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犹太化”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犹太论文,现象论文,世纪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以来，犹太裔作家异军突起，震动西方。奇特的文学现象举世瞩目，大批优秀作家斐声文坛。就某种程度而言，他们一度充当了（甚至还仍然充当着）现代西方文学潮流的先锋舵手， 如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之于表现主义， 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 1871—1922）之于意识流，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之于荒诞派，海勒（Joseph Heller，1923— ）之于黑色幽默， 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1926— ）之于垮掉的一代，等等。在美国，犹太裔作家则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取得显赫地位的“犹太作家群”，其中包括亚伯拉罕·卡恩（1860—1951）、玛丽·安汀（1881—1949）、迈克尔·高尔德（1894—1967）、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 1914— ）、伯拉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1914—1986）、 菲力浦·罗斯（Philip Roth，1933— ）、艾·巴·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1904—1991）和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 ），等等，以致于任何一部美国文学史都不可能忽视这一重要事实的存在。再看本世纪以来，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近90 位作家中， 至少已有10位犹太裔作家获此殊誉，其中有阿根农（Schmael Yosef Agnon， 1888—1970）、奈利·萨克斯（Nelly Leorvie Saches，1891—1970）、贝克特、贝娄、辛格、埃利亚斯·卡奈蒂（Elias Canetti 1905— ）、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 ）、 纳丁· 戈迪默（Nadine Gordimer，1923— ）等等。 这些突出的“犹太化”现象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究其根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这些犹太裔作家在文化心理深处都存留着强烈的民族意识，自觉不自觉地在作品中潜在地联结和运用了具有核心意义的犹太文化要素，诸如其民族的客民身份、选民观和末世论等思想、流浪史程及其心理思维、民族习俗等，同时犹太大同主义精神又促使他们超越犹太民族属性，表现那些形而上的普遍性思想，从而对人类的生存境遇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和揭示。犹太裔作家在文学构思中对犹太要素的运用和升华，在文化发生发展机制的层面上表征着犹太文化与异质文化在历史的接触中所呈现出来的固守和超越精神。犹太文学在文学思维的深层与犹太民族意识、犹太文化精神的内在联结使“犹太化”现象得到了深刻的诠释。
一、犹太民族意识及其超越
20世纪的犹太裔作家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现代派文学大师卡夫卡在本世纪初就曾亲身经历了反犹骚乱，那种“犹太人在布拉格的真实处境”“形成了他的思想和著作”；〔1〕辛格忠实于意第绪语， 坚信只有通过母语才能表达感情；马拉默德致力于阐释犹太民族的牺牲精神、命运定式等；罗斯关注犹太传统……可见这种犹太意识是一种普遍的、不可剥夺的精神感觉，是一种固存在犹太裔作家内心深处的文化情结。作为民族心理的一部分，犹太意识是犹太民族特定的思维观念、宗教学说、传统习俗以及特殊的历史境遇等因素综合构建，并经过历史的积淀而焕发出来的犹太精神气质。
