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的境地——谈《公开的情书》的历史沉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蝙蝠论文,境地论文,情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语：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争议”作品，近些年对《公开的情书》的评价在不断发生变化，围绕这些历史沉浮，本期《蝙蝠的境地》试图重新观照这部作品与文学史/当代史不同时期的内在关联，并从一个80后研究者的视角挖掘其中的可供召回的“公共性”，这其实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这部作品的阅读史、接受史以及不同时代青年的精神史，也挑战了我们从文学史的评价标准进入作品的惯习和方法。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2)-08-0018-08
1972年3月，手抄本小说《公开的情书》第一稿完成。这是一部以金观涛、刘青峰夫妻二人及他们与朋友之间的通信为素材的书信体小说，执笔者刘青峰通过展示“文革”中几个青年人进行思想交流的信件，描画出了“一代人真实的内心世界”[1]，发出了与公开发表的小说迥异的声音。这样一种非体制内的创作打破了主流文学界的成规，无法获得公开发表的机会，只能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于金氏夫妇北大、清华的同学和朋友中间，再者通过刘青峰的妹妹刘进传播到在内蒙插队的北京高中生手中。这部小说在“文革”中的传播情况及影响的深广度，如今已不易考证，更多人是通过80年代公开发表的版本认识《公开的情书》的。
1980年，当时颇有影响的文学期刊《十月》于第1期头条刊发了《公开的情书》，发表时将第一稿删去了一万多字，一些大胆的议论自然是被屏蔽的主要内容。
无论在70年代还是80年代以后，反映了“一代人真实的内心世界”的《公开的情书》都遭到了主流文学界及文学史的冷遇。它在80年被从“地下”打捞上来却没有获得进入文学史的合法性，一直被视为“有争议”的作品。随着研究者对文学史观的调整和对某些被遗忘作品的重评，近年，它又一次浮出“历史地表”，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它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并且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的启蒙主义的文学经典”[2]，极力要为它争取正典的地位。在这里，我没有强大的理由为《公开的情书》在文学史中定位，我只想在它沉浮的命运中发现一些信息，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中发现它得到这种命运的因缘，甚至仅仅由它去窥探一代人的求索片段。也许，最能映照它的历史处境的谶语是刘青峰曾讲过的一个寓言故事，“说的是某天，陆上的兽类和天上的鸟类发生大战，蝙蝠有一对翅膀想加入鸟类阵营，又因为长得像老鼠，不得不投奔兽类，结果被两边所拒绝。”[3]1在“文革”中，《公开的情书》因包含了大量异质的元素无法被当时的主流/官方文学接纳，在80、90年代，它又因为不符合新的规范和潮流而被拒斥和遗忘，它长得谁都不像，又都有点像，它可以存在，却进入不了任何时间段的任何行列，甚至在所谓的“地下文学”内部，如果我们细心分辨的话，也难找到与它志同道合的伙伴。在像与不像、相似与差异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这个所谓的“异端”文本勾连了不同历史时期，使被普遍视为“对立”的文学历史时段呈现出割舍不断的联系。在以下的部分，我不想再一次把它纳入到“地下文学”的整体中来讨论，也不想把它放在一系列“争鸣”作品中来考察，而是希望把它真正视为与其他作品不同的个体来细细辨析，从而试图屏蔽那些约定俗成的定论的影响。
一 70年代：他们是彻底的“异端”？
