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日学生与祖国的历史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祖国论文,生与论文,命运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考察了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留日学生的情况。作者指出，在这个时期中国人赴日本留学的人数约有十万余人，远超过同期赴欧美留学的人数，但其中90%的人没有毕业就提前归国了，而且往往是为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采取集体回国的方式。作者强调指出，自明治时期以来，日本帝国主义者有计划地推行灭亡中国的国策，因此不能培养留日学生亲善日本的感情，反而迫使他们大多数人投入祖国人民抗日的洪流。作者认为，中日平等国交以及经济文化的互补关系已经成为两国关系的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互相派往对方的留学生，才能成为促进两国友好的“民间使者”。
1896年6月，中国第一批留日学生到达东京就读。学者一般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正式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起始的一年[①a]。百年来，中国、日本以及整个世界，都发生了百年前所料想不到的那种变化。回顾中国留日学生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今天可以冷静地做出总结了。
一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落后挨打的历史，也是先进中国人发愤为雄、立志振兴中华的历史。中国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页历史。
1895年中日《马关新约》（俗称《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重失败。巨额的赔款[①b]，难以忍受的割地，造成了中国国运的空前低落，同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反响：列强以中国为可欺，认为这个“东亚病夫”正躺在“死亡之榻上”，一些人公开提出“分配这个病夫的遗产”问题，呼吁把“瓜分中华帝国”[②b]一事提上侵略日程，并在此后几年间，使中国面临豆剖瓜分的极为严峻的局面；中国人则从甲午的失败中震惊于自己的落后，痛恨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不如人，决心振奋精神，重塑“国魂”。于是先有孙中山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发起组织兴中会，号召“振兴中华”，接着康有为在1895年5月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要求变法维新。这种情绪反映到政府，便有大臣奏请派学生赴日留学之议。张之洞的《劝学篇》被皇帝颁发各省，留学日本便被确立为政策。往昔的弟子，昨日的敌国，于今成为中国学子问学之所，变化何其巨大。前引《劝学篇》说，二十年前，日本派人去西洋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其显效如此。“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中国人要去看一看，日本人怎样学习西方，使自己强盛起来的。张之洞说：“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③b]。“事半功倍”，是当时统治者中高层人士的心态。“东亚风云大陆沉，浮槎东渡起雄心。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④b]这首诗反映了那时留日青年的热切心情。
下面三个年代：1896、1902、1905，是中国青年留日初期的三个重要标志。1896年前一年，即《马关条约》签订的那年，是证明日本雄视东方的一年。于是在次年即有中国人一群13人赴日留学，是为起步。此后数年留日人数增加并不多，据实藤惠秀研究，1899年有207人，1901年有280人，但1902年一下猛增到500人[⑤b]。1902年以前两年，八国联军武装侵略中国，并在1901年9月7日同清政府签订了严重损害中国独立主权的《辛丑和约》，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降到谷底。甲午战后已证明具有雄视东方实力的日本，在庚子之役中，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派大军来华，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其军人被安排同西方军人一起，整队通过紫禁城，日本国并从《辛丑和约》规定的对外赔款中获得了巨大的一份，再次证明了日本具有雄视东方的实力。于是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猛增。
1905年，留日人数达到了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的顶峰，这年底，留日中国人约达8600之多，1906年大约也有8000之谱[①c]。这一数字，据最早发表研究中国人留学教育著作的舒新城评论说，“实为任何时期与任何留学国所未有者”[②c]。晚近的美国学者也指出，这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③c]。1905年，是日本显示其雄视东方实力的最重要的一年。这年9月，日俄两国在美国撮合下签订《朴茨茅斯和约》，宣告了日本对俄国战争的胜利。日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它是日俄两国为瓜分在中国东北和远东的势力范围而爆发的，两国交战的主战场既不在日本，也不在俄国，而是在中国的东北，当时的中国政府被迫作了可耻的“局外中立者”。未曾想到，貌似庞大的俄国却败在日本手下。这对中国人的刺激自然是极其强烈的。中国留日学生便蜂拥而来。年初日本报告只有三四千人，到下半年就超过了八千人，有的估计高达万人[④c]。
