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科技浪潮中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力论文,浪潮论文,跨越式发展论文,世界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42.1；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2)02-0027-07
一个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泱泱大国，在近代却落后挨打，理所当然地特别向往跨越 式发展。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提出“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道出 了中国人民的心声。当然，这并非中国人民的第一次跨越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近 代中国的历程正是进行各种跨越尝试的历程，其中既有成功，也有失败。20世纪50年代 与60年代之交的“大跃进”和“跑步走向共产主义”，在中国人的心头留下了尤其深痛 的伤痕。因此，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是可能的吗?如何使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成为现实 ?在新的世纪，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能否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已成为关系到中国前途与命运 的大问题。本文拟从科技创新的角度对此做出分析与探索。
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命运与新科技革命
人们常将“大跃进”的失败归结为主观上的性急，而没有遵循工业化生产力发展的客 观阶段。按照这种观点，失败的原因正是跨越式发展本身，似乎只要我们当时仿照发达 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历程，一步步地走下去，中国的现代化就一定能够实现。这种观点看 起来有理，其实荒谬。实际上，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本性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重 复发达国家的老路，而只能走跨越之路。“大跃进”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跨越，而是其跨 越目标和跨越方式违背了客观规律。
建国之初我国努力建设工业化体系，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这种工业化体系注定不可 能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不可能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大工业的现代化。因为 大工业社会的发达生产力，是建立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发明为标志)和第二次工 业革命(以电子和内燃机的广泛使用为标志)基础上的技术体系。其基本特征有三条：一 是大规模生产；二是对能源和物质材料资源的大量耗费；三是对环境的严重污染。这三 者是现代工业化生产力的支撑基础。这种大工业生产力是一种代价高昂的生产力，它注 定只能在地球上的部分国家和部分地区得到实现，只能被全世界极少数人口所享受，不 可能普及到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人民。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注定不 可能实现这样的生产力，不可能实现这个意义上的生产力的现代化，因为地球上没有如 此庞大的资源与市场来支持，也不可能容纳、允许如此巨大的环境污染。以20世纪70年 代的美国为例，为了维持当时美国的生产力，全世界付出了大量的资源，其中主要资源 的消耗，美国占世界资源消耗总量的百分比是：铝42%，铜33%，铁28%，铅25%，煤44% ，天然气63%，石油33%(详见丹尼斯·米都斯等著的《增长的极限》第二章)。各种资源 的平均消费量，美国约占全球消耗总量的30%以上。除此之外，占世界总人口5%的美国 ，其污染物(如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占全球的29%。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如果实现20世 纪70年代的美国式的现代化，将同样要消耗世界总资源的30%以上，将给全球的污染总 量再增加1/3，这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也就是说，世界养不活两个美国——全世界的 资源和环境无法同时支撑起两个美国式的现代化经济体。而且，即使这个现代化目标能 够实现，中国也只是在经济总量上赶上了美国，而在人均产值上仍然只是20世纪70年代 的美国的1/5，因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多。由此可见，中国如果要在人均产值上赶 上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其需要消耗的庞大资源及其给环境带来的严重负担，将不可想 像。这些资源如果来自世界各国，中国没有如此巨大的进口能力；如果产自本土，即使 有可能，这样的消耗也不可持续，到最后必然断子孙粮，绝子孙路。
因此，传统工业化的本性决定了它只可能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得到 较充分的实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可以模仿当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来进 行现代化，因为这些经济体的总规模较小，其需要消耗的资源总量相对较小，对世界市 场的冲击也不会太大。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只可能在局部发达地区，如上海、 江苏等地实现较充分的工业化，绝不可能步发达国家之后尘，在全国范围内走完传统现 代化的道路。正因如此，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虽然在其开始时非常迅速，并在很短的时 间内就初步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此后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然而，当中 国沿着传统工业化的道路走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资源枯竭的威胁、环境污染的阴影和 国际市场的饱和，便对我国传统产业的经济发展构成越来越严峻的阻力，中国的现代化 之路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这是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不断出 现的最深层原因之一，而制度上的原因又使这些深层原因得到了更明显的表达。所以， 要走出困境，一方面要靠生产关系领域中的经济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则需要进行生产力 领域中的产业结构和产业传统的调整。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走出传统工业化道路 的误区，放弃对传统工业化的追求，寻求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目标和道路。
