的人工选择，才保障了社会演化在物质层次取得了长远的进步。但是，仅仅因为观念不是随机盲目产生的，并不意味着观念化身出的表现型就一定能“适应”社会系统。① 唐世平著：《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董杰旻、朱鸣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34—37 页。 世界秩序的变动即是如此，譬如当代西方民粹主义鼓吹的反全球化思潮对世界秩序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对过去发展成果的反动，阻碍着世界秩序进一步发展，这说明在世界秩序变化的过程中前途光明性与道路曲折性的统一。
本文以霸权秩序理论为基本框架，总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当代西方民粹主义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秩序的挑战作为切入点，描述目前西方国家可能出现社会秩序变动的现实；第二部分针对目前的状况分析社会霸权的丧失对世界秩序的影响；第三部分针对当前社会霸权丧失的现状给出重建社会霸权与世界秩序的建议。
一、正在挑战西方国家社会秩序的当代西方民粹主义
历史集团是支撑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社会群体，在政治关系中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是历史集团的一份子。但是，历史集团又不局限于统治阶级，在很多时候部分被统治阶级也能够从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中获益，那些获益的被统治阶级也大都被纳入历史集团之中。所以，历史集团可以被定义为认同现行社会秩序的所有阶级、阶层的总和。
民粹主义为达目的采取的手段各有千秋，由此民粹主义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对民粹主义进行类型学分析，有利于更深入地认识当代民粹主义的政治主张及其社会影响。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可以划分为四大类：政治左翼、政治右翼、经济左翼、经济右翼。① 郭正林、李镇超：《当代世界的民粹主义：四种主要类型》，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10 期，第68 页。 政治右翼的种族主义和政治左翼的平民主义、经济右翼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左翼的平均主义虽然在政治光谱上天南海北，但它们都只是手段，其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平民阶层的利益。
（一）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理论分析
传统上民粹主义往往以左翼的面目出现。在政治上，它反对精英政治，认为政治精英们构建的政治秩序限制了平民的政治参与，使国内政治成为政治精英的牟利场；在经济上，它将一切社会的不平等归因于私有制，因此防止私有制对劳动者的剥削就成了最主要的经济诉求；在地域分布上传统民粹主义频发于处在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正如荷兰政治学者凯斯·穆迪（Cas Mudde）所说，左翼民粹主义就是“纯粹的人民”对“腐败的精英”的反对。
在与左翼民粹主义进行比较后，有学者认为当代西方民粹主义是右翼民粹主义。他们指出，当代西方民粹主义在政治诉求上主张种族主义，在经济上反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这些特征都表明了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右翼性质。虽然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主张也包含了部分传统左翼民粹主义的诉求，比如对精英政治的反感。但是如果分析当代西方民粹主义与左翼民粹主义反建制主张的内在原因就会发现两者的“共同诉求”是有区别的。当代西方民粹主义反对精英构建的政治秩序只不过是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副产品，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支持者并不反对宣扬贸易保护政策的政治精英。因此这种反体制、反精英的诉求在当代西方民粹主义中甚为微弱——在英国脱欧公投成功后，特蕾莎·梅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依旧由传统的政治精英组成；特朗普的支持者也不反对产生一个由商界领袖、军人和学者组成的内阁。综上所述，本质上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确实是一场右翼民粹主义运动。
当代西方民粹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蓬勃发展的现实以及其右倾的政治立场说明，从经济上解释民粹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从政治发展上解释民粹主义的民主化理论，把民粹主义局限为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及回应，忽视了民粹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政治现象，不仅集中活跃于低收入国家或拉丁美洲，还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有所表现。① 郭正林、李镇超：《当代世界的民粹主义：四种主要类型》，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10 期，第72 页。 当代西方民粹主义泛滥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国家社会秩序内在问题引发的危机，它的兴起揭示了当代西方国家社会秩序存在的深刻矛盾。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根源固然在于西方国家社会秩序的内在问题，但这股浪潮能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兴起并且在之后近10年的经济萧条时期愈演愈烈，说明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属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不但造成了西方国家的社会危机，而且削弱了左翼政治力量，为右翼民粹主义的泛滥扫清了道路。
在2005年出版的《民粹主义与民主之镜》一书中收录有名为《“政治的终结”与右翼民粹主义的挑战》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在过去几十年里,欧洲左翼和右翼的主流政党的政策日益趋同,一些学者据此提出了“政治终结”的概念,即在主流政党的政治原则和政策价值观念都趋同的情况下，面对政治精英达成的共识政治选民缺乏真正的可替代选择。这种共识政治将政治功能减缩为仅仅是对政治讨论领域的所有社会和政治问题进行管理和处理，② 张莉：《当前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复兴运动的新趋向》，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3 期，第78 页。 而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兴起是民众在自身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对这种政治终结的反击,是传统的冲突政治的回归。毕竟民粹主义的一个最大的功用就在于，它表达了常规的民主管道和平台所无法表达的社情民意。③ 周穗明：《2016年西方民粹主义政治的新发展》，载《当代世界》，2017年第2 期，第20 页。
