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生产率促进抑或资本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率论文,经济增长论文,资本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平均保持在8％左右，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经济增长过程中高投入低效率的问题却不容忽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郑京海、胡鞍钢，2005；彭国华，2005；颜鹏飞、王兵，2004)。如何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提高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战略问题。伴随着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日益重要。2005年中国汇率制度改革以及资本交易管制逐步放松以后，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大涨大落等金融因素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各国实体经济的冲击，更是凸显了金融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在理论研究层面，从最初Schumpeter(1912)对金融中介资金动员功能的强调，到McKinnon(1973)和Shaw(1973)金融抑制理论的提出，再至上世纪90年代内生增长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框架下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考察(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 Bencivenga and Smith,1991; Pagano,1993; Greenwood and Smith,1996)，虽然在整体层面上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层出不穷，但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分析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特别是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的研究却相对较少。虽然King和Levine(1993)、Beck等(2000)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具体作用渠道进行了分析，Rioja和Valev(2004)在Beck等(2000)研究的基础上，区分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差异。他们研究的侧重点在于对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渠道的事后考察，缺乏对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逻辑机制的深入分析，也未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间金融发展效应差异的原因加以解释。
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就以下两大问题进行回答：(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如何，是否发生了集约性转变？在不同的地区间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存在着差异？其原因又是什么？(2)中国金融部门的发展是否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具体的影响渠道和作用机制是什么？中国的不同地区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是否存在着显著差异？对此，我们首先在一个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下，通过引入金融中介部门和研发人员异质性的假定，来分析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决定因素，以及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其次，我们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和永续盘存法就中国不同地区间经济增长方式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考察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水平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并对中国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效应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
二 理论模型
本文在Howitt和Aghion(1998)的内生增长模型以及Acemoglu等(2002)有关创新方式分析的基础上，以债务合同的形式引入金融中介部门，重点分析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以及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假定经济由连续同质的家庭组成，每个家庭具有无限寿命，同时，为了分析的方便，假定不存在人口增长以及资本折旧。生产活动涉及一个最终产品生产部门，一个中间产品生产部门和一个金融中介部门。在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厂商通过投入中间产品来生产单一消费产品，中间产品的生产由一系列具有垄断权力的厂商组成，而金融中介部门为中间产品生产所需的研发投入提供资金支持。其中，中间产品生产部门有一定的垄断权力，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和金融中介部门是完全竞争的。
(一)最终产品生产部门
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由无数个厂商构成，厂商数目总的测度定义为1。厂商投入劳动力和中间产品来进行生产，假定劳动力和中间产品投入的规模报酬不变，而劳动力的供给缺乏弹性。生产函数的形式如下：
(三)生产率提高与金融中介
借鉴Acemoglu等(2002)的思路，我们假定中间产品厂商的生产率既与其本身的研发创新有关，也与世界最优的生产率有关，形式如(9)式：
假定研发成功前，研发部门的初始财富为0，厂商必须通过金融中介部门来获得外部融资以满足研发投入的需要。在此，我们以一个标准债务合同的形式来引入金融中介部门。在厂商开始研发之前，其必须与金融中介签订一个债务合同来获得外部融资。在这个债务合同中，厂商可以从金融部门获取所需的贷款。如果研发成功，厂商支付给金融中介一定数量的支付γ，如果失败，则金融部门获得零支付。由于不对称信息的存在，当厂商宣布研发失败时，金融中介不得不对厂商的研发状态进行识别，假定识别成本为δ。以企业使用原有的研发人员为例，引入金融中介部门后，中间产品厂商的利润为：
从(21)式可以看出，门槛值对金融发展变量s的导数大于零，说明随着金融中介搜寻成本的降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门槛值也相应降低，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率主导型的增长方式更易出现。在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由资本形成为主向生产率主导的方式转变。同时注意到，随着经济活动中高素质研发人员出现概率θ的增加，
的值也相应增大，说明相对于落后地区，发达地区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使得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三 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分解及增长方式判断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加以分解，重点考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资本形成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这一方面可以对我们前文理论分析的结论加以检验，另一方面也为后文对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水平和方式的分析奠定基础。为了对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分解，首先需要对资本投入加以估计，我们主要使用永续盘存法进行测算，方程形式如(22)式：
资本存量、折旧率以及当期投资。在利用永续盘存法估算资本存量时，主要涉及投资平减、基期资本数量的估算和折旧率的选择三个问题。对此，我们采用张军等(2004)的做法，即：(1)采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当年投资，并利用固定资产投资指数进行价格平减；①(2)经济折旧率δ取9.6％；(3)取1952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10倍作为1952的物质资本存量。
而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我们参照Fare等(1994)的研究，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通过定义产出导向的Malmquist生产率变化指数来加以计算。实际分析时，我们将中国不同的省市自治区视作不同的决策单元，②以永续盘存法计算出来的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投入作为投入变量，实际GDP作为产出变量来进行分析。1952-1992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指数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其余数据来源于中国数据在线数据库(China Data Online)。表1列出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均产出、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人均资本形成的变化情况。③
