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凡[1]2000年在《转轨时期国有商业银行成本管理机制探寻》文中认为导言部分说明本文写作的目的。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变革：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也开始了从政企不分走向独立的企业法人的历程，它的成败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败息息相关，因而格外引人瞩目。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浪潮卷入国内，对中国银行业影响巨大。中国加入WTO指日可待，一旦中国入世，许多外国银行将挟制度先进、混业经营的优势，纷纷涌入中国市场，与习惯于垄断和保护的国有商业银行形成竞争态势。我国商业银行如何迎接挑战？如何提高竞争力？成本管理机制是商业银行提高运行效率的有力工具，在这紧迫的时刻，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行为，以期发现构建转轨时期国有商业银行成本管理机制的有效方法，走出一条提高国有商业银行国际竞争力的道路。 本文分三章对国有商业银行成本管理机制的探寻进行阐述。 第一章从实证研究当前国有商业银行效率入手，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规模效率、市场组织结构效率和管理效率加以分析，揭示国有商业银行运行效率低下与成本管理薄弱的现实，归纳出国有商业银行在成本管理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指出问题的成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管理机制原因，即成本约束机制不健全，激励机制不到位；二是产权制度原因，即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界定模糊，产权主体虚置，所有者不能有效地行使财产权利，经营者缺乏利益激励机制，二者利益不能兼容，在转轨经济中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损害所有者利益。作者运用西文经济学理论中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分析了国有商业银行中内部人现象产生的内生原因，详细揭示了政府与商业银行内部人控制、银行总行与各地分行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形成机理和表现。内部人控制是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缺陷的产物，是引致国有商业银行成本管理粗放的根本原因。要扭转国有商业银行成本管理的弱势地位，其根本途径在于按现代企业制度，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因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本与效率都优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本章对国有商业银行成本管理现实状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其弊端和成因进行了深层次挖掘，明确地认识到：在保留国有商业银行现行的产权制度的情况下强化成本管理机制，无异于缘木求鱼。构建转轨时朋国有两业银行成本管理机制必须具备制度基础一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创新。 第二章阐述转轨时期国有商业银行成本管理三个基础问题。一是成木的作用，从数理分析和规范描述两个层面分析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成本的功能，强调成本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的重大意义。二是介绍成本开支范围，并按业务经营过程、成本习性、发生时间顺序、责任部门以及贡任成本管理要求对银行成本进行分类，以明确成本管理的作用对象。三是通过分析现代商业银行理论概念和法律概念，明确现代商业银行内涵，了解现代商业银行应具备的基本特征。以此为标准，结合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程度低、管理水平差，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分业经营的现状，以及中国加入WTO后，国有商业银行商业化速度将加快，逐步实现混业经营的前景，认识转轨时期国有商业银行管理上的特殊性一较多的传统商业银行与较少的现代商业银行的经营特色集于一身，进而指出构建转轨时期国有商业银行成本管理机制应遵循的原则一既要继承传统商业银行成本管理模式，又要逐步吸收现代商业银行成本管理新技术。本章确定了构建转轨时期国有商业银行成本管理机制框架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前提。－ 第三章提出构建转轨时期国有商业银行成本管理机制的思路。商业银行成本管理传统方法成熟于商业银行分业经营的环境，成本管理新技术萌生于现代商业银行触经营的世界性潮流。首先按照传统商业银行成本管理模式，讨论了银行资产负馈变化对银行成本的影响，具体分析资产负债结构～种类、期限。规模与利率变动对商业银行资金成本率、资金利用串、资金费用率t 成本总量以及结构的效应，指出建立成本前馈机制来预警和抑制成本费用扩张的仲动，主要观察银行成本的变化规律，对银行成本进行预测，对银行成本进行预先调控。建立成本过程控制机制来保证目标成本实现，做好银行经营过程中的成本控制，包括制度控制、定额控制和指标控制，并对成本差异进行 2 调控，使各项成本费用控制在标准之内。为落实成本控制的部门和个 人责任，要建立成本责任管理机制，借鉴邯钢“模拟市场核算成本否 决”的成功经验，加强成本的归口控制，包括划分成本责任中心，根 据成本可控原则，制定成本计划指标或定额：要完善成本考核系统， 包括检查目标完成情况，考核各中心成本目标实施情况，评估成本控 制实绩，将考核结果与各层次成本责任中心的利益分配相结合。传统 商业银行成本管理方法过于强调成本费用的削
齐树天[2]2007年在《中国商业银行X效率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充分借鉴了国内外有关金融机构微观效率问题的研究成果,选用参数方法中的随机边界法(SFA)作为工具,在Battese and Coelli (1995)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嵌入风险因素构建最终边界函数,着重从利润和成本两个角度研究了中国14家主要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状况及其演进趋势,分析了金融风险、体制改革、产权结构、宏观环境等条件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和作用,经验结果说明:(1)中国银行部门的所有制改革具有积极意义,样本期内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利润/成本效率水平普遍好于国有制银行;(2)针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活动(包括大量的注资、剥离不良资产、机构调整和人员精简、改组上市等等)至少在短期内收效显著,1998/1999年后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效率水平总体攀升,并且在成本效率水平的提高中超过了股份制银行;(3)风险因素对于中国银行部门的利润创造和成本控制能力影响显著,引入风险变量后银行效率(利润/成本)水平出现上调,表明现有的获利手段往往伴随着信贷质量的下降和自身资产被置于更高的风险之中。在此基础上,本文以非专有化权责约束下的委托代理安排作为切入点,通过一个演化视角下的博弈模型,对中国商业银行部门效率情况的形成原因进行理论阐释,并围绕国有银行治理运行、股份制银行的“工农中建化”以及政府行为的干预和影响等问题,着重讨论了中国商业银行部门经营效率偏低的主要症结,提出了深化股份制改革、构建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推进商业银行综合经营等有助于改善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状况的措施和政策建议。
