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与晚清革命论略——以思想史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视角论文,思想史论文,大众传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7)06-0114-07
就严格意义上而言，近代中国大众传播媒介事业发端于甲午战后。此前虽有西方传教士将近代报刊引入中国，但在传统氛围下，国人或视办报为“洋人营利之举”，或谓其为“莠民之贱业”，故当时报刊多属教会和洋商所办。[1]2甲午战后情况发生巨大变化，战败于昔日“岛夷”日本的屈辱和创巨痛深的割地赔款，从反面激发了国人的抗争意识，正如梁启超所言：“吾国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尝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2]在维新人士的奔走呼号下，一时间，救亡学会林立，有如雨后春笋；新式报刊纷起，俨然生风激浪。近代大众传媒的大量出现开始对晚清社会，对近代思想文化的变迁，尤其是在促成辛亥革命的爆发方面产生了剧烈而深远的影响。本文试从近代社会思潮嬗变的角度，探讨大众传媒与晚清革命的关系，以就教于方家先进。
一
笔者始终认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应该与近代大众传媒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考察，尤其对社会思潮变迁的研究更是这样。因为，倘若说，甲午战前，政治人物、思想精英们对社会思潮、对思想文化变迁主要是通过其著书立说或上书言事而产生影响的话，那么，甲午战后，他们的思想主张就可以通过大众传媒而广泛地加以传播，而这种借助大众传媒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则是以往个人的著书立说或上书言事所不能比拟的。
首先，以著书立说影响社会者，最常见的不足就是在时效上的滞后，往往是在著述者去世之后，遗文由其子弟或门生整理出版，不仅时效滞后，影响力减弱，而且还可能由于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缘故而删削原文，修正原意或干脆隐而不发。如晚清名臣郭嵩焘堪称先进睿智之士，但他生不逢时，其遗著《养知书屋遗集》所反映的卓识之见已少为当世人所知，而最能体现其关注西方、学习西方思想的相关日记、函稿，更由于深恐难以见谅于当局而长期湮没不彰，因而他的思想对当时社会的启迪实际上也就相当有限，其迟来的影响力或许是在百年后改革开放的今天才被我们所认知。
而以上书言事影响社会者，虽然没有时效滞后的问题，但影响所及一般仅在最高统治当局及其中枢近臣范围之内。况且，只有上书所言之事为当政者所认同和首肯，才可能对社会造成实际的影响，而事实上大多数的“上书言事”，对统治者而言基本上是“泥牛入海”，悄无声息。甲午战前，康有为第一次上书言事，就仅为他赢得一个“海内贤达”的美誉，或给守旧人士留下一个试图实现“布衣改制”的“狂生”印象，社会对他实际的维新主张则不甚了了。因此，在近代大众传媒出现之前，如果我们要以单纯著书立说或上书言事的内容来研究政治人物、思想精英们对当时社会思潮衍变的影响，实需谨慎小心为要。
其次，政治人物、思想精英著书立说、上书言事的主要目的是影响当局，而非影响社会，因而有特定的传播范围和对象，也多有斟酌删改以迎合当局意向的特定内容，有些真实的想法和主张反而隐藏不见，抑或不为彰显。这种情况我们在近代政治人物和思想家的研究中并不鲜见，例如，林则徐有关对传统海防观的扬弃是一个极其可贵的认识转变，他在鸦片战争初期曾提出“弃大洋，守内河，以守为战”的海防主张，但开战后，清军在沿海各地接二连三的战事失利，促使他比较冷静地反省原有海防思想的不足，指出“徒守于陆，不与水战，此常不给之势”，强调“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为筹划，以为海疆久远之谋”。[3]177并批评“专主陆战”者的不智，认为：“侧闻议军务者，皆曰不可攻其所长，故不与水战，而专于陆守。此说在前一二年犹可，今则岸兵之溃，更甚于水，又安所得其短而攻之？”[3]183因此，林则徐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实际的需要，主张要发展和建立外洋水军，显示其海洋观已开始从陆守向水战、从守内河向争外洋的转变。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足以影响有清一代的认识转变是在他被革职查办之后形成的。以待罪之身，行事自然必得谨慎，此时林则徐已无法也不敢贸然向最高当局进言直抒己见，而只能与几位密友倾吐一下自己的想法。而且即使是这样私下的书信来往，林则徐也忘不了要再三叮嘱“惟其密之，切勿为外人道也”。[3]183故他的这种思想固然可贵，但因“勿为外人道也”，我们后世的研究者对其当时的影响也不能估计过高。
此外，政治家、思想家们著书立说、上书言事的传播受众既然限于特定的对象和范围，其出版和发行量也就相应受到限制。即使在印刷技术已不断提高的晚清时期，因一般民众对木刻本、石印本等个人文集的购买力有限，其流通量不高，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大，对上书言事的传播而言当然更是如此。