“政治终结”埋下的隐患使民粹主义的出现具有必然性，问题是面对政治终结的僵局为什么右翼民粹主义兴起而左翼民粹主义却陷入低迷呢？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去并不存在左翼民粹主义政党，自冷战结束以来左翼阵营基本上被社会民主党把持。由于主流左翼政党倒向“第三条道路”，在政治立场上不断向中间靠拢，留下了可观的政治真空。这就为新兴的左翼民粹政党动员社民党“向中看齐”所抛弃的社会基础填补了它们留下的政治空间④ 周穗明：《2016年西方民粹主义政治的新发展》，第22 页。 创造了条件。于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就以“替代左翼”的面貌登上了政治舞台。在“替代左翼”民粹主义政党中表现最突出的是希腊左翼激进联盟党，阿莱克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带领左翼激进联盟党连续两次在2015年议会选举中获胜，奠定了该党相对稳定的执政党地位。此外以意大利民主党为首的中左翼联盟在欧债危机后通过回应左翼民粹主义诉求的方式也一度执政。但是“替代左翼”政党在经济上奉行平均主义，拒绝削减福利和赤字，这无助于解决问题。它们既不敢反对地区一体化退出欧元区，也不敢反对经济全球化实施贸易保护。在欧盟的压力下，它们的执政成绩不如预期，竞选承诺沦为废纸。选民转而支持右翼民粹主义，寄希望于更大的变革能够解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问题，2018年3月，意大利中左翼联盟在议会选举中遭遇惨败说明左翼民粹主义正逐渐退潮。
（二）经济全球化——当代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导火索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直接原因，政治精英通过“政治终结”的方式违背选民的意志推进不公平、不公正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在为精英阶层带来丰厚的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引发了西方国家当前面对的社会危机。经济全球化造成的问题在右翼民粹主义看只有通过反全球化的方式来解决，贸易保护的主张恰恰与之契合，这是它们能够赢得民众支持的重要原因。
从冷战开始的“半球化”到后冷战时代飞速发展的全球化，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后，全球性经济危机逐步暴露了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的现实。如果说过去仅仅是位于边缘、半边缘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受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影响依附于中心地区，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迫蒙受损失。那么现在，精英阶层主导的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在发达国家内部也暴露了出来。
超自由主义国家是当代西方国家主流的社会秩序。这一概念是考克斯在《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中创造的，它被用来代指为解决新自由主义国家内在矛盾而产生的新的社会秩序。本节阐释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面对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挑战，超自由主义国家这种西方国家现行的社会秩序瓦解的必然趋势。
第二，收入差距扩大。过去从事制造业的劳动者以相对简单的劳动换取了较为优渥的报酬。产业空心化使发达国家享有相对优越和稳定条件的“稳固工人”的数量逐渐下降。低端服务业虽然可以大量解决就业问题，但也注定了劳动者的薪资始终只能在较低的水平徘徊。中产阶层因此逐渐滑向社会的中下层，最终陷入贫困。由于无法掌握诸如金融、计算机等高端服务业需要的复杂劳动技能，绝大多数沦为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在产业空心化背景下失去了上升通道。与此同时，社会财富不断地向少数富裕阶层集聚。2011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曾报道称“90% 的美国人在过去20 年中实际收入没有增长，而占美国人口1%的富人的收入却增长了33%”。或许新闻媒体的报道有夸大之嫌，但它确实反映了社会财富分配失衡的事实。由于企业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取得的利润大多被精英阶层攫取，资本的全球流动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在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里，企业和政府共建的福利制度走向崩溃，大批失业的中产阶层在丧失了社会福利的支撑后加速滑向社会底层。于是社会阶层结构不可避免的从健康的纺锤形向失衡的金字塔形演变。当代西方民粹主义虽然没有增加福利开支，但是扩大了制造业的就业，拒绝畸形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受到了中产阶层的欢迎。
当代西方民粹主义从社会秩序内部造成的挑战以及作为物质性因素的生产力发展与世界秩序来自外部的影响共同破坏了超自由主义国家，也进一步削弱了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随着旧秩序的瓦解，在探索新社会霸权、构建新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处理好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第三，文化冲突。经济全球化在国际层面的不平等扩大了中心地区和边缘、半边缘地区的差距。富裕的中心地区吸引着欠发达地区的人口，边缘、半边缘地区贫穷而动荡的形势也迫使人口向发达国家流动。经济全球化要求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这些人口入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了条件。移民潮加剧了发达国家的就业问题，加重了福利国家由政府和企业支撑的福利体系的负担。经济上的问题最终成为了文化冲突的助推剂。西方国家的民族构成和历史传统决定了其在文化上的一元化取向，所谓的文化熔炉不过是通过同化的方式改变移民的文化认同。不可否认，对于来自边缘、半边缘地区的移民来说，中心地区的文化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但是超大规模移民潮超出了西方国家文化同化能力之时，“文化熔炉”显现出了“文化沙拉酱”的本质，社会文化多元化的趋向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最终的结果是，不愿意融入西方文化的移民所秉持的文化多元主义与西方中心论者支持的种族主义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当代西方民粹主义既满足了民众面对移民问题和多元文化催生的身份认同和安全关切，又通过排外主义保护了本国民众在就业和社会福利领域的优势地位，成为了富有吸引力的选择。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三个问题激起的当代西方民粹主义运动只是表面现象，在更深层次，它反映了经济全球化与现行西方国家社会秩序的矛盾。随着右翼民粹主义在西方国家的泛滥，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秩序亦将一步步走向解体。
（三）超自由主义国家的瓦解
