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与民族文化本体的重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文,民族文化论文,金庸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金庸小说在内容上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在形式上融历史入传奇、借传奇表现传统，并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结合部切入进行多重超越，形成了大俗大雅、至幻至真的独特风格。创造了超越细节真实而诉诸理念真实、文化真实的小说样式。金庸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诸多成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找到了一条弘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正确之途，对我们重塑民族文化本体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金庸小说 文化本体 现代意识 重塑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指出：“世界政治的重大冲突将发生在归属不同文明的国家和群体之间”，“文明冲突将是现代世界冲突演变的最后阶段”，“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将由7至8种主要文明的相互作用来塑造，这些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可能再加上非洲文明，未来重大的冲突都将爆发在这些不同文明间的地理分界线上。”事实上，在现代意识的指导下重塑民族文化本体已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近百年来的文化选择的历史实践也已经表明，作为“儒教文明”的中国只有走“民族化”的道路才能真正地实现现代化。然而，不管是活跃在海外的“现代新儒家”所主张的“返本开新”，还是我们所提倡的“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虽不乏观点上的合理性，却未能在实践上大见成效，在这种历史处境中，我们发现了金庸小说的价值。金庸小说由于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富有成效的阐扬和艺术上的杰出成就而超越了一般的武侠小说，甚至如严家炎先生所说：“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金庸小说作为二十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的光彩篇章”。〔1〕
金庸小说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史上取得相当的地位，从内容上来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能在充沛的现代意识的融透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和显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因此，金庸小说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另外，形式上的成功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其一，以传奇表现传统。传奇是自古有之并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小说形式，但以传奇表现传统却是金庸小说的独创。金庸小说不拘泥于细节的真实，甚至刻意追求超越细节的真实，直接诉诸人们心灵的最深层次，达到了理念的真实、文化的真实，从而创造了一种具有诗的功能的文化小说样式，以至幻至真为其突出特征。其二，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接合部切入。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化时都发现了文化传统横剖面上的不同层次，即“层级性”结构问题，余英时则认为这种层级性结构的主要分界线应该在于“大传统”和“小传统”即上层知识阶级的精英文化与下层平民的大众文化之间。〔2〕毫无疑问，“小传统”是“大传统”的基础，“大传统”又对“小传统”起着导向作用，两种“传统”存在着对立而又融通的关系。金庸小说从两种“传统”的接合部切入，一方面以“小传统”中富有活力的文学形式向“大传统”渗透，并因此把“小传统”中的合理成分输入“大传统”；一方面又把“大传统”中的文化理想融汇到“小传统”中去。这样，既超越了“小传统”文学样式中某些“俗”的方面，也超越了“大传统”文学样式中某些“雅”的方面，做到了大俗大雅。金庸小说在艺术形式上表现出的大俗大雅、至幻至真的特点与其阐扬传统文化的宗旨和谐地统一起来，创造了一种小说的现代民族形式。这些成功的尝试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一条弘扬民族优良传统的正确之途。