吴晓俊[3]2009年在《转轨过程中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进行了城市信用社的金融体制改革。经过十多年的风雨洗礼,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在数量和规模上不断放大的同时,经营能力也逐渐得到提高,对于所在地的地方经济的支持作用已不可同日而语。随着外资银行的大量涌入以及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壮大成熟,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面对外资银行和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及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等挑战和挤压,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发展阶段。尽管近几年来,我国小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在治理机制、发展战略和经营理念等方面取得了不断的突破,但是仍出现宁波银行的内部股权处置争议和北京银行的“娃娃股东”事件;更不用说我国其他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它们治理情况更不如人意,甚至连“形似”都没有达到。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内部治理问题表现在股权结构不尽合理,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法人作为大股东控股明显,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董事会和监事会形同虚设,甚至没有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激励机制设计带有很强的行政性激励色彩,缺乏长期激励与短期激励的匹配。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外部治理问题表现在信息披露渠道不畅,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有效性都比较差;银监会对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不到位,地方金融办发挥作用不明显;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尤其是法治环境地区差异比较大,惩治和打击金融犯罪的力度还不够等方面。上述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问题的存在使得我国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要比其他的商业银行发展困难得多,并制约着它们的持续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本文通过对76家样本资料进行城市商业银行治理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在股权结构指标当中,流动股比重越高,则资本充足率越好,其他指标不显著;在董事会和监事会指标当中,董事会次数和监事会次数均与净资产收益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其他指标不显著;对城市商业银行绩效影响最显著的指标是地方法治环境,城市商业银行所在地法治化程度越高,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就越好,不良贷款发生的可能性往往越小;城市商业银行的规模越大,流动性可以保持较低水平;信息披露指标、社会责任指标和所有因变量关系均不显著,这可能与目前我国声誉机制尚未形成有关。最后本文根据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自身特点,选择性的吸收优秀银行治理经验,并最终提出优化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治理的政策建议。在内部治理优化方面,本文提出要构建城市商业银行有效的产权关系;改善城市商业银行董事会和监事会治理;完善城市商业银行的激励机制。在外部治理优化方面,本文提出要完善监管法律制度,转变监管方式;强化城市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机制;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特别是地方法治环境;增强城市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
彭琦[4]2006年在《中国商业银行绩效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根据我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2005年公报的统计结果,目前我国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有3万多家。在这些机构当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以及邮政储蓄等机构为争夺“银行市场蛋糕”展开了较为激烈的竞争。当前我国商业银行总体的情况有喜有忧:一方面,国内各商业银行在经营发展上取得一定成绩,银行规模和竞争实力迅速壮大,已有15家银行已跻身世界银行500强的行列;另一方面,部分商业银行在经营中也暴露出诸如盈利能力弱、竞争实力不强等方面的问题。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银行业加快了对外开放步伐。目前已有多家外资商业银行进入我国银行业。外资银行介入所产生的“鲶鱼效应”虽然有助于银行业形成充分竞争的局面,但也对国内各商业银行形成长期的冲击。可以预见,2006年金融保护期结束后,我国银行业的市场格局将可能发生深刻变化。面对机遇与挑战,如何进行相应的银行改革以促进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又该如何理顺银行众多改革措施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从提高银行绩效的角度来分析银行各改革措施之间的关系。提高商业银行绩效是各项改革的一个基本目的,为实现这个基本目的,就目前形势分析,笔者认为:银行改革本身是一个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不能一蹴而就,首先需要理清银行改革与金融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的关系。对银行业而言,产权改革的深化、治理结构的完善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受到经济、甚至社会方面因素的制约(比如其他改革的配合、社会信用、人文历史环境),银行的绩效可能会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果在产权改革深化、治理结构完善的过程中,不采取相应的其他措施,并不是很稳妥。为保证银行业绩的稳定性,在动态发展的条件下不断提高银行绩效,目前较为稳妥可行的方法是:根据我国实际情况,选取商业银行中、短期内的样本数据,利用实证分析方法,找到决定我国商业银行绩效的各类关键性