犹太意识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原生质固存在犹太文化的深层。在犹太《圣经》的文本建构中，从整体思维到语言习惯都暗含了相当的民族观念。《圣经》在对有关群体进行划分、界定时，运用的就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民族学”思维，因而《圣经》中充斥着“以色列人”、“埃及人”、“摩押人”、“非利士人”等等民族学术语。这样，犹太意识在其具有本质意义的语言及其思维上都已有了一种初步但却是深刻的显现。
犹太传统习俗也以其独特而深刻的方式呈现着犹太民族意识。割礼作为犹太人种族身份的标记，增强了犹太人的精神联结和内在的凝聚力。犹太人系列的节期习俗如安息日、逾越节、除酵节等，周期性地提示和巩固着犹太意识，使得犹太民族意识在犹太生活中成为一种历时性的文化存在。在犹太教中，犹太人与上帝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由此确立犹太人为“上帝的选民”、且在未来某一时刻上帝将对整个世界加以审判而犹太人终将获救的末世论思想等，不仅对犹太人的现世挫折提供一个神学的解释，更重要地是通过发现和弥补自身的缺陷，去达到民族拯救和民族复兴的目的。这就表明犹太教在神学观念上固守了犹太属性、突出了犹太意识。
犹太思维观念、传统习俗和宗教学说等潜移默化地渗入犹太裔作家日常心理的同时，犹太民族漫长而无望的受难历史更是强化了他们的民族意识。早在公元76年和136年，犹太人就被赶出家园， 过着流散几大洲、流亡几千年的悲惨生涯。接踵而至的排犹主义更把犹太民族遭受的苦难推置到巅峰，但最残酷的一次竟发生在本世纪——希特勒丧心病狂地将数百万犹太人送进了毒气室……二战后，犹太裔作家无一例外地都可谓是自己民族所遭受的灭顶之灾的幸存者，他们都程度不同地经历了作为犹太人所不可避免要经历的磨难。因此，犹太民族惨烈的历史际遇、典型的流浪程式必然加固了犹太裔作家内在的民族意识，使他们在文学运思中对犹太文化进行了潜在的联结。
然而犹太裔作家的创作活动并不局限于此，他们遵循和发扬了犹太“民族化的大同主义”精神。大同主义思想在以希伯来《圣经》为代表的犹太传统文化中就得以相当明晰的呈现。《利末记》中耶和华对摩西的告诫诸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人，并要爱他如己”等类似的箴言就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固然犹太传统极力宣扬选民观念，表现出极强的民族优越意识，但犹太一神观又设立了在上帝耶和华的光耀之下共同存在和相互联系的同一体系——一个世界化的大家庭，这就同时导源出犹太大同主义思想。由于犹太民族散居世界的特殊历史，更使得犹太大同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民族价值，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将其民族传统中的大同主义思想以其世界主义者的身份和世界主义思想的方式体现出来，世界主义的思想是犹太人的一种普遍价值所在。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家和领袖之一摩西·赫思就明确指出：“直到法国大革命，犹太人民是世界上唯一其宗教中既有民族主义同时也有世界主义精神的民族。”〔2〕因此， 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相互调适和统一必然成为犹太裔作家表达的重要内容。况且犹太民族的历史遭遇本质上又浓缩了人类的共同命运，这就更加促使犹太裔作家竭力摆脱“犹太人”可能具有的狭隘性，而往往把犹太人作为人类的代表或象征，借助犹太因素的特殊性表现形而上的普遍性，从而达到了对犹太民族意识的超越。
二、犹太文化的内在联结及其升华
虽然犹太裔作家的种族身份相同，都具有固守和超越犹太意识的强烈倾向，但由于作家个人的经历、思想、气质等方面的差异，各自对传统文化的观察和审视的角度也就不可能完全相同，因而在其作品中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学事实并发出不同的情感指向，也就在犹太文化进行了不同的联结。考察犹太作家对犹太文化要素的认知和关联，可以说主要呈现了意象化和具象化的联结取向和认知方式。
