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摄影的形而上学与形而上学_纪实摄影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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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玛格南来信

现在谈纪实摄影似乎有一些落伍了,这显然早已不是当下的话语中心,但是前段时间玛格南摄影师帕特里克·扎克曼给我发来的邮件让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扎克曼正在帮助同事苏珊·梅塞拉斯(Susan Meiselas)寻找拍摄煤矿生产的摄影师,为苏珊策划的一个有关环境的展览做准备。我的大脑里过电影一般浮现出很多煤矿的照片,但是这些想象中的图景完全来自阅读文字的经验,因为关于煤矿和财富、煤矿和生命的故事不断见诸报端,但是实际上,要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影像证据,找到一个用一年以上时间,持续关注并且认真经营一个关于中国煤矿的故事,找到这样的纪实摄影师,在今天已经变得相当困难。

《森林》之一 亚当·布鲁姆伯格&奥利佛·查纳林 摄

《紫色的心——伊拉克归来》之一 妮娜·伯尔曼 摄

艺术转向

提到煤矿,无疑近来最为红火的是摄影师宋朝的矿工肖像系列。他前后创作了两组关于矿工的肖像,并且入选由瑞士洛桑艾丽斯摄影博物馆策划的未来值得期待的50位年轻摄影师展览,策展人这样解读他的影像:

并非有意将摄影作为一种政治或者社会手段,宋朝的作品呈现出独一无二的特色,从第一组黑白到第二组彩色作品,他为我们展示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状态。第一组作品,他用布景将矿工和他们的生活环境隔离开,严格构图,从而让观众把注意力完全放到被摄者的面孔上。第二组作品的主题仍然是他的同事,但是强调生存环境,照片中充满一种神秘色彩,似乎有种超现实的意味。被摄对象都直视镜头,通过取景框的延展,唤起了我们对这些人的好奇,即使在今天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谜。

如果我们仍把宋朝的作品放在纪实摄影范畴讨论,显然这已是新一代纪实摄影师的风格,从拍摄目的到拍摄手段,他们更加强调自己的个人经验,这种独一无二的个人体验融于作品中,甚至让策展人读出了超现实的感觉。宋朝的作品和我所知的另一组关于煤矿的纪实摄影作品,完全不同,那是卢广在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乌海悲歌》,讲述一个小煤窑的故事。这组在中国纪实摄影黄金时期诞生的作品,完全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为我们收集所有故事要素,比如环境、生存状态以及矛盾冲突,但是这样的表现手法已经越来越被边缘化。今天,年轻纪实摄影师更热衷于讨论“纪实+艺术”这个公式的种种可能——似乎只要披上艺术外衣,纪实摄影就能焕发活力。

关于纪实和艺术相融能够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有人认为能够在萨尔加多身上找到答案,他站在社会学立场上所拍摄的《劳动者》《移民》,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一部重要的当代社会文献,更重要的是他的唯美风格给纪实摄影贴上了“艺术”的标签——他被奉为摄影大师,作品主要传播渠道是影展和画册,后来者津津乐道的是他的摄影语言。不过这倒让我有些怀疑,是否这真的是萨尔加多从事纪实摄影的初衷?因为将纪实摄影的文献价值和强大的摄影语言功能结合起来,仍然是传统范畴之内的经典纪实摄影,实质上关注的仍然是现实,只不过在寻求一种对现实更精彩的表达。

德国艺术史学家潘诺夫斯基在对视觉文化进行分析的时候,使用了图像志的研究方法,确定了图像的三个等级:第一,初级或者自然的主题(一目了然的);第二,中级或惯例主题(符合习俗可以理解的);第三,内在意义或内容(蕴含的)。如果我们反过来观看视觉文化作品的生成过程,传统的纪实摄影是从第一层面开始挖掘,而对图像的二三层次的发现需要靠作品完成之后的阐释,而所谓艺术化的纪实摄影,摄影师从第三个层次开始,他们从一开始看到的就不是现实而是象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转向。

2006年9月到2007年1月,美国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举办了一个主题是“生态环境”的摄影录像三年展。当人们的视线充斥着洪水、砍伐时,突然出现了一些生长茂密的松树,这一系列作品叫做“森林”,作者是亚当·布鲁姆伯格(Adam Broomberg)和奥利佛·查纳林(Oliver Chanarin)。

一些观看者这样描述他们对这一作品的体会:“起初你觉得似乎可以闻到树林里新鲜的空气,但当你看到墙上的文字说明后,又会透不过气来。因为松树林的原址是一些巴勒斯坦村庄,1948年被以色列人清洗后,渐渐荒芜,随后被种上了松树。这些茂密的松树林让历史难以辨认并且消失。”

观看者先看到了表象,然后才看到了意义,但摄影者却首先看到了意义,然后才去捕捉表象。很多评论家都认为作者在创造一种新的纪实摄影,他们的作品强调影像和文字的结合,大量的访谈和文字扩展了照片的含义,而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所做的一切是在给人们发出警告,让人们重新认识自己所处的生存境遇,这种告知的方式不是去捕捉所谓的决定性瞬间,来记录一些偶然的真实,围绕着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对现实的怀疑,以影像为媒介,他们将我们从现实生活中的语境中剥离,在远观的同时产生深深的怀疑——究竟现实是虚幻的呢,还是照片是虚幻的?这是他们通过影像提出的问题。