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带来的三个问题是当代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导火索。第一，就业困难。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商品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发达国家的人力成本居高不下，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空心化就成了必然现象。以欧洲国家为例，欧债危机爆发前，经济全球化导致爱尔兰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了10 %、西班牙下降了4 %、意大利和葡萄牙均下降了3%左右。而国内经济问题最严重的希腊，其国内实体经济占GDP 的比重还不足10%。① 韩永辉、邹建华：《产业空心化与地区债务危机——再探欧债危机根源》，载《国际经贸探索》，2016年第2 期,第97—99 页。 制造业历来是吸收劳动力的重要部门，经济全球化导致发达国家在就业问题上蒙受双重打击——产业空心化大幅减少就业岗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潮导致待就业人口大幅上升。在发达国家中欧盟成员国面临的失业问题尤为明显，即便是在被认为经济已经进入温和复苏通道的2016年，欧盟仍饱受失业问题困扰。特别是在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25 岁以下青年失业率仍在40% 的高位徘徊。① 张可：《民粹主义阴云笼罩下的欧盟——2016年欧盟形势特点》，载《当代世界》，2017年第1 期，第68 页。 右翼民粹主义反对经济全球化，一方面通过贸易保护主义逆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制造业领域的不利地位，促使制造业回流解决就业问题；另一方面拒绝全球人口的自由流动，防止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冲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力市场。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主张虽然是以邻为壑的单边主义行为，但符合本国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获得了失业人口的广泛支持。
超自由主义国家是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纳的社会秩序，它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针对新自由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以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建立起了超自由主义国家。因此这一社会秩序也被称为撒切尔—里根模式。考克斯认为这是一种似乎想要回归19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模式，对于新自由主义企图调整经济自由主义，使其适应古典自由主义所产生的社会政治结果的努力，它则采取拒斥的态度。① 考克斯著：《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林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 页。
超自由主义国家的支持者相信人类社会的进步趋向，并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同经济的不断增长具有内在联系。而经济全球化——优化了国际分工，使促进经济增长的各要素充分发挥作用，提高了生产效率——是目前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所以经济全球化是支撑社会秩序存在的经济基础，为社会秩序的稳定提供了物质资源。如果放弃经济全球化，经济增长就可能陷入停滞，那么就没有足够的物质利益去满足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需求，进而丧失社会各阶层对社会秩序的观念认同。以上逻辑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在超自由主义国家社会秩序构建中的优先地位，超自由主义国家可以放弃其他若干要素，但绝不能退回到贸易保护主义的高墙之内。
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超自由主义国家为了保障经济全球化坚定不移地推进开放经济而放弃了三方制组合主义和福利国家制度。三方制组合主义遭到摒弃，在政治上破坏了维持新自由主义国家社会霸权的联盟。曾经得到保护的中产阶层被分化为两个部分：少数受到保护、相对安全的稳固工人——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发展他们的地位愈发不稳定，该群体的数量日渐减少；更多的是沦为失去保护的非稳固工人并饱受政府削减福利开支的困扰。政府和企业则组成政治联盟，将占国家绝大多数人口但缺乏政治力量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排除在外。劳动者丢失了政治权力，对原有社会秩序不再忠诚，超自由主义国家也失去社会霸权。
冷战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持续了不到30年时间就暴露出扎根于内部的不公平、不公正的问题。对全球化不满的情绪正在滋长，全球化进一步发展面临着巨大的阻力。
超自由主义国家是新自由主义国家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被动反应，为了保全经济发展成果而舍弃了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联盟。它不但不能解决原有的问题，反而带来了新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对超自由主义国家来说意味着“代表性危机”：它迫使超自由主义国家不再对社会底层的经济提供基本保障，而只对资本自由与利润负责，① 刘从德主编：《国际关系理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武汉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 页。 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认同出现了危机。这也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国家维系的社会霸权的解体，生产关系中内在的阶级矛盾失去了缓和的余地，阶级冲突逐渐走向升级。超自由主义国家不再是一种稳固的社会霸权，而沦为一个不稳定且正在走向解体的社会秩序。
二、超自由主义国家与世界秩序的嬗变
要在霸权秩序理论的框架下分析社会秩序更替与世界秩序的嬗变，需要进一步明确考克斯为解释霸权秩序理论引入的诸如“历史集团”、“历史结构”、“世界秩序”等概念。这些概念有助于界定社会秩序的稳定性，阐释社会霸权国际化的过程，以及厘清社会霸权与世界秩序的关系。
（一）社会秩序与世界秩序的演变
民粹主义有两个源头：一个是英文中的populism，指19世纪末美国人民党以保障农民与小工业者利益为主要政治诉求的激进乡村运动；另一个是俄语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及其衍生的拉丁化写法narodnichestvo，指的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知识分子中“民粹派”的主张：认为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直接建成社会主义，民众的道德优于精英阶层，知识分子应当“到人民中去”。② 杨俊峰：《西方民粹主义与身份认同政治》，载《科学社会主义》，2017年第1 期，第149 页。 民粹主义的这两个源头前者强调平等主义，后者强调平民主义，将它们综合起来可以认为民粹主义的诉求就是维护平民的利益。
根据历史集团所覆盖的社会阶级、阶层的广泛程度可以判断其强弱，而历史集团的强弱则决定社会秩序是否具备霸权性质。被统治阶级对在生产关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认同缓解、弱化了阶级矛盾。获得认同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了一种“决定人们行为和期待”的“历史结构”，① R.Cox “Social Forces,States,and World Orders,”in R.Keohane 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p.217-218. 统治阶级借此建立国内的社会霸权。
国内社会既有可能是由强大的历史集团支撑的社会霸权，也有可能是因为特殊因素将社会阶层维系在一起的社会秩序。所谓社会霸权，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秩序，它的特殊性体现在：虽然社会秩序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维护着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绝大多数被统治阶级在观念上对社会秩序表示认同，以至社会秩序获得了霸权性的特征，这是一般社会秩序所不具备的。在多数情况下，国内阶级的意识形态分歧使社会霸权无法形成，只能依靠镇压性的强制性权力来维持社会秩序。② 考克斯著：《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林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175 页。