实藤惠秀在解释这段历史时，引用了1905年两个日本人的评论。一个在华南旅行，其观察谓：“虽然中日曾有冲突，又有义和团事件，今中国官民对日本咸予信赖”；一则曰“甲午结果，不必细论，即今次日俄战争，结果非清人始料所及，俟捷报频传，清人纷纷负笈来学”[⑤c]。这两人的观察是表面的，却是不无根据的。论者或谓，1905年留日学生大增，与中国国内的政策变化即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有关[⑥c]，或者说科举制度的废除，对留日学生的增加“也可能是最大的原因”[⑦]。此说尚可斟酌。
据实藤氏提供的资料，1903年留日学生约千人，1904年约一千三百人，1905年初达三四千人，《万朝报》甚至谓多达五千以上。1905年7月17日，青柳笃恒在《东京朝日新闻》发表文章，透露据消息灵通人士称，中国留日学生数目将以万计，同年12月8日青柳氏又发表文章称“都下八千清国留学生”[①d]。又据李喜所的说法，1905年7、8两月中，仅自费生就新增加二千多人[②d]。综上资料，保守的估计，到1905年8月，留日学生似已超过六千人[③d]。这主要与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利的刺激有关。日俄战争虽于是年9月以签订条约的形式宣告结束，但日军在战场上捷报频传，1904年8月摧毁俄国太平洋舰队，9月俄军在辽阳会战中失败，1905年元旦，旅顺俄军向日军投降，3月，在奉天（沈阳）会战中，俄军败退，日军占领奉天。奉天会战后，日军在战场上的胜利者地位已经决定了。
清廷正式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④d]是在1905年9月2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到1905年12月6日，因政务处、学务大臣会奏，上谕“著即设立学部”，以作为振兴学务总汇之区[⑤d]。1906年3月9日，政务处始奏定科举考试停止后对所有以前的举贡生员实施出路的办法。这些乃是骤然宣布停止科举后的补救措施。先是，1903年初，袁世凯、张之洞等会奏，力陈科举之非，谓：“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拟请俟万寿恩科（1904年）举行后，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预计均分，按年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即以科场递减之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3月13日得旨：著政务处会同礼部妥议具奏[⑥d]。
这个建议，提出了按年平均递减乡会试取中名额的原则，但未订出时间表。1904年初，政务处大臣张百熙等遵旨复奏，提出：“从下届丙午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至第三届壬子科应减尽时，尚有十年。计其时京外各省开办学堂已过十年以外，人才应已辈出，且科举既停，天下士心，专注学堂……学政岁科试取进学额，请于乡试两科年限内，两岁考，两科考，四次分减，每一次减学额四分之一，俟末一次学额减尽，即行停止学政岁科试，以后生员出于学堂”[⑦d]。1月12日上谕批准了以上建议。这个建议提出乡会试自1906年（丙午届）开始递减，至1912年（壬子届）减尽，乡会试始停止，省考停止的时间还要提前一些。
这个上谕发出不久，日俄战争爆发。下一年8月，日本胜利形势判定，清政府感到形势变化，迅即改变了以上日程。参预政务大臣袁世凯、张之洞会奏，鲜明地感受到时局危迫，更甚囊日，“实同一刻千金”，原定十年停止科举的决定，是太慢了。他们提出：“不独普之胜法，日之胜俄，识者皆归其功于小学校师，即其它文明之邦，强盛之原，亦孰不基于学校。而我国独相形见绌者，则以科举不停，学校不广……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励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①e]因这一建议，清廷才有前述立即于1906年停止科举的决策。
由此可见，1905年9月清廷决定停止科举一事，对1905年留日学生的迅猛增加起主要作用的论断，是缺乏说服力的。主要原因，还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对国人的刺激。甚至清廷骤然决定立停科举考试，也是因受“日之胜俄”的刺激而作出的。1906年，中国留日学生继续居高不下，保持在8000人的数目，则除了日本强盛的刺激外，清廷废止科举的作用，就明显了。
总之，1896年以后，中国留日学生在1902年、1905—1906年两次激增，是中国青年看到日本雄视东方的实力一再体现的结果。中国朝野上下，都想了解日本致强之由。与留学生人数激增的同时，清廷接连派大员赴日考察政治，正是这一想法的体现。
二