一、“武”与“侠”——征服世界与完善道德的恒久渴望
“武”与“侠”决不仅仅是武侠小说中的概念，更是传统文化里的重要概念。在伦理本体型的文化中，“武功”、“武力”、“武术”等以“武”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是人们征服社会的渴望，“侠客”、“侠义”、“侠行”等以“侠”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则是对完善道德的祈盼“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杀”，“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两者的终极目的都是建立一个理想的桃园世界，所谓“侠”是目的，“武”是手段，两者在行为方式、道德追求、文化理想等方面和谐地统一起来。
金庸小说对“武”与“侠”的合理因素进行了富有现代意识的创造性的阐扬，它没有表现出依靠武力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倾向，而是从武德和人生境界两个方面对“武”作了深刻的阐释。在金庸小说中，武德的高尚与卑下是决定武功成败的根本因素之一，并进一步把武德分为社会道德和文化道德两个方面。作为社会道德的武德要求练武要有“振人不赡”、“扶危济困”的正确指导思想，否则就成不了“正果”或根本练不成绝世武功。郭靖、萧峰、袁承志等大侠之所以能以武功冠绝一时，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有高尚的武德；欧阳锋、东方不败、丁春秋等人最终落得悲惨可耻的下场，也是由于他们的卑下乃至邪恶的武德所致。作为文化道德的武德，实质上是对待文化的态度，主要表现在对武功的理解、选择和练功的方法上，由此而分出所谓的“正派武功”和“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在文化背景上符合儒家、道家乃至释家哲学的和谐理论，主张性、命双修，顺应了社会伦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于构建弘大刚毅的人格。“邪派武功”则破坏人自身及宇宙万物间的和谐，追求“片面的深刻”，违反人性准则，最终只能玩火自焚。武德的这些方面又是相契合一致的，“为国为民”的大侠郭靖练的是符合《周易》文化精神的武功“降龙十八掌”，而谋图纂位、希逞私欲的东方不败则练戕害人性的“《葵花宝典》神功”，这种武功与人格的统一就构成了富有文化意味的完整的大侠品格。的确，伦理本体型的文化容易走向“泛道德主义”，而“泛道德主义”又是阻碍民众觉醒和诱使道德滑坡的重要根源之一，但必须看到的是，“泛道德主义”属于封建政治意识形态的范畴，与传统的文化理想有着本质的区别，金庸小说正是通过对文化理想范畴的道德的强有力的张扬和富有现代意识的重建来有效地阻止“泛道德主义”的滋生泛滥。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在文化意识上的特点，即民族的伦理本体和个人的道德自觉，一旦失去了这一点，我们的民族就会失去文化上的凝聚力，就会散乱、堕落乃至消亡。金庸小说把历史上具有一定道德色彩的武功变成了体现文化理想的符号，把儒、释、道乃至诸子百家学说中的合理成分相互融通并形象地显现出来，超越了伦理说教和道德劝化的层次，从文化、哲学的高度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在金庸小说里，武功绝不是单纯的外在的技击，而是与人的生活经历乃至生命感受密切相关。作为道家文化象征的老顽童周伯通晚年练成了“左右互搏术”和“空明拳法”，飞扬佻达的杨过在经历了人事惨变之后悟出了“黯然销魂掌法”，其实这已不是武功，更不是武术，而是人的心灵情感的外向宣泄，是人们的生命外化形式。在这里，武功与人的生命相互融透，武功也就因此升入了文化本体。金庸小说从武德和人生境界两方面来阐释武功，实际上是借最为通俗、形象的形式阐释了最为深刻、精奥的哲理，并使之成为重塑民族文化本体的基本要素。