姜莉娜[5]2006年在《中国商业银行的绩效》文中研究表明稳健的银行体系是一个现代经济体保持稳定和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石。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银行业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改革过程。回顾银行业20多年来的改革历程，其改革大体遵循了先市场结构改革，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思路。可银行业市场竞争结构的改变和后续的股份制改革却没有带来预期的行业绩效改进。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探究导致我国银行业行业绩效偏低的原因。本文主要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先通过一些绩效评价指标来说明目前我国银行业总体市场绩效状况，然后仅从产业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其形成原因。当然影响银行业市场绩效的因素有很多，例如银行业自身的特征，如经营意识和竞争观念、经营管理水平、技术因素以及人力资源的开发等，但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其决定因素主要有银行业市场行为、市场结构以及产权制度。关于市场绩效与市场行为、市场结构的关系，可以分别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来考察。从短期来看，市场结构表现出相对稳定性，约束着银行的市场行为。同时，市场绩效取决于银行内部的经营活动状况，而经营活动状况又取决于银行的市场行为，即市场行为决定市场绩效。从长期来看，市场结构是动态变化的，市场结构的变化经常是市场行为的结果，有时也会直接受市场绩效变化的影响。因此在长期中，市场绩效、市场结构、市场行为之间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此外，产权制度也是决定银行业市场绩效的重要因素。在转轨经济背景和我国银行业的管制情形下，行业的市场结构是行业内配置效率的决定因素，而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则是决定企业内部效率的根本原因。所以产权改革是绩效提高的内因，结构调整是外部动力，二者共同作用促进银行业绩效的提高。本文主要研究方法是以理论分析为主，结合经验分析。创新之处在于只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原因，并且采用不同与以往其他学者的顺序去论述，即先从绩效入手，依次分析行为、结构和产权。
姜帆[6]2009年在《基于DEA新成本效率方法的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实证研究》文中提出作为公众企业的商业银行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的安全稳健经营关系着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银行业的发展不但关系到一国金融的稳定与安全,银行业效率的高低也直接影响到社会资源的配置效果和金融资源的利用水平。文章引入了DEA新成本效率方法对我国43家商业银行进行了实证研究,重点讨论了新成本效率方法形成的理论背景和推导过程,对研究银行效率的方法进行了改进和完善。同时,本文并进一步运用Tobit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银行规模、产权结构、资产配置能力、资本充足率和资本费用率等影响商业银行效率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给出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其他城市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往往存在规模过大,不良资产比率高等问题,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其他城市商业银行经营方式灵活,学习能力强;成本效率的高低与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高低密切相关,成本效率是由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分解而来,成本效率的高低会受到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两方面的影响;不同类型银行成本效率的高低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
薛峰[7]2011年在《中国银行业竞争度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银行经营外部环境的变化、信息技术进步,特别是网络技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导致世界范围内的银行业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经济转型不断深入。从长远来看,构建一个财务稳健、以市场为基础的银行体系是经济成功转向的基础和标志,这对宏观经济稳定和长期发展至关重要。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银行业在转型重构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经在打破市场垄断、逐步放松管制、强化竞争与效率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多元化的银行业市场体制,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银行业市场的竞争程度到底是高还是低?影响银行业竞争度的到底是什么?本文就在这样的背景和疑问中展开。文章运用CRn指数、HHI和Panzar-Rosse方法对中国银行业竞争度水平进行实证分析。为了充分展示中国银行业竞争度水平,我们选取2000-2009年5家大型商业银行、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42家城市商业银行组成全样本进行模型估计检验。同时还考虑到不同规模银行机构之间的竞争度可能存在差异,不同时期银行业市场竞争度也可能有变化,我们分别以14家全国性商业银行与42家城市商业银行分别作为样本检验了银行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竞争度变化；再以每两年为单位检验了银行业整体竞争度的时间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商业银行市场竞争度要低于整体市场竞争度,股份制商业银行之家的竞争度要略高于大型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度；中国银行业竞争度整体呈现上升态势,在2005-2006年有显著增长。