洪子诚曾说：“对50-70年代，我们总有寻找‘异端’声音的冲动，来支持我们关于这段文学并不是完全单一、苍白的想象。”[4]也就在这种“想象”中，我们往往会不经意夸大异质的成分，将70年代的“地下小说”与“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人为隔断，并将“地下文学”视为超时代的“异端”，将其与“文革”甚至“十七年”中的主流文学自然地对立起来。表面上看，《公开的情书》的确与《朝霞》上的小说截然不同，完全不遵循“文革”时的创作模式与话语规范，但“十七年”文化资源与思维模式的渗入及“文革”话语方式的再现成为“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难以回避的命数。截然对立的姿态的出现是艰难的，每个人都生长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不可能完全超越历史语境的限制。小说中几个不合时宜的“叛逆者”的叛逆是有限度的，他们不想彻底推翻什么，在老久的劝说和鼓动下，他们寄希望于未来，将个人与国家、理性与激情、现代化与现代性、民族与世界的历史与现实矛盾在自我想象与具体实干中消解，以个人与国家的和谐进行了想象性自救。他们对自我的定位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主人，暂时在野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与政治、国家彻底疏离的世外之人，小说甚至部分隐藏了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抗，以理性的态度服从时代的摆布，只是偷偷地在时代的禁锢下进行人生的微调。
《公开的情书》的异质性远不及某些“地下诗歌”。黄翔在1968年便写出了“我的年代扑倒我/斜乜着眼睛/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撕着/咬着/啃着/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多多在1973年写下《年代》：“沉闷的年代苏醒了/炮声微微地撼动大地/战争，在倔强地开垦/牲畜被征用/农民从田野上归来/抬着血淋淋的犁……”《公开的情书》中从未出现如此惨烈的语言和骇人的意象，它基本秉持了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基调，虽然不无忧伤、苦闷之语，但总的色调是明亮的，更符合主流文学的要求，具有一个光明的尾巴。我们拿小说中老嘎的两首诗与一些“地下诗歌”对比，会发现老嘎的诗相当的直白和传统，甚至不如“保守”的食指的(“食指相对于后来的‘今天派’甚至‘朦胧诗’是传统的。”——何京颉)诗歌中存有更多隐喻的意象。当《波动》中的人物敢于喊出：“我没有祖国，祖国不是我的”时，《公开的情书》中的人物还在尽情地抒发对祖国的爱与献身祖国的激情。
《公开的情书》之所以具有与主流话语趋同的倾向，与作者的大学生身份不无关联。作者靳凡一再强调，《公开的情书》所展现的是“一代人真实的内心世界”，这“一代人”的指涉本身就引人怀疑，这“一代人”是谁，谁属于这“一代人”。对“一代人”概念的不加辨析，会使我们认为所有那一代人的文字都具有相近的内涵和意义指向。具体到《公开的情书》，老久、真真、老嘎、老邪门的身份十分确定，他们是在“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有的已经被分配工作，有的还在等待分配中，这一批大学生中的大部分没有继续自己的专业，而是被下放到基层，接着接受“再教育”。文中，真真忧伤地抱怨道：“我们被视为一批处理品，胡乱分配，随意处置。学数学力学的一个同学，因为个子大，被分配到火葬场抬死人。学物理的一个女同学去卖酱油。”[5]随着中央形势的变化，1968年红卫兵运动落潮，这才将大学生的分配工作提上日程。1968年为1965年和1966年的毕业生分配了工作，他们的工作地点是“山区、农村和边疆地区”；1967年和1968年的毕业生需首先在军队、农村劳动一年或多年才能被分配工作。金氏夫妇是更晚毕业的大学生(刘毕业于1969年，金毕业于1970年)，他们在北京的大学里亲历了红卫兵运动的大起大落，参与过也怀疑过、排斥过，毕业以后如前几届学生一样被强制安插到基层。刘青峰被分配到西南小镇上做老师，金观涛被分配到杭州的一个工厂里，在当时看来，金观涛的境遇要比刘青峰好得多，小说中的真真与老久正是以他们为原型的。然而，无论是城市中的工厂还是闭塞的乡村，都不是他们年轻的灵魂可以安放的地方，不满、苦闷、焦躁是他们集体的情绪，可喜的是在这种种糟糕的情绪中始终蕴藏着不灭的希望，他们相信未来终会有所改变，所以，“等待”成了他们集体的姿势。事实上，等待的时间并不漫长，刘青峰在1973年便被调到了郑州大学中文系，他们接受的“再教育”远远没有插队的中学生们漫长和深入。名校大学生的头衔、高等教育的熏陶使他们在内心深处始终葆有强烈的优越感和使命感，红卫兵运动的落潮、林彪事件的发生令这些具有科学精神和思辨能力的青年“精英”进一步看清狂热革命背后的事实，在等待中他们率先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自诩，开始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发言，具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想使自己的个体言说成为总体言说的类似于本能的冲动”[6]。这群思考者的革命情感与理想主义情怀保持得尤为长久，在日后“去革命化”的思潮中，他们仍然以“残存的理想主义者”自居。