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主要可以分为三类：民间侠、儒侠和道侠。民间侠的典型代表是萧峰，他具有历史上一般侠客的讲义气、重然诺、扶危济困等优良品格，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古往今来的侠客中最为潇洒不羁、纵横无束而又豪爽纯真的性格和深厚的怜悯情怀。他的结局尤为特出，为息两国之争，救生民于涂炭，他不惜以自杀震慑辽国，警醒大宋，这就给人们留下了无法逃避的思考：胸前刻着青郁郁狼头的“野蛮人”与高坐朝堂之上满口仁义道德的衮衮诸公相比，哪一类人更文明？传统的华夷之辨、畛域之分到底是对是错？实际上，这是借萧峰之死把普通百姓心灵深处的光华逼显出来：在任何历史时期，萧峰所代表的正直、朴素、真诚和献身精神都具有不灭的价值和意义。儒侠的典型代表是郭靖，他的身世经历极其符合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观念，他的性格符合孔子的“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仁矣”的论断，他的作为和结局更使他成为“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他具有远大理想而又积极行动的大侠品格有着鼓舞人心的作用。道侠的典型代表是张三丰，他清虚自守、圆融无碍、慈善为怀而又不是遗世独立，他的清明澄澈的智慧和静穆高大的人格会赢得人们的恒久景慕。
应当说，侠义精神是一种具有积极合理因素的民族文化精神，起码是一种对黑暗邪恶势力的反拨力量，正是因为有侠义精神的普遍存在，民间社会的正义力量才得到保证，上层社会也才能从中提升出“为民请命”和“拼命硬干”的精神，塑造出“民族的脊梁”。金庸小说对传统的赴土困厄、私相复仇、依附清官等带有严重局限的侠义精神进行了超越，从侠义精神的最本质的内核入手，抓住其中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因素，按照现代观念的要求对其进行了新的创造。萧峰、郭靖、张三丰这样的形象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但因融入了现代意识，让现代人感觉到了深刻的文化真实，这就是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的成功范例。
从传统文化的本质上看，征服社会的目的是为了完善道德，完善道德的目的则是为了更好地征服社会，构建更为理想的社会存在，因此，“武”与“侠”是从传统文化的本质深处生发出来的两个概念，体现了传统社会中人们对于理想世界的恒久渴望。在当今社会中，“武”与“侠”的外在形式已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但其内在的文化精神却必然也必须生生不息，因为民族作为一种文化存在是不能离开自己的文化而独立于天地之间的。
二、“情”与“理”——本真生命与道德禁锢的纠结与冲突
“情”与“理”的冲突恐怕是人类生命历程的恒久冲突之一。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情”与“理”一直是被当作人性的两个方面来对待的，传统哲学围绕着对“情”与“理”的认识及其关系问题展开了长期的争论，形成了不同的哲学流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如果能联系社会发展史来考察哲学发展史，就会发现一种很有意味的现象：在哲学上如果“情”能稍稍抬头，则社会往往显得富有生机和活力，反之则死气沉沉。当然，中国封建文化的根本性质决定了“理”总是要胜于“情”，因此，处理好“情”与“理”的关系对于重塑民族文化本体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金庸小说里，“情”与“理”主要表现为人的本真生命与道德禁锢的恒久冲突，具体说就是爱情与俗常规范的冲突。显然，金庸小说既没有表现出脱离中国文化实际的滥情倾向，也没有做抑情绝欲的道德说教，而是合理地张扬了人的本真生命，对传统的禁锢社会和人的发展的“理”进行了合理的突破，或是讴歌富有现代意识乃至恒久的价值的爱情，或是提供认识价值，使人引以为戒，把传统的爱情赋予了浓郁的文化色彩。
