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文兴短篇小说的现代主义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主义论文,短篇小说论文,特征论文,王文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潮流使台湾文学在较短的一段时间内实现了华丽转身。台湾文学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开放的艺术姿态和鲜明的西化倾向。
王文兴是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中坚力量。20世纪50年代后期，还在台湾大学外文系读书的王文兴，开始了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创作。1960年，他与同学白先勇、陈若曦等一起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高张现代主义大旗，系统地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自觉地进行现代主义小说创作实践。1973年问世的长篇小说《家变》为他带来了很高的声誉。而上册出版于1981年、下册出版于1999年的长篇小说《背海的人》，则成为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最后的绝响。
就创作而言，王文兴小说的数量并不多，除了《家变》《背海的人》外，他只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玩具手枪》和《龙天楼》(后又将两书合集为《十五篇小说》出版)；此外，还有部分短篇小说未结集。就对王文兴小说研究而言，学界的研究基本上集中于《家变》和《背海的人》，对其短篇小说的研究则成果甚少，明显地呈现出轻短篇重长篇、轻早期创作重中后期创作的特点。
王文兴的短篇小说大体上写于1958—1964年。这一时期正是台湾文坛现代主义思潮风起云涌之时，由现代诗社、蓝星诗社和创世纪诗社等在诗歌领域内掀起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很快扩展到小说、绘画等领域。王文兴此时开始了他的小说创作实验。这一时期，他写作的都是短篇小说。尽管才是初步的创作实验，但已显示出强烈而又鲜明的现代主义色彩。因此，研究王文兴短篇小说的现代性，对于深入研究王文兴中后期的现代主义小说创作，对于把握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脉络及其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1958年4月，王文兴在《大学生活》第3卷第12期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守夜》，开始文学创作生涯。至1964年，他在《文学杂志》《现代文学》等刊物共发表了22篇短篇小说，初步呈现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现代主义小说家的艺术风采。
王文兴在谈到现代主义艺术的精神时，认为“现代主义的精神在于质疑和原始两者”；“质疑和原始，恐怕多半来自于尼采和弗洛伊德的影响。尼采对过去价值观的否定，无疑带动了现代主义的质疑，他对超人观的鼓吹，也大大推助了现代主义的原始崇拜；而弗洛伊德心理的探索，摧毁了外在秩序的世界，对于欲情(libido)的体认，也与现代主义的原始崇拜息息相关”。①王文兴的短篇小说正突出地表现了“质疑”和“原始”等现代主义的精神。
