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解放区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文化和审美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放区论文,形象论文,价值论文,女性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解放区文学中大批出现的女性形象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与解放区独特的政治、制度、历史和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政治和制度文化支配下解放区文学观念、审美观念的巨大变移和创作主体的自觉追求密不可分。由于上述因素的决定和渗透，导致解放区文学中大批女性形象的出现，也导致解放区文学的女性形象具有较丰富的政治、历史、文化和审美蕴涵，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通过对解放区文学中女性形象及其文化与审美价值的分析开掘，会加深我们对解放区文学及其成就的认识，从而丰富和扩大我们对中国新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整体性审视。
关键词 解放区文学 女性形象 文化及审美价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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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形象在解放区文学的人物画廊中占据重要地位， 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和解放区的特殊环境不无关系，解放区文学所面临的文化整合背景是一种多元情状，大致可以分为政治文化观念、知识分子文化观念和农民文化观念。
从政治文化观念看，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战争改变了一切。八年抗日战争后是三年的解放战争，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下，制度文化建设更多地着眼于社会政权变革和体制刷新，政权意识、军事斗争意识和阶级意识是政治文化观念的质点所在。五四时期延续而来的“救亡和启蒙”两大主题不断向“救亡”一侧倾斜，救亡的现实迫切性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两者内在目的的一致性决定完成两大主题的方式从五四时代的理论探讨发展为制度支持下的具体实践。战争这一特殊社会现实也带来人们审美心理的嬗变，在和平时期有着不同审美需要的中国人民此时表现出审美上的共同性即审美心理需要总体上的趋时性。读者审美心理的嬗变通过作家这一创作主体，促进着抗日战争初期文学路向的调整，造成文学观念的巨大倾斜，这也是政治文化对文学创作的要求，它表现为：
1.民族意识的张扬。民族意识的强化既表现为对群体和力的崇尚，也表现为对英雄的渴望。这对解放区文学产生重大影响。
2.文学教化功能的强化。功利主义文学观与现实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也拉近了政治和文学的距离。1942年6月， 毛泽东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成为解放区文艺理论的纲领性文件。毛泽东谈到《讲话》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它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1〕将文学创作纳入政治规范的轨道，为解放区文学的发展作了定位。 这样的政治文化观念要求文学更直接、更广泛地反映现实，反映现实中占据数量优势和地位优势的劳动阶层，因此劳动群众成为解放区文学中压倒一切的主人公，这其中包括大量的女性形象。
知识分子即创作主体作家，他们的文化观念和政治文化观念有内在契合性。这契合性来源于在“忧患意识”支配下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关注，现实是民主根据地反剥削反压迫、解放劳苦大众、追求平等与自由的新环境。现实的对比极大地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那些从国统区或沦陷区来的作家来说，他们经历的新旧环境对比是横向的，沦陷区中处于亡国奴地位的人民和国统区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与解放区人民当家作主人的幸福生活构成对比。对于土生土长的本土作家而言，现实的变化是纵向的：从封建地主政权下的奴隶到新社会的主人。在《白毛女》中这种纵向变化被表述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对新环境的自觉认同使作家们满怀极大的热情去描写现实，讴歌现实。被他们关注的现实无疑也包括他们的描写对象：农民的文化概念。
