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创之下的俄罗斯科学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科学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没有自然、技术科学同社会、人文科学的有机影响和统一，人们是无法找到一个系统地看待自然、社会、人三者之间命运的角度。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确切地说，惟一能使这几门科学和谐地统一并相互制约的组织是由彼得一世亲手缔造的俄罗斯科学院。正如原苏联科学院院长谢尔盖·巴维洛夫所说，由彼得一世下令组建的俄罗斯科学院后来成为新兴俄国科学发展的主要发源地。在过去几个世纪的世界文化史上人们很难举出一个像俄罗斯那样在18世纪上半叶借助于彼得堡科学院迅速、有效地“培育”科学的事例。19世纪、20世纪俄罗斯科学依然富有成效地在快速、稳健地发展。
尽管科学院的名称曾几次更换——彼得堡科学院，帝国科学院，苏联科学院，但它永远忠诚地为科学、为俄罗斯服务的工作宗旨始终未动摇。俄罗斯为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明有1/3是俄罗斯科学家所为，世界上超出25%的工艺交流来源于原苏联的科技成果。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俄罗斯科学院和俄罗斯科学家的科学发明，就没有今天科技、产业、信息领域的革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正是俄罗斯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及时防止了一场核灾难，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了核武器问题。
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科学院及整个俄罗斯科学都受到当权派——一伙打着“民主”旗号的社会改革家的攻击，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大幅度缩减国家对基础科学和尖端科学的投资经费。世界技术领域的先进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用于科学的拨款不应低于国家总投资额的2%，例如，以色列用在科学上的投资是3.5%，日本——3.05%，美国——2.75%，而俄罗斯经过改革后这个指标降低到0.3%，国家用在投资培养科学工作者的费用也比世界发达国家低98%～99%。仅在1985～1997年间从俄科学院流失的科技人员就达2400万。缺乏从事科研工作的条件和微薄的工资收入是大批年轻有为的科技人员出走西欧和美国的主要原因。他们的离去进一步削减了俄罗斯的科学潜能。
尽管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国家过程中科学领域存在种种消极倾向，但俄罗斯科学院在极其严重的财政危机状况下一如既往忠诚地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工作：他们详细拟制如何更好地利用自己科学家的最新成果为人民、为俄罗斯服务，提出如何让俄罗斯走出困境的科学方案。依然是这些可敬的科学家们及时指出当时社会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1.全面破坏工农业有可能引起的社会及其他方面的灾难性后果；2.贩卖国家财产的犯罪性；3.“民主派”采取“靠出口原料求发展”的方针对国家来说是没有前途的。所有这些文件都被送交俄罗斯联邦政府，遗憾的是，当权的领导人对他们的一番苦心并未给予重视。
在关于俄罗斯和俄罗斯科学院如何继续发展，确切地说，如何继续生存的争论中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一边是代表着俄科学院大多数人利益的科学观点；一边是掌握着俄罗斯政权的当权派和他们的亲信为代表的所谓社会改革家的神话观点。俄罗斯学者们认为，依靠科学，依靠科学分析的资料基础上的民主改革是俄罗斯走出困境的惟一出路；而社会改革家则希望通过抽象的、与科学背道而驰的神话理论＋强迫性的手段来改造社会，于是科学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为了一劳永逸地铲除这个障碍，他们决定先从取消俄科学院开始。当然，在具体实施这个方案的时候，他们没有明目张胆，而是打着“关心科学，关心科学家”的旗号进行的。实际上他们正一步步加紧毁灭俄罗斯科学院和整个俄罗斯科学。
“进攻”科学院的第一步——良好的意图和潜伏的目标
作为攻击科学院的第一步，还在宣言“主权”与“独立”的几年前，居心叵测的社会改革家们便开始周密地思考和计划“消灭”原苏联惟一的科学机构——苏联科学院的行动。为了实现这些“民主派”的阴谋，俄联邦政府最高委员会下达组建俄罗斯科学院的建议。他们的理由看起来很高尚，很合理：为什么所有的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科学院，而俄罗斯却没有呢？俄联邦政府最高委员会代表们决定改变这个近乎歧视的事实。