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从1896至1937年[②e]，大约有十万之谱。大约同一时期，中国人留学美国和欧洲各国的人数[③e]，都不能与留日人数相比肩。这些留日学生，尤其在早期，无论是官费生、自费生，无论是革命派、改良派还是随大流者，大多是抱着救国的目的浮海东渡的。他们在日本求学期间，或者在回国以后，对中国的社会生活影响至大至巨，尤其是政治、军事和基础教育方面，更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近代中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辛亥革命，其发动和鼓吹，与中国留日学生关系极大。除了国内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外，这一革命的策划和组织，可以说基本上是在日本的留学生中进行的。孙中山奔走海外有年，组织发动革命功不可没，但进展不是很大。只是在他于1905年接触了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并在其后融入了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之后，尤其是在东京留学生中组建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后，革命形势的发展就一日千里，一发不可收拾了。中国同盟会的主要干部，几乎都是留日学生。辛亥革命，完全可以说，是在中国同盟会的组织、发动、号召和直接参与下取得成功的。这方面，已有许多论著作了研究，无须多加证明[①f]。
以下我们通过一些统计数字，来观察留日学生与中国政治生活的关系。
实藤氏注意到，1911年武昌起义后的云南起义中，以昆明陆军高级干部为中心的40人中，有31人有留学日本的经历[②f]。其实，武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中，曾去日本留过学的人也不少。1911年12月，出席17省南京会议的代表45人中，留日者占了大半，在这次会议上，孙中山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月就任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内阁成员（包括总长、次长）18人，留日学生有9人，占了50%。以劝进袁世凯当皇帝而臭名远扬的“筹安会六君子”，除严复为留英外，其余杨度、孙毓筠、刘师培、胡瑛、李燮和五人均为留日学生。
根据刘寿林编《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③f]，列出从北京临时政府的唐绍仪内阁起到北洋军阀控制的最后一届内阁止，其历届内阁成员中留日学生数，可作一有意义的观察。
北洋时期历届内阁成员留学情况表
以下表列留日人数中，个别赴日考察和当过留学生监督的人也算在内。统计数字可能并不十分精确，但1928年前北洋政府历届内阁阁员中，有33届阁员留日生比例达到或超过了34%，则留日生大体占到34%以上，是可信的。前后17年，共经历了46届内阁，长的不过2年，短的只有六天、七天，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段很特殊的时期。当然，这个统计数字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有的论者判断，晚清和北洋政权中，留日学生占有优势，国民党政权中，留学欧美者超过留日者[①g]，似乎也不尽然。按照我的统计，在广州国民政府（1925.7.—1926.12.）中先后担任过委员的26人中，留日学生14人，占54%；在武汉国民政府（1926.12.—1927.9.）中先后担任过委员的24人中，留日学生11人，占46%；在南京国民政府（1928.10.—1937.11.）中先后担任过委员的81人中，留日生有40人，占49%；在重庆国民政府（1937.11.—1946.5.）中先后担任过委员的66人中，有留日背景的37人，占56%。以上四组政府委员[②g]中，有留日背景的，均较有留学美欧或无留学背景的人比例为高。可能，在国民政府以下或以外的政权机构中，留学美欧的人超过留日的，如王奇生根据1948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传》，（其中收录198名国民党党政显要人物）做了统计，其中留美出身者34人，留欧出身者22人，留日出身者32人[③g]。这当然是可信的。但是，政府委员中有留日背景的人比例相当高，那么多有留日经历的人处在最高政治决策者的位置上，毕竟是很说明问题的。
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国共两党来观察。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正式代表12人中，有7人有留学背景，除陈公博留美外，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董必武、李汉俊、周佛海等6人都是留日学生，占全体代表的50%，只有陈谭秋、毛泽东、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等5人无留学经历。中国国民党是在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它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于192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第一天会议，经孙中山提名，推举大会主席团成员5人（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守常），全部有留日经历。大会选出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24人，其中有留日背景的17人，占总数的71%；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中，有留日经历的7人，占41%；中央监察委员5人，有留日经历的3人，占60%；候补中央监察委员5人中，4人有留日经历，占80%。这几组[④g]统计中的留日生比例，与国民政府中留日生比例大致相若，均较北洋政府中留日生比例为高。又据1929年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年签》，在63万党员中，大学和专科学校毕业者占十分之一强，其中留学欧美者700余人，留学日本者1000余人[⑤g]。这个数字，也是可以说明问题的。
