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生育补贴与生育水平
——基于社会养老保险与公共教育支出的视角
范维强 刘俊霞 杨华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 基于2005年人口抽查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社会养老保险对生育的影响不显著，可见在城镇化水平刚过50%的阶段，相比生育成本和生育观念对生育的直接影响，社会养老保险对生育的影响更为间接；表征为教育投入的生育补贴对生育的影响同样不显著，原因在于当前的教育补贴在对生育影响最为直接的学龄前三年是一个空白，同时占长期育儿成本的比例较低。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除关注短期生育成本对生育的影响外，从长期来看，还应关注并出台减轻社会养老保险对生育负向影响的补贴制度；改变当前教育补贴方式，首先需要填补学前生育补贴的空白，然后扩大入学后教育补贴的广度和深度。
关键词： 社会养老保险；生育补贴；生育水平；教育支出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受城镇化水平提升和工业社会进程加快的影响，社会养老、储蓄养老以及子女供养不足使得生育收益发生外溢且逐步降低。另一方面，城镇化背景下生育成本过度依赖工业品和服务品，生育成本逐年上升且更多由家庭承担，使得生育行为的正外部性引致多数人在养老问题上搭便车，即倾向不生育或少生育。不仅如此，伴随着生育观念的改变，加上时间密集型、高强度就业方式的影响，生育的机会成本不断增加，也促使生育水平逐渐下降。面对上述情景，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可逆性，引致社会养老不可能回归到家庭养老，且增加代际支持水平又是社会和工业文明的标志，在生育未能实现社会化生产以前，生育成本也就难以进行社会化分担，那么提高家庭生育水平只能落到控制生育成本和改变生育观念方面。就生育观念而言：一方面通过增加生育的投资收益，逐步改变生育的投资观念。在成本不变下，由于社会养老和自身储蓄养老的推进，引致生育的未来净收益逐步下降，可见要提高生育的净收益，只有降低生育成本，即通过转移支付来间接实现生育成本社会化。另一方面生育具有消费属性。在相同的生育成本和收益下，如果民众更看重自身的物质消费，则同样不会选择生育或者多生育。然而，伴随着现代工业社会下自我意识的觉醒，民众更多想实现自我，说明短期内改变这种看重物质和闲暇消费的生育观念不太可能。面对社会养老的深化，生育收益社会化已成定局；看重物质消费的生育观念短期又无法改变，使得投资的生育观念改变只能更多依靠调整生育成本。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调整生育成本，才能有助于提高家庭生育水平呢？本文认为提高生育补贴是一种可行方案。在当前和过去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与生育补贴对生育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呢？
社会养老保险如何影响生育水平？在理论层面，Cignoa和Rosati发现只要是风险厌恶型的个体，在预算约束条件下，社会养老保险支出增多通常会引致他们的储蓄和投资水平上升，生育水平下降[1]。Groezen、Leers和Meijdam基于两期世代交叠模型发现，由于生育对社会具有外部性，所以家庭的最优生育选择对社会并非是最优的[2]。Werding也发现，在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下，抚养孩子的回报社会化使得家庭最优生育率低于社会最优生育率[3]。Puhakka和Viren进一步指出，公共社会保障制度的引入可能对生育产生负外部性[4]。Schoonbroodt和Tertilt发现，如果家庭对孩子缺乏所有权，那么生育的家庭收益就很可能低于生育的社会收益[5]。此外，朱明宝和杨云彦从孩子对老人的赡养权归属上探讨农村养老模式变迁对低生育水平的影响[6]。周立群和周晓波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别分析养老社会化和老龄化对当前生育水平下降的影响，发现社会养老不仅将生育的家庭收益外部化，同时社会养老下的老龄化也导致生育资源减少，进而降低生育水平，据此提出生育成本社会化有助于拓展生育空间，释放生育力量[7]。基于上述理论论断和科学假说，在实证层面，Zhang和Zhang、Boldrin等、Ehrlich和Kim利用跨国数据分析发现，社会养老保险的支出水平与生育率呈现负相关；社会保障税和社会保障项目支出对生育水平造成挤占，且这种影响不亚于女性教育和劳动参与率提高带来的影响[8-10]。刘子兰等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发现，社会保障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水平之间显著负相关[11]；王天宇和彭晓博基于CHNS数据发现，中国“新农合”政策的开展降低了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12]，等等。基于不同的假设和研究视角，也有学者对社会养老与生育水平的影响持有不同观点，如Becker和Barro认为生育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和消费品，生育水平取决于市场长期利率、社会利他程度以及孩子死亡率，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对生育水平影响极其微弱[13]。杨轶华和顾洪梅在一个纳入遗产馈赠的利他模型中发现，社会保障税并不影响生育率，影响生育水平的主要变量是劳动人口对自身消费和孩子的偏好[14]。Wigger指出，在生育的双重属性和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下，养老保险支出规模较小和较大时，均会降低生育水平，当处在中等规模时，则有利于刺激生育[15]。Miyazaki也发现，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主要依赖利率、抚养孩子的时间和货币成本[16]。