人类历史注定中国与发达的大工业现代化无缘，只能实现某种低资源消耗的高水平的 新型现代化。这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那么，这种新型现代化 有无可能?应该说发生在20世纪末的第三次科技创新浪潮给中国提供了绝好的机遇。20 世纪物理学领域的伟大成就和微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以及随后出现的各种信息技术产 业群，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推动了 人类社会从传统大工业社会向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时代的迈进。这次新科技革命与 第一、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使技术要素的中心从能源转换转向信息集成 。与此相对应，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新产业群及其产生的新型生产力，与传统工业 产业及其生产力也有本质的差异：它是以知识和信息为中心的新经济生产力，而不是以 能源为中心的大工业生产力。
首先，在信息科技革命中诞生和壮大起来的产业群本身，包括集成电路产业、计算机 及其外部设备产业、卫星通讯业、光通讯业、软件业、数据库业、信息服务业等，能耗 物耗相对较小，而产值非常之高。美国信息产业在其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虽然还不到 10%，但对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却已超过了1/3，比美国传统经济的三大支柱(钢铁、汽 车和建筑业)加在一起的贡献率还要大。因此，这就从技术上为低资源消耗的现代化的 诞生提供了可能。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正需要发展这类高产值、低能耗的产业。当然 ，人们不能吃信息、穿信息、住信息，光靠低能耗的信息产业不可能建成现代化，以制 造业为中心的传统产业仍然是现代化生产力所必不可少的，但传统制造业高能耗、高物 耗和高污染限制了它的发展空间。
信息技术的第二个特征是它最具有渗透作用和增值作用，可以广泛应用于传统的工业 领域，大大降低传统工业的能耗与物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例如，企业利用CIMS系统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及时改变生产计划，进而根据生产计划严格 确定物料采购数量和进行仓库管理，并且根据客户要求进行“柔性制造”，从而大大节 约资源。我国如果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这些功能，将信息技术渗透到传统制造业中，可 以跳过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的一些技术阶段，在降低能耗物耗的同时，大大提高这些传 统产业的效率。这不仅可以降低我国的工业化成本，而且可以大大缩短我国工业化的进 程。从世界工业化的历史来看，19世纪后半叶的德国，正是抓住了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契 机，依靠大量运用化工、电气等新技术，实现了较高的技术起点的工业化。今天的中国 ，完全有可能抓住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机会，实现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型的工业化。
第三，在信息技术领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较小。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传 统的工业技术发展不同，不过分依赖于物质条件，而以知识和人才为基础。后进国家只 要具备一定的教育基础和人才条件，就有可能追赶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发达国家。而且 信息技术革命刚刚发生不久，更新速度极快，各国的水平差距在时间上不远，在某些领 域发展中国家甚至还有优势：没有要淘汰的旧信息设备的包袱，可以从最先进的技术开 始。例如，移动通讯技术在发达国家从模拟式发展到数字式发展，大体经历了10年的时 间；而我国由于模拟式通讯并不普及，固定资产包袱较小，只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就 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印度由于大力发展软件产业，目前的软件出口仅次 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因此，历史不仅注定中国不可能走传统大工业现代化之路，而且也给21世纪的中国提 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使中国有条件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实现新型现代化，这就 是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现代化道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 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江泽民同志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新的理论高度， 深刻地指出：“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 的推动。未来的科技发展还将产生新的重大飞跃。我们必须敏锐地把握这个客观趋势， 始终注意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 地结合起来，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 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这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 责。”这是站在全球生产力历史发展的高度，对中国现代化历史经验与发展趋势的科学 总结。