当用户通过手机得知相应的情况，根据相应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后，警报系统会撤销相应的警报命令。当用户回到家中，想撤销安防系统时，可通过遥控撤防模块，给单片机主机发送相应的撤销安防系统的命令，单片机主机接收到遥控撤防模块命令后，给传感器模块发送撤销启动信号，传感器暂停工作，整个系统恢复不启动状态。
社会霸权不是永恒的静态模型，否则就不能解释社会秩序的变化。正是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世界秩序的研究给予了霸权秩序理论生命，使其对变动中的社会秩序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马克思不同的是，考克斯更注重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他指出生产决定了国家的形成，国家又决定了生产的形式。主要的生产结构如果不是由国家所创立，至少也是由国家鼓励和维持的。③ 考克斯著：《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第11 页。 国家可以引导和动员社会能量来维护社会秩序，或创立全新的社会秩序。国家和社会之间一旦建立起平衡，国家即从社会中吸取资源，并使用这些资源来维持社会，保证它的延续。④ 考克斯著：《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第72 页。 生产力的发展让社会秩序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处于变化之中，这决定了社会秩序变迁的必然性，与此同时，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世界秩序则影响着社会霸权的诞生与消亡。
最后是“世界秩序”。与国际秩序不同，世界秩序更强调观念上的认同。社会霸权的认同与扩散形成了跨国的阶级同盟。对社会霸权的效仿使各国产生了类似的历史集团。历史集团将不同国家、同一阶级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的思想观念联系起来，形成跨国的阶级联盟。围绕着国家间体系产生出一个世界性的社会，国家也因为需要调整其机制和政策以适应世界秩序而逐渐国际化⑤ 考克斯著：《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第12—13 页。 。世界秩序的形成当然离不开社会霸权，反过来一旦世界秩序形成，它就独立于社会霸权并对社会秩序施加巨大的影响。
霸权秩序理论认为社会秩序是世界秩序产生的基础，在世界秩序中同样存在着霸权性世界秩序和非霸权性世界秩序的分野。对于前者，可以把它简单的称之为霸权秩序。一般来说，霸权秩序是社会霸权国际化的结果，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就属于霸权秩序的范畴。考克斯强调只有一个国内实现了或正在实现社会霸权的国家才能建立世界霸权秩序。① 考克斯著：《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第105 页。
效仿社会霸权的国家以阶级联盟为纽带共同惩罚那些试图反对世界秩序的行为体，采取反体系运动的国家不得不在负面学习中消极接受现实。在这种情况下：（1）发达国家通过效仿霸权国家建立与霸权国家相似的社会关系、国家形态而与世界秩序接轨；（2）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通过“消极革命”来适应世界秩序。② R.Cox，Gramsci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137-140. 霸权秩序因此得到普遍接受。成功模仿社会霸权的国家进入世界秩序的中心地带，而通过“消极革命”被动适应世界秩序的国家则处于半边缘或者边缘地带。
观念因素的引入加强了霸权秩序理论中世界秩序变化过程的复杂性，在考克斯看来它同时涉及：（1）主要国家相对力量的改变；（2）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社会间生产力的重新布局；（3）社会内部各社会群体间相对力量的变化和新历史集团的形成；（4）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即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建立，以及新的社会积累生产制度的成立；经济即因此而得以继续增长③ 考克斯著：《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第150 页。 。从以上条件出发，可以得出结论：传统国际政治理论强调的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仅仅描述了国际秩序的变化，但国际秩序还不足以概括世界秩序的全貌，世界秩序与社会秩序尤其是社会霸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或许一般社会秩序的变动还不足以对世界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社会霸权的丧失必然导致世界秩序出现变化。
例如对于程序中的变量值i，假定变量i的取值范围为1到100的整数，那么i的取值范围的抽象表示为[1..100]。当i在程序中进行四则运算时，映射在抽象域上计算过程即为对区间[1..100]上的四则运算。
（二）西方民粹主义带来的冲击
作为新自由主义国家逐渐丧失社会霸权过程中改革的产物，超自由主义国家部分继承了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原则。三方制组合主义被彻底摒弃，政府和资本家联合起来努力创造企业界认为可能恢复经济增长的条件，其结果是经济全球化。超自由主义国家把经济全球化作为整个社会秩序的核心，舍弃了缓和阶级矛盾的手段，所以它不可能拥有一个覆盖广泛、结构稳定的历史集团，它也不可能挽回新自由主义国家瓦解以来社会霸权逐渐丧失的颓势。
自由贸易导致生产的国际化日益增强，国家间生产禀赋的差异不再是阻碍，跨国公司利用经济全球化合理调配内部资源以降低生产的总成本实现利益最大化。这种公司内部的自我优化不会考虑社会后果——大部分创新研发活动被留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制造产业则通过雇佣外国廉价劳动力亦或产业转移的方式显著地降低了成本。这种行为造成了产业空心化，曾经在流水线上从事简单劳动的半熟练工人失去了稳固的工作岗位，被社会霸权分化的劳工阶层重新合二为一了，只有占比极低的技术性雇员还在政府、企业双重福利保障的框架内。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性雇员与来自欠发达地区的非稳固半熟练工人构成的双重劳动力模式削弱了工会的力量，资方完全控制了生产过程的改组。
既然工会不能阻止跨国公司对劳工阶层既得利益的损害，那么劳工就从国家层面对跨国公司展开反击。不幸的是，国家也被拉入经济全球化，缺乏与跨国公司谈判的筹码。新自由主义国家的瓦解，并没有改变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超自由主义国家本来就是对新自由主义国家内部各要素取舍后的残留，美国作为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在综合实力上依然保持着绝对优势。在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中，国家的权力被局限于民族国家的边界内，而跨国公司却是没有政治边界限制的。于是劳工阶层与跨国公司的战场又从民族国家转移到了世界秩序层面，更准确的说是通过反全球化来限制跨国公司的权力。
在劳工阶层反对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当代西方民粹主义提供了合法性。它强调劳动道德、家庭观念、社区团结和爱国主义等一系列的传统价值观。但它的潜意识却有着种族主义的色彩——它反对移民和少数民族，对他们抱有刻板的，但又相互矛盾的偏见，说他们是依赖福利的懒汉，却又说他们抢走了工作。① 考克斯著：《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第207 页。 仍然享有稳固工人地位的技术雇员和职业经理人因为福利制度的保护而显得头脑清醒不会参与其中。对于更多的劳工阶层来说，当代西方民粹主义运动极具吸引力，它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诉求。