他们首先授权科学院院士尤里·奥西波夫准备一份重新组建的科学院结构和经过竞争后挑选进科学院的人员名单。为此目的，他们还专门为科学院正式院士和通讯院士留有几个空缺。社会改革家们的用心很明显：第一步，先组建一个新的、有“俱乐部”性质的上流俄罗斯科学院；第二步，随着苏联的解体（当时已露出迹象）自动取消苏联科学院，将一些杰出的老科学家踢出科学院大门，把俄罗斯人民几代人辛勤劳动创立的物质、精神财富变成无主的财产，进而一举消灭俄罗斯的科学潜能。许多优秀科学家顷刻间就被置身于科学院大门之外。与此同时，不受法律保护的原苏联科学院的财产也正在以“跳楼价”被拍卖。细想起来，也正是在那一时期，俄罗斯各大媒体接二连三地刊登一些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有关俄罗斯是否需要基础科学的讨论文章，有趣的是，答案几乎是一致的：“不，不需要，基础科学研究我们可以从国外购买”。
好在社会改革家们使出的种种伎俩并未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在多方干涉下，也在前苏联科学院领导支持的俄科学院院长尤里·奥西波夫的努力下，终于达成将原苏联科学院——帝国科学院合法继承人和重新组建的俄罗斯科学院合二为一的协议。这样俄罗斯科学院和整个俄罗斯科学也就被挽救。
“攻击”科学院的第二步——上流俱乐部和财产的重新分配
针对俄罗斯科学院的第二轮进攻始于90年代末。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使用的手法上这一次都比第一次更阴险，更恶毒。穷凶极恶的社会改革家大肆诋毁和侮辱俄科学院、科学院领导及科学家们：“狮头蛇尾的巨怪”，“内部矛盾重重”，“科学院空洞、荒芜的气氛类似某些古典小说中超现实主义情节”，“基础科学研究机构同整个教育之间是脱节的”，“科学院是旧时代的残余”，“俄罗斯科学院在拯救俄罗斯基础科学和整个俄罗斯国家命运上起的作用是神话”，“俄罗斯科学家取得的成就微不足道，他们落后于信息革命”，“应当停止在俄罗斯的一切基础研究”，“解散人文（社会）性质的学院”，“由个体创作取代过去的集体创作……个体科学家应该按国家预定计划工作”，“应当在竞争基础上按等级接受国家财政资助”，“将大部分科学院财产转交到即将成立的‘重新发展’部”等等。所有这一切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给科学院做最终的判决收集证据：科学院应该被取消，或者至少要分成两个科学院——自然科学院和人文科学院。实质上他们想将科学院变成由具有科学院院士和通讯院士头衔的人士控制的“上流俱乐部”，私下里，这些人曾计划再划分出一个技术科学院。如果不是事实的确如此，还真让人觉得社会改革家针对俄罗斯科学院，同时也是针对整个俄罗斯科学所做的一切是一个荒谬的玩笑。
一浪高于一浪的有组织的媒体大辩论，千篇一律的标准答案无疑是掌握政权的政客和寡头玩弄的手段。政客们赞同取消科学院的原因是其研究成果有悖于他们的实际行动；寡头们则是早巳盯上科学院的财产。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辩护，他们列举了一大堆理由：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互不了解；自然科学的性质是基础性，而技术科学具有实用性；科学院科学的存在阻碍了高校科学的发展；欧美国家的科学研究主要在大学内进行。一些社会改革家甚至强调，西方国家和美国没有类似的科学院，为什么俄罗斯要有如此庞大的科学院呢？社会改革家对俄科学院发起的进攻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多方式的。2000年10月18日俄《独立报》上一则标题为《科学院的改革是必然的》文章下方有一个富有特色的小标题《思想体系的革新提出一个有关将新游戏规则运用到科学领域上去的问题》。“新游戏规则”——这个标题本身对社会、国家、人民科学就是一种亵渎行为，因为社会、人民科学都不应是社会改革家们手中的玩具或是工具。社会和人民不是演员——社会改革家们用来即兴表演的舞台和道具。我们不禁想起，俄罗斯社会改革就是以不容反驳的论点“别无选择”为依据的。其结果呢？
诺贝尔奖获得者、俄科学院院士罗列斯·阿法罗夫曾说过：“科学院的确是一个保守的机构，我们为此应该感到骄傲，因为总归得有人成为某种思想的继承人。”他还说，“对待科学应该像对待圣物一样，而不应该把它看成是私有化的对象。”
取消俄罗斯科学院的“如意算盘”
尽管政客和寡头在如何重新组建俄科学院的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但他们反科学院的行动是一致的，具体步骤是：停止对科学院的直接财政预算，对自然科学院和人文科学院采取不对称财政支持；发展非预算内财政体系，将大部分俄科学院主席团财产分五六次调集至工业、科学与工艺于一体的新部——“重新发展”部，这个部有拨款给科学和其他领域的权力，至于用什么方式（是依据等级还是按国家规定）则不重要；原俄科学院财产不归原各研究院所有。所有这一切意味着由于那些远离科学，同时又不懂科学现实任务的官员们的“专横”导致俄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科学官僚主义（不过，人们在尼·赫鲁晓夫有关将科学院改成为科学部的“创新”思想中似乎能找到某些和如今似曾相识的东西）。紧接着社会改革家们又提出一个关于科学（不仅仅只是人文和社会科学），包括所有科学国有化问题。他们认为，科学应该成为部级的。但人们知道，科学不可能是部，它是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第一，它需要国家的支持；第二，科学不能接受国家式的行政管理方式；第三，科学同人的智力活动紧密相连；第四，创作和创作的结果是不能靠预定来进行的；第五，基础研究具有启发性，它不一定“立竿见影”，不一定能直接和实践相结合。