从整体上看，金庸小说最大的成功之一是通过爱情描写而为我们建构了一种携手走天涯的人生范式，毫无疑问，这种人生范式既是对传统的僵化、陈腐的人生范式的突破，又是一种诗意的人生，由郭靖与黄蓉、杨过与小龙女、令狐冲与任盈盈、袁承志与温青青、陈家洛与霍青桐等人共同构建起的这种人生范式有着恒久的激动人心的力量。在携手走天涯这一人生范式中，“走天涯”是指仗剑行侠，“携手”则是指与红粉知己共闯江湖。仗剑行侠之诱人，尚不在其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倒多是为了肆逞已志，抒解久遭压抑的情绪，更甚者则是以江湖为江山去建功立业，获得社会实现感。“携手”的妙处就更多了，沙里淘金、自择伴侣，遍尝男女风情，且不必金屋藏娇，尽可以幸福炫人。这“携手走天涯”五字，既能满足人的社会实现的要求，又能使人充分享受感性生活，的是人生妙诀。其妙处还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实现的方式：“走”。豪迈、刚烈、苍凉、忧伤、潇洒、自由，一“走”，就全出来了。从这一意义上讲，“携手走天涯”确实是一种诗意人生。三分侠骨，七分柔情；七分剑胆，三分琴心，这种融“水浒”与“红楼”于一体的人生范式，既是植根于传统文化深处的，又是为正统的封建观念所不容的，因为她把传统文化中符合人的本真生命的内在的合理因素张扬出来，与维护封建等级秩序、道德观念的封建政治意识形态有着尖锐的冲突，并对其发生着撞击性的破坏作用。也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这一人生范式才对现实乃至未来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这种携手走天涯的人生范式之中，各人的情况又是千差万别的。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几乎是一种纯粹的象征，象征着世俗观念、伦理道德乃至所谓的“正人君子”们对人类最纯洁、最美好爱情的扼杀。杨过身世凄苦，自幼养成了愤激而又飞扬佻达的性格，小龙女自幼入古墓，儿近老庄所谓的“婴孩”状态，他们的爱情恐怕是人事间不带丝毫世俗色彩、功利色彩的最契合人的本真生命的纯洁的爱情。但当这一爱情被带出古墓时，因有师徒之分而遭到了黄蓉、郭靖、整个武林乃至社会的拒斥，使杨过和小龙女历经数次惨烈的分合。小龙女的形象使我们想起了庄子的“神人”，“神人”之爱遭受封建观念的残酷迫害，这就不仅仅具有社会层面上的“反封建”的意义，而且是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反思了文化理想与封建政治意识形态的矛盾，为重塑民族文化本体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作为书生侠客的陈家洛倒颇似一位古代的“人文主义者”，他虽然没有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式的对事物及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的思考，但他对于霍青桐和香香公主的选择、对皇帝的轻信、为救周绮之子而放掉乾隆皇帝等做法已证明他试图把传统的文化理想施诸现实之中。他不选择部族首领霍青铜，而是爱上了霍青桐的妹妹香香公主，这一方面说明他的书生气质使他永远成不了只关注现实利益的政治家，一方面也表现了传统男性文化品格中天然虚弱的一面，试图在内倾的和谐中寻求意义，再加上陈家洛轻信乾隆，以献出爱人来换取乾隆的“反正”，就构成了这样的寓意：以文化理想来取代现实政治。当然，陈家洛作为本质上的书生在这“书”与“剑”的“恩仇”中只有失败，但却正是这文化理想之“书”对现实政治之“剑”的不断的殉难式的矫正才使中国历史不致沉落。
相对于上述的爱情模式，郭靖与黄蓉的爱情更具有认识价值。郭靖作为“为国为民”的大侠，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在与黄蓉的爱情关系上，却陷入了“情”与“理”的复杂纠葛。黄、郭之爱的传统观念上的真实性和文化理想上的不合理性使我们产生了这样的联想：任你怎样活泼轻柔、聪敏灵慧的女性也奈何不了木讷刚毅、质实朴拙的男性，不论怎样鲜嫩娇美、天趣盎然的感性生命永远挣脱不了僵硬冰冷、专横残忍的传统理性的铁掌，所谓“巧妻常伴拙夫眠”应是一声历史的浩叹。黄、郭之爱还因以牺牲黄蓉为代价对郭靖做出虚幻的补偿而浸透着传统的道德宿命意识，这种意识是一种道德上的虚幻的承诺，告诉人们只要恪守传统道德就会获得一切，所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即使此生不谐，来世亦必可得，因而具有极强的麻醉作用。韦小宝的女性观是妇女＝妓女，爱情＝占有，结婚＝生殖，金庸小说在探索国民性时对这一充满流氓意识的女性观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和批判。李莫愁的变态的爱情观实际上反映了不为我所有便要毁灭的嫉妒心理和小农意识。康敏的爱情观实际上把爱情政治化，要做爱情霸主。任盈盈与令狐冲的爱情带有一定的自由色彩，张无忌的爱情经历透显出更多的平民意识，而段正淳的爱情观似乎带有对爱情终极状态的思考，有一定的浪漫色彩和未来意义。可以说，金庸小说通过对各类爱情的描写全方位地表现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意识，不仅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更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清末民初小说批评家管达如说：“英雄、儿女、鬼神为中国小说三大要素”。〔3〕“武”与“侠”属于“英雄”的范畴， “情”与“理”属于“儿女”的范畴，金庸小说借助传统小说要素来充分阐扬了传统文化，营造了一个完整的文化世界，把传统引向了现实。