与知青文学相比，《公开的情书》中被下放的大学生与插队的中学生对乡土和农民的态度很不相同。在史铁生、张承志等人的小说中尚能体味到插队知青对土地和农民的亲近感，在靳凡这里，边远山区中的居民则被忽略不计，仅有大自然的美能暂时安慰受伤的灵魂。在“地下文学”内部，“白洋淀诗歌群”也比这批大学生多了一份对乡土经验的热忱和留恋。中共高层对青年学生的不同处理方式，首先导致了“这一代”中学生和大学生的分化，他们人生经历的不同决定了其后他们在思考路向与批判强度上渐趋拉开距离。由《公开的情书》可看出，70年代初大学生们具有比插队的中学生强烈得多的精英意识，一方面“文革”开始时，他们年龄大些，对运动持有更为理性的态度，另一方面，科学精神的获得使他们能够最早开始用理论解释现实。而且，“这一代”的分化不仅是大学生和中学生的分化，40年代生人和50年代生人的分化，还包括大学生内部的分化，石田、童汝与老久、真真的分化自不必说，尤为需要注意的是老久一伙人与真真一伙人的不同，或者说我们更需要理解的是思考者内部的分流。小说得以展开的前提便是真真及她的朋友们与老久一伙人存在着不同，老久们自诩为精英中的精英，思考者中的领路人，他们要通过与真真的对话，劝说真真认同他们的价值观、理论追求和生存方式。真真与老久都追求知识与真理，老久的目的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重振祖国，而真真仅仅为了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老久力图在理论上有所突破，真真只是在现实中挣扎、反抗。真真与她的朋友在70年代追求精神解放注定失败，他们只能以大自然的美、人性的善来缓解时代的重压，而老久们却整理出一套可以实践的措施，时刻准备着学以致用。在这样的逻辑中，老久是高于真真的，他不仅是一个女子倾慕的对象，还是这个女子的精神导师。
与其说《公开的情书》讲述了一个浓情蜜意的爱情故事，不如说它是个说理文本，甚至不是辩论文本，而是说教文本，因为真真一方的回应显然处于弱势。真真之所以被老久的说教所折服，正是因为老久解决了一个当时青年人共同关心的“我们向何处去的”的问题。北岛在《七十年代》中回忆他被“文革”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中国向何处去”所困扰：“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彻夜未眠，如大梦初醒——中国向何处去？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向何处去？”①北岛的思考由国家而及个人，老久恰恰选了一个逆向的路，由个人而到国家，个人的学习和工作是为了给国家向何处去做准备，这样就象征性地调和了个人和集体的矛盾。那么，老久是以何种资源来应对“我们向何处去”的问题呢？这种应对策略自然包含某些现代启蒙思想，有读了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后的认识，但也暗表了对“十七年”及“文革”话语和思维方式的亲近。老久的思考起点其实是“十七年”，或者说，他是沿着“十七年”中所受的教育思考下去的——由毛泽东而到马克思，由马克思到黑格尔，由黑格尔回到“文革”，他要解决的不是一个形而上的哲学问题，而是现实问题。现代文明、工业化、科学兴国、创造力这些词汇决不是新时期的专有名词，建国以后，中国的青少年实际就是在这些携带者美好图景的词汇中接受新中国教育的。金观涛回忆说，如果没有“文革”，他应该是一个科学家。国外研究者以具体的史料为依据，可以纠正我们某些固有的看法：“近些年有一种倾向，认为毛是某种田园诗式的乌托邦信徒，是与我们所谓的先进工业社会不同的‘稳定状态’经济的坚决支持者。