讨论农民的文化观念，我们不应忽视解放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解放区远离现代都市，地处中原和西北腹地，工业落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是主要生产方式，封建色彩远远超过殖民地色彩更为浓厚的城市，保留着封闭农业社会的遗痕。“在某种生产方式之下，社会必须有某种组织，人必须有某种行为。”〔2 〕农民是农业社会的主要社会构成，是封建社会制度下封建统治秩序中的被统治者，也成为封建文化的灌输对象。农民文化一直作为封建文化的寄植体存在，没有形成与地主阶级或士大夫阶层相对应的完整的文化形态，是社会文化的实际游离体，一方面他们受着压迫，另一方面在文化拥有上不断向压迫者靠拢，甚至同化。封建意识是妇女解放的天敌，哪里封建意识最为浓重，哪里女性所承受的苦难也更为深重。马克思谈到：“每一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包括丑的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3 〕解放区女性由于在过去受压迫之深之沉重，引起了政权阶层的极大关注，成为启蒙教育的对象，在“平等、民主”政策的支持下她们学习文化，树立追求自由的思想，走向社会，参与政治生活。相对同阶级的男性而言，她们命运的转换更为明显，成为作家注目和描写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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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区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丰富多彩， 本文以人物形象自身的思想性格因素为依托将她们分为过渡型、落后型、先觉型、完美型四个类型进行阐释。在这四个类型中，过渡型女性形象最为普遍，这类女性在新的政治制度下身份、命运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多数塑造过渡型女性形象的作品中女性解放成为社会解放的参照，反映与歌颂新社会才是创作的真正目的。这类女性形象的塑造大都来自于制度文化的影响，是作家政治功利性追求的结果。
过渡型女性形象的塑造大致是以社会为主要背景或以家庭为主要背景的。在以社会为背景的作品中，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妇女翻身解放是一个基本的主题模式，妇女成为作家用以歌颂社会的象征符号，以阶级斗争中劳动群众的代表身份出现。这类作品中妇女个人的命运一旦与某种社会改革力量或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并献身于这样或那样的斗争和事业，她自身的一切也就为这种外在力量所决定和包容。这类女性形象着眼于“人的解放”这一层面，女性失去其独立性或特殊性成为与男性平等的社会构成，女性解放也变成间接的表达内容，侧重于阶级解放、政治翻身，是从外到内的解放，忽视了对女性自身的关注，尤其是对女性精神领域的关注。《王贵与李香香》主人公李香香与地主崔二爷之间的矛盾来自于对立阶级之间政治和婚姻上的压迫与反压迫，随着游击队的到来，这种压迫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歌剧《白毛女》脱胎于“诱奸故事程式”，即恩格斯指出的“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的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4 〕这类作品中女主人公大都走向不幸，甚至毁灭，如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德莱塞的《珍妮姑娘》，曹禺的《雷雨》。《白毛女》的作者却将结尾变成阳光普照的光明境界，无疑借助政治制度的支持。李南力《不屈》中的韦真嫂本是很少出门的传统女性，在丈夫被捕后她忍受住敌人的拷打，拯救全村人的性命，最后和丈夫一起被地下党员们解救出来，女性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紧密联系，甚至划上了等号。
