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晶[1]2013年在《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所论及的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生主要指20世纪20年代重庆的留法青年，其中以先进知识分子赵世炎、邓小平、聂荣臻为主要代表。本文所论及的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主要指重庆勤工俭学生留法经历对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影响。本文论及的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地传播主要指在法国期间，旅欧党团员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与旅法华工之间进行地传播。此外，本文还涉及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生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历史地位，即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除引言外，本文的正文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要从叁个方面阐述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生概况。重庆有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起因，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构成及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生赴法的思想原因。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工读主义的盛行以及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想的冲击，最终导致重庆学子渐渐产生抛家去国、远涉重洋的思想。第二部分介绍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生选择与认同马克思主义。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生在法国的工学实践，使他们实现了思想上的初步觉醒。叁大运动的实践锻炼，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奠定了基础。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同时认同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第叁部分，阐述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中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到法国后参与了旅欧党团组织的创建活动。在旅欧党团组织内部开展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在与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作斗争后，留法勤工俭学中的先进分子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提高了留法华人的政治和思想觉悟，壮大了马克思主义的队伍。第四部分，评价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生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历史地位。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生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此外，他们中有的还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骨干。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生回国后投身中国革命，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
康重文[2]2002年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文中认为二十世纪初，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华优秀儿女都在苦苦探索中国救亡图存的新道路，留法勤工俭学的兴起为先进知识分子投身这一伟大的运动提供了新的舞台和机会。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勤以工作，俭以求学”的过程中逐渐接受、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逐步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大批中国先进青年的人生道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运行轨迹，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研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对我们正确认识历史和现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分叁个部分对此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法国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先进分子的吸引。十六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及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中国的国运日衰引起了中国先进分子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注与思索，勤工俭学的出现为留法运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法国社会主义思潮源远流长，从18世纪初开始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经过不断的演绎与完备，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素材与基础。科学社会主义一诞生就成为法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进行解放斗争的旗帜。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实验失败，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科学武器来摆脱两半社会的地位和拯救严重的民族危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更为向往，了解社会主义思潮的愿望更加强烈，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为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思潮架起了桥梁，使社会主义融合并超越于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先进分子前进的指针。 二、留法学生对社会主义的介绍和传播。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接受社会主义的同时源源不断地把自己对社会主义的学习研究所得介绍给国内人民，他们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唯物史观，实现了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革命性转变;他们阐述了无产阶级的政党理论并身体力行，几乎与国内同时建立自己的党团组织，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他们介绍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及其意义，指出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本质与形式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他们积极开展同各种反社会主义思潮的斗争，彻底揭穿和粉碎了无政府主义派、国家主义派的谎言和攻击，帮助工学世界社一步步的倾向马克思主义，扩大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促进了一大批人思想观念的转变。 叁、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作用和影响。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成为当时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重要渠道，造就了一大批勇于实践和发展社会主义真理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推动中国历史巨轮的前进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理解社会主义的角度和方法始终作为一种暗流即潜在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中国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实现，从而在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进程中呈现出一种二重性，既具有促进中国社会前进的积极性，又有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延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消极性。