表征为教育支出的生育补贴对生育水平具有何种影响？首先，Becker和Lewis、Murphy和Tamura，以及Croix和Doepke相继从微观视角出发，开创性地论证了生育的数量与质量替代假说，并给出其成立的条件，如当教育成本相对下降时，更倾向于少生优培，随后该假说被世界各国学者求证和拓展[17-19]。Zhang和Casagrande、Rosenzweig和Zhang通过构建人力资本累积的生育内生模型，发现教育补贴等孩子照看政策通过影响生育数量与质量的相对成本最终促成生育质量与数量的替代关系，即教育投资对生育产生负向影响[20-21]。Becker 等利用19世纪的普鲁士数据分析发现，在实行义务教育政策以后，生育水平呈现下降趋势[22]。相反，Omori、Fanti和Gori发现公共教育投资能够提高生育水平和人力资本累积[23-24]。Baudin基于生育内生的理论框架，发现对公共教育支出进行补贴，确实能够降低生育的净成本，进而提高生育水平[25]。Chen基于职业选择，同样建立一个生育内生模型，发现减少技术工人的工作成本后，教育补贴不仅能够提高收入水平，还能够刺激生育[26]。Yasuoka和Miyake从养老金收益的角度出发，也发现教育补贴不仅具有增加教育投资的功能，还具有提高生育水平的属性[27]。在教育补贴方式选择上，部分学者也进行积极尝试，如Yasuoka和Goto通过比较消费税和收入税两种生育补贴手段，发现采取收入税来补贴生育，并不能提高生育水平，相反对消费进行征税，将消费税用于补贴生育，可以提高生育水平[28]。Miyake和Yasuoka从理论上阐述了孩子补贴与私人教育补贴两种补贴方式对生育的影响，发现在公共教育投资水平较低时，应对孩子直接补贴；在公共教育投资较高阶段，应补贴私人教育投资[29]。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如杨龙见等构建一个生育内生的世代交叠模型，分析财政教育支出对出生率的影响，无论是理论推演结果，还是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都发现在某种条件下，财政教育支出对生育具有负向影响[30]。相反，何亚丽等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公共教育支出的世代交叠模型，发现在社会保险支出和教育支出存在替代关系时，无论是理论，还是国际经验数据都显示，增加教育投入有助于提高生育，而提高社会保险投入则不利于生育[31]。针对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丁宏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对OECD国家的政府转移支付、教育支出等变量与生育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当小于某个门槛值时，教育支出与生育水平呈现负相关；当大于某个门槛值时，教育支出对生育有促进作用[32]。
现有研究尽管已经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社会保障和生育补贴对生育影响方向上尚存在争议，特别是生育补贴对生育的影响。其次，在数据来源上，学者们研究社会养老保险和生育补贴对生育的影响多采用国外的微观数据，而采用宏观数据研究中国社会养老保险支出和生育补贴对生育水平影响的成果较少。最后，在研究结论上，多数学者可能高估了社会养老保险和生育补贴对生育的影响，特别在城镇化水平刚过50%和教育支出占比较低的中国，影响生育水平可能更多是较为直接的生育成本，而非作用力臂更长的社会养老保险和作用效果较弱的生育补贴。基于此，本文采用2005年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通过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社会养老保险、生育补贴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旨在为完善我国现行生育制度提供政策依据。
二、实证分析
最近15年内关于生育水平较为权威的数据是2005年1.325%的人口抽样调查、2010年的人口普查以及2015年1%的人口抽样调查。考虑到2010年后生育政策和养老保险政策调整频繁，所以本文实证分析重点放在2005年抽查和2010年普查数据上。被解释变量中分省总和生育率来自2005年人口抽样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解释变量中分省社会养老保险支出占比、财政教育支出占比、人均产出以及城镇化率中的养老保险支出、财政教育支出、常住人口、城乡人口和总产出等分别来自2011年和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一）数据描述
从表1中可以看出，其一，2005年和2010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为1.27，低于人口更替水平2.10[33]。其二，社会养老保险支出占比在分省中的平均值为2.50%，低于2010年OECD国家8.40%[34]。其三，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为3.45%，低于2010年的国际平均值7%，也低于目标值5%。其四，城镇化率的平均值为48.12%，城镇常住人口和乡村常住人口接近相等。为进一步明晰生育与社会养老保险、教育支出、城镇化水平以及人均产出之间的关系，本文也在此进行了简要阐述。图1显示，生育水平与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化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分别呈现负相关，生育与教育支出呈现轻微的负相关，并且上述相关多为非线性相关关系。
表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62）
图1：各变量之间的散点图
（二）模型构建