但甲午战后因报刊的涌现，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时四方新学士子喜康梁之议论新颖，群相呼应，起而组织学会讨论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4]123，而组织学会的维新人士更是运用报纸、杂志等近代大众传播媒介，宣传变法主张，大造社会舆论。1895年8月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首先在北京创办了《中外公报》（又名《中外纪闻》），分类介绍国内外时事，刊载当下时评，宣传维新变法。不久，上海强学会成立，康、梁又创办《强学报》，确立宣传维新变法的办报宗旨。这两份报纸虽然很快遭到清廷的封禁，仅前后发行数月，但近代中国大众传播媒介事业却就此发端。1896年以后，《时务报》、《知新报》、《国闻报》、《湘学新报》、《湘学报》等维新报刊相继创办，其中最为著名的如《时务报》、《国闻报》等为维新运动推波助澜，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据有学者统计，甲午战后至1898年间国人所办报刊达50余种[5]151，形成近代中国历史上创办报刊的第一个高潮。
以报刊这种近代大众传播媒介的方式宣传变法，议论时政，影响社会舆论，其意义既为“破二千年之结习”[6]137的创举，有助于改变知识分子轻视报业的传统意识，又因其出版周期短、针对性强、信息量大、传播范围广而对晚清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唐才常说：“夫由今日以前之志士仁人，其欲摩挲故府，钻研政典，求断烂朝报不可得，而赍恨终者，何可胜道？今乃海宇大通，朝野一气，政学格致，万象森罗，俱于报章见之，是一举而破二千年之结习，一人而兼百人千人之智力。不出户庭，而得五洲大地之规模；不程时日，而收延年惜阴之大效。凡官焉者、士焉者、商焉者、农工焉者，但能读书写识字，即可触类旁通，不啻购千万秘籍，萃什佰良师益友于其案侧也。”[6]421896年由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等创办的《时务报》，“以言论鼓吹改革，发刊之后，风靡海内，销行至万份，举国趣之，如饮狂泉。”[7]2报刊言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8]274近代大众传媒的出现对晚清社会的巨大影响力的确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二
20世纪初至辛亥革命爆发前十年是晚清社会思潮变动最剧烈的十年。此前，在维新变法时期，众多的仁人志士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清王朝身上，并且在戊戌政变发生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清王朝仍然还是时人心目中正统的国家和民族的象征。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反清革命的主张在国内还未能为大多数人所理解，“举国之人，无不以我为大逆不道，为乱臣贼子，为匪徒海盗”[9]420，但短短几年间，反清革命风潮铺天盖地而来，“‘排满革命’四字，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10]237究其原因，大众传媒为反清革命推波助澜实有极大的关系。
第一，民族危机的严重态势通过大众传媒警醒国人。
甲午战后严重的民族危机是通过报刊向国人加以广泛传播的。近代以后，中国社会可谓多灾多难，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和中法战争的冲击，清朝统治者感到形势的严峻和“圣王”统治的危机，故有洋务自强新政的推展和北洋海军的建立。但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除了包括洋务官员在内的少数有识之士之外，大多数国人并不了解这一点，甚至有些人还不愿承认自己的贫弱。“夫中国何弱之有？我朝定鼎二百余年，圣圣相承，文德武功，震耀区夏，……法度纪纲，灿然大备，岂特远过宋元与明，直将驾汉唐而上之已！”[11]因此，当时的“忧患”二字并不是大多数人的共同意识。但甲午战争所造成的空前的民族灾难，却由于大众传媒的出现和传播而广为人知。维新人士通过报刊痛揭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耻辱，描述沙俄霸长城以北、英国踞长江流域、德国强占山东、日本觊觎福建、法国窃占两广与云南的瓜分形势，疾呼中国已经“孱卧于群雄之中，寝于火薪之上”，如不急起救亡，将无法避免“肝脑原野，衣冠涂炭”的亡国灭种的危险。[12]384可以说，在这种形势下，正是近代中国大众传媒的出现适时地承担起警醒国人急起救亡的时代重任。正如《时务报》经理人汪康年所言：“自甲午以来，吾华士大夫，鉴于中国以二十一行省之大，四万万之众，败于扶桑三岛，割地偿金，为世大辱，始有亟亟于知己知彼，舍旧谋新，以图自强而洗大耻者。”而要使大多数国人“知己知彼”、“舍旧谋新”，则“非广译东西文各报，无以通彼己之邮；非指陈利病，辨别同异，无以酌新旧之中，乃议设《时务报》于上海。”[4]135据载，《时务报》出版不久，就受到各地新学士子的欢迎而畅销全国，时称“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3]86连洋务官僚张之洞最初也认为《时务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士气”，誉为“中国创始第一有益之报。”[13]87