为了充分展示中国银行业竞争度水平,我们选择发达国家(欧盟主要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印度)为参照对象,与中国银行业竞争度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没有实现利率自由化的中国银行业,具有相当于发达国家、略高于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业竞争度,这可能是由利率管制政策所导致的产品结构、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紧接着,我们将视角缩小到一个省份,以辽宁为样本,分析了该省银行业整体和不同时期的竞争度变化,结果显示,辽宁银行业市场竞争度略低于全国水平,这可能是由地区文化、管制和机构设置差异所导致的。为了探寻影响银行业竞争度的因素,我们选择2005-2009年八个利率市场化的国家所组成的样本进行模型估计,实证结果表明业务管制因素确实是导致银行业竞争度差异的主要因素,而市场结构因素则并没有显著影响。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充分竞争、健康、高效的银行市场系,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我们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为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提供理论参考。
黄向阳[8]2011年在《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有效性及其评价方法研究》文中指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多、分布面广、基础薄弱，一直是我国金融监管的薄弱环节。为了维护农村金融市场的稳定，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体系对“三农”和县域经济的支持作用，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的有效性亟待提高。本文着眼于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农村金融和县域金融的战略发展，针对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历程与现状，系统地研究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的有效性及其评价方法，从中得到相关启示并对提高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有效性提出对策建议。遵循金融理论和金融业发展的脉络，通过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的关系对金融监管的演变过程进行梳理，阐明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的必要性；通过阐释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农村金融相关理论，探寻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有效性评价的理论依据。与其它金融机构相比，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既与其历史演变过程和现状有关，也与其服务对象是“三农”和县域经济有关，这决定了其监管目标应与其他金融监管的目标有质的区别。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目标包括：促使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持续、稳定地为县域经济提供服务；保证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安全性；防范农村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在农村金融市场合理地引入竞争机制；以一定的成本最好地实现上述目标。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有效性的基本内涵包括：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对“三农”和县域经济的支持程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稳定运营程度，监管的激励和约束效应，监管机构实现监管目标的成本水平。我国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大致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的无为监管、改革开放初期的严格监管、20世纪90年代的松化监管和中国银监会主导的审慎监管几个主要阶段。目前，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的理念和监管工作仍存在一些不合理现象和模糊认识，把有限的监管资源和监管精力主要放在了对风险的监管方面，有其片面性。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监管目标不清晰，监管机构与被监管机构之间严重信息不对称，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经营管理机制不合理，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性不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成本约束不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资源不足，改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状况的政策支持不到位等，这些问题制约了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的有效性。为了实现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的目标，针对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必要对其监管的模式、体制和方法进行创新。将导向监管、风险监管、机制监管和成本管理四种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平衡监管模式称为“协同性监管”。“协同性监管”是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适宜于对在经济不发达的县域经营的且处于弱势状态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的一种模式。导向监管解决监管对象为县域经济和三农服务的问题，风险监管解决监管对象安全性和区域性系统性风险防范问题，机制监管解决监管对象竞争机制和公司治理结构问题，成本管理解决监管机构经费使用不合理的问题，另外监管体制创新和监管方法创新则为上述监管工作以及成本管理提供条件，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以提高工作效率，并有效解决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资源不足的问题。