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项目对缓解贫困的影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生态论文,项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3.22；F328 [文章编号]1002～3054(2016)01～0121～0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60115 一、引言 中国的生态补偿与国际上的生态服务付费的概念相似。Wunder提出了五个简单的标准定义生态服务付费，分别是：一种自愿的交易；一项明确的生态服务；至少有一个生态服务的买方；至少有一个生态服务的卖方；当且仅当生态服务的提供者提供相应的生态服务时生态服务的使用者才会付费。①国际上的生态服务付费是一个比较狭义的概念，多建立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之上，中国的生态补偿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关于生态补偿的理论来源，学界一般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生态补偿是科斯定理的应用，是一种将外部性内部化的方法，根据科斯定理，只要产权是明晰的并且交易费用很低，资源就能够达到有效配置，相关的主体通过“讨价还价”来配置资源；二是将生态补偿看作一种“有条件”的补贴，自然资源管理者获得补贴的条件是其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补贴的目的是把一部分生态服务的好处转移给自然资源管理者，以此来激励自然资源管理者保护自然资源。② 中国没有形成适合于不同层次和类型的生态补偿制度，目前主要是政府代表公众进行补偿。因为如果生态服务的受益者的数量很多、受益者之间相互监督的成本很高或者受益者难以界定，那么为了得到生态服务，政府只能作为购买者支付生态补偿费用。③中国政府代表公众进行补偿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整个受益地区的地方政府付费，一种是受益最多的地区的地方政府付费。如果某地居民得到生态服务的绝大部分，其他地区的居民得到生态服务的极小部分，那么获益最多的地区就有达成生态补偿协议的激励，并且在其他地区搭便车时坚持为生态服务付费。④例如，北京市划分生态涵养区以后，生态涵养区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使得北京市受益，而且周边省份也能受益，但是生态涵养区的生态补偿资金主要来自北京市政府。 扶贫开发工作不仅要达到有效性的目标，也需要达到可持续性和针对性的目标。⑤一般情况下，提供生态服务的地区是相对贫困的地区，如果相对贫困的地区能够持续地提供生态服务和获得生态补偿费用，那么生态补偿可能对可持续性减贫起到一定作用。⑥但是，生态补偿的减贫作用可能具有复杂性和缺少针对性，不同贫富程度的生态服务提供者，根据其管理的自然资源数量确定生态补偿金额大小，那些占有较多自然资源的人，就会获得更多的补偿，而那些占有较少自然资源的人，只能获得更少的补偿，特别是妇女儿童受到的损失更大。⑦所以生态补偿应该是有利于穷人的，即生态补偿应该促进资源的公平分配，不至于使穷人受损失。⑧ 可见要研究生态补偿在减贫方面是否具有针对性，需要基于农户异质性的视角对农户进行分层分析。一些研究以家庭收入作为分层的依据。王立安对甘肃省武都区的退耕还林工程的研究表明，参与项目的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一般贫困农户在人均纯收入和生计综合能力方面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且绝对贫困人口受益最大，而富裕农户在上述三个方面却发生了倒退的现象。⑨李桦对陕西省吴起县农户的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退耕还林工程对中低收入层次农户收入具有长期的提升作用，对高收入层次农户收入的影响具有阶段性。⑩侯一蕾以湖南省湘西自治州为例，揭示林业生态建设对山区减贫的影响，林业生态建设对山区低收入农户有一定经济贡献，但对山区高收入农户的收入影响不十分显著。(11) 设计良好的生态补偿机制能够成为一种减缓贫困方式越来越成为学者的共识。但是，基于农户异质性的视角，对于生态补偿是否能够有针对性地缓解贫困，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现有研究大多是分析某一项具体的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的影响，而且侧重于对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补偿进行研究。而科学地评估不同类型的生态补偿项目对不同类型的生态服务提供者的综合影响，并对资源禀赋良好地区的生态补偿展开研究，对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以北京市的生态涵养区延庆县为例，侧重于对自然资源富集地区提供生态服务的主体进行研究，进而分析在各种生态补偿项目交织作用下，不同贫富程度的农户家庭收入所产生的变化。 二、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1.