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谈中美建交公报的翻译（论文文献综述）
刘峥[1]（2021）在《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国会因素》文中指出卡特政府时期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在卡特的任期内,中美两国正式建立起大使级外交关系,将两国关系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同时,卡特政府时期也是美国国会外交权力全面复兴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自二战后延续了20余年的美国总统在处理危机事务与保持对外政策一贯性方面具有优势的政治舆论被打破。越南战争的失利、“水门事件”的披露、70年代的国会改革运动等一系列事件使得这一时期的美国国会逐渐重建自己在对外政策中的权威,并不断在外交事务领域中发挥作用。卡特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美国第95届、96届国会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施加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卡特政府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为了保证国会对于建交事务的参与,表达国会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国会采取了派遣代表团访华、提出议案限制卡特政府的外交行动权限等方式干涉两国建交谈判进程。在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后的台湾问题上,由于卡特政府采取秘密建交行动的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方式引起了美国国会的强烈不满,美国国会也随即展开了对卡特政府建交行动的反制。国会通过人事任命权、财政拨款权、立法权等方面的国会权力,对卡特政府的对华建交、对台“断交”的外交决策进行了全方位的干预与修正,并最终推动严重偏离两国建交精神与原则的《与台湾（地区）关系法》出台。在两国建交后的经贸谈判方面,国会在《美中贸易协定》与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不合作态度使得经贸谈判进程进度缓慢,1979年10月底卡特政府将协定提交国会审议后,两院也并未立即就经贸谈判问题进行表决。直到苏联发动阿富汗战争后,国会才转变在经贸谈判问题上的态度,作出迅速行动,完成了美中两国建交后的经贸谈判,推动两国经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纵观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国会对卡特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国会干预行动对美中关系发展的消极作用大于其积极作用,美国第95、96届国会依据宪法与相关国会法案赋予的权力为两国关系的发展设置了不少的障碍。回顾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风风雨雨,两国关系的发展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地方。对于美国国会,我们常常将其视为单一的立法机构而忽视了国会在外交领域拥有的巨大权力。对此,我们应当更加全面地、更有层次地去解析与透视坐落在国会山上这座的“政治迷宫”,辩证地、与时俱进地看待和理解美国国会在美国外交、政治领域所发挥的影响与作用。
任慈[2]（2020）在《“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文中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政策是对华整体外交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国民党败退台湾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使传统的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遭遇冲击和挑战。早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府一方面给予中国留学生等精英上层人物入境权和迁移权,使之免受1882年《排华法案》的影响,将中国留学生打造成美国移民政策和对华外交政策失衡的“调节剂”——既可安抚中国不断攀升的民族主义情感,又能为中美关系服务;另一方面,通过主动减免部分庚子赔款并设立奖学金,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试图教育中国学生使之“西方化”“基督教化”,继而让中国实现“美国化”。中国留学生遂成为美国收获对华贸易利益、扩大对华影响的一项重要工具。以上内容,也构成了美国长久以来具有理想色彩的国际主义对中国留学生政策基调。1949年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经历巨变,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遭遇震荡、迎来重要转型,从国际主义逐步蜕变成冷战主义和实用主义。美国政府解决中国“滞留”学生政策的变化,恰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参照。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让美国无法迈出承认新中国的关键一步。不仅如此,对共产主义思想在留美中国学生间蔓延的担忧,也促成了美国对“滞留”的中国学生进行大规模援助、实施文化外交,进而渗透美国价值观和优越论。旅美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归留问题也成为冷战初期中美斗争的焦点之一。在此过程中,美国通过调整移民政策,赋予旅美中国留学生居住权、工作权、免驱逐等一系列实质性特权,方便亲美及中间派中国留学生完成从留学生到难民再到永久居民的身份转换,让人才为美国政府和社会所用。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断强化离境管控,严防理工科领域的中国学生回国,继而从科学技术方面遏制新中国。中断与中国大陆的留学教育交流后,美国在50年代转向吸收港台地区中国学生赴美。至此,遏制共产主义和吸引人才,成为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的核心内容,也构成了战后美国总体留学生政策的双重轨道。在中美交往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留学生曾长期扮演着重要的“中间人”“粘合剂”的重要角色,连接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理念、语言迥异的两国。然而在冷战初期,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角色和影响更加复杂、多面。他们因所持技能的重要性以及所具备的冷战宣传价值,成为中美斗争的一个重要议题;同时因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而开展的外交对话,由于不会引发国际争议、低政治风险和低投入,而被美国政府接受,因此也直接促成了中美官方对话,为两国关于其他问题的沟通提供了契机。更为重要且少为学者探索的是,中国留学生对于美国战后整体留学生战略构建亦有重要作用。首先,历史上对华留学生教育的成功性,是支持和激励美国政府在二战后扩大国际教育交流事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中国留学生作为当时旅美第二大留学生群体,也因持有的知识、技能,以及所具备的冷战宣传价值,成为第一批敲开美国移民大门的“有色族裔”留学生。其三,中国滞留学生和来自中国港台地区的学生,或以“战争流亡者”“难民”身份合法留美,或凭借其技术专长成为首选类移民优先入籍,对保守的、歧视性的美国移民政策传统造成了实质性冲击,让移民接收问题更看重移民的政治、经济价值。中国留学生帮助弥合了美国种族化移民限额制度和冷战外交战略之间的矛盾和张力,让美国的留学生政策兼具实用主义的人才吸引目标,以及建构美国形象的冷战宣传目标。其四,中国留学生入籍美国,从地缘范围上讲,让美国留学生人才吸引的范围从欧洲拓展到亚洲。美国解决中国留学生身份困境的种种法律政策实践,也惠及了其他在美留学生群体,诸如韩国、印度学生纷纷效仿,带动了战后亚洲国家留学生和技术交流人员曲线移民美国的浪潮,成为60年代国际社会“人才流失”争议爆发的曲序和前奏。
乌倩[3]（2020）在《释意理论下汉英交替传译中修辞格的翻译策略研究 ——以2017年-2019年“两会”记者招待会发言为例》文中指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每年三月份“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也越来越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招待会现场口译对于促进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使语言简洁明了,生动形象,铿锵有力,中方领导人在发言中经常使用各种汉语修辞格来丰富语言,这为口译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一方面,口译员要在短时间内正确理解修辞语言背后的真正内涵,并通过有效翻译策略和方法将严肃的政治内容准确地传达给观众,另一方面又要在不会造成误解的情况下最大限度保留原文风格,向国外表明中国态度,难度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本文以2017-2019年两会记者招待会口译文本为研究对象,以释意理论为指导,结合汉语修辞格的特点和难点,挑选具有代表性的实例,将招待会中常见修辞格分为句法修辞格和词义修辞格两类,其中句法修辞格包括排比、对偶和修辞疑问句;词义修辞格包括明喻、暗喻、引用和委婉语,并分别对各修辞格的口译策略进行总结,证明了释意理论用于指导记者招待会发言中汉语修辞格口译的可行性和重要性,希望为口译学习者提供一些帮助。