中国是“家国同构”的社会，大量过渡型女性形象是以家庭为背景描写的，以同一阶层内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斗争为审视角度。和以社会为背景的女性形象相比，这是更深入也更细腻的着笔。在毛泽东总结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条绳索中，虽然政权作为观念的物化形态为其它三种权力提供保护与支持，但相对于那些闭门不出，没有资格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的妇女而言，政权的威焰相对来说远离一些，族权、神权、夫权带来的痛苦更甚，尤其夫权更是唯有妇女能够得到的“待遇”。因此女性解放的原始问题是争取女性生存的基本权力，这首先必须从家庭开始，以家庭为背景的作品描写女性从传统社会角色中的无地位、无人格、生儿育女的机器到新社会中与男子并肩成为平等家庭成员的地位变化。以家庭为背景塑造女性形象的作品从主题模式上看大致有以下三类：
1.叛逆家庭的出走模式。这是极为普遍的主题模式。出走家庭的一个原因是反对家长制的家庭统治秩序，反对虐待，争取自由。温馨《凤仙花》和力群《野姑娘的故事》都属这一类。《野姑娘的故事》中作者选取“按着祖传住在离城很远很远的闭塞的山村”这样一个保守的文化氛围。这里迷信盛行，属羊的女人没造化、克婆家，生在初一、十五的女人命硬，克父母。野姑娘贵莲不止属羊，还生在初一，“一落地就中了她爸爸的气”，受尽父亲的虐待，无法忍受的她逃出家门，参加了革命队伍。这类作品反映的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后广大妇女追求自己的生存权利，摧残人性的家长制逐渐破产的时代大趋势。出走家庭的另一原因是对“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的反抗。梁彦《磨麦女》中的桂英在隔壁识字班宣扬的女性解放思想的鼓励下，决心摆脱受虐待、无人格的地位，冲出牢笼，开始新生活。孔厥《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访边区女参议员折聚英同志》中折聚英从童养媳成长为女参议员，是惊人的转变，作者将她作为百万妇女的代表来描写。这些作品反映民主政权下妇女解放的脚步，是从家庭背景到社会背景的过渡。
2.家庭内部的改造模式。这一模式中的妇女形象反映了解放区妇女女性意识的觉醒及觉醒之后的成长过程，已经获得基本生存权利的妇女怎样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怎样实现自己的生活理想。这类作品中女性主体意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仍是来源于外在政治力量的灌输，对家庭的改造也因托庇于民主政权的支持而带有一些政治命令的意味。但它却显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标志着作家已经意识到妇女自身解放的重要性。改造家庭的前提是改造自我，女性必须克服从外在强制到内在自觉的人格奴化和自卑心理，特别是对于那些既无政治经济地位，又失去受教育权利，居住环境闭塞的农村妇女来说，由于外在舆论的熏陶，内在自我人格对封建宗法观念产生了自觉或不自觉的认同。因此她们要真正获得解放，除了政治的支持，经济的保障之外，还需要坚强的个人。翻身妇女必须不断克服自身局限，追随社会前进的步履。这些作品首先描写了自我改造的必要性，庄启东《夫妇》的“她”被丈夫象奴隶一样虐待，当别人劝她和丈夫讲理时，她却愤愤不平地指责劝解她的人是捉弄她，这无疑来自内心深处对受屈辱受压迫地位的认同。《灾难的明天》中的春妮在旱灾之际主张出外逃荒，希求借此打破婆婆作为封建家长发号施令的生活圈子，却与边区政府号召的生产自救运动相背离，暴露了女性的短浅目光。洪流《乡长夫妇》中乡长女人以寡妇身份再嫁乡长后拼命向丈夫灌输个人发家致富的思想，扮演了一个拖后腿的角色。蒋弼《我要做公民》中的周七嫂在丈夫死后和不一定的男人一起生活，是女性软弱和依附心理的表现。改造自我实际上是一个继续解放的问题，社会解放了妇女，妇女能否在自我意识上前进一步，以崭新的人格和坚强的独立意识来参与政治生活，走向社会，这对妇女是更大的考验。《灾难的明天》中的春妮、《我要做公民》中的周七嫂，《夫妇》中的“她”都克服了自身弱点，在家庭中争取平等地位。阮章竞《漳河水——漳河牧歌》描写了三个女性的命运变化，苓苓参加生产组，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勇敢而机智地反抗思想陈腐的丈夫，达到改造家庭的目的。古今《新规矩》中的九儿不满婚后被琐碎家务束缚，坚持学习文化，丈夫的百般阻挠使她意识到“这家庭非改造不可。”康濯《我的两家房东》中房东陈永年的两个女儿背负了包办婚姻的重负，二女儿金凤拒绝向封建势力低头，争取到了自由婚姻，她的姐姐也离婚开始了新生活。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在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极为闭塞的解放区农村对妇女命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两种主题模式的描写也有极重要的现实意义。