数据来源 城市内部划分出不同的功能区是对国家层面的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细化，在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划定不同的功能区，能够防止城市病蔓延和促进城市健康发展。目前明确划定生态涵养区的城市有北京市和成都市。将城市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区以后，不同行政区内的资源禀赋类似的村庄，可能由于其处在不同类型的功能区内，而面临不同的政策约束。根据北京市对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定位，生态涵养区属于限制、禁止开发区域，当地不能发展对环境污染大的产业，相应地只能发展对环境无污染、对生态无破坏的生态友好型产业。同样，农户不能发展对环境不友好的减贫生计，农户利用本地的自然资源作为生计来源的行为受到诸多限制。北京市对生态涵养区的生态补偿主要是以项目的形式进行的。能够直接补偿到农户的生态补偿项目大体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现金型，即由政府提供现金或现金等价物作为补偿；一种是岗位型，即由政府提供劳动机会和劳动收入作为补偿。这里岗位型是一个谨慎的叫法，生态补偿岗位的“工资”是一种“有条件”的补贴，而不是一种正式的就业工资。延庆县是北京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远郊县，位于密云、官厅水库的上游，是北京市地表水的主要供水水源的所在地。延庆县自然环境较好，截至2015年，延庆县的森林覆盖率已经上升到74.5％。 本文的数据资料来自2014年在延庆县进行的两次入户调查。延庆县共有15个乡镇，以延庆镇为中心，北部山区包括张山营镇、旧县镇和香营乡，川区地带包括永宁镇、大榆树镇和沈家营镇；东部山区包括珍珠泉乡、大庄科乡、四海镇、刘斌堡乡和千家店镇；南部山区包括八达岭镇、康庄镇和井庄镇。地形类型不同会造成地区之间的自然资源禀赋存在差异，进而造成不同地形区的生态补偿项目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依据地形面积的大小，在北部山区、川区、东部山区、南部山区分别随机选取了1、1、4、2个乡镇，共选取了8个乡镇，分别是旧县镇、沈家营镇、大庄科乡、四海镇、刘斌堡乡、千家店镇、康庄镇、井庄镇，在每个乡镇内随机进行问卷调查，涉及到20个村。共得到问卷478份，其中有效问卷450份。问卷包括基本的人口信息，比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职业等；自然资本情况，比如耕地面积、耕地质量、林地面积、林地质量等；家庭收入情况，主要分为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四部分；家庭支出情况，比如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生活消费支出、抚育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等；外出务工情况，比如务工地点、务工收入、务工时间等；家庭参与生态补偿项目的情况，比如涉及的生态补偿项目类型、补偿期限、补偿方式、补偿金额等；以及户主对生态补偿和当地生态环境的主观评价等等。考虑到调查对象多为山区农民，问卷内容由调研员根据调查对象的回答填写。 从各类生态补偿项目在延庆县实施范围大小、持续时间长短、项目资金多少、补偿是否直接发放到农户手中等方面进行考量，纳入本文研究范围的有生态护林员、生态保洁员等形式的岗位型生态补偿项目，平原造林、退耕还林、退稻还林还旱、林改分红等形式的现金型生态补偿项目。生态护林员和生态保洁员形式的公益就业岗位是对直接参与自然资源管理或保护的村民进行补贴，没有直接参与自然资源管理或保护的村民不能得到补贴。平原造林的重点是净化空气和留住雨水，政府直接以接近市场价格的土地流转价格取得平原地区耕地的经营权，并且在取得平原地区耕地的经营权以后，政府直接将农业用地转变为生态用地。参加退耕还林和退稻还林还旱的农户依然享有对土地进一步利用的权利和承担对树木进行管理的义务。延庆县在林权制度改革以后，按照“均股不分山、均利不分林”的原则发放生态效益补偿金即林改分红。 2.描述性统计 为了详细了解不同收入水平样本农户的基本信息，将数据以农户家庭收入为依据分为五组，每组90户。考虑到农村劳动力的实际劳动年龄不断推迟和农村老年人是农村贫困的主体的现实状况，数据中的劳动力是指仍然以提供劳力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成员。