这条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的道路的实质，是要求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跨越以消 耗大量资源为特征的高成本传统现代化阶段，直接建立以现代高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为 基础的高级现代化。这是用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具有最先进生产力水平的 新型现代化，其生产力我们称之为新经济生产力。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由中国的国情与世界科技浪潮决定的。要实现新型现代化，中国 必须积极投身于当今世界的两大潮流——全球化浪潮和技术创新浪潮之中，充分发挥两 大优势：一是后发优势，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经验、技术、资本和市场等客观条件；二 是立足于中国民族特色与特殊国情的比较优势来克服后发劣势。只有这样，才能抓住历 史赋予中华民族的最后一次机遇，跃为世界强国。
二、在世界科技浪潮中发挥“后发优势”
“大跃进”之所以失败，不仅仅是因为它忽视了大工业生产力需要以大量的资源消耗 作为支撑条件，走上了一条完全不顾资源消耗、不计成本的粗放型发展之路，而且因为 它是在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跨越。受小农思想的影响，当时的中国人认为“一国能够建 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未能懂得：必须通过全球性资源配置与全球科技浪潮，才 有可能真正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才能使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建立真正的现代化生产 力。离开世界交往与全球资源，闭关自守，永远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与传统的小农经济完全不同，现代化生产力(不论是大工业生产力还是新经济生产力) 是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只有在全球化过程中才能实现。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率先建立 起现代化生产力，一方面是得益于民主制度、产权制度、专利保护制度等内生性制度， 以及其文化传统上的理性主义和近代自然科学，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对外扩张。马克思、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生动地指出了全球性扩张对资本主义与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巨 大作用：“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 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 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市场 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 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正是通过对外扩张，得到 全球资源与市场的支持，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才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 可能发展起规模化的大工业体系。今天的新经济生产力更需要全球资源与市场的支撑。 假如没有全球性石油供应，就不可能有欧美的繁荣；假如没有像中国这样的广阔市场的 支持，就不可能有美国的发达的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新经济；假如没有经济全球化，电 子商务、网络产业等就根本没有生存的可能。这是现代化生产力本身的客观要求。因此 ，想封闭在中国内部建成现代化生产力，至多只能取得某些特定行业的成功(例如两弹 一星等)，注定不可能取得全面成功。
先发达国家正是利用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先发优势而发达起来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没 有先发优势，然而却能够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取后发优势。如果说，先行发展国家的先发 优势是指它们拥有尚未开拓的广阔的世界市场，拥有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在政治、经济 和技术上的势差，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则是能够利用发达国家所提供的客观条 件，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这个优势只有在全球化进程中、在复杂的国际交往中才 能获得和利用。开放程度越高，能够利用的后发优势就越多。下面，笔者从生产力发展 中的科学技术要素的角度分析我国如何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后发优势的第一个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国际科技合作与经济合作，充分吸取发 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无须进行大量的原创性尝试，直接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的已 经成功的技术路线与产业结构，避免它们走过的弯路。这使得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目标明 确，可以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关键的成熟技术中，大大降低技术创新的风险成本。我们 知道，发达国家的许多科学技术及其现代生产力，是经过大量的尝试才逐步形成的，付 出了巨大的资本、劳动和代价。例如，在移动通讯的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开发了两大 系统：一是铱星电话通讯系统；二是蜂窝式移动通讯系统。后一种技术方案符合市场需 求而得到大发展，前一系统则由于得不到市场支持而被淘汰，摩托罗拉等大公司对铱星 电话通讯系统高达60亿美元的巨额投资和近十年的努力付诸东流。而我国则可以直接使 用蜂窝通讯系统，发展移动通讯产业。再比如，在高清晰度电视的研制上，发达国家进 行了模拟电路与数字化电路两条技术路线上的尝试，为此投入了大量资金与人力，而实 践证明，数字化高清晰度电视是符合市场需求的最佳选择，于是在模拟电路的研制上花 费的大量人力、物力血本无归。此外，早期工业化国家出现的生态环境危机、资源危机 、经济危机等，也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可直接采取其成功技术而避免 重蹈覆辙。