3.先结婚后恋爱模式。这和家庭改造模式有某种相通之处，改造的动力来源于外在力量的推动，这一模式极具中国特色，又明显带有过渡时代的色彩。在刚刚建立民主政权的根据地，包办婚姻是大量的，在这些既成事实的家庭中一部分破裂了，另一部分却因为夫妇双方寻找到某种共同而产生感情，弥合了基础不牢靠造成的裂痕。“无爱婚姻的美满结局”这类作品的创作，从创作主体的审美选择角度看，无疑受到解放区光明政治气氛的影响，“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在这片天空中即使作为旧社会遗留物的旧式包办婚姻也有焕发新的生机的可能。这类作品中夫妇共同劳动、共同学习，他们情感与心灵上的沟通是产生爱情的基础。这一模式作品的主人公往往是青年农民。潘之汀《满子夫妇》中，周家小夫妇不团结，冬学教员要求他们互帮互助，共同识字，终于使一对年轻人变得和睦。洪林《李秀兰》和《满子夫妇》如出一辙，活泼好动、喜出风头的李秀兰婚后与丈夫同床异梦，一心想摆脱生产劳动作“工作人员”，在县学学习期间，党号召妇女努力参加生产，树立劳动光荣的思想，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与丈夫同归于好。
在以家庭为背景的作品中，我们寻找到令我们深思的一个共同点：这类作品中无一例外地存在着我们暂时称之为“公家人”的形象。他们是新制度的代表，代表着正义、勇气和智慧，就如西方神话中的圣诞老人一样具有无所不能的神话色彩，有明显的教化作用。作为社会权力的代表，他们获得了农民的信任，这体现了农民对新社会的信任。因为他们的出现，女性无论是身份命运的变化，还是思想意识的转化都流于程式化和简单化，他们是作家功利追求的直白体现。另一方面，在保守和奴化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农民意识中政权的强制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广大女性生存条件的改善，人格意识的加强与此息息相关，“公家人”形象的塑造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深厚的生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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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女性形象是“落后型”女性形象，多为老年妇女， 以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传家宝》中的李成娘、《孟祥英翻身》中的孟祥英婆婆为代表。赵树理塑造的这些曾被称为“中间人物”的老式妇女形象和前一类过渡女性形象不同，即注重于揭示新农村面貌下残存的旧习气旧作风，农民思想中的落后观念同飞速发展的客观现实的矛盾，又注重展现人物自身的思想斗争并挖掘她们身上的社会历史积习，指出农民在封建思想的毒害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落后思想，显示了作家不随波逐流，敢于针砭时弊的深刻性。赵树理以封建和民主的冲突为着力点，描写了解放区环境的复杂和妇女解放道路的艰难。
“落后型”女性形象的塑造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根源，它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赵树理生长在山西，他的作品多以这一地区为背景。关于山西的地理环境，清代顾祖禹在《山西方舆纪事·序》中谈到：“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语其东则太行之为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之外蔽……”，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最易形成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特征。山西地处中原文化腹地，是华夏民族发源地之一，历史悠久，封闭的自然环境及自然经济造成的封闭人文环境，使山西一直处于近乎与世隔绝的状态，具有典型的封建性色彩。即使在近代它也属于疆域变化较少，受现代文明冲击较轻，社会变动也较缓慢的省份之一。辛亥革命后山西在阎锡山统治之下，虽名义上纳入“民国”的轨道，实际上是阎氏独立王国，经济落后，好似现代社会中的封建王国。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内，妇女的彻底解放实际上是极其艰难的，阶级解放、妇女解放的观念与思想不可能包揽一切的。长期与土地相亲的农业生产形成了农民的保守性，向调和，主中庸，成为传统的奴隶，一切新的东西都无一例外地受到排挤和打击，妇女自身也向压迫自己的封建伦理文化认同，并自觉维护。对妇女解放运动来说，这是群体无意识和个体无意识的双重阻力。因此可以说赵树理笔下的“落后型”女性形象是有历史和现实基础的。