意象化的认知方式是指众多犹太裔作家以抽象的精神对待犹太要素，将其消解为文学的潜在媒质，借助其历史文化的特定象征、隐喻、暗示等语义功能，去获得某种形而上意义的提升，从而呈现出特定的犹太性及超越犹太性的文学意义。这种意象化思维在《旧约》的构建中就初露端倪。《圣经》文学的根本特质就借助于对自然客体和现世生活的生发去发现特定的教义思想，隐喻、象征、寓言、异象等手法就成为表达的重要方式。犹太裔作家恰是在文学思维的层面上与希伯来经典文学取得了某种内在的联结。
在意象化的运思下，犹太裔作家往往从犹太民族的客民身份、流浪程式、选民观和末世论等宗教思想以及民族习俗等文化积淀中获得文学主题的隐性启示及超越性意义。卡夫卡就通过荒诞、异化等手法，将犹太人崇高的受难形象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并生发了现代人类非我和异化的普遍命运。《变形记》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一早醒来异化成虫后，虽一步步地遭到家中人的鄙弃，但养家的使命总使他“疯狂地挣扎”，期望“能摆脱这种荒唐的处境。”一旦意识到“家中的宁静、舒适与满足都要恐惧地一一结束”，格里高尔更加“羞愧与焦虑得心中如焚”，往往“躺在沙发上，通夜不眠，一连好几个小时在皮面子上蹭来蹭去。”〔3〕即使格里高尔最终发现自己已经完全不能动弹的时候， 他仍然“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甚至还一心想着恢复人形后如何报答他们。格里高尔的受难不仅是犹太人身为“上帝的选民”为拯救人类、拯救自身所遭受的苦难，同时他的变形也是“一切事物之间和人类之间关系的变形。”〔4 〕《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中的犹太人则异化成了耗子，由此寓言整个人类的普遍情境：“我们这个民族几乎总是忙碌活动，经常目的不很明确地到处奔波”；〔5 〕“这个民族在自己拯救自己，并且为此付出了牺牲，历史学家也会被这牺牲的代价吓得瞠目结舌。”〔6〕《地洞》中的虫子为了生存， 不得不修筑“工事”，挖掘“地洞”，这不仅与挣扎着的犹太人取得了认同，而且与在残酷的竞争中、无时无刻不害怕被毁灭的现代人有着某些相似。象“耗子”“甲虫”一样，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罗斯的《乳房》等作品中的荒诞变形形象无不蕴含着他们对犹太民族境遇的感悟及其与现代人类命运的契合。
犹太民族典型的流浪史程在贝娄的作品中得到了潜在的发掘和运用，诸如《奥吉·玛琪历险记》中的奥吉半生追求、足迹涉及欧美拉三大洲，《赫索格》中的赫索格在纽约、芝加哥等地东飘西泊，寻找立足之地，《雨王亨德森》中的亨德森离开美国、流落非洲，等等。但贝娄不仅仅就此观照主人公在外部世界的流浪，而是更深入地揭示主人公内在的焦虑不安、心烦意乱的情感状态所导致的精神层面上的流浪。亨德森为平息心中“我要”的困扰，就展开了探索自身精神使命的四个哲学层次，即从“你要什么？”、“我是谁？”到“求变化”、再到“需要现实”，经过一层层的内省和追问，他终于明晓“每个生存世上的人，都必须把自己的生命引向深处，否则还有什么意义呢？”〔7 〕奥吉对自我本质的追认、赫索格思维在“混乱”及其69封信的反思等等，也体现出主人公在心理世界中对生命本体进行了独特的认知和感悟，从而对人类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作出了深刻的探讨和揭示，尤其对现代人寻找生存家园这一普遍的精神现象有着形而上的启示意义。卡夫卡在《审判》、《美国》、《城堡》等作品中将犹太流浪原型升华成“寻求”的主题，呈现出人类对真实存在的终极追问。与此相应，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罗斯的《波特诺伊的怨诉》、金斯伯格及布洛茨基的诗等，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呈现了寻找精神家园而又无可归宿的精神状态。