民族危机的严重态势通过大众传媒警醒国人还有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1895年后，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四篇重要的政治论文，以激烈的笔触抨击时政，揭示危机，宣传维新变法。不久，他又着手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并陆续在他所创办的变法刊物《国闻汇编》上连载，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系统地输入中国，以警醒国人，图救民族的危亡。可以说，甲午战后严重的民族危机就是通过以报刊为主体的大众传媒加以广泛传播，起到了警醒国人的巨大作用，从而为后来的反清革命做了前期的舆论准备的。
第二，清王朝的腐败和无能通过大众传媒被型塑成负面形象。
孙中山最初揭橥反清革命大旗时，曾被国人视为“大逆不道”、“乱臣贼子”和“匪徒海盗”，其煞费苦心的革命排满宣传，只不过是“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14]6在其时国人的心目中，清王朝还是正统的国家和民族的正面形象，而反清革命志士则是大逆不道、乱臣贼子的负面形象。但由于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和清王朝的腐败及其应对时局的无能，主客观的这两种情况都在大众传媒出现后得到了“倍数效应”和“扩散效应”的放大和传播，不几年间，形势即发生了逆转，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反清活动开始受到人们的同情和支持，已“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有识之士且多为扼腕痛惜，恨其事之不成”。[15]170这其中的原因与大众传媒的宣传有极大的关系。
从一开始，孙中山就极其重视报刊的舆论宣传，早在兴中会成立之初，由他亲自起草撰写的兴中会章程第三条已载明：“本会拟办之事务，须利国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材，兴大利以厚民生，除积弊以培国脉等事，皆当惟力是视，逐渐举行。”[9]20把“设报馆以开风气”置于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首位，而报刊在揭露清王朝的腐败和无能，型塑其负面形象，鼓吹革命排满方面也的确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例如1899年在香港创刊的革命报刊《中国日报》，正刊刊登理论性文章，正面阐述反清革命理论，如长达两万余字的《民主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等。副刊（十日出一期）《中国旬报》则多刊登形式活泼、文字生动的歌谣、谐文等，并以“鼓吹录”为题，讽刺时政、抨击时弊，剥去清王朝在人们心目中原有的神圣外衣。1903年由原《隆记报》改组的《檀香山新报》，发表孙中山《敬告同乡论革命与保皇之分野》一文，主动挑起20世纪初近代中国那场著名的革命与保皇的大论战。随着这场大论战的蔓延发展，不仅海外华侨卷入其中，留日、留美、留欧学生积极参与，而且国内人士也深受影响。论战导致革命与保皇似乎形同冰炭，道分两途，但论战的整个过程却使清王朝的统治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其正统形象更是遭到了灾难性的毁损，这对数年后辛亥革命的爆发起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学界对这场大论战的评价可能见仁见智，但无庸置疑的是，这场大论战的结果是：“保皇”派人士为清王朝所作的任何辩解，都无助于改善晚清社会已逐步型塑起清王朝的负面形象。这就是近代大众传媒的力量，也是推动晚清革命爆发的主要助力。
第三，反清革命理论借助大众传媒扩大影响。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社会思潮可以说以民族主义为主流。在民族危机日趋加深，时代风云剧烈变幻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既包含了某些由来已久的、以汉民族为主体，反对满清王朝“异族”统治的传统族类意识的复萌，更表现为有识之士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民主和富强，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和振兴中华为核心的近代民族精神的自我体认。这股以“反满革命”为特征的民族主义社会思潮，在发展过程中有两种倾向值得重视：一是以章太炎为主要代表，把“夷夏大防”的传统观念，引申扩大到“异族”满清王朝身上，引经据典阐发汉民族正统观念，宣传反满思想。它为辛亥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但又对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结局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二是以孙中山为主要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把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作为革命的手段，把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作为革命的终极目标，体现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真正觉醒。[16]