赵树理是地道农民本色的作家，他的作品深受毛泽东《讲话》的影响。《讲话》明确树立“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农民作为解放区主要社会构成日益成为文学创作者关注的重心。那些从都市到农村的知识分子在艺术实践中感到主体意识拥有与所表现客体对象之间暂时存在无法结合的距离，他们的作品往往以居高临下的旁观者态度来描写他们并不十分熟悉的农村生活，创作主体和接受者之间无论生活方式还是思想意识的脱节严重影响了“为工农兵”文学的发展。此时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批最初被称为“农村识字人”的作家踏上文坛，在与工农兵情感类型全方位对应中获得空前的轰动效应。赵树理将自己作品称为“问题小说”，这些作品因他对农村人、事、情、景的稔熟占据了艺术的表层真实，同时他以在工作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问题作为对时代政治进行价值确认的可贵媒介，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并把自我思考过程企望用农民口吻道出，在这样的艺术追求指导下他确认了反映对农村旧社会改造的时代主题。
赵树理也深受五四文学影响，对五四知识分子忧患意识和启蒙意识的继承使他从现实中透视出种种矛盾冲突：平等民主原则和传统贵贱等级观、现代民主制和家长宗法观念、现代消费观和传统的崇俭反奢原则等等矛盾。其中核心是现代与传统、民主与封建的对立冲突。赵树理以民主与封建的冲突为创作视角，以宗法观念统治下的家庭为背景，描写那些深受封建思想意识影响的落后人物，展示对现实的思考，袒露了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这是赵树理女性形象创作的主旋律之一。《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形象充分体现了根据地民主精神的匮乏。三仙姑利用封建迷信支配人们的头脑，强化他们的奴化意识。她的“下神”不过是凭借一种神秘的非物化形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天的存在来压抑人的尊严，以宿命的轮回观念作为包办婚姻的帮凶，扼杀青年的自由和幸福。
《传家宝》和《孟祥英翻身》反映的是婆媳矛盾，它的根源在于封建宗法观念支持下的家长制的家庭体制，新社会制度下婆媳矛盾集中表现在新旧生活方式、新旧生活观念的冲突。几千年封建统治形成一整套伦理观念和道德模式，偏僻农村更是如此，连妇女自身也表示认同。正如一句古话所言“多年媳妇熬成婆”，当年的受害者一经地位有所变化，便成为残酷家长制的捍卫者，由于愚昧无知，对儿媳的虐待往往肆无忌惮，《孟祥英翻身》以家庭内部婆媳间虐待与反虐待的矛盾冲突为视角，描写孟祥英婆婆把虐待儿媳作为自己权利，逼得她两次自杀，新社会后婆婆由于不敢再打骂儿媳，竟想把她卖掉。赵树理在这篇作品中设置了无聊的看客一角，把关注重心纵深到精神文化领域，显示出与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的精神渊源关系。
《传家宝》中婆媳间矛盾偏重于新旧生活方式，新旧生活观念的冲突。封建与保守导致农民向后看的思维逻辑，总是不由自主翻老例，以历史的既定来看取自身选择的价值，把自我意识完全交付给古人或历史所造成的通例，恪守陈规，泥古不变。李成娘虽未打骂儿媳，却对儿媳没有将当家作主的权利交给她，凡事自己作主心怀抱怨。对儿媳经常去开会，拎水用一只手，到铺子里做衣服等琐事都看不惯，认为这样违反“老规矩”，这老规矩实际上就是旧的生活习惯和思想传统，它在新的社会形势下早已失去其合理性和权威性。青年妇女迅速接受新思想的影响，按照新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赵树理这几篇作品反映了解放区家庭中人的地位，人的思想和人与人之间关系所发生的变化。尽管他在以歌颂为主、写光明面的政治号召下，让落后型妇女迅速转变，这些作品仍放射着现实主义的光辉，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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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新制度下的社会陋习、 封建思想意识尤其是小生产思想习气是丁玲和赵树理描写女性形象篇章中的共同主题模式。两人选取角度不同，赵树理注重描写落后于时代、“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女性形象，丁玲则以“充满希望的爱”去描写代表正义和历史必然性的超前型、先觉型女性形象，描写她们和周围环境的冲突，以此来表达对妇女解放问题的关注，两人可说是殊途同归，异曲同工。这类女性形象包括《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和《在医院中》的陆萍。