近代中国还有一特殊历史现象，即出现于20世纪30—40年代的若干汉奸傀儡政权。在这些汉奸伪政权的头目中，留日学生比例极高。汪精卫、周佛海、王揖唐是其最尤者。王奇生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找到一本1941年6月编印的《中华留日同学会同学录》，发现竟是一本汉奸名录，共列名693人，均在伪政权供职。王奇生在著作中列出52人，为其首要者[①h]。
日本留学生与中国军界的关系，一点也不比政界差。晚清政府于甲午战争败后开始筹练新军，于八国联军之役后全面推行新政，而以练兵为第一要政。海军学生一般派往欧洲，陆军学生绝大多数出身于日本各级军事学校，主要是初、中等军事学校。清末派赴日本学陆军的人数大约3500人，毕业于军事预备学校（如成城、振武）有850人，毕业于士官学校的有673人，陆军大学毕业生极少。据统计，1911—1931年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有769人，1931—1937年间，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毕业生还有119人[②h]。
清末对军事留学生控制很严，一般均为官费派遣。政府原以为“日本陆军教育，系以忠君爱国顺服长官为宗旨，并无侈言自由与反对政府之弊”[③h]，因此对留日军事学生寄为干城之望。事实上，这种希望落空了。士官生在日本参加同盟会的就有一百多人。回国后在各地新军中任职的留日士官生，大多响应革命召唤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积极力量。武昌起义后，各省的兵权大多由留日士官生掌握。舒新城在1926年指出：“现在执军权之军人，十之七八可从日本士官学校丙午同学录，与振武学校一览（光绪三十三年）中求得其姓名。军阀如此横行，留日陆军学生自应负重大责任”[④h]。我们只要查一下北洋政府时期将军府的将军名录和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将军名录，可以相信舒新城的评论是有根据的。蒋介石、张群、何应钦等国民党军事领导人无不有留学日本陆军的经历。
留日学生对中国的基础教育做出了贡献。清末新式教育草创，最严重的是缺乏教师。成千累万的留日学生上日本的预科、速成学校、师范学校，学了一年半载、三年二年，不管毕业还是肄业，大多数只相当于日本的小学、中学程度。他们回国后充实于各地的新式学堂，缓解了教师奇缺的困境。有的研究指出，留学美欧的学生归国后当大学教授、校长、科学家的，远比留日学生多。这是历史时代作出的安排。他们各自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留日学生在日本社会那个万花筒里，大大开拓了眼界，学到了许多在国内的封建禁网下不可能学到的新知识。严复翻译的少数几本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的政治社会学说，在19世纪末以后先后出版，使许多年轻人开了眼界。但留日学生在日本社会接触了更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读到了许多经日本人翻译、删节并加入了日本特色的西学知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社会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启发了他们的思维。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也是他们首先在日本读到，并有选择地介绍给国人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社会思潮，装进了留日学生的头脑，并通过他们和他们创办的各种刊物，广泛传播到了国内。时代的启迪，新知的吸纳，使他们增强了民族和国家的观念，增加了他们探索国家前途、寻找国家出路的力量和武器。东西列强的虎视鹰瞵使他们具有了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危机感。他们怀着各式各样的思想、学说和治国方案，回到国内，接受中国国情的检验，从各个不同的方向上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演出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舞台上方向各异的悲喜剧。由他们影响并形成的一些社会力量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由他们影响并形成的另一些社会力量则迟缓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这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留日学生在中国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方面发挥不同作用的思想方面的原因。
三
留日学生关心中国政治和中国前途，是一大特点。如果与留美、留欧学生相比较，这一特点就更加鲜明了。实藤氏在研究了这一现象后指出：“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方面是近代中国的文化史，另一方面又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史。”[①i]如果再准确一些，还应该说，近代留日学生的历史，又反映了中日两国的国交史。
我把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附表一和附表二稍作改制，参以别项资料，并列在一起作一些观察：
留日学生在学及毕业情况一览表
时间
在学数 毕业数
回国数
189613
18979