所以就如霸权秩序理论推测的那样，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向前发展，就越会激起一部分国内社会群体的拒斥，这些参与反全球化运动的群体或是在全球化引发的国内力量重新组合的过程中落入下风，或是被排除在新形成的历史集团之外。过去的理论大多低估了国家在社会秩序的变迁过程中改变世界秩序的能力。现代化理论假设政治体系的演变最终只有一个结果，即演变为面向市场的多元现代化工业国家；依赖理论认为国家和国内社会不过是在饰演它们根据自己在世界体系中所占的位置所应担任的角色。它们既不认为社会秩序有可能出现反动的变化，也不认为国家有能力改变世界秩序。事实上，社会秩序的变迁对世界秩序产生作用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正在被实现。
表面上，特朗普政府从来没有旗帜鲜明地反对经济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在于利用自由贸易博弈使美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捞取更多好处。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英国脱欧谈判中，特雷莎·梅政府希望在和欧盟的讨价还价中取得优势，而从未打算退出欧洲市场。但是有两个因素推动着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府向反全球化的方向靠拢：其一，他们国内的民粹主义者的反全球化倾向造成的压力在不断加大；其二，这些国家的对外行为具有引领作用，他们通过贸易保护在自由市场博弈中获益的消息会迅速扩散，形成自我推进机制——其他原本坚持自由贸易立场的国家争相效仿，于是世界市场趋于瓦解，贸易保护思想得到普及。右翼民粹主义政府在主观上不反对经济全球化，但他们的行为在客观上推进了世界秩序的转变。
当代西方民粹主义在超自由主义国家引起的第二个问题是经济增长点何在？超自由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全球化紧密相连，贸易保护能否驱动经济继续增长还有待观察。贸易保护防止了外国廉价商品对本国制造业的冲击，同时它也关闭了海外市场的大门，难以想象国家能在进入开放的世界市场的同时封闭国内市场。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论文引起较大反响，主要是《论社会科学基础》（1991年第5期）、《社会科学现代化的观念前提和技术基础》（1993，3），被多家报刊转载和评论。据说引起了高层的重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后更名为《求是》杂志）专门约我写了《社会科学走向现代化的理论思考》一文，发表于该刊1994年第22期。这篇文章也在多家杂志转载。这些论文讲的就是社会科学怎样以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基础，推动社会科学现代化。
市场问题永远是困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企业生产能否在资本循环中通过消费产生足够的盈利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封闭的国内市场能否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将直接决定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成败。解决市场问题的常见手段主要有三个：扩大市场、平衡财富和资本深化。扩大市场是最简单的办法，无论是福利—民族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还是新自由主义国家融入世界市场，都是在本土市场饱和的情况下拓展海外市场的行为。平衡财富是刺激消费的行为，它要求调整不平等的收入结构，解放平民的消费能力。当精英市场饱和，经济增长就遇到了瓶颈，开发平民的消费能力才能挖掘市场潜力。资本深化是另一种刺激消费的举措，企业通过资本深化不断生产出受到消费者喜爱的创新产品，从而刺激消费欲，缓解了消费的边际效用。
贸易保护主义放弃了超自由主义国家坚持的开放的世界市场，扩大市场难以实现。资本深化从未停歇，但它只能作为辅助性手段。更何况当代西方民粹主义者热衷于传统制造业的复苏，一般来说，这个以钢铁、船舶、汽车为主的行业很难和资本深化挂上钩。如此一来，在封闭的国内市场中复兴经济就只能依仗平衡财富了。开发平民市场当然是理想的选择，但是当代西方民粹主义并没有回答如何提升平民的购买力的问题，特别是在政府财政预算吃紧的情况下，国家很难通过再分配的方式来调整收入结构。
全球化还从两个方面削弱了超自由主义国家的实力。首先在超自由主义国家，重工业部门是全球化最大的受害者，重工业部门的凋敝间接地削弱了军事潜力。其次全球化也造成了超自由主义国家的财政赤字。公共服务因此不断收缩，军事预算也遭到削减，这对军事力量造成了直接损害。同时，跨国家的观念认同与社会霸权一同消散。对于霸权国来说，维持世界秩序的成本在上升，而且在维持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军事力量正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如何处理这对矛盾就成了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逐渐崩坏的年代，霸权国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教学情境形式化的现象较为严重，由于现阶段许多教师虽然希望通过情境教学的方式提高教学效果，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更像是披着情境教学的外衣，并没有做到情境教学的实质。比如说有些教师为了采用情境教学的方法提高课堂气氛，就在引入数学问题时滥用一些可以吸引小学生兴趣的卡通动漫情境，虽然确实将课堂气氛搞的热闹，但是这种教学方法只是吸引到了小学生，并没有起到教学的效果，对于数学问题的教学没有起到真正的意义，教学内容也就不够丰富[1]。
（三）支撑世界秩序的力量：军事帝国的反击及其后果
美国强权下的世界秩序将美国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输出到世界各地，使其他国家主动或者被迫效仿。此外，美国也通过经济和军事手段限制着世界秩序中国家存在的形式。对于不守规矩的国家，美国将它们排斥在世界市场之外，或者切断它们的信贷来源，有时美国也通过军事手段实施政治颠覆活动。
随着新自由主义国家社会霸权的灰飞烟灭，观念上的吸引力已经逐渐不复存在。军事力量成为了美国维持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主要支柱。
(4)分级机分级效率与磨矿细度之间关系。分级机的分级效率越高，磨机产量和效率也越高；反之，出现过磨现象，导致磨机产量和效率降低，对后续工艺流程影响也很大。
超自由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因此成为了军事帝国。超自由主义国家军事帝国属性的凸显说明霸权性世界秩序的动摇，动用军事力量越频繁，观念的力量就越淡薄，世界秩序离协商认同的基础就越远。观念的力量形成了一种观念性结构使我们在做决定时不需要审视完所有的“可能”选项，① 唐世平：《国际系统的影响：六大渠道》，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8 期，第16 页。 观念力量的削弱增加了国际行为体可能采取的选项，自由主义作为支撑世界秩序的基本准则让位于武力，国际行为体将更加难以规范，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将更容易受到损害。
有些学生在学习物理时总是对物理报以很大的恐惧感，认为学习到的物理知识与自己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并且十分晦涩难懂、高高在上，其实这是一种对于物理的扭曲性认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归根结底就是教师在日常教学在物理教学的生活化方面努力不够或者干脆就没有让物理向着生活化靠拢的意识，这种做法是十分错误的.物理是一门研究物体自然规律的科学，所以物理学中的很多知识在日常学习生活中都有着非常广阔的应用空间，因此教师应当将物理教学贴近生活，让物理生活化，这样学生才不会恐惧物理反而会对其充满着兴趣.