但在反满风潮涌来的早期，这两种思想倾向的区别在时人看来似乎并不明显。孙中山在1894年创立檀香山兴中会之初，就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激发了国人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直至现在仍激励着所有炎黄子孙的爱国情感。此后不久，香港兴中会成立，他在章程中公开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加进入会誓词。从此，孙中山就把他的反满革命主张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即创立合众政府的奋斗目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尽管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满言论也屡有偏颇之处，如曾把满洲看作“鞑虏”，反满革命就是要“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17]宣传过“如冰山之难恃，满汉之不容”[18]等褊狭观念，但其反满革命的基本方向和奋斗目标则始终未变。当然，更重要的是，孙中山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很强调要把反满的民族革命与反封建专制的政治革命结合起来，这是他与主张“逆胡膻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19]171的章太炎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孙中山把革命的目标说得很清楚，他指出：“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的计划，经慎重考虑之后，早就制定出来了”。[17]
1906年12月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更加明确地阐述了反满革命的内在涵义。他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他还强调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专制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人谋幸福。因为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达到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20]应该说，孙中山对反满革命理论的阐释是相当到位的，而且通过《民报》等报刊向社会广泛传播，扩大了反清革命理论的影响力。辛亥革命后，全国范围内很少发生仇满、排满的过激事件，与正确的反清革命理论借助于大众传媒的宣传应不无关系。
第四，“排满革命”口号经大众传媒而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前十年，不论是革命与改良的论战，包括后来的“反满革命”与“君宪救国”的互争雄长，还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下“一民主义”②与“三民主义”的互相激荡，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人忧患意识增强而思变心切、清王朝腐朽无能，以及大众传媒推波助澜的多种因素交相作用下，最后都殊途同归——“排满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腐朽的清政府，促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垮台。这其中大众传媒可说居功至伟。
革命与改良的政见分歧是伴随着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而产生的，康有为等维新人士鉴于民族危机的深重，疾呼“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12]407，号召国人共同奋起救国救亡，反映其近代民族意识的可贵觉醒。但这种觉醒一方面促使他合理地提出“平满汉之界”，“行同民之实”，以能全民一致对外；另一方面，又造成他视清王朝为国家与民族的象征，始终坚持尊君保皇，从而在救国途径与手段上致力于政治上的维新改良。