白卫东[4]（2020）在《美国总统个性与对华决策研究》文中认为中美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决定其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经久不衰的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美关系,跌宕起伏,时好时坏。针对导致中美关系变换不定的原因,国内外学者纷纷展开卓有成效的研究,为认识并促进中美关系向好发展做出了理论贡献。然而,由于国际局势和学科传统的限制,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属于宏观层次,而造成中美关系变换不定的原因是多层次的,对微观层次原因的忽略显然造成宏观理论在解释中美关系时差强人意。对此,本文从微观层次出发,认为总统个人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微观动因之一,其个性影响对华决策,进而影响中美关系。美国对华决策是其整个决策层依据国家利益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总统是整个决策层中权力最大的决策者,所有关于中国的信息最终都汇集于总统,所以其个性特征与对华认知不可避免地影响对华决策。基于此,本文主要结合国际政治心理学中的决策者个性理论和认知理论,以巴伯总统性格类型理论为主,首先分析从杜鲁门到特朗普等十三位美国总统的个性特征以及相关的政治行为,同时以杰维斯错误知觉理论考察不同性格类型总统在对华认知上所产生的错误知觉,最后借助普雷斯顿决策风格理论和乔治决策模式理论,分析每位总统任内的重大对华决策以及中美关系的特点。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在美国的体制下,总统的个性与认知对对华决策确有影响,且在危机时刻表现尤为明显。也正是由于决策者个性这种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国家从来都不是绝对理性的行为体,国际政治因而常常充满不确定性。因此,要认识并理解中美关系,有必要将研究对象从假定的抽象理性行为体回落到有重大决策权的总统身上;要促进中美关系向好发展,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不仅需要中国对美国决策层尤其是总统的深度了解,也需要美国对中国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漆浩[5]（2020）在《中美建交谈判中的对台军售问题》文中研究指明对台军售问题是中美建交谈判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是建交谈判中未能攻克的难题。本文旨在通过历史学档案材料分析法还原中美建交谈判中关于对台军售问题谈判的过程与细节,并探求建交谈判最终搁置对台军售问题的本质。早在基辛格访华之前,美国政府就绞尽脑汁地寻求一种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替代方案,以保证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台湾的安全。《上海公报》发表后,中美关系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美国始终不愿意放弃对台湾的安全防务承诺,甚至以军售信贷化的形式代替了直接的军事援助,获得了对台援助实质上的增加。1973年与基辛格会谈期间,周恩来关注到美台联合生产F-5E战斗机的新变化,但是双方未能在此问题上进行深入的探讨。所罗门首次提出将中国和平解放台湾问题的声明与放弃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相挂钩,同时继续向台湾出售军事武器,为处理美台防卫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案,但是1974年中美两国内政方面的变化使得正常化事业原地踏步。福特上台后,确认了“台湾有限地获得新武器”的政策基础,承诺以日本模式断绝美台关系。1976年,中美两国领导班子更迭,正常化重新提上日程。PRM-24为卡特政府初步确立了关系正常化后与台湾保持全面经济关系包括继续对台军售的方案。万斯访华后,卡特政府进一步确定了以美国模式为基础的对台军售“双保险”方案,期许获得中国不反驳美国单方面在台湾问题上和平意图的声明,同时获得中方对军售明确或暗示的同意。布热津斯基访问期间,一手打造了“历史性的转折时期”和“全面的商业关系”等词汇,并将邓小平和华国锋没有做出反应解释为中方对军售的默许,卡特政府最终确立了有限的对台军售政策,即放松中方和平意图声明,同时与中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进行协商,仅销售一些有限的新武器。在正式建交谈判之前,美方除卡特主张直接提出对台军售问题,其他人都赞成一种间接的方式,伍德科克作为美方的谈判负责人,也认为军售问题不能直接放到谈判桌上,中国则早在正式谈判前就明确将反对美台军售作为基本立场。四轮谈判后,伍德科克承认对台军售是难题但是仍然认为还有商量的余地,而中方认为在军售问题上谈不拢是谈判前期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的原因。1978年9月19日,卡特在会见柴泽民时直接提出继续对台军售的立场,柴泽民坚决表示反对,北京方面迟迟不给出回复,谈判一度陷入停滞。此时卡特决定做出让步,只期许获得中方在军售问题上的含蓄的同意,并主动建议双方加快正常化脚步,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做出抓住机会尽快完成正常化的指示,谈判进程加快。12月4日,韩念龙对伍德科克表示坚决反对正常化后美国继续对台军售,但卡特政府继续将其理解为一种“事实上的接受”。在建交谈判的最后一刻,双方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的分歧才彻底暴露在谈判桌上,中方要求美方1980年以后永远地停止对台军售,而美方理解的是1979年一年停售。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正常化前途未卜,邓小平着眼全局,顺势而为,毅然接受伍德科克建议的暂时搁置军售方面的分歧,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中美关系打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双方搁置分歧完成正常化主要基于四个方面的考量:第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重塑了行为体的利益关系,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对中美造成了共同的威胁,中美两国联合起来反对苏联刻不容缓;第二,内政的变化影响了外交政策,中国国内的政治变化促使邓小平必须迅速获得外交上的胜利,尤其是中美关系上的胜利;第三,中国内部正在进行经济现代化改革,急需良好的国际环境,也需要美国的技术支持;第四,搁置军售问题是为了日后在对台湾的安排上各做文章。无论如何,双方领导人高瞻远瞩,在大问题面前搁置小问题,体现了非凡的政治智慧,但对台军售却作为建交谈判中的历史遗留问题一直延续下来,与中美关系相互作用。
李天齐[6]（2020）在《中国安全战略的转型研究：1978-1985年》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内政和外交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和调整。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型。为了适应新形势的下国家安全的需要,中国彻底摒弃了上世纪60年代起实行的以革命斗争求安全的战略,调整为有利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型安全战略。而国内工作重心转移的内生动力,国家领导人对外部环境、时代主题等安全观念的转变,以及对外战略一系列调整构成了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型。由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开始着手调整了工作重心的问题,走上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道路。中国领导人也不再认为国家处于革命与战争盛行的年代,取而代之的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因此,中国着手同美国建交,同日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改善同东南亚各国为代表的周边国家关系,惩戒越南对中国边境地区的威胁,最终与苏联开始进行关系正常化。这三者分别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安全战略转型的根本动力、直接动力和措施。在实行这些调整过后,中国完成了自身的国家安全战略转型。这一调整过程从1978年开始至1985年完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其中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1978-1979的准备阶段,1979-1982的调整阶段以及在1982-1985年的确立阶段。并最终在1987年,随着三步走国家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国家安全战略共同形成了发展型安全的大战略。由于这次安全战略转型,为了我们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安全环境。并成为指导中国崛起的发展型安全大战略的缘起。本文尝试对这次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的过程进行系统性的阐述,比较安全战略转变前与转变过程中的安全观念以及对外战略行为。