(2) LTE车载移动终端采用128位祖冲之加密算法对RSSP-I安全通信包在PDCP(分组数据汇聚)层进行加密，转换成密文后通过空口(接口B)发送至RRU和BBU。
对敢于反对霸权秩序的新商业主义的发展主义国家和反体系国家，美国毫不吝惜使用军事手段让它们就范。对超自由主义国家来说，军事行动至少有两个好处。其一，超自由主义国家将军事干预说成是维持国际霸权的必要手段。军事行动既彰显了传统价值观又打击了其他国家，这迎合了种族主义的诉求，减轻了来自当代西方民粹主义运动造成的压力。其二，军事行动为增加军事预算制造了理由。这实际上成了“军事凯恩斯主义”。在常规国家干预经济手段因经济全球化瘫痪的情况下，利用军事开支迂回的干预经济，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军工企业的发展也有助于传统产业的复苏以缓解就业问题。
对世界秩序挑战最严重的国家来自边缘地区。世界秩序在边缘地区相对来说比较脆弱，这里的国家在国内没有效仿新自由主义国家的社会秩序，它们中的一部分采取消极革命的方式成为新商业主义的发展主义国家，暂时适应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另一部分国家通过反体系运动公开反抗霸权秩序。
从阿富汗到叙利亚，美国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作为应对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解体的反击。这些遭受打击的国家违背了美国价值观、破坏了世界经济的规则。这些国家在战争后大都落入“失败国家”的行列，因为在发展政治学的指导下扶持发展主义国家已不再重要，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也不再需要推广，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它。是否建立起运转良好的民主政权并不重要，首要目的是满足国内日益高涨的种族主义情绪、抑制国际上的反体系运动。
军事帝国为了维持世界秩序做出的反击不是没有代价的。从经济层面讲，财政的匮乏即便通过削减社会福利来弥补，军事开支仍然需要举债度日。赤字的增长增加了债务、降低了信用，令利率居高不下，这阻碍了生产性投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军事装备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军事工业脱离了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所以在军备上增加开销也不再像以往那样可以大规模地促进就业了。军事扩张主义可能会给超自由主义国家带来意识形态方面的较大好处，却产生不了多少经济效益② 考克斯著：《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第208 页。 。
在军事层面，连续不断的军事行动透支了美军这件“趁手的武器”。频繁的战斗部署令美军疲惫不堪且缺乏训练。长期陷入低水平的“城市治安战”也降低了美军针对大规模全面战争的能力。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也被推迟，采购军备的资金变得捉襟见肘，美军的军事装备正变得日渐过时，其他军事强国与美国的差距逐渐缩小。
五四运动唤醒了“我”，胡适坚信“唯有个人可以改良社会，社会的进化全靠个人”[注]胡适：《学生与社会》，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91页。 。“评判的态度”第三条把“社会”和“我”对立起来，“社会公认”不仅指人数多，也指通过权力、习俗等被固化的“过去”。胡适期待的“我”是“先知先觉”的少数人，“我”要有独立精神，敢于质疑、敏于思考。“我”是能走出过去的枷锁，寻找和创造未来的人。
使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其中灵敏度、特异性、检出率比较采用χ2检验，Pre-S1 Ag、Pre-S2 Ag及HBVLP与HBV DNA的相关性分析采用线性回归法。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采取军事手段支撑世界秩序的行为和霸权稳定理论背道而驰。霸权稳定理论认为霸权国家的扩张—平衡—衰落周期的根本动力就是经济成本和收益。① 王正毅著：《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 页。 当成本和收益陷入持续失衡，霸权国家财政就会出现危机。通过强调军事帝国的属性维持世界秩序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失去经济支撑，美国军队便失去了造血再生功能，再丰厚的家底也有消耗殆尽的一天。军事帝国的反击改变不了注定的结局，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会逐渐收缩，世界秩序的转变终会到来。
孙武倾心与万夫，削平妖孽在斯须。才施偃月行军令，便见台星逼座隅。独柱支天寰海正，雄名盖世古今无。圣君争不酬功业，仗下高悬破贼图。
三、机遇与挑战：新社会霸权与世界秩序的构建
山谷有诗《赠嗣直弟颂十首》，如“饥渴随时用，悲欢触事真。十方无壁落，中有昔怨人”，“江南鸿雁行，人言好兄弟。无端风忽起，纵横不成字”，“往日非今日，今年似去年。九关多虎豹，聊作地行仙”，“万里唯将我，回观更有谁。初无卓锥地，今日更无锥”，从中可以窥见山谷突遭变故漂泊天涯之心境。
（一）经济全球化的前景
经济全球化是构建新的社会霸权绕不开的议题。自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建立以来经济全球化就在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统一世界市场，它以自由贸易为基本准则，支撑它的是英国强大的海上力量与灵活的外交政策。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雏形，其规模尚小，规则亦不完善，即便在世界秩序的中心地区也存在着与之相左的观念。帝国主义竞争时代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发展的结果。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强推的经济全球化失去英国的支持就开始破碎变形。这一时期的世界秩序虽然表现为统一世界市场的割裂，帝国主义国家的民族国家市场相互隔绝。但这是经济全球化在失去了外力推动后自由发展的结果，从殖民体系的角度来看，宗主国与殖民地被纳入了共同的民族国家市场，特殊的一体化暗藏着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因素。通过殖民扩张，经济全球化覆盖的范围更加广阔了。通过加强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经济联系，经济全球化的深度也得到了拓展。冷战时期美苏对峙分别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社会主义世界市场，这是帝国主义竞争时期民族国家市场整合的结果，经济全球化以半球化的形式继续发展，直到冷战结束苏东剧变，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吞并了社会主义世界市场，结束了近半个世纪的半球化历程，今天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终于到来了。
一盘散沙的劳工阶层是不能胜任推翻社会秩序这样艰巨的任务的。他们既缺乏纲领，找不到推翻社会秩序的可行办法，描绘不出构建新社会秩序的蓝图；又缺乏手段，不能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政治参与中发挥作用。列宁在《怎么办？》中明确指出：工人群众自己绝不能在他们的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工人阶级自发的运动，沿着阻力最少的路线进行的运动，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① 列宁著：《列宁选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258 页。 冷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式微，工人阶级失去了理论指导，在反对资本家剥削的斗争中只关注到现阶段全球化导致生活水平下降的表象，忽视了阶级矛盾的本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注意力集中在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片面强调全球化有利于解放发展生产力、带来惠及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利益，而没有注意到不公平、不公正的全球化对劳工阶层利益的损害，结果遭到劳工阶层的摈弃。于是，经济全球化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秩序的破坏引发的阶级矛盾，在右翼政客的引导下，发展成了把反全球化当作主要矛盾的当代西方民粹主义运动。工人阶级在右翼政治精英的诱导下误以为贸易保护主义是解决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的良方，沦为了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兴起的群众基础。凭借劳工阶层选票夺取国家政权的右翼政治精英，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极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反对经济全球化，抽掉了支撑超自由主义国家的物质基础。