孙中山等革命志士则愤于清王朝的腐朽卖国而较早就公开走上武装反清的革命道路，“欲破列强之势力范围，又非先破异族之恶劣政府不为功”。[21]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同是维新志士的谭嗣同私下里也有激烈的排满思想，他在其生前未公开出版的《仁学》一书中曾指斥满清贵族为“贱类异种”，称他们是“得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22]337-338认为：“《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剃发之令，所至屠杀掳掠，莫不如是。……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22]341-342受谭嗣同的影响，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时也“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23]140-141在当时的情况下，梁启超的反满言行是否如他所说的那样明显，可能还需进一步讨论，但汉族士子儒生中长期潜藏着反满情绪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谭嗣同、梁启超等是这样，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等更是这样。因此，虽然最初孙中山他们革命排满的主张一时还未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谭嗣同、梁启超的排满情绪也仅是隐而不发，但由于清王朝长期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以及本身的腐朽卖国，原本对外抗争的情绪将极易转化为对“异族”统治的不满。这种不满的情绪经过大众传媒“扩散效应”的放大和残酷现实的观照，如拒俄运动、《苏报》案等，自然就容易激化为汹涌澎湃、铺天盖地而来的反满风潮。民族主义思想意识说到底，实际上就是一种扩大了的、某一或某些族群共同拥有的情感体验，正如当时有人就说：“夫民族之思想，其说明也以理论，不如其感情也。”[24]梁启超也说：“若就感情方面言论之，鄙人虽无似，亦一多血多泪之人也。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未尝不热血溢涌。故数年前主张排满论，虽师友督责日至，曾不肯即自变其说，至今日而此种思想蟠结胸中，每当酒酣耳热，犹时或间发而不能自制。”[25]
晚清时期，随着那一篇篇脍炙人口、激动人心的反满革命文章通过报刊的流播，如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陈天华的《猛回头》等等，不几年间，“革命论盛行于中国，……其旗帜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革命风潮一日千里，“如决江河，沛然而莫之能御”[26]，为辛亥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
孙中山先生在回顾其晚清革命的历程时说：“余于乙未举事广州，不幸而败，后数年，始命陈少白创中国日报于香港，以鼓吹革命。庚子以后，革命宣传骤盛，东京则有戢元丞、沈虬斋、张溥泉等，发起国民报。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晖、邹容等，借苏报以主张革命。邹容之革命书、章太炎之驳康有为书，尤为一时传诵。同时国内外出版物为革命之鼓吹者，指不胜屈，人心士气，予以丕变。”[27]
事实的确这样，近代大众传媒的出现为动荡的晚清社会增添了变数极大的催化剂，清王朝的腐朽无能通过大众传媒的宣传，使国人对它日益失望。“去岁以前，亦尝渴望满洲变法，融合种界，以御外侮”，但今“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28]而清王朝“异族”入主中原的历史旧账和民族歧视政策更是被大众传媒广予流播，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型塑了清王朝的负面形象。梁启超指出：“凡大思想家所留下的话，虽或在当时不发生效力，然而那话灌输到国民的下意识里头，碰着机缘，便会复活，而且其力极猛。清初几位大师——实则残明遗老——黄黎洲、顾亭林、朱舜水、王船山……之流，他们许多话，在过去二百多年间，大家熟视无睹，到这时忽然像电气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他们反抗满洲的壮烈行动和言论，到这时因为满洲朝廷丢尽中国人的脸，国人正要推勘他的责任，读了先辈的书，蓦的把二百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觉醒转来。他们有些人曾对君主专制暴威作大胆的批评，到这时拿外国政体来比较一下，觉得句句入心切理，因此从事于推翻几千年旧政体的猛烈行动。”[29]28-29大众传媒的催化作用，使“革命”二字开始深入人心，晚清革命如欲来的山雨已指日可待了。
收稿日期：2007-10-22
注释：
①过去我们常说维新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的相继失败，使许多人对清政府彻底失望，从而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但事实上这种转变还有一个过程。当时国内整个社会思潮的主流从依靠清政府进行改革，转变为主张推翻清政府进行革命，是1903年6月《苏报》案发生以后才真正开其端，但很快地这股反满风潮能迅速蔓延并铺天盖地而来，则完全拜赐于革命报刊大众传媒之功。
②章太炎在光复会与同盟会分裂时曾说：“二党（指光复会与同盟会）宗旨，初无大异，特民权、民生之说殊耳。”（见《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20页）以章太炎“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激烈态度，有人称其为“一民主义”，即仅抱持反满之“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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