三、传奇与传统——亦奇亦史、亦幻亦真的和谐统一
“武”与“侠”、“情”与“理”仅是从传统小说模式切入金庸小说的一个视角，金庸小说在“英雄”与“儿女”这两个传统小说的要素上已有了崭新的突破，真实，金庸小说最大的突破还是在于创造了融历史于传奇，再借传奇表现传统的具有史诗意味的小说样式。在这种小说样式中，历史被深化为民族心灵的轨迹，历史事件被点化为代表民族性的符号，而与此无关的所谓“历史真实”则被删除；传奇这种传统的小说样式也不再张扬荒诞离奇的情节，而是变为表现文化真实的文学手段。因此，金庸小说的文化内涵远远超过了“英雄”、“儿女”所能达到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达到了史诗的深度。
在十五部金庸小说中，绝大多数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其中主要的六部则与具体的历史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分析这些小说中的侠客形象，可以看出侠客何为。《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实是一位民族英雄，他想实现的正是儒家的“爱人”、“仁政”、“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天龙八部》里的千古大侠萧峰企望以死来消弥刀兵，使天下永得太平。《鹿鼎记》里的天地会虽是一个政治组织，但其首领陈近南则是一个兼侠客、忠臣、民族英雄于一身的人，更显示出他以侠客的身分去实现社会理想的企图。《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虽打不破书生难成大事的历史定律，但他的失败及归隐异域正使我们看到了他身上的理想成分。《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空为一教之首，但因为人太过诚实淳朴，只好把开国皇帝让给了朱元璋。《碧血剑》则更为特出，袁承志自幼受一群忠烈之士的熏陶，满拟可以杀昏君，报父仇，造出一个理想世界，哪知崇祯无道，李自成也非明君，失望之余，只好归隐海外。再加上《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归于玄寂，《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和任盈盈“曲终人不见”，《连城诀》中的狄云和水笙逃避深山，真是一部悲壮的侠客无奈奏鸣曲。由此可见，不论是以“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的袁承志为代表的归隐型侠客，还是以“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郭靖为代表的死节型侠客，他们的愿望都是要除尽不平、解民倒悬，建立一个德化淳美的桃园世界。作为历史的真实，他们的目的是达不到的；作为文化的真实，他们的行动和理想却有着永不磨灭的价值和意义。金庸小说把这两种真实统一起来，在描写过程中充满了积极昂扬的精神，这无疑是对文化传统中这一最基本的合理的文化精神的有效的弘扬，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民族文化本体中，侠客们的这一理想追求都将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其实，文化形态的侠客是由文人创造出来的，千古文人侠客梦，千古侠客梦桃园，文人与侠客原是二而一的文化存在，中国的“历史国情”给予文人与侠客以悲剧式的定位，使他们在不断的失败和殉难中显示出价值和意义：他们所代表的文化理想因此不断地渗入社会现实。金庸小说在融历史入传奇时透显出这种历史进程，并肯定了其合理意义。
对于恩仇观念和正邪观念的超越表现了金庸小说的开放情怀。中国人生而在恩、仇之中，报恩与复仇成了他们完成道德形象和实现个人价值的主要社会行动方式，所谓“丈夫第一关心事，受恩深处报恩时”集中表现了这一思想。但这种“报”与“复”往往使人陷于一己之私而变成卑庸乃至邪恶之徒，金庸小说批判了只顾一己之私的“报”与“复”，使之与国家民族和文化理想相联系。林平之与谢逊均为一家之仇而丧心疯狂，下场亦可悲，袁承志先是为报父仇而学艺，后来通过对崇祯、皇太极和李自成的一步步的认识，终于明白了家仇、国仇、天下仇皆无从报起，从而成为极具文化色彩的大侠。对于正教与邪教，金庸小说不是采取僵化的态度，而是着重表现了其相互包容、转化的一面。作为“邪教”的明教最后淹有天下，而作为“正教”的六大门派却日渐衰微，这些结局的安排，都表现出尊重合理因素、化解恩怨、消除障碍、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积极意识。