《草原的盛夏》对严酷的军规、军纪进行了质疑。一队士兵在盛夏顶着烈日来到草原进行野外训练，太阳像“一只疯狂，白亮，须髭怒张的猛兽”，威胁着人们。在军官的训斥、打骂下，士兵们尽管一个个大汗淋漓、头晕眼花、疲惫不堪，但还得坚持训练。令行禁止，纪律严明，不畏艰险，苦练本领，原本这是对军人的基本要求，作为军人自当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英勇顽强，但这篇小说对此予以了质疑。作品写到一个士兵的自尊心受到军官的伤害后，他的反抗的意志像“一只固执的野牛的头首”难以揿压，他的仇恨像“密集的乌云一般”拥聚得越来越浓，他在心里用着刻毒尖厉的语言诅咒着那个军官。作品更写到，当夜晚来临后，这片草原恢复了本来面目，“人类白天的所作所为，所流的汗，咒骂，仇恨，枪响，呻吟，乃至忍耐，负责，守纪等美德，都未曾留下丝毫的痕迹”。②作者从人性的价值、人的自由和尊严的角度，对所谓的忍耐、负责、守纪等美德进行了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质疑。
对于处于“情窦初开”时期的许多青年人来说，“性”是一件快乐而美好的事，不少人沉溺其中不可自拔。《最快乐的事》写了一个年轻人在经历了一场激情的邂逅后，选择了自杀。他在获得了性体验后问自己：“他们都说，这是最快乐的事，but how loathsome and ugly it was!”几分钟后，他又问自己：“假如，确实如他们所说，这已经是最快乐的事，再没有其他快乐的事吗?”年轻人因幻灭而厌世，其实是对人们所认可的一种生活方式的质疑。在别人看来的“最快乐的事”，在他的眼里却是令人厌恶和丑陋的，激情过后，他感到的是深重的幻灭。小说表现出对人生强烈的质疑。
事实上，感悟生命、思索人生是这一时期王文兴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守夜》在梦境和现实的交错中，呈现出人物对自我的焦虑和不满。范若甫对笔下人物李亚的苦心经营，正是他对自我形象建构的过程。而自我认同的受挫，正意味着他在社会压力面前的无奈。《残菊》表现的也是生活中的不圆满和不如意，也许生命的意义正在于这些永远有欠缺的人生的“残局”中。《欠缺》正像这篇小说题目所揭示的那样，从一个十一岁孩子的眼中去表现生活中的“欠缺”，那个早熟的孩子日思夜想的美貌少妇原来竟是个狠心的骗子，单纯的孩子过早地感受到了人生的“欠缺”。
在王文兴的短篇小说中，有不少作品采用了少年儿童的叙事视角，或者直接表现少年儿童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王文兴前述的现代主义的“原始”精神，追求的是“返璞归真”，“带来童稚如儿童一般的‘简化’新型式”。③他正是通过孩子的视角来表现原始人性，诸如情欲、性压抑、恐惧，等等。《母亲》通过一个叫猫耳的小学生的视角，描写他对离婚女人吴小姐的观察，表现了猫耳性意识的萌动。猫耳等在吴小姐必经的路旁，期待着这个“裸露着雪白的颈子和滚圆修长的白臂”的女人的出现。他明明还是个孩子，但一手叉腰的姿势，“显出模仿成年人的骄傲”。猫耳厌倦与神经质的母亲相处而喜欢和性感的吴小姐在一起，这正是孩子恋母情结的一个代偿。《寒流》中的黄国华是个不到十三岁的孩子，他独自一人沉迷于一个神秘的游戏中，每天放学绕路回家，目的是要路过玻璃店去偷看一张裸体女人画。作者充分表现了这个早熟的孩子性意识的觉醒，他对裸体女人画的迷恋，夜里在被窝里的性冲动，以及过后深深的懊悔和精神上的挣扎。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写出了这个孩子心灵的自我救赎。在经历了一次次心理上的挣扎和失败后，黄国华决定坚决摆脱玻璃店裸体女人画的诱惑，选择独自一人在黑夜中去过铁路桥回家。这是一次冒险之旅，也是一个荡涤灵魂、重新开始的过程。