犹太宗教及其传统习俗也在犹太裔作家的作品之中得到意象化的呈现。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贝克特在其名剧《等待戈多》中把关于“弥赛亚”（Messiah）学说与当代人类的荒诞处境相整合。 “弥赛亚”从“旧约”时代起就与希伯来民族的复兴联系在一起，先知们预言在某一合适时机，上帝将派遣弥赛亚前往拯救受苦受难的犹太民族，因而对弥赛亚的等待成为犹太人的永恒期望，但弥赛亚始终没有降临。《等待戈多》中的流浪汉一再落空的等待就不仅完全演绎了犹太民族对救世主弥赛亚的无望期待，同时也从根本上浓缩了整个人类存在的困惑和自我危机。海勒的《上帝知道》以大卫王的传说为底本，把《圣经》与现实，历史与现代等要素融合贯通，以特定的历史眼光描述了对人性的理喻。卡夫卡的《在流放地》、《判决》、《诉讼》，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等作品则生成了犹太传统中的律法观念，表现出独特的讽寓意义。
相对于意象化地联结犹太文化资源，具象化的认知方式是指有些犹太裔作家直接把犹太生活作为文学的客体对象和表现重心，以极其鲜明的方式表现犹太移民的思想和情感，并藉此升华了犹太人的生存处境，栩栩如生地反映出人类的普遍状况。马拉默德曾说：“人人都是犹太人，只是他们不知道。”“就我个人而言，我运用犹太人作为人类生存的悲剧性经历的象征，我极力把犹太人看作是普通人。”〔8 〕所以马拉默德不仅仅是写犹太人，而且也是写普通人，他把犹太人作为人类的代表，在犹太性和普遍性之间建立一种内在的寓言关系。《店员》中的店主莫里斯在经济上、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不是一个成功者，但他却似乎乐于受苦受难。不仅如此，他的精神还感染了异族青年弗兰克，使得弗兰克最终成为这个“犹太之家”的一员。在弗兰克与莫里斯家族的结合中，马拉默德隐喻了“人人都是犹太人”的思想，实现了其道德寓意的升华。《装配工》中的雅可夫·博克一夜之间被诬为杀人犯。在监狱中，比皮肉更痛的是精神折磨，但雅可夫似乎从灵魂的炼狱中达到了一种悟境：他的犹太身份乃祸之根源，他是为整个犹太人受难，也是作为人类的一员为人类自身而受难。短篇小说《莱文天使》、《银冠》、《湖滨少女》等也从不同角度呈现了犹太人的现实生活，再现了人类的真实处境。
辛格、阿根农和萨克斯虽然完全以犹太式的生活为描写重心，但他们也往往从犹太生活的反思中体现出人类处境的寓言哲理。始终坚持用意第绪语创作的辛格不仅用写实的精神观照了犹太人的悲惨境遇，而且也在犹太人和犹太性的深刻沉湎中提升出超越犹太人的道理思想，发现人性的某些共同特征。在《鲁布林的魔术师》、《庄园》等系列作品中，辛格就对“犹太人”这一身份及其生活本身充满了各种“想象”，这种“想象”实质上是再造素材、创造思想的方式，像马克·谢克纳所说，辛格为世界提供了永恒的道德信念。〔9〕辛格1976 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正是由于他不仅从波兰犹太人的文化传统中汲取了营养，而且还将人类的普遍处境逼真地反映出来。萨克斯的诗剧《伊莱》描写了梦魇般的大屠杀，但他也能超越犹太人的民族情感，探讨世界性的邪恶及人之再生的希望和途径。亚伯拉·卡恩、冯丽·安汀、迈克尔·高尔德、霍华德·法斯特等早期移居美国的犹太裔作家也都分别在作品中用写实的方式、以个别犹太人的处境来反映整个世界，强调文学主人公的普遍意义。
三、内在的文化机制：犹太文化的固守及超越精神
特定的文学总是表征着特定的文化精神，西方文学中的“犹太化”现象在内在的文化机制的层面上也就表征着犹太文化的固守和超越精神。事实上，犹太文化的最初发生及其历史演进都是在与异质文化的冲突、整合中，在对自身文化的固守和扬弃中，来实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有效延展和超越的。
从整体的发生空间及历史流程的双维视野综观犹太文化，早期它虽然集中发生在迦南和中东地区，但在后来的历史沿革中，由于犹太文化常常处于一种空间的转换之中，也由于犹太人的文化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历时性的流浪式的文化迁徙和文化演变，因而犹太人在几千年的文化史程和文化存在中，营造了犹太文化的散存结构，即它不是聚合式地集中于某一文化空间，而是散离式地分布于异族文化的夹缝之中。