胡新民[7]（2020）在《邓小平决策中美建交始末》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在毛泽东制定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对外工作方针的指引下,党领导人民逐步冲破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孤立、遏制、包围和威胁,有效地维护了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安全。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于1971年10月得到恢复。毛泽东还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到
吉晓楠[8]（2020）在《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对越南建交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美越战争结束后,双方签订了《巴黎和平协定》,其中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以后将成为两国争论的焦点,即美国失踪士兵战俘问题和越南要求美国提供战后援助之间的矛盾。1975年4月,南越政府垮台,越南主动向美国伸出橄榄枝,但福特政府却视而不见,故作姿态采取强硬的对越外交政策。但是到了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对越南政策发生了逆转,卡特总统开始致力于推动美越建交,绕开国会积极促成美越双边谈判,但双方围绕越战遗留问题各不相让,期间出现了两个突发事件,即尼克松信和越南间谍事件,导致美越关系紧张,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形式限制政府对越南的援助行为。从两国谈判的过程可看出,两国隔阂之深,缺乏有效沟通。随着地区局势骤变,越柬、苏中、中越关系恶化,中美关系改善,美越双方接触时断时续,最终越南选择与苏联结盟,恶意制造反华排华事件,大规模输出难民,直至最后发动侵柬战争,直接导致美越关系正常化被冻结。针对美国对越南建交失败的原因,从国际层次上看,美越关系的发展受到冷战两极格局制约和地区大国角逐的影响。从国家层次上看,受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政府体制的影响,两国外交互动缺乏有效沟通,相互产生误解和不愿妥协,两国的战略利益完全冲突和背离。从个人层次上看,卡特总统及其政府官员在关键时期对外交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越南方面,黎笋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直接推动了越南地区霸权主义政策的实施。最后,在结语部分采用了国际关系分析折中主义的研究观,分别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角度,对两国建交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和分析。
王雪莲[9]（2020）在《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1969-1991）》文中认为在当代社会中,信息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信息正在影响着国家战略决策和国际关系的走向,掌握全面而准确及时的信息,成为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会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参与者,美国国会在参与美国的外交政策时同样需要信息。国会研究服务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CRS）作为美国国会的专属思想库,在为国会提供信息服务与决策研究分析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国会研究服务局拥有同其他思想库相同的功能,同时还有别于其他思想库,在为国会提供政策理念、政策主张、决策研究、提供讨论平台、举办研讨会的同时,还为国会提供各种信息数据支持服务,即数据储存服务、研究问题背景材料支撑、文摘汇编等服务,是国会的重要信息来源与政策咨询部门。美国国会的主张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起着相对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对中国政策上,国会内部的看法经常不统一,因为国会中数百位的议员代表不同的党派和利益集团,受党派和院外集团的影响,难以达成统一的观点和意见。利益集团的游说和思想库的研究,对国会立法也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在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决策中,美国总统的作用当然是最关键的,然而美国国会也是影响美国对中国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尤其在本文所关注的冷战中、后期,受国际关系以及中美两国国情变化的影响,国会对中美关系以及对中国的看法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中美关系起起浮浮,从中美关系打开僵局到缓慢发展,再到僵持和化险为夷,建立中美正常化外交关系,中美正式建交后两国的关系也是不断出现危机,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两国关系中的“难点问题”,是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是国会中较为敏感、重点关注的政策议题。本文通过对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研究,力图证明国会研究服务局是国会的一个重要的专属思想库,在国会的外交政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引言部分提纲携领地分析课题的缘起、研究内容、研究空间、研究意义。通过研究综述,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扫描总结。正文由四章组成,论述了1969年至1991年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决策研究,具体如下:第一章对本文所讨论的思想库的概念和分类进行界定,追溯美国思想库的历史发展,思想库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特别分析和论证了国会研究服务局和绝大多数思想库的相同及不同之处,提出美国国会的信息需求和信息来源,以及国会研究服务局对国会各专门委员会及议员们的秘书办公室服务及影响,最后对国会研究服务局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详细的论述。第二章主要是国会研究服务局对关于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的研究,围绕着美国对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一历史问题的“不得不转变的观点”、美国与代表中国利益的国家代表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的争论、以及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研究分析。在对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史问题上,美国本着一贯阻挠的政策,在历史发展的趋势下,不断调整阻拦中国的政策,在联合国内整整阻拦了中国22年。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美国与代表中国利益的亚非拉等第三世界的国家进行争辩,最终以美国的失败告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国际形势也发生变化,美国内部对中国的认知有了不同的声音,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内政外交政策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这有助于美国国会相关机构及议员们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第三章主要是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研究,分为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研究、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建立正常化关系对美国的影响、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政策的研究三个方面。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美国国会内部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争辩,并提出建立正常化关系的两种提案。