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第三条论文,新模式论文,当代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面总结
本世纪30年代，为克服自由放任的市场所带来的大危机，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逐渐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尤其在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几乎成为所有西方国家治理经济的国策。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面对7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发症，凯恩斯主义一筹莫展，旧的自由放任、自由竞争学派被新自由主义学派重新拣起，并成为官方指导经济的理论。其中，首推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的现代货币主义政策和美国里根政府推行的减税、减少政府开支、放松政府管制、反通货膨胀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在当时起到了抑制通货膨胀、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西方经济衰退与新自由主义的失误，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又东山再起，并与新自由主义政策结合，最终完成了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大融合，开始成为西方国家官方经济学的基础。其中，首推美国克林顿政府推行的国家倡导科技进步并以此推动美国经济自1993年持续增长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可以说，第三条道路在经济政策上是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相互融合的产物。
另外，80年代以来出现的经济滞胀与失业率的居高不下，使西方国家开始重新认识“社会福利国家”在实践中积累下来的问题，即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不仅降低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大了政策实施的难度，而且造成严重的失业、收入差距拉大、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其突出表现在公平与效率的双重失衡。在公平方面，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自80年代以来长期实行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的经济政策，减少公共开支，削减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体系遭到破坏，贫困现象加剧，收入差距拉大，使大多数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在美国，中产阶层比例下降，据统计，美国中产阶层家庭的比例从1970年的约53.2%下降到1993年的47%。因此，里根的经济学被称作“劫贫济富”的经济学。在效率方面，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国家遇到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除美国尚能一枝独秀外，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
随着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大大加速，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逐步激化和加深。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只有当一国经济更为自由、市场机制更为完善时才能保证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强的竞争力。美英两国率先行动，在80年代采用了新自由主义，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并带动欧洲各国也走上相同的道路。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给予了无以复加的肯定，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到了90年代，自由对民主的剥夺越来越严重，极端的个人主义使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自由和市场侵蚀着社会的主流价值和民主观念，造成了人们的物欲膨胀，人们越来越只要权力，不要责任。在资本与劳工这对矛盾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资本跨国流动，发达国家迅速调整产业结构，导致传统产业工人大量失业，而第三产业的扩张又造成了一批新的中产阶级，劳工队伍严重分化。另外，发达国家为了留住本国资本，吸引外资，采用降低税率，改革雇工制度，削弱工会权利，直至削减福利投入，从而进一步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这一切都严重动摇了西方盛行的信念：市场自由化将推进经济增长和繁荣；信息的自由交流，必将导致世界的民主化。
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西方政治家们开始寻求解决以上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1988年，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在其《第三条道路》一书中写道：世界的变化使传统的阶级政治分析已经过时了，面对新的挑战，只有超越“左右对立”，兼顾“发展与正义”，均衡“权利与义务”的第三条道路，才能适应新的时代。
第三条道路理论在西方的流行与90年代国际政治风云变幻密切相关。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发生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声誉受到严重损害，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也遭到巨大冲击。欧洲的社会民主党要生存和稳住在议会中的席位，重新获得选民的支持，就必须寻找新的出路，采用新的理论和新的发展战略。
