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荀[1]2016年在《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及当代中国贫困治理实践研究》文中指出摆脱贫困是千百年来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美好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困治理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之路,其成绩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密切相关,同时中国的贫困治理实践也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为指导,通过分析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通过研究中国贫困治理的历程,总结概括了当代中国贫困治理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及其原因,并尝试阐述了当前面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及未来中国贫困治理所应采取的可操作性对策。第一章导论主要交代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研究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是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形成与演进。该章以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多年来的文献为依据,通过文献的历史梳理全面回顾了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演进历程。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时期、苏联时期、中国革命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期即观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贫困的现象,试图通过异化劳动、雇佣劳动等理论工具对资本主义贫困问题进行阐释。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理论建立起来以后,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真正得以成熟。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继承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贫困现状和治理实践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第三章是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逻辑内涵。在第二章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章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将从马克思、恩格斯到邓小平、习近平的贫困思想进行逻辑阐释,归纳概括出了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四大内涵。马克思主义认为贫困不仅包括由于物质生活资料匮乏带来的物质贫困,也包括精神文化财富稀缺造成的精神贫困。贫困的产生往往是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制度安排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又因不同社会而有所区别。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贫困主要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体制机制之间的矛盾引起。要解决贫困问题,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必须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和进行体制改革,不断夯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第四章是资本主义国家贫困状况对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印证分析。该章分别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英国、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家为例,分析了上述国家贫困状况对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印证和检验。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无产阶级贫困状况恶化的历史表明,英国在资本和土地相对稀缺的年代,劳动人口却大大增加,劳动人口总量的增加使劳动的边际收益不断降低,这是造成工业革命时期工人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大规模相对失业人口存在导致社会贫困状况恶化理论的正确性。二战以后,美国等国家分配状况不公的趋势持续加重,工人分得的相对财富在增加,但工人的贫困化趋势却丝毫没有减少,以致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分配制度改革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贫困的论断的科学性。第五章对当代中国的贫困状况进行了历史梳理,并对贫困治理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成因进行了分析。中国贫困进程中面临的问题是多角度、多层面的,包括财税体制与分配机制、政府行政制度、扶贫模式创新在内的政府层面的问题;非政府组织的贫困治理作用受限、社会力量参与贫困治理存在两面性、社会观念落后等等影响贫困治理的社会层面的问题;贫困代际传递不易克服、农村贫困群体与城市贫困群体体现出不同特点的贫困群体自身层面的问题;还包括如何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分配、如何更好地利用市场经济中的淘汰效应等其他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成因,有生产力不发达的原因,有制度跟进不及时的原因,也有能力知识欠缺和资本剥夺层面等多方面原因。第六章重点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指导下的当代中国贫困治理的对策思考。本文认为未来中国贫困治理的重要措施在于以下五点。第一,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制度不断完善,尤其是深化财政体制和再分配制度改革、推进初次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完善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第二,以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助推生产力持续发展,在增加农村贫困地区人力资源投资的同时也不断提高城市整体就业人员素质。第三,以人民为中心标构建贫困治理路径,其中要让“强政府”与“大市场”有机结合;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协同增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第四,以多样性政策供给丰富贫困治理手段,引入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救助模式,建立开发式扶贫系统。第五,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调整贫困治理体系,优化扶贫的治理结构、重构扶贫的实施策略、定位扶贫的目标指向、推动扶贫体系的动态发展。
苏静[2]2015年在《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文中认为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贫困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尤为突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持续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创造了“中国奇迹”,但贫困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消除,贫困尤其是农村贫困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社会进步的突出障碍。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农村反贫困事业,并且将农村金融视为缓减农村贫困的主要力量和基本政策工具。为了促进农村金融有效地发挥减贫功能,政府先后对农村金融体制进行了多次改革和调整。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政府基于“改革存量,发展增量”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新思路,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农村金融“新政”,力图实现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贫困缓减的良性互动。为此,深入研究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及其特征,一方面不仅可以为检测、评价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政策效应提供现实依据,也可以为相关部门进一步挖掘农村金融减贫向纵深转型的内在动力机制进而推进符合中国国情的高效农村金融减贫模式的形成提供理论与决策参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扩展金融发展与贫困缓减的研究理论,丰富相关研究成果。本文首先结合农村金融发展相关理论和贫困与贫困缓减相关理论,从理论上系统研究了中国农村金融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机制;然后在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与农村多维贫困现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借助前沿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及其特征;最后,结合国外典型国家农村金融减贫的实践与经验,就中国农村金融减贫的政策优化策略及其实现路径提出了相关建议。