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法国、日本、澳大利亚、西德等国已经与中国建立正常化外交关系,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与中国建交的四个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分析,分析他们与中国建交后给本国带来的影响。中美建立正常化外交关系后,因为美国政府调整对中国的政策,美中实行战略合作,美国政府的一些作法引起国会的不满和担忧。第四章主要是关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正式建交后的台湾问题研究的研究。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壁垒,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与美国不断出现摩擦,国会是台湾的主要支持者。这反映了台湾当局投入巨额资金扶植院外集团来影响美国国会和政府政要的事实。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台湾问题越发重要,本章从美国对台湾的政治、安全、经济三方面的政策进行研究论述。结语部分对本文的总体脉络进行了梳理,总结了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华政策上的研究分析。由于国会的关注,因此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政策尤其关注,国会研究服务局针对中美关系的不同时期,分析中国问题,笔者力图证明国会研究服务局的分析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关系。
唐诗[10]（2019）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文中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70个年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经历了国内国际形势的重重考验,已经成为地区性和世界性大国,并稳步向世界强国迈进。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继承、总结、发展、探索和创新后,形成了成熟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为其精髓也不断发展完善,与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和任务相配合,与中国外交同步迈向新阶段。自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确定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1953年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中国共产党始终继承和发展这一外交智慧,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环境做出不懈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和国际格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中国外交政策第一次被明确地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写入党代会报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正确选择,也是和平外交政策的支撑和依据,这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对外理念,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的目标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外交对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对外为实现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服务。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外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化解压力、抓住机遇也成为新时代中国和平外交必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大作出重要政治论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要论断开启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和外延得到进一步升华。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深化发展的进程中,维护国家利益是其基本出发点。从建国之初为维护新中国的政权安全和国家独立,到为扞卫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再到为努力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和助推经济建设发展,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立场。中国外交战略经历了最初的“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一大片”上的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在外交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外交规范。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始终顺应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注重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外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构建安全环境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贡献了重要力量。基于上述背景,研究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演变和基本经验十分必要。本文的主要叙述脉络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引言、正文及结语。引言部分主要对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及研究重点与难点进行了论述,是对论文整体架构的把握,为论文的渐次展开提供了依据。正文部分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主要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对其基本内涵、基本属性、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相关因素和基本逻辑进行了分析,从整体上对和平外交政策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来源,其一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和平观、时代观和国际关系思想;其二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平观念;其三来源于近代中国以来晚清、民国、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三个阶段的和平观念,其中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为重点论述,此外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进行了简要分析。第三章主要阐释了建国初期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在分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内外背景后,详细分析了中国外交原则的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奠基作用,同时对这一阶段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进行评价。第四章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在国内政策发生重大转向、国际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本文以对官方文本的分析得出和平外交政策在这一阶段徘徊发展的结论,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发生了重大转折,以“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和中美关系的突破为关键节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得以继续发展。