王刚[3]2009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借用语境这一语用学常用的概念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研究中，并在两个方面上使用这一概念，在广义上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中国化历程中内外环境的总和，在狭义指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语境(或话语系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并非主要是语用学意义上的，也代指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末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中国化的政治经济环境、思想文化环境、历史环境、社会环境、国际环境、时代背景等诸因素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中国化是内外语境的统一。相对于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是在一定语境下产生的，是要进入中国社会的外在语境，其一系列的基本原理因其学科属性、内在要求、理论品质以及功能要求等需要在中国传播及中国化；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国社会是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语境，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革命环境、思想文化、民族心理、时代主题等因素综合形成的语境，确保了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传播及中国化。早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主要有日本、欧洲(法国)、苏俄以及美国四条路径。每条路径的社会主义者部依据其特定的语境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解读，形成了日本语境“学理的”马克思主义、欧洲语境“行动的”马克思主义、苏俄语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美国语境“空想的和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这些存在着语境差异并与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有所不同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中国，对其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选择性传播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普遍性。通过清政府派赴国外一些外交人员的日记以及当时的报刊等渠道，中国人在西学东渐的语境下初识了社会主义。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维新的语境下，对社会主义建立的依据、理想社会的设计以及建立的具体路径等进行了解读。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给叁民主义寻找依据，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语境下，选择性地传播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以及政治经济学等内容。无政府主义者在所胃“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共同的“神髓”的认知基础上，以无政府主义解读了社会主义。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了寻求中国问题的最终解决，在无产阶级革命语境下，选择性地传播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以及阶级和国家理论等。这种选择性传播使马克思主义的某一部分理论被优先传播造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步，传播者选择的主观性造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具体实践上的偏差，对马克思主义的“梯次灌输”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时间上交错，马克思主义文本来源的多样化使多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空间上并存，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中国传统式解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烙上中国传统色彩。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语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思想交锋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叁次对话：笫一次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其路向沿着对“西器”、“西制”、“西学”、“马克思主义”先进性的肯定这样一条逻辑路径延伸，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所认同和接受。第二次是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对话。问题与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叁次大论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叁次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思潮的对话。通过与工读互助主义、新叁民主义、自由主义等当时中国社会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潮对话，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许多启示。通过思想交锋，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语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视界与马克思主义理解者视界之间的“视界融合”，这使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范畴，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阶级斗争、国家、革命、人民群众、理论、意识形态等与中国语词实现了对接或语义的转换，进而提出了诸如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革命的道路、革命的同盟军以及革命的军事路线等中国革命主要的问题域。1938年前后，在中国的革命环境、社会政治环境、思想文化环境以及当时国际环境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新语境，在这种新语境的氛围下，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对该命题的内涵与旨趣、必要与可能以及方法与理路等问题进行了阐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存在着两个不等式，即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实际结合≠马克思主义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解决这两个不等式，从不等式变成等式，语境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程涵[4]2011年在《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是研究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本文所论及的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是指该群体中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当时在国内已经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青年,也包括留法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青年。本文所论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则界定为1920年前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是1920年前后所形成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群体不但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而且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除导论部分外,本文的正文包括四个部分。