我们通过分析表1，对于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以及增长方式，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整体上看，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本投入的贡献一直占有一个比较大的比例。而且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加重要。这一点，在1990年以前以及2001年以后表现的尤其明显。在这两个阶段，中国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在80％以上，充分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本深化特征。这与我们前面理论分析的结论相一致，即由于中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较低，从战略赶超的角度来看，动员足够的资金是地区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本深化特征有其历史必然性。
从各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演进来看，上世纪90年代初，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由负转正，使得整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初期成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对国民经济贡献最大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平均的贡献率在30％以上。而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1998年以后虽然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及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却开始下降，与我们的理论预期出现了不相一致的地方。可能的原因在于：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深入展开以及1992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的确大大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但随后在遭遇体制、结构等原因所造成的制度瓶颈后，制度转型以及市场体制改革的难度进一步加大，经济运行的效率也相应降低。由于我们理论分析的假设在于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因此，在这一时期，虽然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但由于配置资源的市场化机制的相对缺失，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也就不再满足理论预期的规律。④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中国中西部地区市场体制改革的难度更大，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条件更不成熟，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下降的幅度也就更为明显。
四 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
本节接下来就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水平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进行分析。重点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中国的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2.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水平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是否存在着显著差异？所使用的模型如式(23)。
(1)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Goldsmith(1969)曾主张以“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值与国民财富之比”来衡量经济的金融化程度，通常的研究将其简化为金融资产总量与GDP的比值。但是由于中国缺乏地区金融资产的数据，无法直接使用这一指标。因此，我们借鉴周立和王子明(2002)、包群和阳佳余(2008)等的研究，以各地区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占GDP的比例作为一个窄的衡量指标。
(2)私人部门信贷。虽然从现有的统计资料上无法直接获得各地区金融机构提供给私人部门信贷的数据，但张军和金煜(2005)仍然提供了一种计算非国有部门信贷的间接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假定各地区分配给国有企业的贷款与各地区国有企业的产出成正比，然后对全部贷款加以分解，从而计算出非国有部门的信贷规模。由于张军和金煜(2005)并未明确指出其不同类型部门的产出数据来源，同时我们认为假定各地区分配给国有企业的贷款与各地区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成正比更为直接，所以我们以此为假设，借鉴张军和金煜(2005)的研究思路来推断金融机构提供给非国有部门的信贷数量(私人部门信贷)。
(3)中央政府信贷干预。长期以来，中国银行贷款的发放常常是与特定的政策目标结合在一起的，地区信贷配额制度成为中央银行在不同地区间调配资金的重要手段。而相应的，由于当地存款不足，落后地区对中央银行信贷往往有较大程度的依赖。因此，各地区贷款与存款的比率便成为衡量中央政府信贷干预程度的指标(BoyreauDebray，2003；Liang，2006)。在那些能获得更多中央银行信贷配额的地区，由于有中央银行做最终贷款人，当地国有银行往往缺乏提高经营效率以及对贷款企业进行有效价值评估的内在动力。因此，Liang(2006)认为，地区贷款与存款比值的降低，反映了中央银行对信贷市场的较少干预和较高的金融效率。
X代表一组控制变量，分别为(1)政府支出：以各地区政府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2)基础设施建设：以各地区每百人拥有的公路里程表示；(3)人力资本：以各地区每百人中大学生在校的人数表示；(4)贸易开放度：以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表示。此外，dum[，m]和dum[，w]分别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哑变量形式，属于这两个地区时，取值为1，反之取0，μ[，it]为残差项。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数据在线数据库。样本的时间跨度为1985-2006年，涉及除海南、西藏、重庆和四川外的27个省市自治区。实际分析时，为了避免金融发展等变量与经济增长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工具变量为常数项和金融发展等内生变量的一期滞后值。分析的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大部分控制变量的符号均能在经济学意义上加以解释，说明我们控制变量的选取是合适的。⑥重点考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渠道的影响，我们发现：
金融相关率和私人部门信贷这两个金融发展指标在统计上显著为正，而政府干预这一指标显著为负，说明随着金融资产和私人部门信贷数量的增多以及政府对信贷配置干预的减少，中国的国民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在总体上反映了金融发展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同时，比较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变量系数的大小，发现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着较大差异。中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与东部地区相比差异不大，在以金融相关率和私人信贷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时，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还大于东部地区。但无论以何种指标衡量，东部和中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都要远远大于西部地区。另外，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在以人均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中，后一方程中金融发展变量的系数约为前一方程的50％，说明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1个百分点的人均产出的增长往往伴随着0.5个百分点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一比例远远大于表1计算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说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的确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变。⑦