采用所设计的指标体系和实际数据进行监管有效性综合评价发现，过强的风险偏好型监管不利于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目标的实现，应将“协同性监管”理念引入到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有效性评价过程中。通过不同的一级指标权重下的评价结果发现，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有效性具有稳定性，也就是导向监管、风险监管、机制监管和成本管理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四个方面的监管工作协调一致并实施到位，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就会表现出稳定的良好状态，农村金融市场就会呈现出生机和活力，四个一级指标的得分就会都比较高；反之，在监管低效或者无效的状态下，单个方面的监管成绩是不可能提高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有效性的。因此，针对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目标，等权重的监管有效性综合评价方法是合适的也是富有激励与约束效应的。实证结果显示，从正向影响角度看，目前监管评级对监管目标实现的影响最大，非现场监管的影响次之，现场监管的影响再次；目前市场准入对监管目标实现的影响有限，监管处理对监管目标实现的影响不显著。实证结果也验证了目前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是风险偏好型的。为了实施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协同性监管”，以提高其监管的有效性，应当制定适当的监管政策和监管机制。
曾令美[9]2013年在《我国银行对外开放与金融安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世纪90年代拉美、俄罗斯和中东欧及亚洲陆续爆发金融危机以来,银行开放、金融危机和金融安全问题开始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2007年下半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迅速席卷全球,这些问题再次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研究的热点。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打开了经济改革开放的大门,我国银行也于1979年随之开启了对外开放的进程。三十多年来,我国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客户限制和其它非审慎性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对境内所有客户提供人民币服务,境内外资银行获得了长足发展。外资银行进入是否增强了我国的银行稳定性?是否提升了我国银行的效率?是否会造成我国银行控制力被蚕食?进而是否危及我国金融安全?以往的研究存在许多局限性。本文在测度我国银行对外开放度的基础上,系统评价了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稳定性、银行效率和控制力是否和怎样产生影响,进而,运用金融安全综合评价理论模型和新金融安全观来综合分析这一系列变化是否会危及我国金融安全。本文的内容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要研究的问题并进行相关文献综述,由第一、二章构成。第一章主要提出要研究的问题、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的基本结构和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对相关研究的理论成果进行全面综述,并指出本文的研究视角,以形成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由第三章构成。在开放经济下,外资银行进入会对东道国的银行稳定、银行效率和控制力产生显著影响,进而对东道国的金融安全产生重要影响。本部分从理论上考察了银行开放对金融安全的影响及其实现途径,并在借鉴机制设计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来综合评价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它构成本文的基本分析框架。第三部分是案例和实证分析,由第四至七章构成,是全文的重点和核心。第四章从广度和深度两个层面测度了我国银行的对外开放程度,为其他三章提供背景基础。第五章运用案例分析法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拉美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及中东欧金融危机中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稳定性的影响,并运用Logit模型分析了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稳定性的影响。第六章先用财政部发布的金融业效率评估框架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2007年至2012年后银行开放期中经营绩效进行外部效率评价,然后用DEA技术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效率进行了系统评价,最后运用Tobit模型分析了开放经济下影响银行效率的关键因素。第七章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了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控制力的影响。第四部分是综合评价,由第八章构成。本部分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估算了我国金融安全指数,研究了金融安全指数的影响因素,运用金融安全综合评价理论模型和新金融安全观来综合评价了后银行开放期中银行稳定性、银行效率、银行控制力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并以平安银行为例作了案例分析。最后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通过研究,本文得到如下一些基本结论：第一,总体而言,自银行全面开放以来,我国银行对外开放广度、深度以及综合对外开放度均趋于上升趋势,银行对外开放深度大于对外开放广度,具有不对称性。第二,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稳定性产生了正负两种不同的效应,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与中东欧金融危机案例分析的结论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稳定性的影响总体利大于弊；就我国而言,外资银行进入将有利于东道国银行体系的稳定。第三,本文采用财政部发布的金融业绩效评估框架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2007年至2012年后银行开放期中经营绩效进行效率评价,评价结果表明整体上处于“良好”水平,接近“优秀”水平。