189877＊
1899143＊
1900159＊
1901266＊ 40
1902727＊ 30
19031242＊ 6
19042584＊ 109
19058600 15 2000
1906（8000） 42
19076797＊57
19085217＊ 623
19095266＊ 536 ？
续表
时间在学数 毕业数回国数
19103979＊ 682
19113328＊ 691
1912
（1400） 260 2800＊
1913
（5000）＊
416
1914
（5000） 366
1915420 ？
19162326＊ 400 ？
1917311
19183548＊ 314 2506＊
1919
（2500） 405
1920
（1500） 415
1921
（2000） 465
19222246505
1923
（1000） 413 ？
1924431
1925347
1926287 ？
19271924291
19282635＊ 266 ？
19292485417
19303049363
19312972460 3300＊
19321121280 660
19331417＊ 182
19342347＊ 186
1935（8000）＊ 208
19365909＊ 316
19375934202 3600＊
总计
110720 11757
制表说明：
1.本表参照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附表一二制定，有括号者为约数。1905年原表标为（8000），但该书正文第39页肯定该年留日生为8600，是有道理的，现据以改正。
2.在学数一栏中标＊号的数字，系依据别书补正。其中1904年数，据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第197—201页；其余各年据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95、98、102、103、115、118页。其中1913、1935两年数字，实藤书已引用原资料，但表中未采用，似不妥。1936年数字，实藤书引用日华学会《留日学生名簿》第5版，王奇生引用的是第10版，更准确些。
3.回国数非指留日学生正常回国，系指因国内变故或日本侵华事件引起学潮，而致集体回国。标＊号的数字据王奇生书，第97、101、103、118页。余据实藤书。
观察上表，可以得出如下初步印象。第一，留学生总数约为11万余人，这个数字显然是不精确的，且是缩小了的，因其中有五个年份找不到材料；而毕业生总数为11757人，据实藤氏说明，他是依据1940年10月兴亚院所编《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的11个附表统计的，而该《人名调》，是依政府各机关委托各学校调查结果编制的，资料应相当正确，由于原编者有意遗漏，如宏文学院1909年停办以前有毕业生3810人，该书无记载，因而这个毕业生人数与实际数字也是有距离的。以两个不准确的数字（前一个缩小的更多些）比较，在学数与毕业数是10与1之比。这说明大体有90%的学生未经毕业而回国了。
第二，在学数多的年份，往往不是毕业生多的年份，或者说，回国数大的年份，往往是毕业生少的年份。而回国往往是采取集体回国的形式。这就是说，差不多九成的留学生未能在日本真正学成。
这就要研究：为什么有90%那样多的留日学生不能毕业？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学生采用集体回国的形式。
兹依据实藤氏和王奇生氏所著书提供的材料，将留日学生集体回国的状况表列如下。采自他书的材料，放在注释内。
留日学生集体回国情由
年份
情由
1905年11月2日，日
本政府因清政府之请，为抑
制留日学生中日益滋长的革
命情绪，以文部省名义单独
对中国学生颁布了《关于准
1905—1906 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
之规程》（俗称《清国留学
生取缔规则》），引起留学
生中革命派的强烈抗议，中
国留日学生会组织了全体学
生的罢课，并议决集体回国
，因陈天华蹈海抗议，激成
留学生于1905年12月
下旬至1906年1月间集
体回国。回国人数逾二千。
这是留日学生第一次大规模
回国抗议行动。
日俄战争中日本非法修筑安
奉军用铁路，1909年日
本提出安奉铁路工程改良问
1909 题并谋扩大沿线利权，迫使
清政府屈服，引起留日学生
抗议，部分学生归国策动京
津间的抵制日货运动。
武昌起义后，中华民国宣告
成立，清室退位，国内局势
1911 大变，留学生中的革命派及
其他人士大规模回国，据说
只有500人滞留未归[①
j]。日本一些实业家曾借
钱给驻日使馆，供留学生作
旅资。
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之机，向中国政府提出灭亡
1915 中国的“二十一条”，大部
分留学生以集体回国形式表
示抗议。回国具体人数不详[②j]。
袁世凯帝制失败，因“二次
1916 革命”失败亡命日本的国民
党人士大举归国，使得留学
生人数减为1914年的半
数左右。
日本迫中国签订中日军事协
定，谋中日共同出兵西伯利
1918 亚，以图扼杀新诞生的苏维
埃政权，并借机攫取中国利
权，留学生再次以集体回国
表示抗议，回国人数超过2
500人。
1923 因关东大地震，部分留学生
归国，人数不详。
12月，留日士官生抗议日
1926 本士官学校第18期对中国
学生在教学上的歧视，发表
退学宣言，集体归国。
5月，留学生抗议日军在济
1928 南制造的屠杀事件，大规模
集体归国。人数不详。
2月，千余名官费自费生因
学费、生活费难筹，纷纷归
国。
9月，因日军在沈阳制造九
1931 一八事变，留日学生决议全
体归国，人数超过2300
人，使馆给部分人提供了旅
费。已故的中国人民大学教
授何干之就是九一八事变后
从日本回国集体中的一员。
又如已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兼法学研究所所长张
友渔，已故的著名哲学家艾
思奇，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