丁玲一向关注女性命运，她的笔下较多叛逆性格女性，不与周围环境相妥协，追求彻底的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在丁玲创作中“人的解放”的探索是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也是一条不断深化的道路。和五四时代相比，丁玲这一时期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显示了她从对女性个体命运的关注转而到对女性群体命运关注的发展道路。早期莎菲、梦珂等形象都是大革命失败后幻想破灭、徘徊苦闷的知识女性，追求个性自由，这种追求由于得不到社会的支持，局限在个人圈子内只能陷于幻灭。早期作品无不在感伤氛围中抒发着孤独与寂寞。来到延安后，丁玲认识到以往生活天地的狭窄和思想感情上的限制给她创作带来的局限性。她坚决地否定旧我，要自己和大家都不应再“喜欢写一个动摇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又追求又幻灭的无用的人，我们可以跨过前去。”她解放区时期的作品突破并超越了仅仅依靠个人体验和对自己命运认识的局限，把视点放在对女性整体生活的观照上，把女性命运和民族命运放在一起，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画面更为宽阔，显示了作家追随社会时代步伐前进的努力。
丁玲和赵树理一样意识到妇女解放的艰难，她说：“中国所有的几千年的根深蒂固的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结连的。”〔5〕1942 年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以她固有的敏锐和坦直指出：解放区仍存在妇女问题，解放妇女不容忽视，妇女“不论在什么场合都可以得到她应有的非议。”丁玲作为一个思想成熟、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勇于追求自我价值，没有盲目将自己定位于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呼喊中，而是看到描写反封建主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她把笔锋指向了小生产思想传统给革命工作造成的种种弊端，尤其是给妇女解放带来的阻碍。
《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是两篇长期以来引起争议的小说，它们的创作使丁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这两篇小说中丁玲以“贯注了血泪”的“多年的苦痛和寄予了热切的希望”的情感倾向塑造了两个明显高于解放区一般女性思想水平，和周围环境不协调、代表现代文明的先觉女性形象。《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广阔的民族解放斗争大背景下描写了一个和封建礼教道德相抵御的叛逆女性贞贞的形象。丁玲刻意表现这样一个属于未来时代的少女和弥漫保守、陈腐等小生产思想习气的霞村环境之间的对立。作为探索妇女解放的作品，作者着重以纵深的历史感描写一场思想领域内的战斗。战斗的核心是：“节烈观”。“节烈观”是封建礼教加诸于女子头上的无形枷锁，这一贱视人的生存权利的恶习陋俗在五四初期就引起争议，鲁迅曾在《我之节烈观》中对之痛加抨击：“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造出如此畸形的道德，而且日见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 ”〔6〕梁漱溟曾谈到，中国是一个以道德代宗教的国家。〔7 〕解放区虽然推翻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旧社会制度，封建思想的消除却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任务。特别是在偏僻的农村，小生产思想习气所代表的保守、蒙昧阻碍着文明和进步。在霞村虽然有些青年人认为贞贞“想不到她才了不起呢！”霞村整个舆论世界却将这个曾为打击日本侵略者作出特殊牺牲的勇敢者当作鄙薄和轻蔑的对象，以一种猥琐卑劣的心理，幸灾乐祸、津津有味地咀嚼着她的痛苦。作为营造封建落后文化氛围的生力军，霞村的女人们表现出令人扼腕叹息的盲从和愚昧，“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与这个落后环境相烘托的是贞贞的形象。贞贞一直是作为环境的不协调因素出现的，她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包办婚姻，在摆脱外族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贞贞曾仅仅是一名受害者，但她没有自杀，以年轻的生命来换取节烈的牌坊，而是把自己投入到民族战争的行列中，完成了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参与，这实际上正是丁玲一贯主张的女性“人格独立”和“彻底解放”。