正文第一部分从叁个方面阐述了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与认识。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与传播主要表现在通过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之间的比较认识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以及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高度重视。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与传播主要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与传播上,他们深刻理解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了解了社会基本矛盾原理,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与传播主要表现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以及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社会经济问题,尤其是中国的经济问题。通过这一部分的表述可以看出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比较系统的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而且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正文第二部分介绍了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几次理论较量,包括留法勤工俭学群体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与工读主义的斗争、与国家主义的斗争。叁次理论较量,使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明确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区别,为许多留法勤工俭学生扫清思想上的障碍,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而,大多数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很快抛却了对非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武装思想和指导实践。正文第叁部分,阐述了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探索。留法勤工俭学群体通过自身的做工体验,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腐朽性,真正了解了工人阶级,理解了“劳工神圣”的意义,这种觉悟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与工人结合奠定了基础。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在这一方面探索的实践主要有：利用工人刊物开展了宣传教育工作；开办工人学校,进行华工教育；帮助华工组织工会,提高了旅法华工的觉悟与组织程度。通过这些革命实践活动,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队伍,积累了从事工人运动的经验。正文第四部分,评价了留法勤工俭学群体的历史地位。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理论准备、组织准备、干部准备方而做出了巨大贡献。留法勤工俭学群体的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尤其是蔡和森对毛泽东思想形成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有局限性,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欠系统、欠深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选择性传播,以及主观上重实践而轻理论的倾向等。然而这一切,并不能否定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卓越的贡献。
李运秋[5]2017年在《旅欧少共与旅欧无政府主义者论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五四时期,不同的社会理论在中国传播,思想界论战不断。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范围与影响力都大大提高,与其他流派思想的交锋在所难免,由此发生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叁次论战。其中的最后一场论战,即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论战,随着五四运动之后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还延续到了遥远的欧洲大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欧洲成立的少共组织与旅欧无政府主义者,以双方各自机关刊物《少年》与《工余》为载体,就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实行革命的策略与方法、欧洲华工领导权的现实问题等展开了论战。论战结果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全面胜利。论战发生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与地理环境,决定了论战具有鲜明的革命性与实践性。论战的积极成果在于帮助当时参与论战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比较准确、深刻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提高其理论素养;在与无政府主义论战过程中,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争取到包括旅法华工、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先进青年,扩大马克思主义阵营和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华人中的影响,进而削弱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同时,欧洲论战还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战积累了需提高自身理论素养、以理服人、争取先进青年等经验。论战不足之处在于,其中有些观点阐述有失偏颇,偶有涉及人身攻击,偏离辨明理论的初衷,对无政府主义批判不够深入等问题。研究这场论战对当下复杂社会环境下,迎接各种理论的挑战,识别并划清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限,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崔春雪[6]2012年在《《少年》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文中研究指明《少年》是上世纪20年代初由旅法勤工俭学生中的进步分子成立旅欧少年共产党（后来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后创办的内部刊物。虽然只是中共在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浩渺期刊之林中的一木，但却是少共成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刊物，大批早期中共的优秀分子参与其创办和编辑，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法国路径时不可回避的重要环节，体现了早期中共党员接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时的思想世界。目前，学界尚无针对该刊的专门研究，与之相关的研究或是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的角度研究欧洲路径的贡献，几乎未提到该期刊；或是从旅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的角度提及该刊；或是从中共党史和早期组织的活动的角度简要概括该刊的核心思想和主旨。都未从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缺乏对该刊的创办经过和缘由、与少共关系、理论观点和来源、宣传意义和特点等的系统和细致的考察。本文拟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重视语境分析与文本分析，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从几个维度对《少年》如何宣传马克思主义做一全面的研究。本文认为，《少年》创刊的意图在于与无政府主义论战并抵制基督教青年会的宣传、为第叁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并解释战略。《少年》的宣传对少共改组有极大的推动作用。通过作者群的分析和与无政府主义论战中理论观点的介绍，我们更透彻地认识了《少年》的编辑状况、话语环境、言说观点。《少年》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立足于世界阐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与“好人政府”和“发展实业”的救国主张相斗争，指明中国的出路在共产主义和建立联合战线，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该刊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自觉关注、共产国际的影响和十月革命成功后所昭示的时代性力量。《少年》宣传马克思主义有几个特点：重视做少年的思想鼓动和精神鼓舞工作，并与无产教化的目的相结合；受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共产国际号召世界革命浪潮两个因素影响，《少年》具有独到的世界眼光和情怀，甚至还存有世界主义的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力加深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认识，造成对资本主义积极面的潜在漠视、对消极面的极度恐惧和试图规避资本主义制度的心理。