在英国，由于这个国家长期处于美欧各种思潮相互交汇的中心，人们对左右派的认识和感受更深切。英国老工党在意识形态上长期抱残守缺，思想僵化，以致在民众心目中将老工党与国家干预和国有化、受制于压力集团和工会、不善于管理经济等联系在一起。其僵化的理论和过时的主张使英国工党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与执政无缘。但奉行撒切尔主义的新右翼执政18年后，也落后于时代发展而由兴转衰。英国需要新的选择。在美国，80年代盛行的治国方略是新保守主义——里根主义，其命运同撒切尔主义一样经历了潮起潮落。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和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激化，共和党的右翼治国政策已无力回天。1992年美国民主党人克林顿在大选中获胜，这位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在执政的头两年仍实行民主党传统的政策，将共和党总统里根和布什的政策“向左转”，要求增加政府财政开支，实行增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但结果是在1994年的中期选举中，反对派共和党人一举夺回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克林顿政府难以继续推行民主党的传统政策，于是不得不改弦易张，推行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和共和党的保守主义之间的中间路线。
1996年，克林顿以新的竞选策略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并开始执行他的新的治国策略：节制政府开支，争取平衡预算；签署了停止向社会福利提供联邦津贴的议案，等等。1998年初，克林顿又提出了美国近29年来的第一个平衡预算案，并在1998年实现了美国29年来第一次财政盈余。在1997年的英国议会大选中，布莱尔效仿克林顿也打出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一举击败执政达18年之久的保守党，成为英国最年轻的首相，并将一批没有任何“社会主义”观念的年轻人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德国的施罗德一直是布莱尔的效仿者，1998年当施罗德当选德国总理时，布莱尔祝贺他的“巨大胜利”，并说法国、德国和英国具有了相同观点的政府。当前，在欧盟15国中有13国是左派政府或左翼联合政府执政，这些政府都声称要走第三条道路。
号称“新生代”的当今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对第三条道路的“推崇”和“厚爱”，除由于形势所迫外，还与这些领导人成长的经历及个人特点有重要关系。这些人出生在二战后，具有相同的品质：不受左右翼意识形态束缚，注重实际效果；在处理问题时主张采取温和、宽容、灵活的态度，避免走极端。良好的教育背景使“新生代”的领导人充满自信，他们自认为有能力和责任来改造世界，拯救人类。所以，他们竭力鼓吹第三条道路，向世人推销他们所谓的新式福音，其中以美国的克林顿、英国的布莱尔最为卖力。主要原因是美英两国的经济在欧美国家中称得上是佼佼者，尤其是美国的经济进入90年代后持续发展，使得美英两国领导人信心十足，迫不及待地想扩大他们的第三条道路的国际影响。为实现这个目标，克林顿与布莱尔经常会晤讨论第三条道路战略。他们一方面谋求利用由中间偏左的政党控制的数目众多的西方政府，把美国和英国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战略变成国际运动；另一方面，美英两国领导人特别是克林顿，通过与西方伙伴交往的各种途径（如互访、举行第三条道路研讨会等），宣扬美国道路的巨大成功，怂恿、引导和鼓励其他国家学习美国模式，走美国道路。英国首相布莱尔最近两年来为第三条道路奔走呼号，将它炒得沸沸扬扬，英国工党内阁因此成为“当代热情散布第三条道路言论的欧洲政府”。（参见托尼·于特：《第三条道路不是通往天堂之路》，载《纽约时报》，1998—09—27。）
第三条道路的兴起与西方教育的普及和新中产阶级的崛起也是密切相联系的。在西方几十年的福利社会实践中，教育的普及率很高。重视教育的结果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迎来了知识经济时代，而且强化了人们的一种信念，即受教育是就业的前提，知识是成功的保证。比尔·盖茨的巨大成功又使人们对此坚信不移。在西方国家，一大批毫无背景的新中产阶级凭借其掌握的专门技术，不仅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思想活跃，不守旧，讲求实用，对党派斗争普遍厌倦，不满极端保守和极端自由的政治取向，倾向支持“新生代”领导人，积极支持中左政党推行的中间路线。
二、第三条道路的混合特色
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个新名词。从马克思主义出现在欧洲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建立后，欧洲社会民主党就在极力修正马克思主义，试图在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找到另外一条道路，即所谓中间道路。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作为改良主义政党一直没有放弃过寻找第三条道路的努力。50年代初，社会党国际宣称要在官僚专政的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走出一条中间道路；60年代匈牙利和波兰的经济学家也曾提出第三条道路主张，其主要目的是对传统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进行修正；80年代中后期，瑞典社会党人开始鼓吹第三条道路，表明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正在更新；90年代，随着社会民主党在各国纷纷上台执政，特别是国际格局的大变动和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社会民主党认为时机成熟，坚信可以在社会福利国家与新自由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
现今，第三条道路是指美国民主党和西欧左翼政党为解决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各种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执政理论。用布莱尔的话说，就是“要在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与旧的政府干预和各阶级合作的社会民主之间，找到一条在当代实现社会公平的道路”。1998年9 月27日，布莱尔在《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第三条道路是最好的道路”的文章中写道：“第三条道路是现代社会民主重新得到恢复并取得成功的道路，它寻求采纳中间和中左道路的基本价值观念，并使其适用于全世界根本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而且不受过时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他认为中间和中左道路的基本价值观就是：“团结、社会公正、责任和机会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念”。而过时的意识形态则是指“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维护生产者利益的左的思想支配的观念”和“主张狭隘的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是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的新式的右翼自由放任主义的理论。”克林顿则认为，第三条道路是一种在企业、劳动者、政府、投资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强大的新的混合型自由市场竞争经济之路。