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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作家T·巴克(1885-1948)在《基希及其报告文学》一文中说到，报告文学的物质基础是“报纸，它的出现是为了给读者以新闻”（注：《基希及其报告文学》，《国际文学》1935年第4期。）。这不是说报纸一出现，报告文学就同时产生了，而是指伴随着近代工业迅速发展而繁荣起来的报刊为报告文学的产生准备了充足的物质条件，这种物质基础打破了传统文学的保守、封闭状态，促进了文学新的传播观念的产生与变化，促成了文体形式新的融合与嬗变。
一、报刊媒体对传统纪实文学的重大影响
16-17世纪，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出现，以及各国印刷业、交通运输、邮政通讯的逐渐发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逐步普及，以活版印刷、定期发行为标志的近代新闻出版物渐次取代了以提供商情、船期、外国情况的不定期的“手抄报纸”、“新闻书简”和单页印刷报纸等。1605年创刊于安特卫普的《新闻报》，到1617年改为周刊，被誉为欧洲最早的定期新闻出版物。1631年法国出版了新闻周刊《公报》（1762年改名为《法兰西公报》）。1644年，英国出版了周二刊《牛津公报》。1660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世界上最早的日报《莱比锡报》。1702年，伦敦出版了英国第一家日报《每日新闻》，4年以后，世界上最早的晚报《晚邮报》在英国出版。1785年1月，《世界纪事日报》于伦敦创刊，3年后更名为《泰晤士报》。这是延续至今的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报纸。1783年，美国第一家日报《宾夕法尼亚晚邮报》问世。1871年，日本第一家日报《横滨每日新闻》创刊。
中国近代报纸的兴起大大落后于欧洲和北美，自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在马六甲问世以来，由外国来华的传教士陆续出版的中文报纸有《特选撮要每月统纪传》、《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遐迩贯珍》、《万国公报》等。1872年中国近代第一家商业报纸《香港船头货价纸》更名为《中外新报》，外国商人又陆续在上海出版了《上海新报》、《申报》、《字林沪报》、《新闻报》等。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资产阶级也陆续创办了《昭文新报》、《汇报》、《述报》、《广报》等多种报刊。戈公振在《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中谈到：“据《时事新报》记载，由嘉庆廿年（1815年）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之四十年间中，计有报纸八种，均教会发行，至光绪十二年（1886年）增长到七八十种”，而到“民国十年（1921年），全国共有报纸一千一百十四种”（注：转引自朱子南：《中国报告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在近代报纸的飞速发展中，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当时的文坛都不可能事先准备好一套报纸文体与之相适应，报纸不得不从古典文学的仓库里借用适合于自己的文体。但是，这种借用并非简单地“拿来”即可，它所借用的文学文体必须受报刊功能“质”的规定的限制与改造。这是一个有所因袭、有所借用、也有所创造的过程，如果将这一行为过程也视为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的话，根据拉斯韦尔一个看似寻常却十分奇崛的理论：任何传播过程都可以分解成五个基本要素——“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产生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也就是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对象、传播效果共存于彼此衔接的链环中，任何环节发生断裂，传播就只能中止（注：段京肃、罗锐：《基础传播学》，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对于传播主体而言，新闻意识的确立是新文学突破旧文学藩篱的首要条件。