实际上，在他主宰中华人民共和国命运的整个27年间，毛从未停止过提倡快速的经济进步……1954年9月，毛指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956年1月，在毛宣布关于农业发展十二年纲要时指出，“中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中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要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国家水平’。他还说，‘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7]如果没有“文革”，老久们所思、所做的大部分内容便具有了合法性，也可以说，老久们是沿着“十七年”对未来中国与世界进行了并不离谱的设计与展望。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留意一下《公开的情书》的文风与用词，更会发现新中国“地上文学”的踪迹。浪漫情怀的展示，理想主义激情的宣泄，对主观能动性的激发，将事业革命化的战时思维的流露，爱情与革命事业同一性的定位、同志与战士的称呼方式，都汇集在《公开的情书》中。
这个爱情法则要求双方思想的基本一致。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志向、共同的斗争才能使共同的生活充满乐趣，才能使人生和爱情的意义得到体现。
和她见面的主要目的，是对她的内心世界来一番彻底的改造。
对《公开的情书》在“地下文学”中的“异端性”定位需要打个折扣，当然，我并不是说，在70年代，它完全不具有叛逆的特点。私人情感的公开、对个人个性的强调、对运动的否定等等方面都奠定了它的启蒙性和异质性，我要说明的是我们需要仔细分析它所携带的各种文学资源、思想资源和时代遗迹。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所谓的“地下文学”是一种体制外的写作，是一种相对自由的写作，写作者可以不受官方文学成规与发表规范的规训，同样，在“地下文学”内部，也不存在什么写作成规，所以“地下文学”是包罗万象的，即便是青年学生们的创作也存在很大的不同，把“地下文学”，尤其是青年作者的创作视为一个整体，并将这个整体先验地与公开发表的文学对立起来，实际是对历史的粗暴简化。也许，正因为《公开的情书》的叛逆性远没有主流文学想象的那么过分，甚至在它身上还能显示出新时期部分认可的“十七年”文学的面目，它才能顺利地出现在新时期重要的杂志《十月》1980年第1期的头条。
二 80年代：被遗弃的“旧人”
1979年7月31日，李准在《人民日报》提出，对“文化大革命”中恶的揭露和其负面影响的描写应有所节制，直接表达了他对“伤痕文学”的不满。王若望和周扬则表达了对“伤痕文学”的理解和支持。官方在利用“伤痕文学”揭批“四人帮”后，开始了有意识的对“控诉”和“揭露”的压制，其实文学界内部和读者也对千篇一律的“控诉”和模式化的悲惨、离奇故事产生了厌烦感。《公开的情书》恰恰被人认为没有陷入“伤痕文学”的流俗而具有了公开发表的意义。据刘青峰回忆，“1979年夏天某日，一位在地震部门工作的朋友李革平到我们家聊天。她问：为什么你们不把‘小红书’拿出来投稿？我们反问：发表它有意义吗？她说：当然有意义。现在文学作品很多，都是对文革揭露性的作品，无非是伤痕、伤感；而这个小说不一样，反映了年轻人积极向上的思想追求。不应该让人们忘记‘文革’中还有这一面。我们接受了她的意见，并委托她寄给《十月》。”[1]小说反映的“年轻人积极向上的思想追求”的确为它得以公开发表铺平了道路，《十月》将其置于重要位置刊发，并在编者按中将其定位为一部描述了“在祖国大地上是非颠倒的混乱岁月里，一些追求真理的年轻人观察、思考、探索，为祖国的未来顽强奋进的历程”。②小说发表后，编辑部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同年第5期的《十月》上刊发了作者的创作谈和署名阮铭的评论文章《让理想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评〈公开的情书〉》。阮铭充分肯定了小说的积极意义，认为“《公开的情书》反映的七十年代初的社会现实和青年的精神生活，虽然过去了整整十年，但是主人公们探索的那些问题，仍然激动着今天的青年的心，这就是作品的现实意义。”[8]同时，阮铭也对人物的某些情绪和思想给予了并不严厉的批评，比如，人物的心“离人民太远”，老久还没有资格成为理想青年的典型。虽然在社会上，议论《公开的情书》的人不少，有的报纸还就“三角恋爱”展开讨论甚至批判，但如果我们去翻80年代的文学类报纸、杂志，会发现专门著文评论《公开的情书》的文章非常之少，正如韦君宜所说：“有些小说，如《飞天》，全社会都在议论，可是刊物上看，却似乎没有这回事。小说《人到中年》的评论，也没有发表的地方。”