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自始自终都是西方国家强行推动的结果。就如同曾经的殖民体系一样，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间关系同样是不平等的。在这个等级制的世界秩序中，位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制订了更加严苛的规范守则。直接的殖民掠夺消失了，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处理发展中国家债务和贷款问题的契机，间接的限制了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国家的发展道路。在世界经济普遍繁荣的年代，被纳入世界体系的所有国家的绝对收益毫无疑问都有所增长，但边缘地区的获益和中心地区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到了全球性经济衰退的时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更为脆弱，受到的冲击更大，而且还要承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嫁危机的损害，成了最主要的受害者。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恶果引起了边缘地区的抵制，它们经常采用的方式是将外国投资产生的积累转移到国内建设和提高生活水平上，而不是投入资本循环用来扩大生产——这是典型的左翼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通过控制贷款和投资的方式敦促这些国家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对于其中的顽固分子，有的国家会被排除在世界市场之外，被剥夺参与世界经济实现经济增长的权利；另一些国家的政府会被武力颠覆，取而代之以傀儡政府。
发展中国家的反抗说明反社会化渠道正在产生作用。霸权秩序的建立既是生产力发展在物质上推动的结果，也是社会化渠道在观念上影响的结果。反社会化是指能动者有意识地反抗来自系统的社会化压力的进程，① 唐世平：《国际系统的影响：六大渠道》，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8 期，第11 页。 是社会化导致了反社会化。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要求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呼声渐涨，通过操纵国际经济组织的方式来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行为受到的阻碍越来越大。同时美国的军事实力也出现了相对衰落的迹象，国际政治多极化、民主化在发展，搞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通过军事手段颠覆别国政府也变得愈加困难。
着眼于民族国家内部，经济全球化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各国的精英阶层而非普罗大众。在世界秩序的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收益最丰，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配还称得上公平。超自由主义国家的出现打破了平衡，劳工阶层的力量变得衰弱，国家也不再能限制跨国公司的活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全部被精英阶层所窃据。反社会化渠道再次发挥了作用，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观念遭到侵蚀，发达国家的劳工阶层开始抵制（作为全球化一部分的）向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如今是服务）转移。① 唐世平：《国际系统的影响：六大渠道》，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8 期，第21 页。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对经济全球化产生分歧，精英阶层顽固的坚持现有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劳工阶层打算建立起贸易壁垒退出经济全球化进程。
很明显，不公平、不公正的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下去的希望颇为渺茫。不但边缘地区存在着反体系运动，在中心地带也出现了反对经济全球化的政治主张。而且把反对经济全球化作为旗帜的当代西方民粹主义运动在若干主要国家成功掌握政权更是釜底抽薪之举。但是，在另一方面全球化依然是世界经济保持增长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反全球化的支持者尚未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没能提出可以绕开经济全球化的新积累模式，这说明经济全球化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需要修正旧有的错误，改变经济全球化开发的世界市场仍然局限于精英层次的现状，通过更加公平的全球化解放全社会的消费需求，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二）西方民粹主义的未来：国家资本主义
以生产力发展情况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暂时还不能回避经济全球化的问题，所以当代西方民粹主义主张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行性令人怀疑。更有可能取代超自由主义国家的是国家资本主义。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代西方民粹主义运动的势头还没有放缓的迹象，这表明西方国家的社会秩序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超自由主义国家已不太可能继续维持。但是，必须要认识到超自由主义国家仍然是一种极具生命力的社会秩序。虽然它的历史集团出现了分裂，对于是继续维持现有社会秩序还是另谋出路，历史集团内部存在不同的声音。依附于历史集团的附属群体也因此陷入迷茫甚至投入民粹主义的怀抱。但是这个历史集团的核心部分是强力而稳固的，它同时照顾了政府和企业的利益，得到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和绝大多数精英阶层的支持。通过代议制民主选举上台的有民粹主义倾向的领导人没有办法完全绕开官僚体制执行那些过于激进的政策。
一个比较折衷的办法是国家资本主义，它和杰索普主张的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比较类似。国家资本主义延续了新自由主义对世界市场的定义，认为世界市场是经济增长的立足点。但是国家资本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对世界市场采取的协商干预原则，它更强调国家间的竞争。国家资本主义要求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增强本国产业的竞争力、争取在商贸谈判中取得更加优惠的条件。国家资本主义通过保护主义的方式将受到国家支持和保护的生产部门推向世界市场参与竞争，从而期望达到在不退出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发展本国产业、重建福利制度的目的。