王刚[7]2016年在《北洋时期留法群体的救国路径研究（1912-1927）》文中指出北洋时期的留法群体,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整个北洋时期的留法群体,无论是倡导者和践行者的初衷,还是他们最后选择的救国道路,在北洋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往关于留法群体的研究侧重于留法勤工俭学的研究,尤其是侧重于留法群体党史人物、政治方面的研究,缺乏对留法群体在教育、科技、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无疑,研究北洋时期留法群体的各条救国路径,有利于深化对北洋时期留法群体的理解与认识；同时,认清留法群体的最终归宿与最初目标的偏离,对国家今后留学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指导和借签,也有着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1912-1927年北洋时期留法群体的救国路径为研究对象,运用对比分析、归类总结、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并结合政治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采用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分析了北洋时期留法群体的救国实践。在北洋时期,中国人留法可分为叁大阶段：一是1912-1918年的留法阶段；二是1919-1923年留法阶段,在该阶段的1921年,留法学生发动的叁次斗争(二·二八运动、拒款运动、攻占里昂大学)后,留法运动出现转折。叁是1924年后的留法运动。北洋时期留法运动的倡导者和叁大组织机构,是以“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为宗旨的。他们希望留法学生到达法国后,能够学习法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工业生产以及法国文化知识,来拯救处在乱世的中国。但是随着一战的结束,法国大批士兵退伍,法国经济更加萧条；同时,中国也发生了“五四运动”,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演变,刺激了留法群体,他们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经过与叁次主义的较量后,留法群体出现了彻底分化：在政治救国、教育救国、科技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上,留法学生有了各自的最终抉择。北洋时期的留法群体,对中国的政治、教育、科技、经济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政治方面：留法群体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在教育方面：在中国建立了新的教育体制,使得高等教育得到了较大发展,注重女子教育。在科技方面：积极倡导“科技救国”,培养科技人才。在经济领域：努力践行实业救国,并促进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指明了发展方向。
卢寿亨（Noh, Soo, Hyung）[8]2012年在《中韩“安那其主义”运动比较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以“中韩两国近代安那其主义(Anarchism)思想和运动的比较”为题,是在比较视野下,对近代以来,在中韩两国激进革命运动中,都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安那其主义思潮、观念、运动、标志性人物及其思想主张的一个全面审视和比较研究。安那其主义也称“无政府主义”,这一思潮产生在西方资本发展的早期阶段,形成、兴起于19世纪中叶,并伴随资本的扩张,很快从西方向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漫延发展的一种思潮。原字来自希腊的“an”和“archie”(谐音安那其)意即“反对强权”的意思,这种思潮追求个人自由,因此反对以强制权威为基础的-切组织形式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因而否定权威,不要政府,认为一个社会能有调和的效果,不是由于遵守法律或服从强权,惟在于各种团体相互间的自由契约。安那其主义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作为被压迫民族、民众解放之手段,在东亚中韩两国的精英(Elite)阶层中首先得到传播。他们为了解决当时两国面对的共同问题——反帝·反封建,积极展开了基于安那其主义的各种运动,其影响不仅在知识界,也渗透到底层民众。有鉴于此,以往不少学者对该主义的理论主张和事件活动进行过大量的研究,也出了不少成果,但由于地域、文字、语言等方面的原因,客观上造成了两国的研究甚少交流的现象。而资料运用的有限,也使目前的研究还都只在各自国家进行,资料运用也多半依靠的是本国的一些有限史料,研究视域不免受到局限。而安那其主义本身乃一“世界性”思潮,有着“国际化”的明显特征,若我们的研究范畴仅限于一民族、一国家的话,不仅会产生视域狭小、研究深度不够的问题,也不容易全面认识东亚近代安那其主义思想和运动的特点与思想价值。从这意义上看,笔者认为关于中韩两国安那其主义思想和运动的比较研究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的项目。笔者初步建构了以下研究框架。首先,笔者分析20世纪初中韩两国激进主义知识分子通过何种方式和渠道接受安那其主义、展开什么样的运动。并比较分析安那其主义为何在历史的某一段时期内兴起。另外,比较分析他们所主张的内容之特点。其次,笔者对中、韩两国安那其主义运动中,分别出现的安那其主义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所谓“安·布论争”进行了考察。不仅对各自论争的特点作出了总结,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就“安·布”之间离合的原因作出了探析,并给予了客观评价。第叁,笔者介绍开创中韩两国“特色”安那其主义的叁位安那其主义代表人物吴稚晖、李石曾、柳林。他们果敢参与既往安那其主义者忌讳的政治运动,并提倡“安·国合作”和“民族战线运动”。笔者解释了他们主张的“革命程序说”和由此引起的围绕安那其主义的原则的安那其主义者之间的讨论。通过这过程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在中韩安那其主义者具有的与西方不同的政治思想。第四,笔者探讨中韩安那其主义者展开的社会、文化、教育运动。中国安那其主义者不仅展开反政治、反强权运动,而且关注社会问题。韩人安那其主义者为实现有效的独立运动和持久的斗争,展开理想村、教育运动。笔者查明他们为建设理想社会所经历的过程以及它的意义和限制。最后,笔者探讨中口战争时期两国安那其主义者的抗口思想和抗口斗争。既往的研究者一般忽略此问题,笔者通本论文揭示安那其主义的生命力和抗战史中的贡献。笔者比较及分析了抗战时期他们所提倡的思想、共同目标、联合运动等。通过研究,笔者对中韩两国安那其主义有以下儿个方面的重要发现：第一,发现中韩安那其主义者有着很多共同点,表现为：一,两国安那其主义者都反对少数政治集团的领导和专制政治,因而都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模式；二,两国安那其主义者的理论都主要来源于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巴氏的“破坏·建设论”和克氏的“相互扶助论”是在安那其主义者的核心理念,并都以克氏提出的“无政府共产社会”作为他们的目标,克氏提倡的“国际连带”也使他们具有国际主义的认识；叁、他们都以独有的弹性糅合表面上相互之间存在矛盾的民族主义势力,尤其韩国安那其主义者更以该主义为实现民族、民众解放的最高理论；四、他们重视总体的“社会革命”。他们共同提倡知识与劳动的结合,强调社会该评价劳动能力和成果的公平性。第二,发现中韩安那其主义也有着诸多不同的方面,表现为：一、安那其主义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期间达到兴旺的高点,成为激进主义思想界的主流思潮。而在进入1920年代后逐渐丧失的它的地位,信奉者人数大为减少。而在华韩人安那其主义的鼎盛期是1920年代。他们也随着情况的变化,选各自实践安那其主义的方法,而标榜该主义的人数没变少；二、华人安那其主义者感到思想主张和活动空间的危机之后,努力寻找坚持安那其主义的出路,这过程中产生安那其主义者之间的论争和分裂。然而韩人安那其主义者相对来说具有第一要解决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问题,因此安那其主义者之间基本没发生过矛盾；叁、当时中韩两国的最大时代课题都是“反帝、反封建”。华人安那其主义者更关注中国内部的矛盾以及它的解决方法,安那其主义从而成为反封建的主要理论武器。韩人则是更关心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安那其主义是解决反帝国主义的手段；四、在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华人安那其主义者将安那其主义当成为一个思想理论,因此他们留下多量的理论书籍、翻译等思想本身的资料。可对韩人来说,该主义并不是一个哲学理论,而是争取民族、民众解放的手段。因此韩人安那其主义者多数不是理论家,而是实践家。第叁,对安那其主义当代价值的发现：在本论文中,笔者摆脱了盲目非难安那其主义的立场,克服了学界对安那其主义思想具有的偏见和误解,发现在中韩两国当今社会中安那其主义的价值关怀仍不失其生命力。尽管就成员数量来看,安那其主义者比其他阵营少得多,其组织能力也脆弱,但他们所选择的民族、国家发展路径,从长远考之,实是一种着眼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理论主张,不仅具有合理性,也具有相当深邃眼光。两国安那其主义运动在争取民族解放运动中,对帝国主义和侵略者的顽强抗争,以及所作贡献,更是值得今人给予高度评价和肯定的。因此,对于“安那其主义之没落”这一说法,是否恰当,的确是一个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总之,今人对安那其主义思想理论和安那其主义运动实践的评价都应该客观、全面,对其思想价值也应给以重新思考,并给予更恰当的定位和评价。