以贞节观而论，贞贞内心深处无疑也受到霞村古老文化氛围的影响，自卑感的存在使这一形象成为解放区文学中丰富、复杂的人物形象之一，正如傅雷谈到：“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远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远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8 〕贞贞没有向自卑感屈服，面对人们的闲言碎语和强大舆论世界的压力，坚定地走着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在这一点上她远远高于她生于斯长于斯的霞村环境。正如冯雪峰所说：“这在落后的穷乡僻壤中的小女子的灵魂，却展开了她的丰富和有光芒的伟大，……而从她身上又不断地在生长出新的东西来，那可更非庸庸俗俗和温温暾暾的人们所每能挨迫去的新的力量和新的生命。”〔9 〕这新的东西正是与封建旧传统旧思想相对抗的现代文明。
《在医院中》发表于一九四一年，因揭露了当时解放区环境中某些弊端而显得不合适宜。陆萍虽然是从大都市来的知识分子，却和贞贞这个农村少女有相似点，即和环境的不协调。这不协调是与高度革命责任感和历史感相联系着的现代科学文化要求与小生产的蒙昧无知、偏狭保守、自私苟安等思想习气所形成的尖锐对立。陆萍是更具进步性的。如果说贞贞只是被动地抵御着周围人的人身攻击，近乎消极地维护个人尊严，陆萍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将自己和社会联系起来，在社会的价值中去认识个人价值，向窒息人的环境发起了积极主动的毫无顾忌的进攻，超越了纯粹私利的狭隘界线，不止要求个人解放和发展，而且希望所有人都从愚昧、落后的旧的精神状态下解放出来，她身上所具有的主人翁责任感和奋发的工作热情及现代科学知识都增进了小说思想内蕴的深刻性。
陆萍工作的医院弥漫着保守、苟安习气，嘁嘁嚓嚓，闲言闲语代替了严肃的工作态度，从院长到医务人员都毫无服务精神和卫生习惯。陆萍和她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在四面是墙而又四面不见墙的环境中奋斗，显得无可奈何。贞贞和陆萍可以说也是丁玲“孤独者”女性形象系列中的一员，这孤独不只是由于个性解放的难以实现，更多的是实现人的价值过程中由于落后的社会环境的阻碍所产生的寂寞感。解放区是以农民为主要社会构成的，作为创作主体，丁玲在女性意识拥有上远远超过解放区普通女性，女作家特有的细腻和犀利使她意识到解放区仍存在旧思想改造问题，“人的解放”还远未达到。她以满腔爱国热情和历史责任感将这一思想表现出来。陆萍大胆向旧世界遗留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发起了主动猛烈的攻击，作者在本文结尾为她设置了一条充满希望的路：去外地学习。“她真的用了迎接春天的心情来离开这里的”，包含着作者对新战胜旧的无限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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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区文学中还有一个具有独特审美观的作家——孙犁， 他的“白洋淀”系列塑造了许多被称之为“完美型”的女性，这些女性形象都是传统美和现代美的结合体，入则勤苦劳作，贤淑孝顺，出则保家卫国，生产斗争，表现了那个时代男性期待中的理想化女性。
孙犁作为男性作家，大量描写女性形象，通过女性美来表现人性美，这与他自身性格因素有很大关联。现代心理学的科学研究成果表明：每个人类个体都是双性的。荣格认为：“不管是在男性还是女性身上，都伏居着一个异性形象。从生物学的角度讲，仅仅是因为更多的男性基因才使局面向男性一方面发展，少数的女性基因似乎形成了一种女性性格，只是因为这种女性性格的从属地位，所以它通常停留在无意识中。”〔10〕孙犁情感人格无意识中就有较明显的女性的一面，女性人格倾向对他作为创作主体的审美体验及艺术创造方式都有极大影响。孙犁女性人格倾向源于以下原因：首先，他生长于河北农村一个有着柔和清淡、儒雅缓慢特征的人文地理环境中，受“地域性格成分”影响。自幼多病，喜静厌动，他称自己“胆子不那么大。”其次，孙犁一生受女性影响较大，在《孙犁文集·自序》中他谈到母亲和妻子是他两个语言源泉，语言影响的背后是情感人格世界的认同。最后，他女性人格倾向也表现在对社会生活、外部世界的规避上。“我在文字上是很敏感的，推敲自己的作品，不让它犯错误。”〔11〕孙犁为文之道既不媚俗而又不触时忌，无趋利之志而有避祸之心。为人之道重君子之交，文字之交，不耐烦嚣，寡言慎行，表示出对都市生活、都市文化的疏离感。“蜇居城市，厌见扰攘，畏闻恶声，足不出户，自喻画地为牢。”〔12〕