从表1可以看出，非常贫困户的家庭年收入是1.1万元，相对富裕户的家庭年收入是8.5万元，相差约7.7倍；人均收入方面，非常贫困户的人均年收入是0.5万元，相对富裕户的人均年收入是2.3万元，相差约4.6倍。家庭非农劳动力人数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而不断增多，非常贫困户的非农劳动力人数为0.3，相对富裕户的非农劳动力人数为1.5，两者相差5倍。越是家庭收入高的分组，家庭规模越大，非常贫困户的家庭规模为2.2人，相对富裕户的家庭规模为3.7人。随着家庭年收入的提高，平均年龄逐渐降低，非常贫困户的平均年龄是56岁，相对富裕户的平均年龄是42岁。贫困户的身体健康状况好于富裕户，这可能与收入高的人较为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而收入低的人往往忽视自己的健康状况自认为身体是健康的有关。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平均受教育年限在各个分组之间没有明显的趋势性变化。 图1直观地展示了不同收入水平的样本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情况。参与平原造林的农户主要为非常贫困、比较贫困和一般贫困的农户，原因可能是平原造林采用了一个接近于市场价格的耕地流转价格，对于原本以耕地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低收入农户较有吸引力。参与退稻还林还旱的样本农户总量很少，主要为不太贫困户；参与退耕还林的农户中不太贫困和相对富裕户较多，可能是由于退耕还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劳动力从原来的回报率较低的林业生产中释放出来，释放出来的劳动力进入回报率比较高的劳动部门就业。参与林改分红的农户总体较多，参与者中不太贫困和相对富裕户较多。林改分红依据生态林的面积和质量核定之后，按照户籍和年龄平均分红，森林资源越丰富的村庄，林改分红金额越大。护林员中不太贫困和相对富裕户稍多，保洁员中非常贫困和不太贫困户稍多，护林员和保洁员一般采取年龄段内人员轮流或抽签上岗的形式，所以分布较前几项均匀。
图1 样本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情况 三、实证分析 1.模型设定和回归方法 在有关农户收入不平等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普遍认为地区禀赋差异是影响农户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但对于不平等总量的解释力在下降，而非农活动和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已成为解释农户收入差异的重要因素。(12)曲直和吕之望利用CHNS数据的研究结果显示，家庭规模、家庭劳动力、非农劳动力、人均耕地、地区变量、年龄结构、教育等均对农村收入有显著影响。(13)直观来看，生态补偿项目的减贫效应是复杂的，一方面现金补偿和生态就业岗位能够直接或间接提高农户家庭收入，产生正的减贫效应；另一方面，生态补偿限制了当地的产业发展和当地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造成劳动时间或劳动机会减少，产生负的减贫效应。生态补偿项目除了直接影响转移性收入以外，还会通过影响家庭劳动决策而间接影响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 根据前文中描述性统计揭示的现象并结合已有文献和研究需要，在实证模型中，家庭耕地面积、家庭林地面积表示自然资本情况；家庭非农劳动力人数反映家庭非农活动的情况；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平均年龄表示家庭的人力资本情况。由于被解释变量是家庭收入，不是人均收入，所以加入家庭规模作为解释变量；此外模型还包括村控制变量。为了区分现金型生态补偿项目和岗位型生态补偿项目对于农户家庭收入的不同影响，本文构建了pes_money和pes_job两个变量来衡量农户参与不同类型的生态补偿项目的程度。pes_job的取值范围是0到2，农户每多涉及一项岗位型生态补偿项目，pes_job的值就增加一个单位。pes_money的取值范围是0到4，农户每多涉及一项现金型生态补偿项目，pes_money的值就增加一个单位。最终农户收入模型设定为：
相关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见表2。 由于需要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进行回归，所以采用均值回归和分位数回归两种方法。均值回归考察解释变量x对被解释变量y的条件期望E(y｜x)的影响。如果条件分布y｜x不是对称分布，那么条件期望E(y｜x)就很难反映整个条件分布的全貌。而且由于均值回归最小化的目标函数是残差平方和
，所以均值回归容易受到极端值的影响。分位数回归使用残差绝对值的加权平均(比如
)作为最小化的目标函数，所以不容易受到极端值的影响，较为稳健。而且分位数回归能够提供关于条件分布y｜x的若干重要的条件分位数，能够对条件分布y｜x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假设条件分布y｜x的总体q分位数
是x的线性函数，即
，其中
称为q分位数回归系数，其估计量
可以由以下最小化问题来定义：(14)
由于分位数回归的目标函数具有绝对值，不可以进行微分，所以通常采用线性规划的方法来计算
。Stata 13软件提供了计算
的方法。