、前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
以及曾任第二、三、四届国
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日
报》总主笔、现仍生活在台
北的胡秋原，都是九一八事
变后从日本归国的[①k]
1932 2月，因日军进攻上海，发
动一二八事变，660名留
日学生集体归国。
七七事变，日本全面大举侵
1937 华。除伪满留学生外，留日
学生全部归国，据说只留下
403人。
以上集体归国事件，总共13次。从1896年至1937年，共42年，平均3.2年一次。13次集体归国事件中，除一次为自然灾害（1923年大地震），一次为留学经费难筹等技术性因素外，其余11次纯为政治性事件引起。在11次因政治事件引起的集体归国中，有二次（1912、1916年）纯属国内政治变故引起，其余均与对日交涉有关。而在9次与对日交涉有关的集体归国中，只有二次（1905、1926年）是因反对日本文部省或校方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而起，其余7次纯属抗议日本侵略中国的政治事件。其实，1931年初因留学经费难筹导致归国事件，表面上是技术性原因，实质上也是政治性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涉及庚款助学的不当处理[①l]。这是一次隐性政治事件。如果加上这一次，则有10次与对日交涉有关的政治性归国事件，平均4.2年发生一次。如果只算7次抗议日本侵略引起的政治性归国事件，则平均6年一次。由上可见，无论13次也好，11次也好，10次也好，7次也好，都构成了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留学史上的独特现象。这是应该令中日两国，尤其是日本国有关人士深长思之的[②l]。
派学生去先进国家留学，或相关国家间互派留学生，是今日国际社会国家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派出国和接受国都希望通过留学生的选派培养国家间的互信感情。接受国更希望替他国培养人才的同时，培养对本国具有亲善感情的人。这是国际通例，也是国际社会可以接受的。前提只有一个，不论国家强弱大小，与国之间只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朋友。
为什么世界上接受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日本，不能培养中国留日学生对日本国家的亲善感情呢？作为一个问题，日本人在本世纪初叶就提了出来，并作为政治问题提到了国会的议事日程上。
1920年日本第43届国会中，清水留三郎等向政府提出的质询书谓：“来日之中华民国留学生归国之后，多成为排日论者，而留学美国之归国者却多成为亲美论者，政府将采何种方针？”[③l]政府则表达了将为中国留日学生“谋求种种便利”的意向。议会和政府设想给中国留日学生提供多种经济上的援助，简化入学手续，增加招生名额，改变学校对中国学生的冷漠态度，加强对公寓管理人员的管理，改善一般日本人对中国学生的轻慢侮辱态度，国会甚至还通过了退还部分庚款以发展对华文化事业的决议，等等。这些如果都能实施，未始不能产生某些好的效果，但尽管如此，也只能是隔靴搔痒、施小惠而言不及义之论，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留学生对日本的感情。
国会议员高桥本吉1918年3月20日在第40届国会上发言说：“假如有所谓为日本的利益而教育中国人，中国人是不会对此感谢的。我相信只有为中国人的利益而教育，才真正有利于东洋和平。”[④l]这是真知灼见，也是空谷足音，可惜不为日本社会所接纳。日本的留学生政策如故，中国留学生的对日态度如故。
问题的症结何在？不在细枝末节，而在大政方针。日本相关人士所设计的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与其国家秉持的对华根本方针是不合拍的。日本自明治开国以来，进一步说自甲午战争以来，再进一步说从东方会议以来所实行的所谓大陆政策，是有计划地、分步骤地、由缓及骤地推行灭亡中国的国策。又要留日学生亲善日本，又要对这些留学生的祖国实施肆无忌惮的侵略，这真好比鱼与熊掌，岂可得兼耶！
1923年6月26日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发表《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关于排日问题之宣言》，针对日本谋求发展对华文化事业的打算说：“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不容中国人参加意见，只为日本帝国利益打算，全不计及中国人本身的利益。这分明是日本在中国大陆上实施殖民政策的前驱或附属的事业而已！假使日本真要为中国人谋求利益，但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又用残忍苛酷的二十一条来迫中国人。这种做法，与在中元节赠物他人，而又夺取其家产以至宅地作为交换的情况，丝毫没有差异。像这样的恩惠或友好，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①m]
这是中国留学生1923年在日本说的话。其实，不在日本的中国人，在一切可能的场合，也在说着同样的话。1923年以前，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并没有如己所愿地一一实现。但是，当1928年日本军队开进山东并制造济南惨案的时候，当1931年日军在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并在其后三个月占领我国东北的主要城镇的时候，当1932年日军在上海附近发动一二八事变的时候，当1937年日军在卢沟桥发动七七事变、并把侵略战火推向全中国的时候，还能指望中国留日学生坐在日本各级学校的课堂里，温文尔雅，求师问道，遨游于知识的汪洋大海么？！