可见，克林顿主张的第三条道路与欧洲的第三条道路是有一定区别的，克林顿主张的第三条道路少理论色彩，而具有更多的实用色彩。克林顿首先关注的是经济的增长，更强调将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结合起来。所以，克林顿主张的第三条道路就是“介于自由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之间的中间道路”，其内核可以归结为“第三条经济道路”。这种新的发展模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在政治上模糊阶级界线，强调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相结合。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快速分化和两极世界格局的终结，以及由此导致的阶级政治的突出地位和传统的左右划分法的削弱，第三条道路表现为一种崭新的中派现代化运动。它在接受了社会正义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同时，抛弃了阶级政治，追求跨阶级的合作，反对权威主义和排外主义；它反对极端自由主义，主张个人自由依赖于集体发展，即社会正义；它认为政府不是自由的敌人，好政府是自由发展和扩散的必要支持。第三条道路强调政府调节经济和社会事务的作用，即该由政府干预的地方决不任由市场放纵，该让市场自由操作的地方政府决不插手。政府的作用表现在通过开放资本市场增强企业实力，支持企业革新，加大企业私营化力度，调动企业积极性和竞争能力，为经济增长创造新的条件。简言之，政府的职能在于宏观调控和服务。布莱尔说：“大多数自由需要有力的政府”，政府应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法国总理若斯潘认为：“没有国家就没有市场，市场经济需要规则，需要强有力的机构，需要稳定，需要组织。”（转引自杨志清：《淡化左右之争，强调求新务实——欧洲当前主要社会思潮》，载《光明日报》，1998—12—25。）
在经济上制造新的混合经济，强调经济决策与经济运行的广泛参与性。第三条道路强调经济政策与社会公正，反对“野蛮资本主义”，主张制定再分配性的税收政策，即提高以财产为税收计算基础的税率，降低以工资为税收计算基础的税率，以此来减轻中间阶层的税收负担。在经济决策与运行上，主张建立参与机制，让每一个成员参与其中，而不是让少数人主宰一切。在就业问题上，主张增加教育和培训的投资，将高质量的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作为解决失业问题和维护社会公正的根本手段，同时开拓就业的新思路、新领域，并通过减少工时等方法扩大就业，保证公民的工作权利。
第三条道路主张制造新的混合经济，这种混合经济不是在国有和私有之间取得平衡，而要在管制与解除管制之间、在社会生活的经济领域与非经济领域之间取得平衡，并且认为经济管制通常是自由和繁荣的条件，一个好政府必须担负起法律所赋予的责任。第三条道路认为政府或国家必须管制经济，其理由是：（1 ）有管制的竞争通常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的基础。（2）控制自然垄断。在这方面， 管制和反托拉斯措施一样重要。（3）建立和维护市场的制度基础。（4）保护公共的、政治的或者文化的产品免受市场的冲击。（5）利用市场实现中长期目标。 （6）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减少市场波动。（7）保护工人的健康和合同关系。（8）应付灾难和处理灾难后果。
在经济运行方面，第三条道路还提出了一个理想模式：即公司社会+民主企业，推崇混合经济。公司社会是指经济上的成果来源于成员，从而要求保障成员的利益；民主企业旨在消除自由主义的无序竞争所带来的不和谐与破坏。第三条道路认为传统的资本主义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恶性竞争导致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受损，并造成经济波动和工人境况的恶化，结果必然动摇资本主义的基础。因此有必要探求一条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民主和正义相结合的、为所有阶层所拥护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即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反对自由资本主义，鼓吹劳资和睦，主张职工投资入股，参与公司决策，组成民主公司，以此实现公平，提高效率，减轻国家的福利负担。
在社会政策方面，第三条道路主张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西方鼓吹建立社会福利国家已有多年，且有一定成效，但在对福利国家的认识上，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采取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一方认为充分发展的福利制度是体面而人道的社会的标志，另一方则认为福利制度是企业的敌人，是公民秩序衰退的原因。第三条道路针对福利制度的弊端，强调“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主张。其重点是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使个人、机构同国家一样对福利的实现和创造作出贡献，其行动准则是只要有可能就投资于人力资本，而不是给予直接的补偿，最终实现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的目标。为了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取得平衡，第三条道路力主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用经济增长来促进社会公平。布莱尔曾多次呼吁那些关注社会公正的人应更加关注经济的增长，强调社会福利政策应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把福利的削减和增加就业机会结合起来，福利的支出要有针对性，使社会福利发挥最大的效用，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
在国际关系方面，第三条道路主张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人视民族国家为国际团结的威胁，新自由主义者则把一种过分自信的、分离主义式的民族主义与他们的自由市场主张混在一起。主张第三条道路者则认为民族国家是一种稳定的力量，强调保持民族国家的更具有世界主义的一面，这种世界主义是国家间大规模战争可能消失的原因与条件。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重蹈保护主义或以邻为壑的民族主义老路是没有前途的。只有有效开展国际合作，才能促进国家间的政策协调，才能有利于促进全球的协调发展。民族国家的团结要以更开放、更令人信服的方式来维持。而强国在过去是以强大的武力为基础的，今天则意味着国家有充分的自信接受主权的新限制。