在这一点上，③《公开的情书》有着与这两篇小说相同的际遇。在80年代，《公开的情书》往往被放入中篇小说、青年题材小说、哲理小说、爱情小说、人道主义潮流中被顺带提起，虽然大多评论者认为小说中人物思想的正确性不足，但也肯定了青年人思想中积极的一面，严厉批评《公开的情书》的文章当属1982年《文艺报》上发表的署名易言的文章《评〈波动〉及其他》。文中说：“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发表以后，在青年读者中不胫而走，青年人欣赏小说里的那些思想与人生哲理，同他们压抑已久的苦闷心境一拍即合。评论界更多地看到了它揭露、批判‘四人帮’的失道的积极方面，而对它的消极的、错误的倾向缺乏认真研究，也没有对它进行事实求是的评论。因为当时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潮流正蓬勃兴起，在咆哮的浪花中偶然有几个小小的不很协调的泡沫，是不足为虑的。”易言将《公开的情书》、《波动》与《晚霞消失的时候》混为一谈，认为“非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思潮已经有端倪可寻了”，“一种以存在主义为指导的文学流派，已经在社会上(主要是青年中)的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这种思潮“企图用普遍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9]易言将《公开的情书》这样的作品与现实主义文学对立起来，将人性与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将存在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糟粕并开始侵略社会主义文化的观点已经有了“上纲上线”的意味。在他的话语中，《公开的情书》已经不是主人公的思想存有错误、有待改进的问题，他给予的是思想上、艺术上的全面否定，甚至将其看作社会主义文化中的典型“异端”。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公开的情书》的确被视为新时期文学中的“污物”，被“点名”，但据作者说，当时她在中科院，与文艺界没什么联系，并未受到影响。官方对《公开的情书》的态度到1983年之后便基本没有什么态度了。实际情况是，《公开的情书》在80年代显然没有《晚霞消失的时候》更能调动起官方的兴趣。
如果我们把《公开的情书》在文学史中的隐遁归咎于官方对它的打压，显然没有太充分的理由，80年代初主流文学对它实际只采取了回避和冷落的态度，它被边缘化不是因为它触犯了主流文学的底线，而是因为它不能呼应主流文艺的新需求，换句话说，新时期最需要的不是展现和反省70年“在野”年轻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而是迫切需要“建立更为有效因而更能产生凝聚力的‘新时期’叙述”[10]，这种新时期叙述需要调动“十七年”的文学资源和思想文化资源，更重要的是它要求突显新的时代内容。这样，“文革”中的“地下文学”就处在了非常尴尬的地位，这决不是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地下的共产党人在新中国进入地上的光明结局，“地下文学”中的大部分既不符合“文革”中官方的要求，亦不符合新时期的文学规范与政治需求。
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指示：“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11]于是，告别“文革”伤痛，塑造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成为文艺界的主要任务。问题不在于70年代的求索青年的思想正确与否，而是主流文学不再关心70年代青年的爱与痛、困惑与出路。他们甚至害怕70年代青年的苦闷与新时期青年的苦闷相契合，害怕70年代青年的所思所想扰乱了80年代青年的思想、影响80年代青年思想的被规范，匆忙的告别与紧迫的重建才是新时期叙述的关键。80年代新人实际是以遗忘历史而重生的。甚至可以说，与其认为80年代在接续70年代的“地下”启蒙，不如说在所谓的“思想解放”中，在“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中，80年代告别了70年代那异彩纷呈、包罗万象的“混乱”启蒙。正是这种种决定了《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这样的文学资源无法进入到新时期的文学建设中来，它们仍然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体制外”写作和“体制外”思考。