这就是90%的中国留日学生不能在日本学校里卒业的真正原因。
但是，11万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社会这个大课堂里，学到了知识，经受了锻炼，应该说，他们是毕业了。他们在日本比在国内更深切地感受到了日本帝国酝酿、形成、发动侵华战争政策的全过程，在一定的意义上，他们比在国内更深切地感受到了将要做亡国奴的切肤之痛，于是一次一次发起世界留学史上独一无二地集体归国运动，并在最后毫无顾忌地永远走上了回国之途，投入祖国人民抗日的洪流。他们在日本社会的大课堂里上了落后就要挨打这宝贵的一课，却把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毕业答卷，交给祖国去评判。附论：
中日建交以后，中日两国间的国交与半个世纪前根本不同了。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国的青年学子大规模地结伴东行。十多年中，留日学生最多时高达4万人，大大超出以往任何年代。只有一点与清末相似，即最初派出的往往是年岁偏大的，其后就是真正的青年了。据1993年7月武汉出版的《新中国留学归国学人大辞典》载，留学日本获得博士学位，或者回国后担任教授、研究员等高级专业职务者460人，占词典所收7000学人的6.6%。460位回国人员中，407人从事与自然科学相关的教学、研究和工程技术工作，占回国总数的88.5%；从事与社会人文科学相关的教学、研究工作的有45人，在政府担任部以下职务的2人（按该词典不收担任省部以上职务的人），参加企业工作的有6人，以上三项占回国总数的11.5%。这部词典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主编，资料截止于1992年3月，其资料是权威的、准确的。我以为，这个6.6%的比例数，在今后应有较大的提高才是。
中日平等国交以及经济、文化的互补关系，已成为中日两国关系的基础。中国青年学生大量赴日留学，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也还是不可或免的。回顾半个世纪前的中国学生留日历史，应当使今天处理相关事务的人变得聪明起来。在此基础上，我期望并相信，中日两国互相派往对方的留学生，会成为促进两国友好的真正的“民间使节”。
作者按：本文写作，从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和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二书获益最多，书此谨志不忘。
1996年2月18—25日，旧历丙子年春节期间
注释：
①a 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北1975年版，第13页。此处对中国最早留日学生一事有所界说。
①b 按《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按《马关条约》之《另约》规定，中国政府在三年内交给山东威海卫的日军驻军费150万两白银。又按1895年11月8日签订的《辽南条约》中国政府为“酬报”日本国将《马关条约》割占的“奉天省南边地方”交还中国，将“酬款”3000万两白银交给日本国政府。清政府为了如约在三年内将上述巨款交给日本国，忍痛向法、俄、英、德银行团，发起三次大借款，共借得外币折合约3亿两白银，扣除折扣、佣金，实得2.6亿两白银。此银交还日本外，所剩无几。这三次大借款，中国除忍受苛刻的政治条件外，经济上遭受重大损失，45年内，中国要付出本息85575万两白银。
②b V.Chirol,The Far East Question,Londen,1896,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6页。
③b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第5—6页。
④b 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页。
⑤b 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51页，表一，留日学生数。另据《日本留学中国学生题名录》，1899年为143人，1900年为159人，1901年为266人，1902年为727人。见房兆楹《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第1—53页。按李喜所统计，1898年为61人，1901年为274人，1902年为608人。见《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页。各书统计数字不尽一致，但所显示的留学生人数增加趋势是完全相同的。
①c 实藤惠秀前引书，第39页。
②c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1926年版，第46页。
③c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页。
④c 实藤惠秀前引书，第36页。
⑤c 同上书，第35页。
⑥c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
⑦c 实藤惠秀前引书，第35页。
①d 实藤惠秀前引书，第34—37页。
②d 李喜所前引书，第186页。
③d 我找到一本《各校各生履历清册》，记载从光绪二十六年到宣统元年间到日本各校留学的名单，共录入1655人，其中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到日本的有554人。554人中，1905年9月以前到日本的347人，约占总数的62.63%。这个清册是一个远不完备的名册，其1905年到东情况，与我的估计相近，可供参考。以上清册，见佚名编《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学生姓名表》，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4种。