萌芽期的新闻意识包含三个内容：一、所报道的是真实的事实；二、所报道的是新鲜的事实；三、报道的事实得以迅速及时地传播。在近代报刊之前，传统文学文体的应用者不可能有将个人作品作为公众信息传播的观念，而报纸大量出现之后，其信息发排的快捷与迅速，其固定化的受众群体就对创作主体构成了一种无法抵挡的诱惑，让他们认识到要反映社会、抨击时弊，最好的载体莫过于这种通俗化、大众化的大众传媒。于是，借助于报纸，对公众进行及时传播的文学创作观念渐趋成熟，并随之成了区分新文学与古老的纪传体文学的一个根本性因素。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第一版序言中，曾开宗明义地说道：“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之百世之后也？”他还进一步指出：“写作文章是为了应于时势，发其胸中之所言”。由此可见，报纸的产生与报刊文体的运用，最直接地促成了文学创作主体传播观念的变化。
就传播内容而言，近代报纸在告别了单纯以提供物价商情、船期、外国情况与一般教务活动的雏形阶段后，都曾进入长短不一的两个阶段：一是政党、政论报纸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报纸在相当程度上趋向于某政党或政府的立场而参与政见论争，其政治需要的功能大大强于新闻报道功能，报道内容也偏重于各国政局与政治斗争的变动情况与社会问题的揭橥。二是近代报纸的经营与新闻传播的活动不断增强其规模的阶段。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教育普及为基础，一方面，欧美各国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发展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变动与商业活动成了报刊报道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亚洲各国处于这种世界新秩序下的世态人情、外患内忧、社会事件、社会灾难等也成了这些国家报纸报道的主要内容，因此，新闻对报道题材的不同选择标准，也必然会影响到传统文学的价值判断，使文学开始自觉地反映时事政治，反映现实社会。
就传播形式而言，要反映生活中出现的前所未有的社会事件与社会问题，报刊首选的文体只能是古典文学宝库里以真实、时效见长的纪实性文体。其原因，在于诗歌虽然也可以迅速反映生活，但以抒情为主，无法容纳丰富的现实社会内涵；而通过艺术概括以虚构来反映生活的小说，又不能以真实的内容来直接实现同读者的感情交流。但是，报刊文体对纪实文学的借用也不是无条件的，这些新的要求是传统纪实文学无法满足的，这就迫使作家在原有纪实文体的基础上再进行新的探索，从而促成了纪实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与嬗变。
从传播对象来看，由于报刊传播方式的广泛性，国家的、社会的、个人的自我封闭状态被打破，人们在剧烈变动的时代环境中，往往以急迫的心情去寻求社会变动的信息与对这些变动意义的深刻理解。随着报纸反映现实的日趋广泛与深刻，受众往往不满足于对事实的简单粗略的报道，还要求具体、详实地报道事件的发展过程，并在获得信息的同时，也得到艺术的享受。此时，新闻与文学的结缘也必然孕育着新的变化。
总之，新闻事业的兴起与繁荣，对传统文学文体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谋求文体的创新、寻觅用新的表达形式反映活跃的社会生活及满足公众新的阅读心理，这些都使传统文学变革的步伐大大加快，文体样式的蜕变日渐新闻化。
1859年，洪仁轩在《戒浮文巧言喻》一文中提出“文以纪实”、“朴实明晓”、“要实叙其事”、“话语确凿”的文风主张，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自序中也提出“知文章所贵，在乎叙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中明确提出，文章写作应当“据事直书，实事求是，而曲直自分，是非自见”，强调了不讳饰、不讳言、以事实服人的重要。在民国初年这一重大历史时期，黄远生也发出了提倡新文学与创立“近世文体”的呼吁：“鄙人向日持论，谓今欲发挥情感，沟通社会潮流，则必提倡新文学；今欲濬发智虑，输入科学，综事布意，明白可观，则必提倡一种近世文体，使之合于文法及名学。”（注：黄远生：《远生遗著》卷四，第184页。）