后发优势的第二个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资本。我们知道，建设现代 化生产力，必须首先积累原始资本。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付出了高昂 的道德代价，发生了“羊吃人”和殖民扩张等野蛮的血腥暴力事件，并且经历了漫长的 时间。而后发展国家可以通过对外开放，以发达国家巨大的资本实力和消费资金作为其 原始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其主要途径是引进投资、发展旅游、出口创汇。我国现在已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资直接投资国之一。从1979年～1999年底，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达45 95.6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3059.2亿美元，批准建立的外资企业达21.2万家，外国 直接投资存量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20%。我国的对外旅游收入早已 成为国家外汇的重要来源。在加入WTO之后，我国对发达国家资金利用的潜力将会得到 进一步发挥。国外资本的重要作用是促进我国的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因此，后发优势的第三个方面的表现是利用发达国家的风险资本，促进科技成果的转 化。我们知道，要把实验室的成果转变和“放大”为现实经济体系中的规模化生产，需 要大量的资本投入。我国大量科研成果之所以不能转化为生产力，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 往往只能提供科技研究资金，而缺乏进一步将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巨额资本。这不仅导 致许多科研成果半途而废、无功而止，而且反过来又影响社会投资于科技研究的积极性 ，造成恶性循环，导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下、科技创新能力不高。扩大开放，可以 充分吸收发达国家的风险资本来支持我国的科技创新，也可以通过发展旅游和产品出口 来吸收发达国家的消费资金而支持科技创新。这将给我国的科技创新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
后发优势的第四个方面表现在鼓励外资直接开办企业，将其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 验直接引进我国。通过这种直接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力直接转变为我国的国内生 产力，其产值构成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组成部分。这是最直接的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不仅如此，这些外资企业对民族产业也会起到示范与辐射作用，推进中国的现代化。
最后，后发优势还表现在后发展国家旧产业结构的资产包袱较小，可以直接采用最先 进的现代技术，民众可以享受到当代最先进的耐用消费品。我们知道，最先发达起来的 英国之所以后来落后于后起的德国和美国，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背负着蒸汽时代旧产业 结构的包袱。今天困扰着发达国家信息化进程的一大因素，是它们早期采用的计算机软 件与硬件系统，著名的“千年虫”问题便是这种旧资产包袱的表现之一。发达国家的有 些消费者还在使用旧的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使新产品市场难以开拓。我国在20世纪 50年代至70年代未实现当时水平上的现代化，今天回过头来看，未必是坏事，因为它使 今天我国的旧资产包袱不重。今天的发达国家正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急于把传统产业 和旧设备转移到国外。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在引进外资的时候，要把科技的先 进性作为首选标准，始终把先进生产力放在第一位。这样，我国就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建成最新的符合网络时代要求的生产力体系。
所有这些后发优势，其核心是对发达国家的模仿优势，发达国家能够提供资本，主要 是为模仿服务的。充分利用这种后发优势，可以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建立低资源 消耗、高速度和高水平的新型现代化。而获得这种后发优势的前提，是将本国经济融入 世界经济体系中，将本国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世界生产力发展的组成部分，向世界上一切 愿意与我国交往的国家开放，特别是在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交往与合 作，吸收一切对我国现代化有利的先进生产力及其要素。因此，全方位开放，投身于全 球化浪潮与世界科技革命浪潮中，利用后发优势，是我国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的必 要条件。
三、技术创新：利用比较优势克服后发劣势
事物总是辩证的。后发优势本身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会转化为后发劣势，因为所谓的后 发优势从根本上说是模仿优势。发展中国家虽然不需要花费当初先发国家现代化所需要 花费的时间与成本，来实现本国的现代化，但由此建立的非原创性的模仿性现代化，具 有先天的不足之处，它们必然构成后发劣势。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发展起来，很 大程度上正是后发劣势所致。
后发劣势的表现之一是只模仿发达国家表层的科技创新成果，而未能真正学习其深层 的科技创新能力。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进行各种原创性科技创新与生产力的变革，在于 其体制和文化。在体制上，政府职能只集中于创造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而很少直接干 预民间的创新活动。在法律限制下的个人与企业进行各种经济活动与科学文化活动的自 由，构成了创新活动的土壤。而发展中国家在模仿发达国家之时，往往只模仿发达国家 现代化的技术成果以及制度建设中的技术性方面，而很少进行、甚至完全拒绝产生这些 技术的基本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长此以往，人们的模仿能力会越来越强，然而其原创 能力却会逐步淡化。这种倾向在教育制度上的表现，即是以知识考试为中心的应试教育 ；在社会管理体制上，则是强调对领导意志的服从，而不鼓励企业与个人的自由创造； 在政治体制上，或者只强调下级服从上级的集中领导，或者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程序， 而不注意与此同时如何用法律形式保护少数人和下级的创造性活动的自由，给这种自由 提供一定的表达空间；在奖励制度上，过分强调政府的评价和奖励，而不重视民间和市 场的评价与奖励。在这种制度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可以很快学会某种技能，也会进 行一些小改小革，然而却缺乏原创性创新能力。这样的后发展国家在政府的组织下，以 发达国家的生产力为模板，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实现现代化，却缺乏自我创新的环 境与能力。