如果说在纪实摄影中真的存在着“艺术转向”,这种转向是和当下视觉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南京大学学者周宪指出:“技术的发展导致图像符号与现实关系经历了深刻变化,进而导致了美学观念的演变。”视觉文化已经从模仿文化、复制文化发展到了今天的虚拟文化,虚拟技术消解了虚拟与真实的界限,处于这个时代的视觉符码,不再是对现实的模仿和复制,而是在表现一个虚拟的世界。至于纪实摄影,这种完全以现实为参照物的摄影形态,它如果仍要在艺术殿堂取得一席之地,同样也要经历这种转型,因此很多当代的纪实摄影作品,可以说已经不是在“证实”而是“证伪”。这些影像以一种“新客观主义”的方式表现,看似客观,但反映的是摄影师主体的情绪,捕捉到的是图像的象征物,这种图像其实是在反诘摄影是否具有证实的功用,以及现实的虚幻色彩。

其实纪实和“艺术的融合”并非是一件糟糕的事情,根本问题在于,摄影师要清楚这里的“艺术转向”并非指花哨的表现方式以及越来越大的画幅,而是摄影师在利用摄影这种媒介时认知事物的一种态度转变。

功能转向

纪实摄影是否就此完全和现实发生断裂了呢?艺术转向把纪实摄影当做一种形而上的出入于博物馆画廊的可欣赏之物,而这里的功能转向则把纪实摄影作为一种形而下的可用之物,作为证据,或者作为档案资料,等等。其实这两种倾向在纪实摄影发展的历程中一直存在,而在今天,这种分别朝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则尤为强烈。

摄影师瑞兹·沃克的工作从另外一个角度带给我们启发。沃克和人权观察组织合作对刚果的金矿进行报道。为了把金矿石提供给瑞士冶炼厂从中牟取暴利,当地军阀试图控制金矿,造成了刚果纷争的战局。于是,在人权组织的帮助下摄影师把自己的照片直接拿给瑞士冶炼厂的总裁以及董事看,这一行动使瑞士企业对刚果军阀采取了制裁行动,多少改善了刚果的局势。

如果我们想一想纪实摄影诞生之初的故事——刘易斯·海因的作品导致美国反对童工法案的产生;雅各布·里斯对纽约棚户区另一半人生活的报道,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美国农业安全局(FSA)的摄影为政策执行提供影像参照和留存档案……这种纪实和现实之间的呼应,本应是纪实摄影诞生的目的和它的一个本质特征。

纪实摄影的功能转向在国外比较明显。尤金·史密斯时期,摄影师作品的主要传播渠道是大众传媒,通过这个渠道激起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但是当下传媒已经完全朝商品化、娱乐化发展,广告主不愿意与自己的产品毗邻的是一个来自索马里的难民。纪实摄影师便转而和非政府组织(NGO)以及一些基金会合作,一方面获得赞助,另一方面作品可以借他们的传播渠道,让照片产生更强的影响力甚至改变现实。绿色和平组织、联合国儿基会、联合国环境署都和纪实摄影师有合作,他们让纪实摄影的功能得到较之以前更大的发挥。

摄影师如何与NGO和基金会合作?他们如何运作纪实基金?这里我想剖析两个纪实摄影基金,它们的工作模式完全是本着发挥纪实摄影的功能出发的,它们是“改变现实基金会”(Changing Ideas)和“开放社会基金纪实项目”(Open Society Institute)。

改变现实基金是大卫·格拉汉姆(David Graham)建立的。在23岁的儿子因为跳水事故瘫痪后,他去攻读了新闻摄影的硕士,开始关注慈善,希望通过纪实摄影帮助更多不幸的人。曾经经商的背景让他更多考虑如何帮助摄影师摆脱经济上的窘境,因此决定承担架设桥梁的工作。商业社会中的风险投资理念、孵化器理念被运用到这个基金会的运作中,基金会对纪实摄影项目投资价值的衡量标准是考察它是否真的可以对现实产生帮助。从对纪实摄影项目进行评测的专家团中,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一倾向,专家团是由法律、医疗、商业、经济、政治以及媒介专家构成,反而没有摄影人士,他们对项目的可行性以及影响力进行评价,选择出更加可能产生良好社会效果的选题对之实施帮助。

而开放社会基金纪实项目更加特别,它不是帮助摄影师启动摄影项目,而是帮助他们开拓照片的传播渠道。基金会认为,传统媒体给纪实摄影作品提供的传播途径非常有限,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因此他们设立这个基金希望摄影师能够用更加有创新性、更加非传统的思维方式来展示作品,取得更加有积极作用的社会影响。

如果要申请开放社会基金的摄影师必须有一个已经联系好的合作对象,比如非政府组织、学校、政府研究机构等,这些合作对象已经和摄影师达成了合作协议,双方将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展示摄影师的作品,帮助摄影师完成作品,在这个前提下,摄影师才可以得到开放社会基金的拍摄资助。

下面就是一些曾经获得过这个基金支持的纪实摄影项目:

1.七位摄影记者对巴西贫民区的日常生活的记录,与在当地一个网站合作,作品在贫民区内部展出,同时也进行在线展览。

2.摄影师妮娜·伯尔曼(Nina Berman)和一些美国非政府组织合作,把自己拍摄的伊拉克受伤的美国士兵肖像,制作成多媒体展示课件在美国的学校里播放,并举办作品展。展览的时间特别选择在征兵季节。

3.摄影师林恩·约翰逊(Lynn Johnson)和匹兹堡艺术中心、儿童博物馆合作,展出他的《停止屠杀》(Hate Kills)的展览,希望引起公众对偏见和暴力的重视,展出包括室内和室外,同时举办培训班,并且有一个网站,参观者可以发表他们的意见。

回到开篇,后来苏珊·梅塞拉斯迫不及待地专门跑来中国寻找煤矿的照片,扎克曼说她可能按捺不住要亲自上阵,因为这是如此激动人心的一个体裁,而且中国还有更多的纪实项目被埋在地下有待发掘。

不管风向如何变化,总有一些人始终钟情纪实摄影题材,并且坚信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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