靳凡、礼平、张扬的文学生命其实在70年代就已经结束了，对这种结束他们没有进行过什么不屈的挣扎(张扬还是很想确立他的文学地位的，很喜欢再版《第二次握手》)。在小说公开发表时，靳凡的兴趣已经转到了别处。刘青峰后来说：“小说发表后，我也曾参加过北京的一两个作家文艺家活动，发现自己对文学圈子中的人和事完全不了解，兴趣和心态亦不相同，后来也就不参加这类活动了。”[1]礼平说：“‘文化革命’过去了，当人们终于可以写小说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反而变得这么不好看了。我的直接感觉是我写的不如那些老东西，但却比这些新东西强。这使我很警惕。我的第一个猜测是：我肯定是没有跟上潮流。……我与新的文学潮流看起来没什么缘分。”[12]两个作者不约而同地具有了相近的“圈外人”心态。无论靳凡还是礼平，他们都是典型的业余作者，对于文学创作并没有一种艺术上的自觉追求，70年代的写作不过是以文学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情感和所思所想，是一种单纯的“告白式”写作，一旦时过境迁，文学创作的激情就像失去的心情一样不再重现，对于一个并不具有专业写作意识和写作技巧的作者，要说的话说完了，也就没有什么好说了。另一方面，体制外的身份也使他们完全不了解80年代文学的成规和潮流，与体制内的创作一直处于两条路上，不可能轻易改变或“转型”。近年来，有研究者挖掘出新时期后成名作家在“文革”中公开发表的作品，惊讶于他们“转型”的迅速。实际上，他们“转型”远比靳凡、礼平这样的“地下”作者容易，他们只需要由一种体制内的写作转到另一种体制内的写作，体制内的话语改变了，而体制的模式和运作规则仍然不变，所以他们需要转变的是话语内容，而不是思维方式，靳凡和礼平这样的作者如果想被主流文学吸纳，则需要被彻底“改造”。
《公开的情书》不仅遭到新时期伊始的主流文学的冷遇，随着“地下诗歌”部分地转入地上，现代主义、西方思潮的由弱而强，曾经的异端《公开的情书》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又变成了过时的文学。“地下诗歌”群落中的一些诗人曾在新时期初官方一统文坛的时候与主流文学及其文学规则、审美规范进行了有意识的对抗和部分的妥协。靳凡则以文学局外人的姿态出现在80年代，既不想通过文学来对政治发言，也没有秉持新的文学观念和艺术原则，她与诗人们完全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官方对文坛控制的减弱与规约的失效，“去政治化”的文学诉求与文本实验的兴盛，使1985年后的文坛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失落的不仅仅是现实主义文学，还有《公开的情书》这样的浪漫主义文本和真真、老久这样的与祖国生死与共的理想主义者。80年代末，当王朔等人嘲弄了理想主义和革命话语以后，刘青峰和金观涛还自称为“残存的，然而却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3]4他们当然感到了老久们的思想魅力已然成为了过往，自言“每当我们和一些年轻的学者(无论来自大陆还是台湾地区)谈起中国知识分子使命感问题时，大多数青年学者以为那是一种过时的幻梦”[3]4，但他们仍相信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终极关怀还会是人和社会，这是中国文化熏陶下知识分子的宿命。
80年代对《公开的情书》这样具有思辨色彩和浪漫主义色彩的文本的淘汰，实际是当代文学对一种可资利用的文学资源的匆忙告别和冷酷遗弃。它所处理的青年问题、国家与个人的问题、人生观问题、爱情问题，或者说“中国向何处去”与“我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直没有被得到有效解决，并在新的历史境况下派生出更多的问题。在新的历史空间中，这样的文本是否能被复活，如果能复活的话，它得以复活的基点在哪里，都是需要仔细讨论的。
三 多余的话：后置的视角