具体分析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可以发现，无论以何种指标衡量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都不仅促进了各地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而且还对人均资本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只不过，在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形成的相对贡献有所差异而已。在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中，除去以中央政府干预所衡量的金融发展指标外，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变量的系数要显著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⑧而在以资本形成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中，虽然除去金融相关率这一指标外，东部和中部地区金融发展变量的系数差异并不显著，但其仍然都显著高于西部地区。说明在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本深化的特征较为明显。⑨这一点不但与前面我们理论分析的结论相一致，而且与Rioja和Valev(2004)所得出的结论也基本一致。即：虽然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变，但由于发达地区往往拥有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因此，从相对概念上来讲，金融发展对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生产率提高实现的。而在相对落后的地区，金融发展在资本形成方面的作用更为明显。同时，结合中国地区经济的实际差异，金融发展在中国不同地区间增长效应差异的另一个可能原因还在于：一方面，由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较高，随着实际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生产活动面临的融资约束相应有所降低，对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依赖也就相应减少，反映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便是资本形成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的减弱；⑩另一方面，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往往蕴含着较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贸易部门相对于非贸易部门也往往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因此在对外开放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金融中介部门会有更大的机会将贷款投放给那些制度完善、生产率较高的生产企业，金融发展对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也就更加明显。
五 结论
综上，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水平以及增长方式转变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经济增长方式在由投资推动向生产率主导的转变过程中存在门槛效应，经济发展阶段在一定水平之上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往往选择生产率主导型的集约式增长方式，而低于这一水平的国家和地区采取投资推动型的增长方式要为有利。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整体上看中国采取的仍然是一种投资推动的外延式增长方式，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相对较小，而经济增长中的资本深化特征在中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其次，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通过降低增长方式转变的门槛值来推动着经济增长的集约式转变，但在不同地区间，这种效应有所差异。具体到中国的情形，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中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与东部地区相比虽然差异不大，但却都显著高于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效应。同时，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本深化的特征较为明显。
最后，基于上述结论，以投资推动为特征的粗犷型增长方式很难在长期加以维持，为保证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尽快调整当前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实现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变。其中，金融部门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应进一步推动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融资提供必要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特别是人力资本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金融发展对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所以应在积极完善各地的制度环境和改善产业结构的同时，加大教育投入，形成人才合理流动的保障机制，以期通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进一步促进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方式转变的积极作用。
作者感谢两名匿名审稿人中肯细致的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固定资产投资指数的计算方法也与张军等(2004)的分析相同。
②出于对数据完整性及行政区划变动的考虑，决策单元为除海南、西藏、重庆和四川外的27个省市自治区。
③为了与理论分析相一致，本文所提到的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形成实际是指劳均产出和劳均资本形成，即产出、资本形成总额与劳动力就业人数的比值，下同。
④相似的逻辑也可以用于解释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高于东部地区的现实表现。
⑤注意到本文所取指标主要针对银行部门。严格地说，对金融发展水平加以衡量，至少应包括银行部门和证券市场两个方面。但是由于很难找到一个衡量各地证券市场发展水平的指标，并且中国证券市场发育较晚，对经济的影响程度比银行部门要相差很多。所以，以银行部门的发展来衡量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这种近似还是合理的。
⑥基础设施变量对经济增长以及资本形成的贡献为正，而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是：在以资本深化为主要特征的增长方式下，中国经济增长中可能存在着资本过度积累的现象。基础设施投资在中国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在2/3左右(郑京海等,2008)，其投资数量的增加必然伴随着中国资本形成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但在整体投资过度的背景下，却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⑦中西部地区虽然不如东部地区明显，但也基本支持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结论。
⑧以政府信贷干预衡量的金融发展指标，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在产出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以及资本形成上的贡献差异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地区信贷市场的扭曲程度与地区实际经济增长的信贷需求以及中央政府给予的信贷配额的差值有关，而从地区的实际经济增长率来看，中部地区同东部地区相比并无显著差异，个别年份甚至还快于东部地区(表1)。因此，当政府对信贷市场的干预减少以后，中部地区获得的信贷数量的增加以及信贷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就自然的比较明显。
⑨虽然当用私人部门信贷和中央政府干预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时，中部和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资本形成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但从金融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效应和资本形成效应的相对大小来看，中部地区金融发展在资本形成上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相似的道理，虽然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资本形成的贡献都要小于东部地区，但从东西部地区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差异来看，金融发展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上的促进作用的差异也更为明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资本形成来实现的。
⑩注意到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和资本形成的贡献均小于东部地区，说明即便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放松了西部地区的融资约束，但由于投资机会缺乏以及制度环境建设薄弱等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和资本形成的效应仍然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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