④d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五），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总第5392页。
⑤d 同上书，总第5445页。
⑥d 同上书，总第4998—5000页。
⑦d 同上书，总第5128页。
①e 前引《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390—5391页。
②e 这是实藤氏著作的起止时限。根据王奇生的研究，七七事变后，中国还有一些自费生赴日留学，伪政权组织及伪满洲国也曾派公费生留日，总数约在三四千之间。直到1945年4月，日本政府为了进行所谓“大东亚决战”，通令日本各学校停课一年。中国留学生大多因此返国。至抗战结束，留日学生只剩下456人。见王奇生前引书，第116—120页。
梅贻琦和程其保调查了1850—1953年间中国留美学生总数约为2万人，见王奇生前引书，第44、45页。留学欧洲各国的中国学生，向无精确统计，据王奇生估计，约为2万人，同上书，第90页。
①f 据近十余年的研究，立宪派的政治活动，在取得辛亥革命胜利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关于留日学生在立宪运动中的活动，张学继作了较为详尽的研究。见《留日学生在立宪运动中的作用》，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作者在该文文末发表他的研究结论说：“留日学生是立宪派中最活跃的一个群体。他们是立宪宣传的主力军，立宪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在整个立宪运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②f 实藤惠秀前引书，第351页。
③f 《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66年版。编者刘寿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专家，已作古。另，判断留学经历，以徐友春主编的《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为限。以下除特别注明外，均同此。
①g 见王奇生前引书，第214页。
②g 四组政府委员名单，见刘国铭主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
③g 王奇生前引书，第214页。
④g 名单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⑤g 转引自王奇生前引书，第211页。
①h 王奇生前引书，第126—128页。
②h 以上统计数字，均见于王奇生书，第225、226、230页。
③h 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奏，见前引舒新城书，第57页。
④h 舒新城前引书，第212页。
①i 实藤氏前引书，第339页。
①j 日本学者摘引当时日本报章的大量报道，反映了自获悉武昌起义消息起至1911年12月上旬，日本各校中国留日学生的归国情况，指出留日学生从武昌起义时的2074人，减少到12月上旬的500人左右。见小岛淑男著《留日学生の辛亥革命》，东京青木书店1989年版，第190—192页。
②j 据孔凡岭研究，1915年初，日本向中国提出21条的消息在日本报章透露后，中国留日学生2000余人立即集会抗议，随后有500余人回国，开展爱国救亡运动。5月，21条签字后，留日学生再次集会抗议，李大钊并起草《敬告全国父老书》的电文，但此后回国人数不详。见孔凡岭《留日学生与五四运动》，载《齐鲁学刊》1993年第5期。
①k 据李力在《中华留日学生会与抗日归国运动》一文中提供的资料，中华留日学生会曾在10月5日发表通电，称：“留东学生一刻也不能再安心就学，皆集合于本会组织之下，努力从事反日救国工作。又全体大会已决定，一致归国，与亲兄弟们在同一战线上共同行动，决心实行对日经济绝交，政治绝交，以打倒惨忍无道的日本帝国主义。”上文还据10月15日《留日学生会日报》特刊载，张友渔在第四次留学生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留日学生会执行委员。关于归国人数，上文指出，到10月末，达到670人，到1932年2月，达到1700余人。1932年日本外务省调查，除军校以外，在籍的中国留日学生仅有742人，李力文见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表内所列归国人数多达2300人，据王奇生书附录：中国留学史大事记，该书第384页。但王书大事记1932年内未记归国人数。疑2300人应包括1932年2月归国人数。录此以备考。
注释：
①l 日本部分有识之士看到美国退还部分庚款资助中国人留美学习，效果很好，便推动日本国会于1923年通过了退还部分庚款从事中日文化事业的决议，日本政府在处理这部分庚款中的不当措置，使中国人感到人格国格受到侮辱，又从中感到日本帝国的对华文化侵略野心，拒绝了庚款助学。中国政府并于1930年就此发出专门通知。部分留日学生的经费困难可能与此有关。
②l 这里讨论的仅限于留日学生集体归国事件。没有把留学生在日本抗议日本侵华引起日本警察多次镇压事件计算在内。
③l 实藤氏前引书，第98页。
④l 实藤氏前引书，第96页。
①m 实藤氏前引书，第101页。
标签：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留学生回国证明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日俄战争论文; 科举制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