第五章记述了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发展,其内涵不断深化并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引领中国外交走向全方位发展阶段。此后中国外交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走向,中国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在这一阶段,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及多边外交全面开展。第六章以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主要叙述内容,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迈向新阶段。第七章主要是总结了和平外交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对和平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也进行了简要分析。本文的主体部分按时间脉络进行阐述,但不单纯叙述历史事件,在分析不同阶段影响和平外交政策的多种因素,如时代背景、国内外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对和平外交政策内涵的丰富与发展进行阐释,对其实践成果加以分析,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发展历程、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和阶段性特点进行总结和评价。结语部分对本论文的观点进行了总体概述,再次强调了本论题的研究意义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外交未来走向进行简要说明,同时对中国外交工作满怀希望,其必将走向日益精进与成熟。
二、浅谈中美建交公报的翻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谈中美建交公报的翻译（论文提纲范文）
（1）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国会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研究内容与章节架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美国国会与美国外交政策 |
| 第一节 美国国会的外交权力 |
| 第二节 卡特执政前美国外交领域府会关系的历史演变 |
| 第二章 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对华外交关系正常化中的国会因素 |
| 第一节 第95届国会对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的立场 |
| 第二节 第95届国会干预卡特政府对华关系正常化的行动 |
| 第三章 美中建交后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国会 |
| 第一节 第96届国会对美中建交、美台“断交”的反应 |
| 第二节 第96届国会对卡特政府对华建交行动的反制 |
| 第四章 卡特政府时期美中资产索赔与经贸谈判问题中的美国国会 |
| 第一节 卡特政府时期资产索赔问题中的美国国会 |
| 第二节 卡特政府时期美中贸易协定谈判与最惠国待遇问题中的美国国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旨 |
| 二、中美学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基本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创新、意义与不足 |
| 五、概念界定与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中美关系视域下的赴美留学潮 |
| 第一节 “不匹配的齿轮”:中美友好的悖论 |
| 一、“华人问题” |
| 二、中国学生与美国对华政策 |
| 第二节 中国学生:让中国更加美国化的实验 |
| 一、“试验田”与前后相接的留学潮 |
| 二、中国教育自主与美国对华留学政策的博弈(1927—1943) |
| 三、中美战时同盟与美国援助中国学生 |
| 第三节 中美“蜜月期”与赴美留学的高峰(1943—1948) |
| 一、维护同盟与《排华法案》的废除 |
| 二、赴美留学与培训的新浪潮 |
| 三、中国与富布莱特项目 |
| 小结 |
| 第二章 争取人心:美国对中国“滞留”学生的政治化援助 |
| 第一节 中国学生“滞留”问题 |
| 一、“中美关系神话”的破碎 |
| 二、中国学生“滞留”与“中国人难题” |
| 三、“救中国留学生,救中美关系” |
| 第二节 美国政府政治化的“人道主义”援助 |
| 一、政府资助:中国留学生的“专属特权” |
| 二、“中国留学生紧急援助项目”的出台 |
| 三、“反共第一”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大规模援助 |
| 第三节 “争取人心”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文化外交的实践 |
| 一、从“幕后”到“台前”:美国政府角色的转变 |
| 二、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文化外交的实践的主要内容 |
| 小结 |
| 第三章 从外交到移民:中美两国对中国留学生的争夺 |
| 第一节 冷战与中国留学生特权 |
| 一、朝鲜战争前中美两国对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的策略 |
| 二、争夺人才 |
| 三、中国留学生身份的变化 |
| 第二节 美国的离境控制与中国留学生的回国权利斗争 |
| 一、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离境控制政策 |
| 二、“移民扣押”与中国留学生争取回国权利的抗争 |
| 三、美国离境限制政策的松动 |
| 第三节 移民外交:中美两国关于“滞留学生”问题的谈判 |
| 一、中美关于“滞留”人员回国的谈判 |
| 二、远非圆满的中美《1955年平民归国协议》 |
| 小结 |
| 第四章 带动留学生移民——中国学生对战后美国留学生政策的影响 |
| 第一节 留学生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
| 一、从中国留学生到所有留学生 |
| 二、选择留学生 |
| 三、教育交流还是价值观输出? |
| 第二节 “吸引人才”:美国留学生政策的移民效用 |
| 一、冷战与大国的移民选择 |
| 二、可利用的难民学生 |
| 三、“两年规则”的嬗变 |
| 第三节 中国留学生对战后留学生移民的影响 |
| 一、中国“滞留”学生与美国吸引留学生移民的制度化 |
| 二、战后东亚学生移民美国路径的异同比较 |
| 三、“学成不归”与“人才流失” |
| 小结 |
| 余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释意理论下汉英交替传译中修辞格的翻译策略研究 ——以2017年-2019年“两会”记者招待会发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List of Abbreviations |
| ChapterⅠ Introduction |
| 1.1 Research Background of the Thesis |
| 1.2 Objective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hesis |
| 1.3 Overview of the Thesis |
| ChapterⅡ Literature Review |
| 2.1 Definition of Figure of Speech |
| 2.2 Previous Studies on Figures of Speech |
| 2.3 Previous Studies on Interpretive Theory |
| 2.4 Previous Studies on NPC and CPPCC Press Conferences |
| 2.5 Previous Studies on Interpreting Figures of Speech |
| ChapterⅢ Theoretical Framework:Interpretive Theory |
| 3.1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pretive Theory |
| 3.2 The Definition of Interpretive Theory |
| 3.3 Basic Concepts of Interpretive Theory |
| 3.3.1 Deverbalization |
| 3.3.2 Sense |
| 3.3.3 Cognitive Inputs |
| 3.3.4 Equivalence and Correspondence |
| 3.4 The Process of Interpreting |
| 3.4.1 Triangular Model of Interpretation |
| 3.4.2 Three Stages of Interpreting |
| 3.5 Principles for Interpreting Figures of Speech from the Perspectiveof the Interpretive Theory |
| 3.5.1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Sense |
| 3.5.2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Explicit Sense and ImplicitSense in Re-expression |