2.回归结果和结论 回归结果(表3)显示，两类生态补偿项目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同时也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岗位型生态补偿项目能够在低分位数上显著提高农户家庭收入，现金型生态补偿项目能够在中分位数上显著提高农户家庭收入，而两类生态补偿项目都不能够在高分位数上显著提高农户家庭收入。现金型生态补偿项目的系数在30到70分位数上显著为正，系数大小呈现倒U型分布，说明现金型生态补偿项目能够显著提高中等收入农户的家庭收入。但是，现金型生态补偿项目对极端贫困户的家庭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是参与现金型生态补偿项目的极端贫困户在参与项目前以农林业收入为主，参与项目后得到的现金补偿不足以弥补其机会成本。现金型生态补偿项目的均值回归结果比较显著，说明平均来看，现金型生态补偿项目能够比较显著地提高农户家庭收入。岗位型生态补偿项目的系数仅在10分位数上比较显著，系数为正，说明岗位型生态补偿项目能够比较显著地缓解极端贫困户的贫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金型生态补偿项目不能显著提高极端贫困户家庭收入的问题。80、90分位数上岗位型生态补偿项目和现金型生态补偿项目的系数都不显著，原因可能是对于高收入农户来说，不论是直接的现金转移支付还是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都很难显著提高其收入水平，应该借助于其他措施促进这部分农户的增收。 耕地面积的系数在所有分位数上均显著为正，说明农业生产仍然是农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随着分位数的上升，耕地面积的系数从0.07下降到0.01，相差7倍，说明耕地对贫困户的家庭收入的拉动作用较大，对富裕户的家庭收入的拉动作用较小，贫困户对耕地的依赖性较强，而富裕农户更少依赖耕地收入；耕地面积的均值回归非常显著，说明平均来看，耕地资本能非常显著地提高农户的家庭收入。林地面积的系数仅在10分位数上比较显著，说明极端贫困户的家庭收入比较显著地依赖林业生产，而林业又是与生态补偿联系最紧密的一个生产部门，所以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中应该特别重视其对林业产业发展的影响。10分位数上，耕地面积系数是林地面积系数的7.5倍，可见林地回报率较耕地低，从成本的角度看，林业用地更适于执行生态补偿项目。家庭非农劳动力人数的系数在所有分位数上均显著为正，说明农户更多地从事非农劳动，有利于农户增收。非农劳动力人数的系数在10分位数上最小，在90分位数上最大，最大值是最小值的1.8倍，说明贫困户非农劳动力的边际工资水平较富裕户低，贫困户更需要政府帮助其提高务工技能，达到与富裕户相同的非农劳动边际收益。非农劳动力的均值回归结果也非常显著，说明平均来看，非农就业能显著提高农户家庭收入。平均年龄的系数在10分位数上显著为正，据此推测极端贫困户的老年劳动力仍然是家庭的经济来源。平均年龄的系数在40到70分位数上显著为负，说明在中等收入家庭中，家庭成员的收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而且这种下降的趋势在越富裕的家庭表现越明显。村控制变量的系数仅在30和40分位数上比较显著，说明行政区划不同会造成农户家庭收入差距，但这不是造成农户家庭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系数在所有分位数上均不显著。
四、政策含义 第一，不同类型的生态补偿项目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不同。现金型生态补偿项目能够显著提高中等收入农户的家庭收入，岗位型生态补偿项目能够显著提高极端贫困户的家庭收入。两种类型的生态补偿项目均不能够显著提高高收入农户的家庭收入，需要借助其他措施促进高收入农户持续增收。现金型生态补偿项目普惠作用更突出，岗位型生态补偿项目扶贫作用更突出。在以后的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中，应该更多地发挥这两种生态补偿方式的互补性，避免单一的生态补偿方式的局限性。除了经济补偿以外，可以采取更加形式多样的补偿形式。虽然目前有转移就业培训、技术支持等形式，但是仍然不能满足生态服务提供者对于“补偿”的多维度的需求。 第二，如果生态补偿项目能够吸引更多贫困户参与，把提供生态服务和消减贫困结合起来，那么生态补偿财政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将进一步提高，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压力将进一步降低。参与现金型生态补偿项目的极端贫困户在参与项目前大多以农林业收入为主，参与后其自然资源利用行为受到限制，而目前的补偿力度不足以弥补其机会成本，没有实现极端贫困农户增收，应加大现金型生态补偿项目对极端贫困户的转移支付力度。虽然岗位型生态补偿项目能够缓解极端贫困户的贫困，但是其就业形式是临时性的、不稳定的，为了巩固岗位型生态补偿项目的扶贫效果，政府应着力实现其正规就业。岗位型生态补偿项目能够吸引村内劳动能力不强、不能外出务工、需要就近就业和没有资金来源的农民参与，而且其广覆盖性提高了农民的生态环保意识。农民会在较高的现期收入和稳定的未来收入之间进行权衡，大多更加偏好稳定的未来收入，如果岗位型生态补偿项目能够实现长期正规就业，那么其对农民的吸引力将更大。降低从农林业用地转变为生态用地的成本、更加明晰的产权界定、更加有效的基层组织等措施可以吸引更多的贫困户参与到生态补偿项目中。 第三，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之初应当将农户的异质性考虑进来。