他不知道火车开过的时间，不知道能否通过那桥，在通过铁路桥时，他果然遇到了火车，他和火车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尽管书包带子断了，手和膝盖都擦破了，脸上沾满泥沙，但他在受惊大哭之后很快就自豪起来：“我到底打败你了，这次我到底打败你了!”他感到骄傲：“我已经会了，我已经会对付它了，知道再对付它已不难了，我会再克服它，我一定会再完全地再克服它。”④显然，这里的火车具有象征意蕴。在战胜了心中的魔障后，黄国华获得了成长。《欠缺》则表现了一个十一岁孩子眼中的成人世界的复杂样貌。这个敏感而内向的孩子以他的方式，全身心地爱上了裁缝店女老板，在他看来，那个三十多岁的少妇不仅美丽，眼中露出的善良更重要。他明知这种爱情是没有结果的，但他还是一头陷入绝望的爱情之中不可自拔。他自以为不必像成年人一样作无谓的担忧，只要自己对这少妇的思慕存在爱便存在，他因而十分快乐。这里突出地表现了这孩子的所谓爱情其实是天真无瑕、没有杂念的。然而，那位女人却辜负了他对她的美好想象，美丽也许依然，善良则不复存在，她骗了很多人的钱后逃之夭夭。这个单相思的孩子在经历了“失恋”后，对现实社会和成人世界有了新的认识。
恐惧是人的天性，随着经历、环境等的变化，人与生俱来的恐惧感会越来越强。《命运的迹线》便十分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一个小学生对命运的恐惧。高小明课间被同学拉着看手相，当同学说他生命线太短，只能活到三十岁时，他“心中布满了灰尘”。想到那可怕的死亡，想到死亡是那么的接近，他深感恐惧，寝食不宁。为了改变命运，他“用刀片拉长了他的寿命线，从原来终止于掌心的终点拉起，拉到手腕关节的动脉处”。恐惧差点酿成大悲剧。《黑衣》则表现了一个五岁女孩的恐惧。秋秋在家里的宴会上见到大学教师晋先生，她本能地不喜欢这个穿着黑布长衫的成年人，任凭他怎么用言语和物质手段逗她也不为所动。天真单纯的秋秋直截了当地对保护她的吴阿姨说：“你叫他走开么，我讨厌他的黑衣服。”而黑衣人则要求她：“小孩子要懂得规矩，知道么?不要讨大人的嫌。”显然，秋秋是从自己的本能出发讨厌这个黑衣人，她才不管成人社会的所谓规矩，而黑衣人则以所谓的规矩来要求小孩子。这里通过孩子的眼睛对现实社会秩序提出了挑战。恼羞成怒的晋先生随后扮出极其丑恶的鬼脸几次三番恐吓她，秋秋极为恐惧，发出恐怖的尖叫，继而浑身颤抖地大哭起来。这篇小说有着浓重的隐喻色彩。秋秋所代表的是一个天真纯洁、未经污染的童话世界，然而黑衣人所代表的虚伪、做作、充满邪恶的现实世界与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由厌恶到对抗的过程中，未谙世事的孩子最终败下阵来，被从未经历过的邪恶推入恐怖境地。作品通过孩子的视角揭示出现实社会的伪善和邪恶。
在这些作品中，王文兴深入人物的心理世界，通过对人物内心和情感的细致探索，追寻自我形象和生命意义，表现了对现实生活和社会秩序的质疑与颠覆，揭示了人物在自我和超我之间的挣扎，以及性意识的觉醒和恐惧感，充分反映出现代主义的质疑和原始的精神。
二
杨牧曾认为：“王文兴的小说里表现得最沉着有力的主题是，我认为，命运。”他进一步指出：“他作品里潜伏最深刻最一贯的精神，就是一种为命运雕像的精神。”⑤诚然，杨牧揭示了王文兴短篇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即命运主题。王文兴的绝大部分短篇小说的表现内容都与命运有关，作者揭示了人的命运的错综复杂。这里要讨论的是，王文兴作为一个现代主义作家，当他在小说中处理命运问题时，他的创作又是如何体现出现代性的特点的。
从本质上来说，现代主义文学注重的是对人和人的命运的思考与探求，揭示人的命运的荒诞、虚无。现代社会处于发达的工业文明时代，但同时也面临着物欲膨胀、道德滑坡、信仰缺失。人们在与同类、与社会相处的过程中，在复杂多变的人生道路上，常常会有命运多舛或宿命的感觉，会感受到命运的荒诞和残酷。王文兴的短篇小说从多个侧面对命运进行了艺术表现和揭示。