《公开的情书》曾被很多70年代、80年代青年人视为“文学经典”，新世纪的青年也许已经没有阅读它的热望和读下去的耐心了。故事情节的弱化、长篇的议论和情感剖白，的确难以使处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人关注他们的思路。然而，这样一部在现今不大可能受到读者青睐的小说却不时被研究者提及，这其中的原因包括文学史观的变化、填补空白的期望、发现遗迹的意识、扩展经典的意图，自然也包括研究方法的调整。最根本的原因也许是如卡拉普拉说的那样，“历史学家们参与了那种试图理解某物质在自己的时代所具有的意义以及它今天对于我们具有的意义的努力。……这两种意义在此并不是简单地脱离开来，因为就是在这一阈限点上，与过去的对话变成了内在于历史学家本身的属性。”④不管我们怎样努力回到历史的现场，我们仍然具有一个不可回避的后置的视角，只能携带着今天的文化信息和利益需求与过去对话。
无论将《公开的情书》确立为“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的启蒙主义的文学经典”[2]，认为它能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一些有益借鉴”[13]的研究者，还是借助它探究文坛隐秘的研究者⑤都是出生于50、60年代的人，他们在新世纪对《公开的情书》的理解或许很难摆脱他们在80年代的阅读体验。这里，我着重想讨论的是“80后”研究者对《公开的情书》的再利用。
在《“80后”写作与“中国梦”》一文中，讨论“80后”作家写作时，杨庆祥和金理不约而同地把《公开的情书》引入这一话题中来，他们认为可以借由这样的小说来检讨当下青年作家创作中的问题。金理说：“谈到青年人如何通过文学来想像自我，我还是想联系到《波动》、《晚霞消失的时候》、《公开的情书》这样的作品，他们所建构起来的主体形象和今天有什么样的不同？首先，这个主体是反思的、时不时自我质疑。……其次，因为这个主体自认为是不圆满的，所以是敞开、虚位以待的”，“当时的青年人能够纵横捭阖地取用多种资源，哲学的、宗教的、科学的。无论是反思历史时，还是建构主体自身时，这多种资源都丰富地参与其中。相比较之下，今天的‘80后’创作者以及他们所创作的青年人形象，都显得很单薄。”[14]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之所以要把《公开的情书》等70年代小说拉入到“80后”写作这个话题中来，实际是想把《公开的情书》纳入到“青年主体的重建”这个大的从“五四”(或更早)延伸至今的问题中，并通过这些小说为当下小说寻找一个文学史上的参照系，“开掘出一种历史性的比较与沟通的视野”。[14]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公开的情书》的确具有了经典文学的一个性质——“参照性”。经典的另一功能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式”[15]。金理想从《公开的情书》中获得的不仅仅是一种参照的功能，通过对小说人物主体的分析，他显然试图解决“80后”写作中青年形象单薄的问题，考虑的是“要寻找、召唤哪些东西来创造当下”[16]。
需要从历史中召回的便是当下缺乏的。《公开的情书》恰恰提供了这些：对人生观的争论、对知识的热爱、对理论的执着、对祖国的责任感、对时代的勘察、对爱情的追究、对公共情感的建构、对历史的思考，以及理想主义的不灭。这些的确需要被召回，但能不能被召回则另当别论。这种召回或许只能是文学史上的召回，而不可能成为一种公共性的召回。如果非要对《公开的情书》做历史评价的话，我以为，在艺术上它没有资格进入正典的行列；在所谓的“启蒙性”意义上，它只能贡献给70年代和80年代，但它讨论的诸多问题却能超越时代，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同时，它也是研究“文革”的历史学家们珍贵的史料，它告诉后人，70年代并不是“群氓”的时代。
注释：
①转引自李陀主编：《七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5页。
②《公开的情书》的编者按，《十月》1980年第1期。
③转引自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1页。
④转引自[荷]D.佛克马、E.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⑤参见程光炜：《文学的紧张——〈公开的情书〉、〈飞天〉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南方文坛》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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