《天龙八部》是一部极富宗教情怀的杰作。它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的非人世界，在这里，无时无处不充满着怨和恨，而这些怨和恨又无始无终，无因无由，理说不清。《天龙八部》是一部十分深奥复杂的小说，它没有停留在简单地宣扬佛教思想的层面上，而是把儒家的“爱人”的悲天悯人的情怀、道家的万物齐一的思想、释家的破孽化痴的感悟融为一体，由此而指向了反对“异化”和匡扶人性的主题。萧峰之死和慕容复之疯又对全书起了至关重要的点化作用，使小说表现出对美好的社会、人性的宗教式的热情和渴望。《天龙八部》已经显示出从宗教角度对文化传统进行探索性思考的倾向，这一点在重塑民族文化本体时应尤其加以注意。如果说《天龙八部》“虚”到了极处，那么《鹿鼎记》则“实”到了极处，二者似“双璧”相映生辉。《鹿鼎记》是一部探索民族性的杰作，可以说，她是表现小农意识，流氓意识、市井民俗等社会心理和俗文化意识的百科全书。小说通过韦小宝这一独特的人物把最上层与最下层、庄严事业与歪打正着的无赖行经、正统英雄与传统小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在最广阔的天地内展现了韦小宝的精神世界，也全方位地挖掘了小农意识。在这一点上，《鹿鼎记》与鲁迅先生前期对国民性的探索颇有相通之处。同样是小农意识某些方面的表现，阿Q时时处处失败而韦小宝时时处处胜利， 这是由于作家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所致。鲁迅先生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考察小农意识是怎样阻碍民族的现代化进程的，金庸先生则侧重考察小农意识在封建社会处于怎样的一种如鱼得水的存在状态。至于小流氓出身的韦小宝最后竟要被当时的大儒和天地会群雄推举做皇帝，就更明确地指出了封建制度的文化实质。另外，以韦小宝的“士可辱而不可杀”的“精神胜利法”为特征的活命哲学，以及小说从整体上表现出的反文化倾向、反英雄倾向和生殖至上的观念等，都是民族的根性。小说以亦庄亦谐的笔调对某些文化实质和劣根性进行了严肃的揭露、辛辣的讽刺和痛切的批判，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在民族文化的发展走向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
当然，金庸小说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文化中负面因素的影响，小说中的大多数侠客的结局都是与丽人偕隐，在“英雄梦”与“儿女情”这两种人类最本原的冲动前选择了后者。所谓少壮做英雄梦、迟暮归温柔乡的传统的理想人生模式实在是逃避现实的美妙借口。中国人本来就少悲剧意识，在仙、酒、自然、梦、女人等丰富的消解因素的作用下就更加龟缩内心，不去直面人生。从武侠小说的发展史上看，从“性禁忌”到“侠而情”的转变源自风云激荡的清末，南社诗人的“侠情诗”为其突出的特征，南社诗人们已感到传统侠客的光辉时代已一去不返，便祭起了“温柔乡是英雄冢”的传统法宝，而实际上这是民族精神衰微的表现。金庸小说没有根本上突破这一限局，没有把武侠小说从俗滥的言情小说中彻底拯救出来，还有着使人沉迷的消极作用，因此，金庸小说在开启保持民族文化活力所必需的悲剧意识方面是不足的。
民族文化本体是一个民族的价值准则、行为方式的最基本的出发点，是民族存在的根据，失去了文化本体的民族是悬空的民族、没有前途的民族。在现代意识的指导下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根据不断地重塑民族文化本体则是每一个历史阶段无法逃避的使命，这一使命在当前的民族文化转型期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金庸小说以其对优良传统的阐扬和广泛的影响而对民族文化本体的重塑发生着积极的作用，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历史上每次文化重建都是自“下”而“上”地运行的话，也许能够正视金庸小说的价值。
注释：
〔1〕严家炎：在北京大学授予查良镛先生名誉教授仪式上的讲话。转引自1995年1月13日《南方周未》。
〔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129～139页。
〔3〕管达如：《说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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