《日历》中的黄开华本是个无忧无虑的大孩子，身体强健，活泼开朗，春日的一天，他怀着对暑假的渴望，计算着离暑假还有多远。他又在一张大白纸上画日历，一年一年地往后写，当他发现自己的生命仅仅能装满一张纸时，他哭了起来。人生的意义在哪里?生命历程又有多长?一张纸能涵盖人生的所有内容吗?显然，这里包含着对人生和命运的追寻，我们从中能感受到命运的残酷性。在感知了生命的短暂和命运的残酷后，黄开华会怎样?作者没有写，留下了想象的空间。而在《命运的迹线》中，高小明则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因为生命线短他被看相的同学说成短命鬼，面对残酷的命运，他怀着恐惧进行了反抗，用刀片拉长了手掌上的生命线，企图用这种方式来改变命运。作品通过小学生的这种偏激而徒劳的反抗，提出了“命运的有无”和“命运能否被改变”这样沉重而残酷的问题。
《海滨圣母节》的色调同样是凝重的，圣母节欢腾气氛的背后蕴涵着的是命运的残酷。出海的渔船遭遇飓风，舵折了，船舱进水，马达也坏了，渔民想尽一切办法都无济于事，在大自然面前人的力量实在太渺小了。在千钧一发、命悬一线之际，渔民唯有向妈祖祷告，祈求圣母保佑。这些终于平安归来的渔民，在圣母节这一天还愿。萨科洛本是个软弱的、缺乏意志力的人，曾许过很多愿却从来没有兑现过。但这次海上遇险，他许下一个愿，要为妈祖舞一堂狮子，他发誓这次绝不食言。圣母节这天，萨科洛果然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为妈祖舞起了狮子，为节日增添了喜庆气氛。然而，小说结尾却安排这样一个虔诚地为妈祖舞狮还愿的渔民，最后却气绝身亡，顶着狮头倒在欢庆的行列中。这一结局令人深思。虔诚还愿的渔民在保佑他的圣母的诞辰日却死于非命，命运的荒谬和残酷由此可见。
在早期篇幅最长的小说《龙天楼》里，王文兴通过对一群军人的描写再次揭示了命运的荒谬性。抛开“战斗文艺”的政治外衣，这篇小说更核心的内涵是探讨人的命运问题。十几位当年的抗日英雄，辗转来到了台湾，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消灭过鬼子第12骑兵队人称“神枪关夫子”的关师长，现在火车站以摆豆浆摊为生；曾统率战车摧毁敌阵的“铁甲老二”查旅长，则以养鸡为生；组织大刀队保家卫国人称“大刀秦虎”的秦团长，如今给一个教会看大门；而被称为汉奸克星的“段狐狸”段参谋，则已丧失了工作能力，靠微薄的荣民津贴勉强度日……这一群昔日为国浴血奋战、屡建战功的沙场猛将，现在却生活潦倒，晚景凄凉。真可谓命运多舛，造化弄人。作品在某些政治宣传的背后，表现出了对命运的深切关注。
与之相关联，王文兴的短篇小说在揭示命运的荒诞和残酷的同时，还表现了人因自身力量的渺小而产生的无奈感、无助感和强烈的孤独感。
《玩具手枪》很典型地演绎了这一主题。这篇小说竭力表现了一个孤独的主人公对整个社会的反叛，对自己命运的抗争，渲染了现代人的“孤绝感”，其中所蕴涵的主题正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中“他人即地狱”的思想。在中学同学生日聚会的热闹场合，胡昭生却疏离于众人之外，孤独地坐在客厅的角落里，他无法融入周围的人群。他敏感而脆弱，内向而拘谨，将客厅里的众人视为无聊者，内心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不愿意加入打牌、聊天、听音乐的行列，宁愿一个人沉溺于冥思玄想。然而，他还是成为人们取笑、玩弄的对象。在玩具手枪的枪口下，在众人的包围中，他无奈地承认了自己失败的求爱史。作品从多侧面突出了胡昭生的无助感、无奈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孤绝感”。在生理上，胡昭生的矮小瘦弱与捉弄他的钟学源的高大健壮形成强烈反差，他因此成为钟学源手中的玩物；在心理上，他与客厅里的众人格格不入，形成双向的厌弃；在人格上，他因自己曾经挚爱过一个女生却求爱不得而深陷自卑；在人际关系上，他因不善与人交往而使自己陷入被动的尴尬境地。这一切，使他尽管不断地反抗、挣扎，不甘心听从命运的摆布，到头来只会产生更多地无奈感、无助感和孤独感。