| Chapter IV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of Figures of Speech from thePerspective of the Interpretive Theory |
| 4.1 Introduction to Materials of the Case Study |
| 4.2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of Syntactical Figures of Speech |
| 4.2.1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of Pai Bi |
| 4.2.2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of Dui Ou |
| 4.2.3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of Rhetorical Question |
| 4.3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of Semantic Figures of Speech |
| 4.3.1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y of Simile |
| 4.3.2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of Metaphor |
| 4.3.3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of Allusion |
| 4.3.4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y of Euphemism |
| Chapter V Conclusion |
| 5.1 Major Findings |
| 5.2 Limita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Study |
| References |
| Appendix Ⅰ |
| Appendix Ⅱ |
| Appendix Ⅲ |
| Acknowledgements |
（4）美国总统个性与对华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综述 |
| 1. 国际政治研究的心理学微观路径发展历程 |
| 2. 关于国家领导人个性与对外决策的研究 |
| 3. 关于美国总统个性与对华决策的研究 |
| （三） 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 |
| 一、 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决策者研究 |
| （一） 詹姆斯·戴维·巴伯与决策者个性研究 |
| 1. 詹姆斯·戴维·巴伯传略 |
| 2. 巴伯总统个性理论简介 |
| （二） 罗伯特·杰维斯与决策者错误知觉研究 |
| 1. 罗伯特·杰维斯传略 |
| 2. 杰维斯错误知觉理论简介 |
| （三） 决策者个性、错误知觉与对外决策相关性假定 |
| 二、 美国总统与对华决策 |
| （一） 美国的对华决策主体 |
| 1. 白宫 |
| 2. 其它行政机构 |
| （二） 美国总统在对华决策主体中的地位 |
| 1. 总统是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倡议者 |
| 2. 总统是决策所需信息的汇集中心 |
| 3. 总统是决策层的核心 |
| 4. 总统向外界发出关于决策的唯一确定的声音 |
| （三） 美国总统个性在对华决策中的重要性 |
| 三、 美国总统个性的界定 |
| （一） 界定方法 |
| 1. 两条坐标 |
| 2. 四种类型 |
| （二） 不同个性类型的美国总统 |
| 1. 积极—正面型总统 |
| 2. 积极—负面型总统 |
| 3. 消极—正面型总统 |
| 4. 消极—负面型总统 |
| 四、 不同个性类型美国总统的对华决策及初步结论 |
| （一） 不同个性类型美国总统的对华决策 |
| 1. 积极—正面型总统的重大对（涉）华决策 |
| 2. 积极—负面型总统的重大对（涉）华决策 |
| 3. 消极—正面型总统的重大对（涉）华决策 |
| 4. 消极—负面型总统的重大对（涉）华决策 |
| （二） 关于美国总统个性影响对华决策的初步结论 |
| 1. 美国总统个性是影响对华决策的最主要微观因素 |
| 2. 美国总统个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影响对华决策 |
| 3. 美国总统个性通过一定的途径影响对华决策 |
| 五、 三点建议 |
| （一） 正视美国政治的非理性因素 |
| （二） 加强对美国总统个性的研究 |
| （三） 把握美国决策者及选民心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5）中美建交谈判中的对台军售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根据及意义 |
| 二、史料基础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及内容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美关系破冰期前后的对台军售问题 |
| 一、打破坚冰:徘徊在两岸之间 |
| 二、陷入停滞:难以割舍的安全承诺 |
| 三、重新接触:对台军售问题的直接交涉 |
| 四、逐渐清晰:所罗门方案 |
| 五、福特政府的军售设想 |
| 第二章 建交谈判前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的试探 |
| 一、卡特政府对台军售方案的初步形成 |
| 二、对台军售政策的进一步形成 |
| 三、中美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的初步试探 |
| 第三章 正式建交谈判中的对台军售问题 |
| 一、谈判前的准备 |
| 二、前期没有实质进展 |
| 三、谈判加快 |
| 四、暴露分歧 |
| 五、搁置争议 |
| 六、台湾的反应及影响 |
| 第四章 搁置对台军售问题的因素 |
| 一、“抢时间”发展经济 |
| 二、应对国际格局新变化的紧急性 |
| 三、中国内部政治变化影响外交决策 |
| 四、对于台湾双方各有打算 |
| 五、邓小平的个人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硕士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6）中国安全战略的转型研究：1978-1985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问题与文献 |
| 三、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及创新性 |
| 第一章 安全战略转型的前夕 |
| 第一节 国家安全战略转型前的革命外交 |
| 第二节 转型前的对外关系 |
| 第二章 :安全战略转型的第一阶段:1978-1979年 |
| 第一节 对外战略调整准备阶段的中美关系 |
| 第二节 中日关系的调整 |
| 第三节 调整周边外交关系 |
| 第三章 安全战略转型的第二阶段:1979-1982年 |
| 第一节 中美关系建交后的新波折与《八一七公报》 |
| 第二节 中苏关系关系正常化的起点 |
| 第三节 应对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威胁 |
| 第四章 安全战略转型的第三阶段:1982-1985年 |
| 第一节 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
| 第二节 中苏关系正常化再启程 |
| 第五章 国家安全战略转型各阶段转型动力及互动关系 |
| 第一节 1978-1979年,准备阶段转型动力以及互动关系 |
| 第二节 1979-1980年,调整阶段转型动力及互动关系 |
| 第三节 1982-1985年,确立阶段转型动力和互动关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邓小平决策中美建交始末（论文提纲范文）
| 从“解冻”到建交谈判波澜不断 |
| 邓小平在谈判最后15个小时的决断 |
（8）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对越南建交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二 国内学界研究状况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卡特政府对越政策出台背景 |
| 第一节 美越战后遗留问题 |
| 一 《巴黎和平协定》的签订 |
| 二 POW/MIA问题 |
| 第二节 越南战后处境及对美姿态 |
| 一 国内情况与国际处境 |
| 二 越南对美国的善意姿态 |
| 第三节 福特政府的对越政策 |
| 一 福特政府对越政策的背景 |
| 二 福特政府对越的单边制裁政策 |
| 三 福特政府对越政策的影响 |
| 第二章 卡特政府对越建交的尝试 |
| 第一节 初期建交尝试的背景 |
| 第二节 伍德科克代表团访越 |
| 一 代表团的组建 |
| 二 代表团访越及影响 |
| 第三节 美越双方正式谈判 |
| 一 巴黎谈判(1977年5月) |
| 二 尼克松信和越南间谍事件 |
| 三 巴黎谈判(1977年6月和12月) |
| 第三章 卡特政府对越建交的失败 |
| 第一节 东南亚地区形势的变化 |
| 一 越柬关系恶化 |
| 二 中越关系恶化 |
| 第二节 对越外交政策的冻结 |
| 一 人权外交与印支难民危机 |
| 二 布热津斯基与中美关系发展 |
| 三 美越关系的冻结 |
| 第三节 美越建交失败原因分析 |
| 一 国际层次分析 |
| 二 国家层次分析 |
| 三 个人层次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 文献、档案、资料集 |