就作家队伍的构成情况而言，当时的许多作家都兼有文学家与报人的双重身份。如王韬就曾任《华字日报》主编，而后又与黄平甫等人创办《循环日报》；进士汪康年与黄遵宪等创办了《时务报》；梁启超先是主编《中外纪闻》，之后出任《时务报》总编撰，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他们当时都以文名昭著于世，又都是报刊新文体的倡导者与实践者。这批具有深厚文学素养的文化人进入新闻领域时，同时也把文学笔法带进了新闻领域。当他们关注时事，创作文学作品时，也必然将较浓的新闻意识注入文学之中。
此时，作为古典文学一个分支的纪实散文的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虽然明代文体学家徐师曾作过“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记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的评判，但是，实际上在《史记》之后，除了少量的编年史与纪事本末体史书外，历代正史都尊从司马迁的体例。这些史书中的优秀人物传记，文体学上称之为“史传文学”的作品，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创作。与史传文学相呼应，一些以自传、铭墓志、神道表、传状之类为表现形式的“杂传文学”，以叙述各个地区风土人情、人文景观为主的风土记，记述个人或群体的游览过程，以此借景抒情、借景言志、借景论世的山水游记，以记载轶闻琐闻、野史稗史为主的笔记文也在同步成长，并在报刊文体的影响之下趋于成熟。
二、报告文学独立报道范式的萌生与成型
以报刊为依托，报告文学一面吮吸着古典文学的丰富营养，一面逐渐突破旧文学的藩篱。这种“自成面目，别擅体裁”的边缘文体在初始阶段寥如晨星，越到后来出现得越加频繁，和旧文学相分离的步伐也越来越快。
首先是承袭风土记、游记蜕变而来的风貌通讯与旅行考察报告。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以风土人情、奇风异俗、山水名胜的描写为主要内容的风土记、游记在近代作家与报人的笔下有了质的突破，报刊上出现了德国作家盖奥尔格·弗尔斯特的《莱茵河下游游记》、《环游世界旅行记》，德国人海涅的《旅行札记》，亚历出大·尼古拉耶维奇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普希金的《阿尔兹鲁姆旅行记》，美国人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英国人狄更斯的《美国札记》等一大批作品。这些作品虽然沿用了传统山水游记的“景色”、“旅行记”等名称，但在内容中融进了强烈的社会内容与抨击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批判色彩，作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以旅行记、印象记、通讯的形式记载下来，对教会制度、农奴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进行了暴露，其详尽具体的事实陈述，洋溢着充沛情感评价的特色，与单纯的风土记、景色记拉开了距离。对此，报告文学作家基希在《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中作了深刻的对比。他说：描写锡兰的游记是写这个“珍珠岛的美丽，冲激海岸的波涛的音响，永远在颠簸的木筏，往昔的王宫废墟，以及其它关于自然的美及古代文化的遗迹”，但旅游考察报告从这个岛上看到的却是“从十月到一月之间，有三万以上的儿童因虐疾和营养不良而死亡。这里的百分之八十的儿童，饿得连走到学校那样的力气都没有。这里的人民每日在鞭子下生活，土人什么工作都找不到，因为资本家从印度输入了更低价的劳动者。这里的人民吃着草根树叶，每日继续有人走着由乞讨到饿死的道路。”（注：基希：《一种危险的文学形式》，转引自《报告文学研究资料选编》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9～1212页。）着眼于新闻事件与社会风貌，注重报告的社会性，并带有社会评析色彩是旅行考察报告的显著特点。基希本人的创作成就也主要体现在旅行考察报告上。在他先后出版的《布拉格街头拾零》、《怒吼的新闻记者》、《世界冒险》、《秘密的中国》、《在澳大利亚登陆》、《广场奇闻》、《墨西哥漫游》等十几本作品集中，旅行考察报告占据了绝大部分篇幅。因此，基希常常被人们称为报告文学的鼻祖，他的作品也被认为是旅游考察报告的滥觞。