后发劣势的另一表现是模仿型现代化之路产生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官商 勾结，给腐败提供温床。我们知道，那些处于世界经济最前沿的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活 动，其结果难以预期，所以，除了国防等巨型工程之外，科技创新活动的主体是企业与 个人，而不是政府。即使在国防等公共产品的生产中，政府也尽可能采用招标的方式， 把总体任务分解给民间企业完成。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走模仿型建设之路，各项工程 技术建设的后果完全可以预期，所以很自然地由政府来主导。这种政府主导型经济可以 把社会资源集中于关键部门，迅速实现现代化，然而其负面作用是容易形成官商勾结， 产生腐败。韩国在这方面的教训很深，以至于人们把官商勾结的腐败称为“韩国病”。 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政府的主导作用十分突出，政府官员的态度、决策和举措直 接决定各类企业(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的命运，这种状况促成了错综复杂的官商勾结关 系网的形成。于是，许多企业把大量的资源与精力放在与政府部门拉关系上，而不努力 进行经营管理与技术创新。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隐祸。
此外，在对发达国家的模仿中，很容易导致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趋同，人家生产什 么，我也生产什么。有人甚至把这样的举动称之为“民族自尊心”的表现，认为“发达 国家有的，我们一定要有，发达国家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用赌气的方式搞经济，在 别人具有明显优势的产业中死拼硬上，抢占早已饱和的市场，形成恶性竞争。实际上， 这并非民族自尊，而是围着发达国家转，东施效颦。在这些竞争中，我们虽有成功的希 望，但总体上说竞争成本太高。中国的海尔冰箱打败了一些国际知名品牌，但不等于说 中国的所有家电乃至一切产品都能打败国际各知名品牌。以汽车为例，全球汽车年生产 能力6800万辆，需求仅500万辆，早已绝对过剩。在这些领域挤占发达国家的市场，困 难重重，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如果我们只热衷于模仿，发挥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总有一天会转化为后发劣势。 日本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衰退萎靡，其原因可能正是这种由模仿性带来的后发劣 势所致。
如何克服后发劣势?这是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又一巨大挑战。依笔者所见，归根到底 ，是通过科技创新来充分利用由我国国情决定的比较优势。“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 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江泽民同志这里所说的“创新”，不仅是指创新成 果，更根本的是指创新能力与创新体制。增强我国的创新能力是克服后发劣势，实现我 国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根本途径。
首先，不能仅仅局限于模仿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成果，而应当进行制度上和观念上的 创新，给民间科技活动与经济活动以充分的自由，要特别注意保护少数人的自由，使企 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千万不能走政府包办的老路。
其次，在发挥后发优势的同时，通过科技创新，充分挖掘、利用和扩大我国在国际竞 争中的比较优势，“有所不为”而后才能“大有作为”。在国际竞争中，我国已经形成 了一系列比较优势：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世界上最大的尚未开拓的潜在市场，为生产力 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无限商机；作为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我国有大量的自然与文化 旅游资源有待使用先进生产力来进行开发利用；气候与自然条件的多样性使我国具有十 分丰富的尚待开发的生物资源，特别是生物基因资源。此外，我国还有在矿产资源等方 面的优势，已经发展起来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已经培育的知名品牌，培养出了众多 的了解中西方语言文化的科技人才、经营管理人才、社会科学人才等。如此众多的比较 优势将有助于我们创造出一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来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 力。通过技术创新挖掘和扩大的我国比较优势，将使我国能够充分地利用国际力量，建 立国际合作性互补结构，为我国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创造条件。
其三，开展更深层次的国际合作。我国的比较优势不仅是发展民族经济、开创民族品 牌的资本，也是我国与外资合作、充分吸收外资的特殊资本。全球化的深入将使不同国 度的资本、知识和各自的比较优势结合在一起，组成跨国性企业与企业联合体，其生产 力不仅属于外国，而且属于中国，是中国与外国的共有生产力。这种国际性企业与企业 联合体，将是21世纪重要的经济现象，它对于缓解国际贸易摩擦，加快生产力发展的国 际化，促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生产力的交流与融合，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 将会产生巨大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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