本文还利用DEA技术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效率进行了系统评估,结果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较高,且处于稳定的状态,规模效率基本保持平稳,配置效率和成本效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改善余地较大。此外,Tobit模型分析发现,影响银行效率的关键因素是银行的获利能力、主营业务的活力、增长潜力、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性等,银行的规模和市场份额、国有资本增值能力和拨备覆盖水平等对其没有显著影响。第四,我国银行的控制力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其中,本国银行发展状况指标对银行控制力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本国政府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力度,最后是外资银行发展状况指标。本国银行发展对我国控制力的贡献度在不断加大,表明我国银行的竞争力在对外开放条件下不断提高。第五,金融安全综合评价理论模型分析表明,在后开放期中,银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提升了我国银行的稳定性,增强了银行的控制力,改善了银行的效率,从我国银行稳定性、银行效率及银行控制力的正效应可获得金融安全的综合正效应,即银行对外开放促进了我国金融安全度的提升。从估算结果看,我国金融安全指数在2001年至2011年间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对金融安全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的结论显示,我国银行稳定性、银行效率和银行控制力对金融安全具有正向作用。平安银行案例分析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从“新金融安全观”来看,后开放期中已有证据均不足以支持国外资本通过控制我国银行市场来威胁我国金融安全的判断。
蔡彬彬[10]2004年在《金融分工与金融发展》文中研究说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金融抑制论、金融约束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问题的经典文献，代表当代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方向，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选择金融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20世纪50－60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走上以低名义利率和高通货膨胀为手段的金融抑制战略发展道路，对工业化、资本积累和计划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在金融领域造成“非市场性风险”，金融资源价格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不利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70年代，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得到关注，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战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得以推行，储蓄比例、利率和汇率水平提高，金融市场化进程加快，但是，金融自由化战略最终导致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频发。90年代，金融约束战略和内生增长理论形成，政府有选择地干预利率对金融市场产生作用，控制租金创造的利率机制，限制银行业竞争，对维护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现有的金融发展理论及其政策主张，无论金融抑制论、金融自由化论或是金融约束论，都是以金融市场化为基础的。这种市场化是在既定分工水平下的金融市场化，而不是从分工演进的动态角度来揭示金融市场化变动的。斯密定理告诉我们，市场范围是由分工水平所决定的，市场化进程是受分工演进所支配的。斯密的理论在金融领域同样适用，金融市场范围是由金融分工水平决定的，金融分工演进决定金融市场化的进程。分工水平低下、市场经济不发达、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效率偏低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发展的普遍特点，因此，仅从金融市场化的角度来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而不考虑决定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化的金融分工及其演进规律，显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从斯密理论出发，本文提出金融分工理论，认为金融分工是金融发展的微观机制，金融分工演进是金融发展的动力机制，金融发展过程就是金融分工及其演进的过程。本文的任务在于，遵循金融分工与金融市场之间的本质规律，从金融分工及其演进的角度来研究金融发展的微观机制与动态机制，以揭示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分工为基础的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分工是斯密分工思想在金融领域的拓展与延伸，能够揭示金融发展的一般机制和金融发展规律。金融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资源，是一种货币化的社会资财，是社会财富的索取权，金融资源包括货币资源、资本资源、金融商品资源和金融制度资源四个层次。金融分工是指金融的专业化发展，是金融领域劳动的分割，是经济单位将金融生产活动所包含不同职能的操作不断地分离细化的决策均衡过程，是操作的函数。金融分工有三种典型状态，包括自给自足分工状态、局部分工状态和完全分工状态。金融分工演进则是指金融分工水平的提高与金融分工结构的变动，是金融分工由低层次分工状态向高层次分工状态逐步演化的过程。影响金融分工的主要因素有金融交易效率、金融资源、金融生产的固定资源费用、个人专业化程度等。影响金融分工演进的主要因素是金融交易效率，它又是由（内生、外生）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所决定的。金融分工演进推动金融发展有两条路径：其一是由金融交易效率提高推动金融分工演进从而推动金融发展；其二是由金融分工演进导致金融交易效率提高从而推动金融发展。金融分工演进空间和利率调整空间构成金融发展空间，三者之间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利率机制推动金融发展在空间相图中升级。金融分工及其演进构成金融发展的一般机制。