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城镇化率和人均产出对生育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也对生育产生挤占效应。这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解释：第一，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加快与提高，人们对工业品和服务品的需求增加，直接导致生育所需的物质成本增加；第二，二、三产业的就业方式引致生育的机会成本增加，从而削弱女性生育动机；第三，自我实现生育观念的兴起与发展导致生育的投资属性降低、生育的消费属性增加和民众注重物质消费的文化形成，即在相同的生育成本-收益下，人们更看重自身发展、闲暇获取以及非生育性消费；第四，人口流动频繁、技术进步和不稳定的婚姻状况，导致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最后，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还可能通过社会化大生产下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强化低生育。
从表3中可以看到，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占比对生育水平的影响虽然只有部分显著，但影响方向仍然为负，这同表2的结果比较接近。在总教育支出占比方面，尽管只是部分显著，但对生育也有正向影响。此外，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占比对生育的负向影响也要大于总教育支出占比对生育的正面影响，这说明采用代理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原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大体一致，可见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是比较稳健的。
（三）结果分析
模型1、模型4和模型7仅考虑养老保险支出占比和城镇化率或人均产出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可以看出，社会养老保险的开展和深化会降低生育水平。模型2、模型5和模型8仅考虑财政教育支出占比和城镇化率或人均产出对生育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教育支出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不确定，其中正向影响较为显著，负向影响则不显著。模型9同时考虑了社会养老保险和教育支出对生育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养老保险挤占生育，而教育支出则轻微促进生育。通过对模型3、模型6和模型9的结果进行比较，发现社会养老保险对生育的负向影响要强于教育支出对生育的正面影响。
基于已有数据和基准计量模型（2），本文利用stata14.0统计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总和生育率的估计结果（N=62）
易非只好笑了笑，勉强说到：“男人四十还一枝花呢，不急不急……新娘子是哪里人？做什么工作的？”以前聚会，总是四个人，田有园、易非、向南和陈留，现在只两个人了，易非总觉得透着尴尬，因此不得不努力地找话说。
在变电站站控层、间隔层以及设备层中采用符合电力安全标准控制技术，分别安装拥有智能控制能力、处理能力的设备，赋予其相对独立的分级调控能力，不仅能减少中央处理器的负荷，还能进一步提高设备工作效率。降低和分散变电站安全风险。
财政教育支出占比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对于生育影响最为直接的学龄前三年的生育成本，生育补贴或教育支出几乎是一个空白；另一方面，国家对孩子入学后的教育支出占生育成本的比例很小，进而不足以改变生育成本增加和观念转变对生育的负向影响，即过去和当前的教育投入方式和规模并非决定生育趋势的核心变量。生育趋势主要由城镇化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主导，由于这些变量最近10年对生育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教育投入对生育的正面影响或导致一个可能的伪相关。如果要从教育层面促进生育，进而决定生育水平的上升趋势，本文认为需要改变当前的教育投入方式，如首先填补学龄前三年和幼儿园时期生育补贴的空白，然后加大入学后教育补贴的广度和深度，最终降低家庭生育成本，提高生育水平。
为克服不可观测个体差异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来估计社会养老保险、教育支出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具体如下：
针对社会养老保险对生育的影响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显著，这源于社会养老保险对生育的影响取决于生育成本、利他系数以及折现系数的关系。首先，在城镇化水平提高和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尽管生育成本增加，加上自我实现生育文化形成可能会降低生育，但是只有当生育成本增加和自我实现的生育观念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社会养老保险才会降低生育。其次，考虑到社会养老保险对生育的影响主要依赖生育成本和生育观念，可见生育成本和生育观念的影响是直接的，而社会养老保险对生育的影响是间接的。此外，社会养老保险对生育的负向影响要小于城镇化或人均产出对生育的影响。这是因为社会养老保险对生育的影响依赖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率，即生育成本和生育文化的关系。总之，只有当城镇化率达到一定水平，经济发展至一定程度，生育成本较高，自我实现的生育观念较强时，社会养老保险才会对生育水平产生较强的负向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几个老家伙对老冬瓜的话起了兴趣，在食堂里吃了晚饭，拉了老冬瓜，来找老鳜鱼。老鳜鱼生活有个特点，从不吃晚饭。吃啥晚饭，晚上又不干活，不是浪费吗？老鳜鱼从年轻的时候，就持这种观点。他还说，我那时候每天都吃不饱，一年四季围着肚子打转转，我被饿怕了，现在能吃饱了，我却不适应了，我还要保持当年挨饿的那种感觉。