在我国，王韬的《漫游随录》除了记载他每日里“尝观典籍于太学，品瑰奇于各院，查火机的炒用，推求格致之精微”所看到的风俗文化奇观外，也处处流露出介绍异域见闻以“扩异观”、“增视听”、“广见识”、“博政观”的新闻传播意识与政治改良意识。李小池在《申报》上刊登的《东行日记》（后结集为《环游地球新录》），在介绍海外见闻时，常与国内情况相比照，力陈国外先进的工商机械、教育制度以图我国能有所借鉴与引进，其所表露的社会责任感更为明显。康有为的《意大利游记》、《法兰西游记》，将两国的“山川、国土、政教、艺俗、文物，而尽揽掬之，采别之，掇吸之”，以思用药治疗中国之痼疾。这两篇游记的性质，正如一研究者所言，“实际是康有为的两篇政治考察记”（注：钟叔河：《寻找真理的康有为》，《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5页。），与一般游记有较大的区别。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着力摒弃了从前中国游记“多纪风景之佳奇，或陈宫室之华丽，无关宏旨，徒灾枣梨”的写法，又在文中“时或加以论断”，作品明显地带有社会性考察报告与政论性的特征。因同样的性质，徐建寅的《欧游杂录》、张德彝的《随使法国记》、黎庶昌的《西洋杂志》、钱单士厘的《癸卯旅行记》、《归潜记》等也可视为具有旅行考察报告初始形态的作品。
成熟形态的我国旅行考察报告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朱子南先生在《中国报告文学史》中颇具创见性地论述到：“二十年代问世的周恩来的《旅欧通信》风格壮丽、文字朴实，在据实直书中融入精辟的评析；瞿秋白的《赤都心史》与傅雷的《法行通讯》则语言华美，以抑扬有致的笔触报告事实，抒写心灵。他们或以政论家的风范跻身于文学创作，或以美文家的仪态致力于社会报告，以各具特色的作品延续、发展着作为萌生形态报告文学之一的海外旅行考察报告而使之成形，并以它的完成形态开辟着后世海外旅行报告的创作道路。”（注：朱子南：《中国报告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版，第154页。）30年代以后，以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初集、二集、三集与《萍踪忆语》、林克多的《苏联见闻录》、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为代表，海外旅行考察报告的创作进入高潮，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又以独特的向“内转”的视角，成为国内旅行考察报告最为光辉的典范作品。这两类旅行报告，以其内容的独特性而作为报告文学的一个分支在以后的每一时期都有佳作，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其次是由承袭纪实性散文、杂记文体中的大事记、人事杂记、战记等蜕变而来的事件通讯、社会事件报告。鸦片战争时期，我国报纸书刊上大事记、人事杂记、战记极为活跃。如甦庵道人写的《出围城记》、隐园居士写的《京口偾城录》、朱士云的《草间日记》、李福祥的《三元里打仗日记》、无名氏的《三元里平英录》、彭翊的《书广州香山县守城事》、李应珏的《浙中英事纪略》、汤纪尚的《纪定海兵事》、陈庆年的《道光英船攻镇江记》、曹晟的《夷患备尝录》等。这些作品虽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纪实性散文与杂记文的案臼，但问世的及时与传播的迅速，以及“所记大都檄实，在文学上也有可称者”（注：阿英：《关于鸦片战争的文学》，《鸦片战争文学集》，中华书局1957年2月版，第3页。）的特点，已使这些作品具有事件报告的新闻性与文学性特质。1911年4月27日，广州爆发了反清起义。时仅一月，《南越报》就以“近事小说”为名，连续五十七天刊载了黄小配所写的《五月风声》。作品不满足写事件的事略与粗陈梗概，而是调动种种艺术手段设置悬念、描绘事态，作品现场感浓烈、情节波澜起伏，以文学手法状写新闻的表现技巧已达到一个相当的水平。有评论者甚至认为《五日风声》“已充分显示了它作为报告文学的文学特色”，“是目前我们所知的最早的报告文学”（注：钟贤虎、谢飘云：《中国最早的报告文学》，《广州研究》1984年第6期。）。尽管这一论断依然把报告文学的起源判定为某一作品，但是他们对雏形形态报告文学的认定可谓是独具慧眼。