把科学的创造过程等同于某一部中官员的活动是错误的。甚至“执政党”也未敢作出类似的举措。但这一切还不是主要的，关键在幕后。社会改革家的真正用意在于从根本上铲除俄科学院。众所周知，科学院的主要研究单位是研究院。停止对科学院的直接预算拨款，不让研究院自己管理财产，这等于扼住这些研究单位的喉咙，让它们无法生存。而科学院的财产连同苏联解体后的所有国家财产只有面临被拍卖的结局。这次社会改革家们是旧词语谱新曲：随着科学院的科学活动被取消，科学院的各项条例也就随之失效，这样，组成科学院结构的各研究院自然树倒猢狲散。
媒体上关于科学院科学和大学科学关系跟不上时代节拍的文章连篇累牍，其争论的结果是得出一个离奇的结论：俄罗斯大学科学落后（以美国大学科学做参照物）罪在俄科学院，所以应该用重新分配科学院财产和资金来提高大学科学的水平。奇怪的是，这些人为什么要按美国模式来改建俄国科学院？为什么提高大学科学要靠损失科学院的利益来完成？将大学科学提高到科学院的水平当然是可以的，也是必需的。但是这个问题完全可以逐渐地、通过每个具体项目得到的必要的财政拨款来完成，当然前提是，首先要从根本上改变组织结构，扩大工作面积，提高大学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和美国历来具有不同的科研传统：在俄罗斯最高科研机构是科学院；在美国则是大学。社会改革家为什么要破坏传统呢？
社会改革家认为有必要建立的并行科学在俄罗斯是不存在的。科学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但组织形式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如科学院式的，大学式的，专门式的或是社会式的。在俄罗斯现实中，最主要的角色应该是科学院。然而，最近几年，总是有人将科学院科学同大学科学和社会科学对立起来。目前，在俄罗斯正式被授权组建的科学院有560所，它们的水平良莠不齐，有较正规的，也有荒唐不经的，例如，竟有通阴术科学院。大多数这样的科学院由于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财政经费无法进行科学创造活动，仅仅能够勉强维持面子，授予某种称号和学位而已。近几年，俄罗斯每年大约有2万人左右获得各类博士学位和教授、科学院院士、通讯院士头衔。即便如此，仍有人抨击俄罗斯学术委员会的工作是落后的，跟不上形势。俄科学院主席团一直对此现象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这是不对的。合理的做法应是以那些较为严谨的科学院，诸如自然科学院、军事科学院为范例，对不规范的科学院进行调整和整顿。
社会和人文科学院地位的改变，科学与政治的统一是时代的召唤。在执政党掌权时期，国家领导人对社会科学是持怀疑态度的，他们认为，所谓的社会科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他理论被认为是假的。而当他们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面对“社会学”这个术语时，他们把这个概念看成是和“科学共产主义”及“社会知识学”一致的。大家知道，社会学应该履行意识形态职能作用，从思想上服务于现有的执政党制度，换句话说，社会学起为社会辩护的作用（它不仅包含马克思主义三大学说，还包括历史），而认识和实践职能作用则不包含在内。在俄罗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概念已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一系列其他关于社会和人文的科学，其中包括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也被法律专业化，进而引起几门学科的接近。一方面是同自然和技术科学的接近；另一方面，又同政治和社会实践接近。这一切表明，尽管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俄罗斯被禁止50年之久，但由于科学家们不屈的献身精神，这几门科学不仅一直在发展，而且在最短时间内“摘掉”落后帽子，终于可以和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并驾齐驱了，这其中的奥秘有以下几个方面：1.由于最新的信息工艺完全改变了社会科学的方法，广泛使用数学，在社会学领域采用结构－职能分析法，潜能－事实分析法，互为原因分析法；2.摈弃不合理的单线条社会模式，用多因素、多线条发展人类社会的理论来代替之；3.在科学基础上进行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为研究诸如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提供了精确的结果，它们可以对那些针对人、社会、自然所做的决定的后果作出准确的、信息量大的、质量高的评价。因此，把科学分成“精确”科学与“不精确”科学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无怪乎社会科学家评论社会、政治的尝试遭到了社会改革家们的敌视和阻挠，因为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社会改革家，他们都不愿意承认，正是由于执行了他们那些抽象的、教条的方针，才导致如今居民死亡率上升，出生率下降，人的寿命缩短，犯罪、自杀、酗酒、吸毒现象严重的后果。相反，不管不问自己的行为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后果，只管随心所欲，异想天开地改革社会，改革科学岂不更好？