对于贫困户，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应该侧重于帮助其脱贫。对于富裕户，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应该侧重于激励其提供生态服务。特别是农林业用地转变为生态用地以后，劳动力从农林业劳作中释放出来，需要加紧制定更加详细的劳动力转移措施，加大就业扶持和培训力度，提高其非农劳动边际产出。没有参与到生态补偿项目中的农户，可能是由于其占有自然资源较少，而不能参与到生态补偿项目中，但是他们的生计也因为生态禁令的实施而受到限制，应该得到相应的补偿。生态禁令实施以后，往往使得贫困程度较深且年龄较大的农民不能继续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获得收入，又由于自身和外界条件限制不能获得其他的就业机会，学历、身体状况、年龄和资格考试等把许多扶贫工作中应该瞄准的“靶子”排除在生态补偿项目之外，这无疑加重了其贫困程度。 第四，生态补偿项目实施方式的科学性、不同生态补偿项目的协调性、同一生态补偿项目的连续性、各种生态补偿项目组合的有效性，还需要加强，还要着力避免不同项目之间的冲突、重叠和重复。应特别注意在实施生态禁令的同时，通过生态补偿机制促进农业、林业和其他产业良性发展。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良好的生态补偿机制能够在减贫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生态补偿机制的首要目标是有效地提供生态服务，因为生态补偿发挥减贫作用的前提是以提供生态服务为条件的生态服务付费，如果生态补偿项目变为纯粹的扶贫项目，那么将影响生态服务的有效供给。 注释： ①Wunder S.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some nuts and bolts[EB/OL]. ②王军锋，侯超波，闫勇.政府主导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对子牙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7). ③洪冬星.西部地区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及配套政策研究[D].内蒙古农业大学，2011. ④Engel S,Pagiola S,Wunder S.Designing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An overview of the issues[J].Ecological economics,2008,65(4). ⑤邓维杰.贫困村分类与针对性扶贫开发[J].农村经济，2013(5). ⑥Pagiola S.Can programs of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help preserve wildlife[Z].2003. ⑦Pagiola S,Arcenas A,Platais G.Can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help reduce poverty? An exploration of the issues and the evidence to date from Latin America[J].World development,2005,33(2). ⑧van Noordwijk M,Chandler F,Tomich T P.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nceptual basis of RUPES[J].Rewarding upland poor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World Agroforestry Center(ICRAF),Bogor,Indonesia,2004. ⑨王立安，钟方雷，王静等，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缓解贫困的影响分析——以甘肃南部武都区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3(7). ⑩李桦，郭亚军，刘广全.农户退耕规模的收入效应分析——基于陕西省吴起县农户面板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3(5). (11)侯一蕾，温亚利，金旻.林业生态建设对山区减贫的影响研究——以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 (12)卢晶亮，冯帅章，艾春荣.自然灾害及政府救助对农户收入与消费的影响：来自汶川大地震的经验[J].经济学(季刊)，2014(2). (13)曲直，吕之望.基于回归方程的中国农村收入差距的分解——兼论教育对收入差距的影响[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2). (14)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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