| 二 中文着作(包括译着) |
| 三 中文学术期刊/论文 |
| 四 英文着作 |
| 五 英文学术期刊/论文 |
| 附录 美越建交大事记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9）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1969-199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和方法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综述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国内研究综述 |
| (四)研究空间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美国国会与国会研究服务局 |
| 第一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与思想库 |
| 一、思想库的概念及分类 |
| 二、思想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
| 三、全方位的思想库:国会研究服务局 |
| 第二节 美国国会与思想库 |
| 一、美国国会的信息需求与信息来源 |
| 二、美国国会的附属机构 |
| 第三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的成果及作用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的信息来源及研究成果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对国会的支持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美国作用分析 |
| 一、1969年前美国与中国代表权问题 |
| 二、1970年以后美国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态度转变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联合国的影响研究 |
| 第二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研究 |
| 一、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投票 |
| 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
| 第三节 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的研究分析 |
| 一、国会议员对中国的新认知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70年代政策的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的研究 |
| 第一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可行性分析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争论的研究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的方案研究 |
| 三、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美国国会的立法作用 |
| 第二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对其他国家与中国建交影响的研究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日正式建交的影响研究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澳正式建交的影响研究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法正式建交的影响研究 |
| 四、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德(西德)正式建交的影响研究 |
| 第三节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 |
| 一、美国政府内在对华政策上的不同态度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战略合作的研究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共同关注问题的政策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建交后的台湾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建交后美国与台湾关系的政策研究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建交后台湾的政治环境的研究 |
| 二、中美建交后白宫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台政策的研究 |
| 第二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台湾安全问题研究 |
| 一、台湾的安全问题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政策的研究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台军售的具体措施分析 |
| 第三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政策研究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建交后的台湾经济概况的研究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与台湾的经济关系研究 |
| 三、美国针对台湾经济政策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的地位 |
| 二、中美正式建交前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政策的分析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建交前后台湾问题的看法 |
| 四、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1951年-1960年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投票表决记录 |
| 附录二 :第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有关中国问题的提案投票结果 |
| 附录三 :1961年-1970年关于“重要问题”的投票结果 |
| 附录四 :1961年-1970年关于恢复中国联合国代表席位和驱逐台湾当局的投票结果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着情况 |
（10）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重难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阐释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与内容 |
| (一)外交与外交政策的概念 |
| (二)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的内容 |
| (三)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
| (四)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和平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属性与本质属性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属性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本质属性 |
| 三、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逻辑 |
| (一)外交政策演进的一般逻辑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理论逻辑 |
| (三)影响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历史逻辑 |
| (四)基于二元维度变化的演进逻辑 |
| 第二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有关和平外交思想的考察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和平观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时代观 |
|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国际关系思想 |
|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和平观念的承继 |
| (一)“和合”思想 |
| (二)“和而不同”思想 |
| (三)“义利双行”思想 |