应该说，社会、人文科学领域所进行的科学研究是一项不比自然科学研究轻松多少的复杂任务，因为社会生活的诸多因素，人民、党、国家领导人的行为动机要比自然规律复杂得多，模糊得多。因此，从科学的意义上讲，较之许多自然科学规律，如宇宙、热核反应等规律的发现，社会生活规律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发现往往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同时还伴随着许多重大的、不可预知的错误。虽然社会科学制造不出现代化的喷气式飞机、原子反应堆，但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却可以回答诸如如何让这些科技成果服务于人类、社会，服务于人民的生活，同时又不危害社会以及怎样用这些科技成果更好地为现代人类文明服务等问题。
事实上，执政党从未对自己所作出的决定做任何科学的检验，相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往往有意识地采取一些反人民的决定。对于和自己行为性质和内容相违背的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社会改革家们不理也不睬，当他们觉得这几门科学对他们形成威胁时，就决定“消灭”它们。他们先是将社会学从各大学的必修课中取消，接下来又提出要取消社会科学院和人文科学院。一个支持取消科学院的人士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取消人文科学院的原因在于在现代化条件下这些科学院的组织科研工作的方向窄”。而据我们所知，一所现代化的、无论是社会科学院还是人文科学院，需要比自然科学院更多的技术装备，只有在现代化的、非常昂贵的技术基础上，在各个领域专家齐心协力地努力下，才可能发展现代化的社会、人文科学。
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科学院
俄罗斯科学院在将近300年的风风雨雨中已储存了巨大的智能和技术潜能。这样一笔财富在社会改革家漂亮的借口下可以轻易地被毁掉，因为这样做起来并不难。难得的是如何保住这笔财富，如何最大限度地让它们为俄罗斯的民族利益服务。从这个立场出发，专家们认为，应该从根本上重新研究审视科学院的职能原则，它的主席团以及科学院同国家领导人之间相互影响的形式等问题，最后还应该用心地对待科学院和国家领导层之间相互不满情绪。俄科学院埋怨国家对科学不重视。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放权给俄科学院主席团，使其不用经过非科学官员，直接将一些重要的、原则性的文件交到政府或者是总统手上，如科学院审议报告，科学院有关合理利用俄科学家发明成果建议书等。政府通过必要的程序接受审理这些文件并迅速作出相应的原则性决定，这些决议也要通过必要程序让社会舆论及相关机构知道；从国家的角度看，国家应该给科学院布置一些需要科学解决的问题，例如，目前，俄罗斯有一个战略研究中心，它的主要任务是向国家提交关于俄罗斯近几年发展战略方案。类似的提案科学院也可以做。政府在会议上可以同时讨论两种方案。另外还可以建议科学院提交一系列其他方案交政府审核，如，能否将飞机改用氢燃料，如何利用新材料（陶瓷等），以及俄罗斯地缘政治战略问题等。经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及法学分院可以先向俄科学院主席团提交关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科研报告，经主席团审议合格后再提交给俄政府相关部门。这样一来，科学院与政府间就会由过去的相互不满变为相互负责任了。有观点说，应该委托科学院对总统、政府和国家杜马作出的原则性决议进行科学的分析，这可不是过去的口头表决“赞成”还是“不赞成”，它要求详细分析说明这些决议对人、社会和自然所可能带来的后果。专家们还认为，应当从本质上改变俄科学院主席团的活动性质和内容。主席团主要审核已经通过科学院研究的提案，审查通过后再由它递交俄联邦政府审核。俄科学院主席团的每一位成员都要各自担当一摊具体工作并由其本人亲自将最终研究结果提交给俄科学院主席团及相关的政府部门。
除此之外，应该在科学院范围内创造一切必要条件来进行俄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性基础研究，为此必须做到以下几点：1.对俄科学院的财政拨款要恢复到原苏联水平；2.相应恢复俄科学院院士、通讯院士、博士和副博士的工资待遇，标准可参考苏联时期确立的分配方案，将学者的工资系统归类；3.逐渐恢复俄科学院院士和通讯院士在帝国科学院时期的地位。顺便提一句，那时候，国家为科学院院士提供一切工作和生活条件，除了高工资，还提供住房、别墅，为每一位院士的科研组和实验室配置7个灵活空缺。后来，这一切不知不觉都被取消了。
如此看来，再继续保留科学部是不明智之举。因为保留这个部意味着要由不懂科学的人来管理科学。因此，应该取消夹在科学院和政府之间的中介活动，各科学部门（科学院、大学、部门、社会）之间的协调工作应由俄科学院执行，而提高俄罗斯科学院的地位是它摆脱各类政客的“操纵”和官吏的“敲诈”的惟一出路。另外，由总统直接监督俄罗斯科学院也不失为一条妙计。
（原载〔俄〕《独立报》2001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