三、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模式的现状及其评价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和政府领导人以实用主义为指导，集自由经济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社会主义经济学派之所长，创造出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并以此作为挽救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的指南，这一政治现象引起了世界性的广泛关注和评价。
在政治上，第三条道路打破左右两分法，开放国家权力，标榜社会公正，以民主来挽救民主，主张实现新的民主国家的关键是“民主制度的民主化”；在公共事务上实现更大的透明度，培育新的民主参与形式；要求政府在复兴市民社会中发挥基本作用。这些主张新颖、实用，赢得了部分选民的支持。
在经济上，第三条道路提出的主张反映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自觉地重新认识和肯定马克思所提出的股份制经济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中的特殊意义。第三条道路主张的民主公司表面上看是实现社会公平、提高经济效率的一条捷径，它使资本主义经济所反映的雇主与雇员的雇佣关系变成为相互的投资关系，给人们描绘出一幅美好的大同世界。然而，民主公司并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不可能废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事实上，第三条道路的鼓吹者也承认：雇佣关系的废除并没有废除私有财产、自由市场或企业家的权力，但是却改变了这些制度的范围和本质。所以，我们认为，第三条道路在经济上可视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虽然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只是一种经济外壳，其内在私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因此改变，其实行的所谓民主只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而作出的权宜之计，但它在扩大工人参与权力、缩小劳资差距和消除贫富悬殊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适应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
在国际事务上，第三条道路强调团结与合作的精神，奉行“和平主义”，主张“建立世界和平与国际秩序”。但资本主义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理念上生来就具有扩张性，西方世界大力鼓吹的第三条道路从产生之初也就带上了资本主义的扩张本性。自中左政府上台伊始，西方新一代领导人就将人权作为对外交往的一条原则来执行，并且动辄以经济制裁相威胁，强迫外国政府接受他们的人权标准，甚至提出“人权高于主权”的怪论，为其干涉他国主权作辩护。在这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南联盟科索沃问题上的表现尤为露骨。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第三条道路的兴起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经济规范、社会准则和生态标准的主张以及关于主权的新限制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大国向其他国家强行输出本国的价值观，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遮羞布。经济全球化的加深相应地需要在政治上也实现全球化，对这一点西方的政治家们是毫不掩饰的。吉登斯在他的第三条道路的开山之作《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中就强调，全球化时代实际上正在显示一个新的世界社会，它需要一种更好的机制框架和超越民族国家的民主扩张，“第三条道路就是资本主义寻求的全球性的统治方式”。（转引自吴鑫：《经济全球化与第三条道路——关于一种新思潮的逻辑思考》，载《中国经济时报》，1999—04—17。）
第三条道路的兴起还表明西方社会民主党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第三条道路放弃了社会民主党关于国家管制、公有制经济等传统思想，重新评价了国家和市场的作用，并把二者融合起来，开拓了比较务实的政府管理途径，并且第一次在西方以政府名义达成了共识。这是第三条道路为西方作出的最大贡献，这剂良药“仍不失为经济理论发展的一大进步”。（张敏：《第三条道路——九十年代西方的一个新政治现象》，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1）。 ）正如布莱尔所说的那样，第三条道路并非只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简单的妥协，而是“摆脱过时理论的束缚，把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运用到社会和经济正在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转引自杨志清：《淡化左右之争，强调求新务实——欧洲当前主要社会思潮》，载《光明日报》，1999—12—25。）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法国前总理若斯潘语）；要社会的均衡主义，不要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种思潮已成为当今西方的主流思潮，无论是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发展，还是对西方的社会发展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以及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要建立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模式。美英等西方国家选择此道路的目的是试图适应客观世界的急剧变化，实现西方社会的又一次深刻变革：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结合起来，将经济现代化与生态现代化结合起来，将供给政策与需求政策结合起来，将社会竞争、个人创业精神与社会团结互助结合起来，创造一种能够缓解目前的大规模失业危机与贫富严重分化局面的新的资本主义模式。所以，吉登斯曾预言：第三条道路是当代西方的唯一可行的面向21世纪的政治哲学或理论。然而从理论上看第三条道路仍有缺陷，模糊性较大，其完善化、系统化的道路还很长。即使在西方，政治家、思想家对第三条道路的认识和评价都是有较大差别的，欧美各国在实践中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有的国家重视政府作用与自由市场作用的协调，有的国家重视国家管制与民主的协调。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条道路是一种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的系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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