表3：总和生育率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其中被解释变量tfrit ,表示省份i 在t 年的总和生育率；Zit ,为核心解释变量，包括养老保险支出占比（logpenrit ,）和财政教育支出占比（logedurit ,）；Xit ,为控制变量，包括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产出（loggdpit ,）和衡量经济结构的城镇化率（urbrit ,）；γi 表示不可观测个体的固定效应。与此同时，考虑到总和生育率与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之间均呈现非线性的指数关系（见图1），本文也对模型进行对数化处理，最终的计量模型为：
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通过变换核心解释变量对上述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对于养老保险支出占比，选择养老保险收入占比作为代理变量；对于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占比，选择总教育支出占比作为代理变量；同样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来估计上述代理变量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事实上，近几年国家对教育信息化的重视程度和投入都逐步增大，小学教育信息化发展在深度和规模方面也都有所进步，但是在结构和层次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三、结束语
历史和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促使自我实现生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现代就业方式提高了生育的机会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城镇化背景下家庭的生育成本大幅上升，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社会养老保险开展使得生育收益外部化，生育行为存在正外部性，进而引致生育水平下降。特别在城镇化水平刚过50 %的中国，社会养老保险是否会对生育水平产生影响？如果存在负向影响，面对社会养老和城镇化的不可逆转、生育观念短期又无法转变的情景，如何在生育收益社会化的同时，间接实现生育成本社会化？另一方面，表征为公共教育支出的生育补贴与生育水平究竟存在何种关系，这种关系又是否显著。为验证上述假设，从数据可及性和削弱外生政策干扰的影响，本文采用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社会养老保险对生育水平存在负向影响，但不显著；表征为公共教育支出的生育补贴对生育的影响也不确定。
虽然社会养老对生育水平存在负向影响，但相比更为直接的生育成本等其他控制变量对生育的影响，其作用力臂更长，影响更为间接。即只有当生育观念、生育成本达到一定程度，社会养老保险才会发挥负向作用。尽管生育补贴在理论层面是一个直接影响生育水平的变量，但是在对家庭生育影响最大的学龄前三年和幼儿园时期，表征为公共教育支出的生育补贴和育儿支出是一个空白，这些成本主要由家庭承担；入学以后，仅实行学费补贴，而中国学生人均公共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抚养成本的比例仍然很低，所以虽然公共教育支出有助于降低生育成本，但是在目前的教育补贴方式下，公共教育支出对生育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由此可见，本文的政策隐喻是：在当前的中国，虽然社会养老保险对生育的负向影响不显著，但是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生育观念的转变，社会养老保险对生育的负向影响将逐渐凸显。所以未来应该未雨绸缪，防微杜渐，积极研究并出台应对社会养老对生育负向影响的生育补贴制度。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健全时期，也即生育收益完全社会化时期，应确保生育成本实现社会化，从而减轻家庭生育行为正外部性的影响。在生育补贴方面，由于前5～6年的生育成本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最为直接且重要，因而首先需要改变当前的教育补贴方式，填补学前教育补贴的空白；然后加大入学后教育补贴的广度和深度，实现生育成本社会化；最终降低家庭生育成本，提高生育水平，为未来社会发展储备人口红利和丰富的人力资源。
2.2.1 女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各指标间相关分析 从表4（见下页）中可以看出，体重与50m跑、立定跳远、一分钟仰卧起坐，BMI与一分钟仰卧起坐共4组变量间相关无显著性外，其余变量间相关都具有显著性。
（注：通讯作者为杨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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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绩效评价与机制优化研究” (16BSH046)；教育部社科一般项目“60后婴儿潮退出劳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模拟与应对策略研究”（19YJC790167）
中图分类号： C92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37X（2019）10.0052-06
标签：社会养老保险论文; 生育补贴论文; 生育水平论文; 教育支出论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