为了更为准确地说明金融分工，本文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下建立了金融分工模型，从理论上阐述金融分工的演进过程，即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一般金融均衡从自给自足金融分工跳跃到局部金融分工，再从局部金融分工跳跃到完全金融分工，从而形成金融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或状态，每一个阶段或状态都是由对应的一种金融分工水平所决定的。金融分工理论模型以及金融发展空间假说能够较好地将金融抑制、金融约束和金融自由化理论融为一体。金融分工及其演进是金融持续发展的动力，这种动力的大小取决于金融分工效率的高低。金融分工效率是指金融分工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率，是度量金融分工演进促进金融发展的能力指标。金融分工是决定金融资源组织结构的内在基础，金融分工效率则是反映金融资源组织结构的外在表现。金融分工效率的基本内涵由金融分工的配置效率和组织效率构成，配置效率是通过金融市场效率来体现的，组织效率是通过金融制度效率来体现的。金融市场效率是金融资源在市场配置过程中收益与成本的比率，组织效率实际上就是制度效率。市场效率与制度效率构成了金融分工效率的两种基本类型，金融市场效率是金融制度效率的物质基础，金融制度效率是实现金融市场效率的制度保障。金融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最为基本的特征。金融二元结构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分工及其效率低下，导致金融市场被分割成两种不同性质市场的状态，表象上金融二元结构是金融市场的分割，本质上则是金融分工水平及其效率的差异。它包括两种基本类型：市场型金融二元结构和制度型金融二元结构前者是指利率市场化条件下，由于金融市场分割，形成正式市场与非正式市场并存的结构状态；后者是指在利率非市场化条件下，由于制度作用形成的融资二元结构，主要表现为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的二元金融结构特征。从长期看，金融二元结构会阻碍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中国金融二元结构是一种典型的制度型二元结构，在其产生和消除过程中，金融分工的制度效率起着决定性作用。为了验证理论的有效性，探讨中国金融分工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动态规律，本文建立了一个以金融分工效率为基础的三级金融发展测算指标体系，并对中国金融发展进行个案分析。选取利率、M2/GDP、商业银行效率等主要指标，分别运用动态曲线图、线性回归和主成分分析方法对中国金融发展进行实证研究。运用动态曲线图方法描绘中国利率的变动趋势。中国政府对利率的管制主要表现在对存贷款利率上限的设定上，其利率调整空间大致可划分为5个空间阶段，与此相对应，中国金融抑制也经历了5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利率动态曲线图显示，中国金融发展至今仍然处在金融抑制阶段，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的具体反映，但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中国金融分工水平低下。运用线性回归方法对中国今后的M2/GDP走势进行预测。从回归结果看，M2/GDP在今后若干年还会继续上升。金融分工理论认为，中国金融分工水平低下，金融交易效率不高，是因为金融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行为或政策效果，而不是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结果，因此M2/GDP反映的只是政策或政府干预下的指标，不是真正意义上M2/GDP指标的内涵。所以，M2/GDP持续增长并不能代表中国金融发展水平上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商业银行效率进行分析。考察盈利因子、成本费用因子和资产管理因子三个主成分变量，结果表明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并未显示出规模效应，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成本费用管理却卓有成效；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明显高于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效率，但是国内商业银行整体效率与发达国家有着较大差距。中国金融发展的总体判断：自建国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一直处于金融抑制状态，且抑制程度有加重的趋势。M2/GDP长期持续增长，不能说明中国金融发展已经走出了金融抑制的发展阶段，利率调整空间压缩、商业银行效率普遍低下，表明中国目前的金融发展态势是一种量性扩张而不是质性提高。从金融分工的角度看，当前中国金融分工水平仍然处于局部分工状态的低水平层次，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金融分工的基础是政府制度而非市场安排。中国现有的金融发展战略是一种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在金融管理制度上体现为一种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信贷体系为基础的“计划管理”模式，其特点在于政府对金融的过多管制。重塑金融分工与金融发展的市场基础，促进金融分工演进、提高金融分工效率，逐步从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转向市场主导型发展战略，以提高金融资源的组织效率和配置效率，是中国政府制定金融发展战略及政策措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具体而言，就是建立以间接融资的信贷体系为基础的“目标管理”模式，而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政府金融行为的利益与约束机制等八项措施，是中国实施市场型金融发展战略，实现从“计划管理”模式转变到“目标管理”模式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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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商业银行的绩效[D]. 姜莉娜. 东北财经大学. 2006
[6]. 基于DEA新成本效率方法的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实证研究[D]. 姜帆. 合肥工业大学. 2009
[7]. 中国银行业竞争度问题研究[D]. 薛峰. 东北财经大学. 2011
[8]. 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有效性及其评价方法研究[D]. 黄向阳. 湖南大学. 2011
[9]. 我国银行对外开放与金融安全研究[D]. 曾令美.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10]. 金融分工与金融发展[D]. 蔡彬彬. 武汉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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