| 三、近代以来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一)晚清时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二)民国时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四、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 |
| (一)国家主权原则的法理依据 |
| (二)外交原则和惯例的基本规定 |
| 第三章 建国初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初步探索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确立初期的背景 |
| (一)为巩固政权、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的必然选择 |
| (二)“一边倒”的战略选择 |
| (三)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及当前国际任务的判断 |
| (四)国际环境的重要影响 |
| (五)革命惯性的限制 |
| 二、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初步确立 |
| (一)新中国外交原则与框架的建构 |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石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评价 |
| (一)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取得重要进展 |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启中国外交崭新局面 |
| 第四章 和平外交政策在特殊阶段的曲折发展 |
| 一、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曲折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国内政策出现转向 |
| (二)动荡的国际形势 |
| (三)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 |
| 二、和平外交政策在曲折中发展 |
| (一)和平外交政策的曲折发展 |
| (二)从“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理论的发展 |
| 三、和平外交政策曲折发展阶段的实践依据 |
| (一)中国共产党为扭转“左”倾思想对外交事务冲击的实际行动 |
| (二)中美关系的缓和推动中国外交发生转向 |
| (三)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开展友好关系为和平外交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
| (四)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推动中国重新融入国际体系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平外交政策的深化发展 |
| 一、推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发展的多重因素 |
| (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新阶段 |
| (二)改革开放的新任务促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进行调整 |
| (三)对国际局势的精准判断——“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
| (四)国家定位与国家利益观的调整 |
| (五)国际局势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
| 二、改革开放背景下和平外交政策的深化发展 |
| (一)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新内涵 |
| (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的提出 |
| (三)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
| (四)“和而不同”的新理念 |
| (五)“和谐世界”的新构想 |
| 三、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实施 |
| (一)应用和平外交政策处理大国关系 |
| (二)积极推动国际军控与裁军,以切实行动维护世界和平 |
| (三)“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 |
| (四)实现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 |
| (五)重视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升华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背景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 (二)新时代下中国对时代的定位与判断 |
| (三)新时代面临的国际形势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与创新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创新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和平外交政策的升华 |
| 三、全方位、立体化外交的推进 |
| (一)构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
| (二)构建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 |
| (三)秉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
| (四)以结伴不结盟政策带动多边外交发展 |
| (五)“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 |
| (六)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
| (七)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
| 第七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经验 |
| 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根本保障 |
| 二、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相结合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必要方法 |
| 三、内政外交的互动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内生动力 |
| 四、坚决扞卫国家利益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出发点 |
| 五、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依据 |
| 六、国家角色定位的变化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发展诉求 |
| 七、意识形态因素是影响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重要变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浅谈中美建交公报的翻译（论文参考文献）
- [1]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国会因素[D]. 刘峥.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2]“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D]. 任慈.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释意理论下汉英交替传译中修辞格的翻译策略研究 ——以2017年-2019年“两会”记者招待会发言为例[D]. 乌倩.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4]美国总统个性与对华决策研究[D]. 白卫东. 延安大学, 2020(12)
- [5]中美建交谈判中的对台军售问题[D]. 漆浩. 南京大学, 2020(09)
- [6]中国安全战略的转型研究：1978-1985年[D]. 李天齐.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01)
- [7]邓小平决策中美建交始末[J]. 胡新民. 党史博采(上), 2020(03)
- [8]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对越南建交问题研究[D]. 吉晓楠. 郑州大学, 2020(03)
- [9]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1969-1991）[D]. 王雪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10]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D]. 唐诗.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