孙犁大量选择女性形象作为主人公，塑造“完美型”女性形象，还与他独特的审美追求有关：他主张文学应表现真善美，表现美的极致。他说“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13〕尤其是战争年代农村青年妇女所表现的识大体、乐观主义及献身精神更使他敬佩。他选择理想化的女性形象与他写美不写丑的审美特质以及由此形成的美学态度有关。孙犁作品在审美指向上有趋美避丑，趋善避恶的“趋光性”特点，是对真实社会人生的选择性偏食。他的创作在文本上有成人童话色彩，一些成年人“在心理上保留着比一般人远为强烈的精灵崇拜倾向，属于具有非常丰富的幻想力的性格类型。”〔14〕成人童话文本的创作在心理上是以一种文学的万能来抵消日常生活的不能，在描写现实的态度上便有了某种程度的回避。孙犁信奉政治决定文艺这一说法，创作的功利目的也常常十分明显。但他把政治看作生活中的政治，写生活而不赶政治浪头，并把政治决定文艺在本体论意义上看作一种非人力非强制的关系。既不想盲目追赶潮流，而又抱着谨小慎微的创作态度，他终于选择了理想化色彩十足、尽善尽美却又难脱雷同巢臼的女性形象。
丁玲作品为弘扬女性独立意识，男性形象经常是软弱的，女性则坚强自信，进行一种角色分配上的颠倒。孙犁作品中也有类似描写，女性坚强、勇敢，以第一人称出现的“我”则唯唯诺诺，《吴召儿》中的“我”在吴召儿掩护下后撤，涌现出被保护的幸福感。这和无意识中的女性人格倾向有关，在特定条件下夸大了人物的男性性格成分，“在无意识和幻想的水平上，这可以仅仅是一种角度的颠倒。”〔15〕
在对待传统问题上，孙犁选择了和丁玲、赵树理截然不同态度。他对历史沉淀进行了透视和筛取，保存了美好的一面。《藏》中的浅花在对丈夫产生误解后，仍然体贴心疼丈夫，为他保养身体。《嘱咐》中水生离家八年，归家后只住一晚，水生嫂毫无怨言地亲自将丈夫送走。《浇园》中香菊服侍受伤战士李丹，体贴入微，每天还要不辞辛苦去田地车水耕种，可谓千斤重担一肩挑。在民族战争的广阔背景下，具有传统美德的妇女也投身战斗与男子并肩保家卫国，特别是在大多数男子上前线后，妇女承担了繁重的生产劳动和斗争任务，表现出识大体、乐观主义及献身精神，《神》中尼姑慧秀、《荷花淀》中以水生嫂为首的一群青年妇女等等都是这样。她们是出现在解放区文学中的、沐浴着战争烟尘的新时代“女神”。
注释：
〔1〕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23页。
〔2〕 冯友兰：《新事论：说家国》，《冯友兰学术精华录》，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页。
〔3〕 马克思：《马克思1968年12月12日致路·库克罗》，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71页。
〔4〕 恩格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页。
〔5〕 丁玲：《对于创作上的几条具体意见》， 《丁玲文集》第6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8页。
〔6〕 丁玲：《我们需要杂文》，《丁玲文集》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3页。
〔7〕 鲁迅：《坟·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06页。
〔8〕 梁漱溟：《中国文学新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124页。
〔9〕 傅雷：《〈约翰·克利斯朵夫〉译者献辞》， 《傅雷译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30页。
〔10〕 冯雪峰：《〈丁玲文集〉后记》，《冯雪峰论文集》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9页。
〔11〕 荣格：《集体无意识的原型》，《荣格全集》第9卷， 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2页。
〔12〕 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孙犁文集》第4卷，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93页。
〔13〕 孙犁：《〈孙犁文集〉自序》，《孙犁文集》第1卷，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14〕 日·上笙一郎：《儿童文学引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页。
〔15〕 法·马斯洛：《似人灵长目动物的性行为和统治行为同心理治疗中患者幻想的某些类似》，《人性能达到的境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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