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面临着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的考验。对本国产业提供的支持与保护很有可能会引发贸易战，破坏开放的世界市场。国家资本主义不遵守自由贸易规则的行为，不是所有超自由主义国家都能够承受相应的代价。居于世界秩序中心的超自由主义国家也有强弱之分，美国或许可以强行推进国家资本主义，以强硬的手段在贸易谈判中迫使其他国家承认美国例外的特殊性。其他超自由主义国家较之美国要虚弱得多，它们所掌握的力量不足以效仿这种模式。也就是说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秩序很难在国际上得到推广，国家资本主义以邻为壑的作法也不可能推动以此为基础的霸权性世界秩序的诞生。
强权推行国家资本主义还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巨额财政赤字是超自由主义的遗产，将有限的资源分配用于强权政治中限制了国家为产业提供支持与保护的能力，国家资本主义很容易就会陷入既不能节流、也不能开源的怪圈。
从国内看，企业的安全与效率问题是国家资本主义能否实现的核心问题。安全来自国家的支持和保护，这使在竞争中处境不妙的产业不至于独自承受市场压力。对于相关产业的从业人员来说这是变相的福利保障。国家采取的这类行动同时保护了企业和劳工，因而具有双重意义。
效率关乎生产部门在市场中的竞争力。过度的保护会催生惰性，只有将企业置于市场的竞争中才能刺激企业提高个别劳动生产率。竞争力的提高保障了企业能够扩大盈利，这为执行国家资本主义提供了财政基础。如果得到暂时保护的生产部门不能解决效率问题，那么国家就不会有足够的资源继续支持和保护企业的发展。
为了处理好安全与效率之间的矛盾，国家资本主义不太可能维持具有广泛性和持久性的福利体系。相比起过去，国家资本主义可以调配的资源要少得多，而且它也不能通过无节制的增加财政赤字来解决问题。更有可能的方式是为陷入危机的产业提供暂时性保护，政府鼓励这些效率低下的产业在市场刺激下实现复苏，如若不成功，这些产业将按照市场规律走向衰亡。国家资本主义对待福利制度的态度决定了劳工阶层在社会秩序中遭到了分化和削弱，过去用来协助构建强大而稳固的历史集团的三方制组合主义因为劳工代表的缺位而不可能回归。这造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历史集团的组成过于狭窄，那些被排斥在政治进程之外的群体构成了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因素，他们随时可以被动员起来组成反对社会秩序的力量。
国家资本主义的缺陷注定了它的过渡性质，它恢复了超自由主义国家一度放弃的缓冲和激励职能，释放了部分阶级矛盾。但是它有限的资源不足以满足整个社会的需求，它也没有能力调和国家干预经济与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之间的矛盾。随着国内社会群体不满的再次集聚和世界秩序的反弹，国家资本主义必须找寻新的出路。
四、结论
在霸权秩序理论的逻辑下，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它控制着物质利益总量的多寡，间接地影响负责利益分配的社会秩序采取的类型。在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实际掌控着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物质资源，根据社会各阶层的意识形态和力量对比，统治阶级制定社会秩序对物质利益进行分配。利益诉求得到满足的阶级和阶层共同形成了历史集团，他们在社会秩序中构成了主导群体。那些部分利益得到满足的群体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采取积极的态度主动认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历史集团的附属群体；另一些则拒绝妥协，转而采取各种手段企图在社会秩序中分得更大的利益。在某些情况下物质利益总量较为充裕，社会秩序在利益分配过程中又较为公平，这样的社会秩序首先形成了一个覆盖面较广又比较稳固的历史集团，然后，那些部分满足利益的阶级和阶层全部成为了历史集团的附属群体，社会霸权就这样形成了。
对世界秩序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依然是生产力的发展。正如唐世平所言，国际系统产生影响的第一个渠道是纯物质性的，因此，它能够在没有任何来自能动者的输入的情况下运作。① 唐世平：《国际系统的影响：六大渠道》，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8 期，第23 页。 生产力的变动就是霸权秩序理论中物质力量的直接体现，它起着基础性作用，推动着社会秩序与世界秩序的演进。即便是形成了社会霸权的国家也必须尊重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无论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帝国主义竞争时代的世界秩序、还是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都无法背离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社会霸权则规定了世界秩序的具体面貌，实力优势和观念认同使建立起社会霸权的国家更有机会建立起霸权性世界秩序。社会霸权还起着维持霸权秩序的作用，丧失社会霸权的国家很难长期维持霸权国的身份。
脱胎于社会秩序的世界秩序具有独立性，霸权国也不能任意扭曲世界秩序，世界秩序有可能对一些国家造成损害或者给予的利益微不足道，而另一些国家则收获颇丰，这造成了社会秩序更替的外部因素。生产力、社会秩序与世界秩序这三个相互独立的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共同构成了霸权秩序理论这一处于演进中的动态理论体系。
因此，也可以尝试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便没有科学技术对调查的支持，理论上也能突破案件。说明以人为核心构建起来的调查技术体系，对于作为人的嫌疑人而言，仍属于对症下药的良方。这种特殊的对合性并不因为时间变迁或环境更迭而失效。人文技术在保持其基本内核稳定之下，不断延伸其外延，甚而汲取各种学科的知识以丰富技术体系。
病株主要特点：病株矮小、生长速度慢、并且叶片失水较重呈灰绿色，随后叶片由下向上黄化，茎部会因为病菌侵袭发生水渍状腐烂。最后使苗株死亡，造成苗株缺失断垄，严重些会导致整亩没有植株存活。
从理论回到现实，既然旧的新自由主义社会霸权连同它的修正产物——超自由主义国家都已经寿终正寝，探索新的社会霸权就成了充满诱惑的选项。重建社会霸权意味着掌握实力与观念的双重优势，在后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构建过程中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在国际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强国来说，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寻获这样的机遇。而对于那些尚处在世界秩序的边缘地区的国家来说，这同样是难得的机遇——通过积极效仿新的社会霸权，这些国家有可能进入世界秩序的半边缘甚至中心地区，从而在世界秩序中获得更多的好处。
与机遇相伴的是挑战，由世界秩序变化引发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变化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积累结构，社会秩序也必然向着与之适应的方向转变。新的积累结构推动着社会秩序的改变——无论是积极效仿新的社会霸权还是选择消极革命。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成功地效仿新的社会霸权重建社会秩序，毕竟社会秩序还同时受到其他几个方面的影响。选择消极革命的国家被动地适应新的积累结构，在世界秩序中它们要么继续呆在边缘地区，要么呈现出一种向边缘地区滑落的趋向。这些远离世界秩序中心的国家的社会秩序会逐渐变得不稳定且脆弱，阶级矛盾变得尖锐，阶级对抗将成为常态。
作者简介 ：黄沛韬，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18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武汉，430079）
中图分类号 ：F49
文献识别码： A
文章编号： 2096-4538(2019)01-0054-22
（责任编辑：史泽华）
标签：民粹主义论文; 西方国家论文; 霸权秩序理论论文; 世界秩序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