此后，对纪实性事件的报道衍生出两种形式，一是事件记，二是情况记。事件记重事件报道的完整与详实，情况记重一地一时的最新情况及事态概貌通报。前者发展到辛亥革命之后，经黄远生的身体力行有了更大发展，事件通讯益臻成熟。黄远生的《大借款波折详记》、《借款交涉内脉之解剖》、《一年来借款交涉始末记》、《张振武案始末记》、《张振武案—礼拜之经过》、《张振武案之研究》、《政界内形记》、《最近之秘密政闻》等作品，真实地报道了人们迫切要求了解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反映了风云变幻时代的社会风貌。在报道方式上，黄远生娴熟地运用深度报道的方式进行事件的连续报道与解释报道，不以平实地报道一件事为满足，而是围绕重大新闻事件，提供大量的新闻背景材料，提示事件的本质，分析其利害得失，预测其发展趋势，不仅报道事件“是什么”、“怎么样”，还着重提示出“为什么”，文体风格融入了相当的政论色彩。此外，刘禺生的《新华宫秘密外交》、徐彬彬的《都市奇观》、《恢复奉直之趋势》、陶菊隐的《一片龙旗出北京》等也是独步一时的事件通讯。徐彬彬的“通讯”在写实的基础上，更注重文学性，被评论界称为“古典的华丽通讯”，出现在港报上的《英皇伊丽莎白加冕记》及《巴黎繁华记》，在文学手法上也颇为考究，故又称为“特殊的隽趣通讯”。这些纪实生动、人物写得鲜活有生气、“名为‘通讯’的文字，被称为‘新闻文学’的典型笔法，其特点是：纪实性；生动形象性；新闻性。因此，实质上具备了后来‘正名’之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注：张惠仁：《新闻写作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38页。）
经黄小配、黄远生等人的过渡，在“五四”这个文体大变革的时代，事件报告终于孕育成形。《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以其时代性、真实性、文学性与政论性的兼容性质，标志着事件报告的脱颖而出。这些作品对事件过程展开完整的记叙，典型场面与细节扣人心弦，形象清晰，报道深刻。在这里，文学的表现手法再不只是作为一点因素一些事件报道的文学佐料而存在，而是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二八事变”之后，阿英以南强编辑部的名义辑录了当时报纸上反映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作品28篇，冠书名为《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事件报告以报告文学“合集”的形式得以体现。从此，事件报告文学作为报告文学的一种独立文体范式，开始为广大受众所熟悉与接受。
再次是由承袭史传文学、杂传文学的人物传记嬗变而来的人物特写与人物报告。在明清时代，我国的史传文学与杂传文学型人物传记在艺术美学上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拥有了自身不同于传统的鲜明特色。一是许多作品已不是为已故之人立传，而是为现世之人作传；二是取材广泛，无论是张扬个性解放、具有叛逆精神的狂人形象，还是忠臣义士、孝子节妇、市井细民都一一进入了作者笔下；三是除了正史纪传的体式外，多采用逸事状的体式来状写人物。近代报刊出现后，专门记述人物的文章不多，偶有为之者，也与当时杂传文学无大的区别，极少新闻味道。辛亥革命前后，许多报纸都热情赞颂为资产阶级捐躯的仁人志士，并迅速为烈士们立传。比如革命党人万福华，刺杀前广州巡抚王之春未遂而被清政府杀害。《丛报》特别刊载《万福华传》进行悼念。文章以荆柯比之，评价他“以一身为天下报仇，虽身死咸阳，亦足褫强秦之魄。而君事适与相类，志虽未达，然汉土遗黎，惕然知俄人弗足恃，联俄之谋，或可稍寝，则君功为不朽矣”！女革命家秋瑾被害后，报纸上也发表了《秋女土遗事》、《秋女士传》等报道。
此时的人物报道有三个特点：一是时效性。报道选择的都是当时政治风云中的新闻人物，及时传播的观念得以增强。二是真实性。报道的时间、地点、人物的姓名和事件的过程及细节都如实记述，没有传记文学中的虚构成分。三是生动性。报道记人叙事，力求形象具体，文风生动活泼。1911年7月，《民力报》以《革党林觉民小史》、《革党之两人物传》为题，连续刊载了反映辛亥广州起义烈士的传记式人物特写。这两篇作品对于人物新闻性的及时捕捉与报道，显示出报人们新闻意识的增强。前者以人物的生平为线索，注重通过细节描写与场面描写来刻划人物形象，将林觉民在巷战中英勇无畏的神态以及在公堂上慷慨激昂之言辞表现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地显示了一个革命前驱者的形象。后者是包括《刘六湖》与《陈可钦》两篇人物报道的合传。作品以白描手法刻划人物形象，以概叙的方法交待人物的生平与背景，写作上开始摆脱传统人物传记的正史状与逸事状体式。黄远生的《记者眼光中之孙中山》、《外交部之厨子》、《记太炎》等作品是人物特写的成形之作。作品一改传统传记的传记体笔调，而从人物的某一侧面或某一事件切入，运用烘托、反衬、插笔等艺术手法刻划人物，其结构精致，剪裁巧妙，文笔活泼，浓彩重抹与白描手法相得益彰，细节的描述与人物形象描写寓绘形绘声、亦庄亦谐于一体，具有强烈的文学色彩。有人评论，黄远生的人物特写“在某种程度上已具有报告文学的雏形”（注：牛仰山：《黄远山通讯报道的幽默性》，载《中国近代文学百题》，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214页。）。