犹太文化的散存结构作为犹太文化得以发展的存在方式，导致了它与异质文化之间特殊的文化接触机制，并进一步形成了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这两个基本而又相悖的文化关系内涵。这种文化散存首先意味着冲突性的文化氛围，犹太文化作为一种移民文化与居住地之主体文化之间的对立、冲突成为与散存方式共生的一种文化关系模式和文化属性。在这种冲突中，犹太文化呈现出对传统特性的固守和保持的价值趋向，犹太生活中特殊的格托（Ghetto，犹太人居住的代名词）现象作为犹太文化在异质文化居住地的重要载体，无疑成为犹太人保持其文化传统的一种有效工具。
其次，犹太文化散存结构也意味着犹太文化与异质文化的交融。这种交融一般是有限和适度的，当然不排除犹太文化被异质文化同化的可能。正是由于存在这种文化同化的威胁，犹太人的法律系统被各地的犹太领袖进行了突出的强调和应用，他们试图通过对文化个体的严格规定来达到文化保持的根本目的。这样，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保持原本文化特质的前提下，程度不同地与居住地的主体文化发生联系，从而使犹太文化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变迁。犹太文化变迁在意味着对异质文化吸纳、采取的同时，也意味着对犹太文化、对犹太传统的陶冶和强化。尤其是犹太文化在变迁的过程中，吸收了异质文化的优质要素，剔除了自身文化的糟粕，保留了内核和精髓，从而使变迁后的犹太文化更加适应特定的时代、环境的需要。文化变迁作为犹太文化散存结构中的一种基本特质，贯通于犹太文化散存的历史沿革之中，犹太文化藉此不仅在异质文化的夹缝中顽强生存下来，而且实现了新的发展和超越。这种固守和超越的精神也就相应地贯穿于犹太文化的成长之中，成为犹太文化精神的独特品性之一。
即使在现当代，传统的犹太格托生活被突破，但在犹太人之间都自觉不自觉地存有一种“精神格托”的联系，即具有一种深刻的精神和文化的联系。20世纪的犹太裔作家由于其内在的情感积淀，他们更是强烈地生发了“精神格托”的特定涵义，尤其是继承和发扬了散存的犹太文化在历史的变迁中仍然能够得以固守、发展和超越的精神。这种文化精神也就渗透于他们的作品之中，使作品在以特定的方式闪烁着犹太文化固守精神的同时，也呈现出犹太文化超越精神的普遍意义。
综上所述，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犹太化”现象深刻地体现了犹太裔作家在文本中对犹太文化要素进行意象化或具象化的联结取向和超越性认知，并从中理喻了整个人类的普遍情境。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犹太裔作家强化和超越民族意识的结果，另一方面在文化发生发展机制的层面上，更是犹太文化在历史的散存中固守和超越精神的表征。这一“犹太化”现象及其内在的文化机理也启示我们中国作家，只有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精神，并能藉此升华出超越中华民族文化范畴的普遍性思想，达到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刻揭示和探讨，才能创造出崭新的民族文化，才能在世界文学的整体对话中找到伟大的中国文学所应有的位置。
注释：
〔1〕朱子仪：《流亡者的神话——犹太人文化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91页。
〔2〕Eliezer L·Ehrmann,ed.,Readings in Modern Jewish His-tory,p.265.
〔3〕余匡复编：《卡夫卡荒诞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45页。
〔4〕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161页。
〔5〕卡夫卡：《卡夫卡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288页。
〔6〕赫伯特·克拉夫特：《卡夫卡小说论》，唐文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03页。
〔7〕索尔·贝娄：《雨王亨德森》，蓝仁哲、陈蜀之译，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200页
〔8〕钱满素编：《美国当代小说家论》，中国社会科学院1987年版，195页。
〔9〕刘洪一：《美国犹太文学的文化研究》，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