何启刚[9]2010年在《旅欧勤工俭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主要有叁条路径,即日本路径、俄国路径和欧洲路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旅欧勤工俭学运动,它成为欧洲路径的主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研究旅欧勤工俭学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无论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还是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以史为据,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经,以与旅欧勤工俭学相关的史料、主要代表人物的着作为纬,借鉴其他相关研究的成果,综合采用比较与分析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方法,对各种与旅欧勤工俭学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有关的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对旅欧勤工俭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状况进行系统的梳理,力求全面、真实地反映旅欧勤工俭学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状况。本文分析了五四运动以前华人在欧洲建立的各种组织、华工旅欧运动以及国内兴起的工读互助团运动对旅欧勤工俭学运动的影响,并概述了自二十世纪初兴起的旅欧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衰历程。本文分析了旅欧勤工俭学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得以传播的主要途径。以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知识分子凭借各种先进报刊和社会团体向国内外的华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状况,并重点阐述了旅欧勤工俭学生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和关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等内容。本文阐述了旅欧勤工俭学运动时期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在内容更接近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注重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传播主体主要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知识分子等特点,它加快了青年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熊锡征[10]2008年在《周恩来留法期间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文中研究表明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激发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而西欧又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一条重要的途径。1920年11月至1924年7月,周恩来留法勤工俭学。他视马克思主义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强大的思想武器而学习和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广泛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无疑,研究周恩来留法期间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对我们当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直接的现实意义。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坐标,以周恩来留法勤工俭学期间的理论原着为依据,用理论与实践、比较与分析、归纳与演绎等相结合的方法,对周恩来留法期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及其特点和历史地位进行系统的梳理。第一章探讨了周恩来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历程。分叁部分阐述,即周恩来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以及最终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第二章主要归纳了周恩来留法期间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从四个方面展开,主要表现在: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考察了各国工人运动、革命运动和共产党;学习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潮;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问题。第叁章主要分析了周恩来留法期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即理论传播与实践斗争相结合;以唯物史观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第四章分析了周恩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周恩来留法期间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促进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旅欧华人中的影响;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革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革命骨干,有力地支援了国内的革命事业,这些在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1]. 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D]. 刘亚晶. 西南政法大学. 2013
[2].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D]. 康重文. 湖南师范大学. 2002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D]. 王刚.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4]. 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D]. 程涵. 曲阜师范大学. 2011
[5]. 旅欧少共与旅欧无政府主义者论战研究[D]. 李运秋. 广西大学. 2017
[6]. 《少年》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D]. 崔春雪. 清华大学. 2012
[7]. 北洋时期留法群体的救国路径研究（1912-1927）[D]. 王刚. 西南交通大学. 2016
[8]. 中韩“安那其主义”运动比较研究[D]. 卢寿亨（Noh, Soo, Hyung）. 南京大学. 2012
[9]. 旅欧勤工俭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路径研究[D]. 何启刚. 河北师范大学. 2010
[10]. 周恩来留法期间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D]. 熊锡征. 湖南师范大学. 2008
标签：中国共产党论文; 无政府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论文; 中国法国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少年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