三
作为一个深具现代主义艺术精神的作家，王文兴在早期创作中就致力于语言和结构的创新。他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美学实验曾进行过这样的概括：“我们这一代的‘现代文学’的新的美学试验是什么?我想最简捷了当的说法应该是：散体文学写得像诗，诗则又写得像散体文学。”⑥与重人物、重故事的现实主义文学相比，现代主义文学则重语言、重结构，追求语言和结构的创新，并通过语言和结构的创新来加强小说内涵的丰富性。
王文兴所说的“散体文学写得像诗”，首先指的是现代小说要借鉴现代诗的表现手法，注重语言的锤炼、意象的营造、隐喻象征的运用，使语言更具有表现力。
王文兴的短篇小说注重意象的营造，以象征、暗示的手法扩大想象空间。在《草原的盛夏》中，作者营造了一系列女性的意象。如：
(1)到了正午的时分，云爬了起来了。她们好像怀中抱着许多婴孩的母亲，带着原始的力量，从地平线的下方，伸长了起来。
(2)肥胖的白云，变成了油黄之老妈子，再过一会儿，云层的肚腹又变灰了。
(3)浓密的乌云，在山顶，怀着生育的痛苦，像孵着鸡蛋的母鸡一样巢孵在山顶上。
(4)雨像一位少女，踏着轻盈的纤足，雨，可以看得见她，穿着绯白的纱衣，自草原的西方，如爱人似地投奔过来。
(5)丘陵上的树，显露得又浓又潮又绿，它们的贞洁，清雅，一如一尊尊圣女。
这些意象既是写实的，也是写意的，反映出了在盛夏炎炎烈日下艰苦训练的军人的情感和心境。他们渴望着云的到来，云可以遮住烈日，云也可以送来雨水，帮助他们解去暑热。因此，在他们看来，云正像怀抱着婴孩的母亲，给他们带来希望和安慰；然而，期盼中的雨竟姗姗来迟，像孵着鸡蛋、怀着生育痛苦的母鸡一样。雨终于来了，他们欢欣鼓舞地迎接着雨的到来，在他们心中，这时的雨像少女般美丽可爱，又如爱人似地投奔过来，他们的喜悦溢于言表。而经历了雨的滋润，他们心情舒展，此时此刻，万物都是清新动人的，又浓又潮又绿的树，在他们眼中正如圣女一般。这一系列意象的内涵是丰富的，情感指向是明确的，令读者对盛夏草原上的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产生了广阔的联想和想象。
又如《践约》：
(1)林教授的话，往往都在中途蓦然隐没，然后用一个简单的“唉”囊括了一切复杂的结尾。这，就像一个沿着河流游泳的人，游到中途时，忽遭灭顶，少顷，送上来一只圆圆的水泡。
(2)他这样想，爱情是生活里的芒刺，拔去了这一根刺，生活便舒适而自在。
刚刚大学毕业的林邵泉，对于父亲并没有多少尊敬。父亲身为大学教授，埋首终日所写的论文却没有任何创见，因此，他看到父亲写的东西便感到愤怒，他对于父亲的言行举止也多有看不惯之处。例(1)正十分形象地反映了林邵泉听父亲说话时的那种厌恶、憎恨的感受。而例(2)则反映了林邵泉对于爱情的认识，他特别反感恋爱中的男女交谈时的“俗套”，他觉得无论哪一对，只要他们一交谈便要模仿电影上的对话，这令他讨厌爱情，避之惟恐不及。这里的“灭顶之人吐出的水泡”和“芒刺”这两个意象活画出了人物对特定人事的心态和感受。
王文兴的小说在对人物内心世界和情感的描写过程中，由于大量运用了诗的表现手法，因此使语言精练、含蓄，富有诗意。《大风》中的三轮车夫和台风搏斗了一天，经历了诸多磨难，终于要收工回家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和喜悦，独自道：