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抗日烽火之中，出现了大量的人物报告，代表作是黄钢的《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作品巧妙地运用电影的分镜头手法，“拍摄”出汪精卫卖国投敌而又乔装打扮的两面嘴脸以及他丑恶的灵魂，昭示出作品以人物的形象塑造为创作之本，强调人物的典型化意义的审美追求。丘东平的《吴履逊和季子夫人》、《第七连》，骆宾基的《“我有右胳膊就行”》，萧乾的《刘粹刚之死》、《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曹白的《杨可中》都是人物报告脍炙一时的优秀作品。沙汀的《记贺龙》、刘白羽的《记左权同志》、周而复的《诺而曼·白求恩断片》、萧三的《续范亭先生》、杨朔的《毛泽东特写》等则显示了解放区人物报告的硕然成果。1979年，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是人物报告的又一里程碑，以它为标志，中国报告文学掀起了又一轮人物报告的高潮。
第四是承袭古代笔记文中的灾祸记、离乱记而蜕变而来的社会问题报告。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报刊出现了一批以当时的自然灾难为背景的述说灾民生活惨状的报道。1878年4月25日与6月27日，《申报》先后发表了《天津就食饥民惨状》与潘少安所写的《豫行日记》。与传统的反映兵祸、匪患、死别与灾荒的文人笔记相区别的是：这两篇作品虽然不脱以“我”为叙述视角的笔记体体式，其表现内容却主要是作者经过采访、调查而获得，并非作者的亲历亲闻。作品记载了重灾以后，赤地千里，饿殍遍地，卖妻鬻女，易子相食的惨景，并适时地在作品中点评时事、挞伐邪恶，显示出试图以此影响事件进程、促成问题解决的进步思想倾向。这种以社会问题为价值取向的报道在此后的报刊文体拓展中也偶有所见，但与其它报道范式比较，其步履却显然要滞得迟缓许多。
三十年代初期，在“左联”发出“全体联盟员到工厂到农村到战线到社会底层去”，写“那边展开着迫切要革命的非人的苦痛的生活”后，众多的反映社会底层生活的作品涌现出来，题材涵盖了当时诸多社会问题。如楼适夷的《纺车的轰声》、洪深的《天堂中的地狱》、阿英的《澉浦通信》就分别展现了当时中国纺织女工、盐业工人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农民佃户与小业主的悲惨遭遇与生活状况。1936年，夏衍在继杨潮的《包饭作》之后，又一次涉猎到“包身工制度”与“包身工”非人待遇问题，他的《包身工》以戏剧与电影创作的场面表现方法，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包身工悲惨生活场景，以周密的问题背景透视，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包身工制度在当时中国发生、发展的政治、经济的原因，使之成为中国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第一块丰碑。
由此可见，如同小说渊源于经史百家、神话传说，经过“志怪”（记录异闻）、“杂录”（叙述杂事）后，才成为一种独立文体一样，报告文学的萌生、成长与成形也得力于报刊媒体与新闻文体对传统纪实文学的借鉴与发展。在报刊媒体特有功能及效应的规范下，报告文学走了一条迥异于传统纪实文学的道路，从报道观念、题材选择、文体特征等方面产生了许多与报刊相近而与传统文学观念相悖的特征。正因为此，报告文学才以古代文学的滋养为根基，以报刊为依托，数量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范式由单一到多样、作者由一元到多元、发展由慢到快、文体特征由隐趋显，最终才从对传统纪实文学的依附中脱离出来，由附庸而自立门户，蔚为大观。从历史的、宏观的角度来看，报告文学正是在走它自己该走的路，也是一条文学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经之路。对于它与报刊特殊的血缘关系，当代报告文学应当加以充分的尊重与强化，而不是淡化，甚或消弥这种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报告文学成为当代意义的报告文学，而不是传统意义的纪实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