哦，静下来，台风，静下来，我已经快到家了。等我走进了家，无论你再怎么撒野，对我已不生作用。家的里面，是没有风雨的。看，在那万般的黑暗中，点了蜡烛的一洞小窗，是我的家。银花还没有睡哩，她等着我。万般黑暗中的一窗灯火，银花，你为我点着的。虽然它的蜡焰是这么渺小，但无论外界的风多强，雨多大，蜡焰依然平安地点着，好像安稳睡在土地堂的帐幕里。银花，开门啦，是我，从台风里回来了。⑦
这段文字质朴自然，与人物的身份十分相符，看似不事雕琢，实则高度凝练，生动传神地表现了三轮车夫不怕艰险、乐观开朗的内心世界和对生活的热爱，充满诗意的美。而台风的形象，也有象征意义，正象征着生活中的磨难。三轮车夫经历了磨难，生活的意义更丰富了。
除了语言的锤炼、意象的营造外，王文兴还注重小说节奏和结构的把握。他擅长在作品结尾处采用“陡转”的结构形式。在对人物的内心世界深刻揭示和对人物命运充分铺陈的基础上，他往往采用急转直下、戛然而止的方式收缩全篇。《命运的迹线》中，高小明在经历了对短命的种种恐惧后，出乎意料地采取用刀片拉长生命线的方式来反抗命运、改变命运。这种极端的方式绝对是人们难以想象的，它给人们留下了深长的思索：是否真的有命运存在?如果有的话，人的命运是否可以预知?人的命运又能否被改变?《欠缺》中，作者先极尽铺垫，写裁缝店女老板的美丽、善良，在那个早熟孩子的心目中，她俨然是一个完美的女神，他把自己“全部的爱情热烈献送给她”。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仅美丽，露出的善良更重要”的女人，在作品最后却被证实是个骗子。这突然的结果一方面固然使那个早熟的孩子感受到了人生的“欠缺”，另一方面也足以使他对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怀疑和动摇。《海滨圣母节》结尾处，虔诚的舞狮人萨科洛的突然身亡，也令人们匪夷所思，对命运产生新的思考。而《最快乐的事》中的男主角在经历了“最快乐的事”后却选择自杀，也给读者留下了很多悬念。
王文兴短篇小说的现代主义艺术探索是多方面的。王文兴深入人物的心理世界，通过对人物内心尤其是潜意识的细致探索，追寻自我形象和生命意义，表现了对现实生活和社会秩序的质疑与颠覆，揭示了人物在自我和超我之间的挣扎，充分反映出现代主义的质疑和原始的精神。王文兴的短篇小说在揭示命运的荒诞和残酷的同时，还表现了人因自身力量的渺小而产生的无奈感、无助感和强烈的孤独感。在小说艺术方面，他改变了五四以后小说的叙事模式，借鉴吸收了现代诗的表现方法，注重意象的营造和语言的创新，以象征、暗示的手法扩大想象空间，从而使作品精练、含蓄，富有诗意。王文兴小说的这些探索和实验，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特征，王文兴后来因此成为最具有现代性特点的台湾当代小说家。王文兴这一时期的小说艺术探索也为《家变》和《背海的人》等现代主义杰作的出现作好了充分的艺术准备。在《家变》主人公范晔的身上，明显地能看到高小明、胡昭生、林邵泉等的影子。而主题的提炼、意象的营造、语言的锤炼，更可在《家变》和《背海的人》中找到发展的痕迹。
注释：
①③王文兴：《现代主义的质疑和原始》，《书和影》，联合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184页。
②王文兴：《草原的盛夏》，《十五篇小说》，洪范书店2006年版，第50～51页。
④王文兴：《寒流》，《十五篇小说》，洪范书店2006年版，第159页。
⑤杨牧：《王文兴小说里的悲剧情调》，《传统的与现代的》，洪范书店1979年版，第213页。
⑥王文兴：《浅论现代文学》，《书和影》，联合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8～189页。
⑦王文兴：《大风》，《十五篇小说》，洪范书店2006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