具体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第一,在阐述论文研究背景与意义、界定相关概念、提出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以及对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缓减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缓减的典型事实和农村金融发展相关理论、贫困与贫困缓减相关理论,构建了农村金融发展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理论分析框架,就农村金融通过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间接机制以及通过金融服务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直接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各机制作用于贫困减缓的传导路径进行了探讨。第二,在阐释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形成与发展逻辑的基础上,从需求与供给视角深入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利用参数模型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的收敛性。研究发现,伴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推行,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得到明显提高,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明显拓展,但是农村依然存在较强的信贷约束,并且不同程度的存在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结构上的“错配”。同时,各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和发展动态均存在显著差异。第三,分析了中国农村多维贫困现状及其成因,并利用fgt贫困指数就中国农村贫困程度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从经济、社会、环境与生态三个维度构建了中国农村贫困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权综合指数分析方法就中国2001-2011年农村多维贫困程度进行了测度与评价。基于fgt贫困指数与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贫困广度、深度、强度整体上呈现逐步缓减趋势,但地区差异显著;基于新构建的农村多维贫困程度评价指标体系、熵权综合指数分析方法以及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同时存在经济、社会、环境与生态三大维度的贫困,且各维度贫困程度整体上呈现逐步下降趋势;经济贫困对农村总体贫困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其次分别是社会贫困、环境与生态贫困;从贫困程度的地区分布来看,农村总体贫困程度以及各维度贫困程度均表现为东部低于中部,中部低于西部,各维度贫困程度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且经济、社会维度的地区差异明显大于环境与生态维度的地区差异。第四,在比较分析框架下借助状态空间模型与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影响的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缓减的总体效应显著,并且大体上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动态变化趋势;(2)中国农村金融在促进农村贫困缓减的过程中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并存,且两大效应在时间上均呈现结构性变动特征:农村金融缓减农村贫困的效应中平均有45.83%的比例来自于农村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平均有54.17%的比例来自于金融服务的直接效应;其中1986—1992年期间的中介效应占比为70.17%,直接效应占比为29.83%;1993—2010年期间的中介效应占比为38.14%,直接效应占比为61.86%。第五,借助pstr模型识别出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影响的非线性结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多维贫困影响的pstr模型,并基于纵向贫困视角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与贫困强度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影响都是非线性的,呈现鲜明的门槛特征:(1)对应于门槛值前后,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的影响由促进转变为抑制,并且抑制效应随着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增强;对贫困强度的影响始终表现为抑制,跨过门槛值之后,其促进农村贫困强度降低的速度有所提升,但提升的幅度不明显;(2)对应于门槛值前后,农村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广度的影响始终表现为抑制,跨越门槛值之后这种抑制效应得到进一步强化;对贫困深度的影响以门槛值之后的抑制效应为主;对贫困强度的影响由抑制转变为促进,但均不显著;(3)农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贫困强度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第六,采用PSTR模型和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多维纵向贫困视角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贫困、社会贫困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在促进农村贫困缓减的过程中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并存,只是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贫困缓减的效应均存在差异:(1)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农村居民教育文化水平提高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并且这种促进效应随着自身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非正规金融只有在自身发展的较高水平区间才能促进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和农村医疗条件的改善;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有效带来了农村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但是这种改善效应随着自身发展水平的上升而下降;(2)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在自身发展的较高水平区间同样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农村居民教育文化水平提高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但无论处在哪种发展水平区间,都无益于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以及农村居民生活与医疗条件的改善;(3)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多维贫困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整体上看,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发展的多维减贫效应已经凸显,但是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提升空间与潜力。
于开红[3]2016年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中国生态贫困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贫困是一个与人类发展相生相伴的问题,自人类诞生以来,贫困就一直困扰着人类。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贫困问题。虽然,自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来,人类社会的贫困问题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六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反贫困工作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巨大的成功。但是,所有这些贫困问题都只是人类的物质贫困,并未涉及到贫困的生态层面。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生态问题与贫困问题的不断交织融合,使生态贫困逐渐发展并显露出来,成为当前人类面临并亟需解决的一个全球性问题。在当代中国,生态贫困已经成为诸多社会矛盾的重要诱因,反生态贫困是中国政府及人民在追求“中国梦”,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过程中必须全力以赴,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追根溯源,我们发现,中国当前生态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就外部原因而言,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生态殖民主义政策是中国当前生态贫困的“罪魁祸首。”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资本对利润的不断疯狂追逐,导致生态贫困这一后果逐渐凸显出来,并像传染病一样,从一国国内蔓延至全世界。世界上只要有资本活动的地方就会有生态贫困,不同的只是产生的时间和发作的程度而已。中国改革开放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化思想和生态殖民主义政策就像“苍蝇”一样飞了进来,从而使中国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严重的生态贫困问题。因此,中国生态贫困问题的解决,既要通过国内反生态贫困的努力,也要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进步力量的合作,共同抵制和反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殖民主义政策,才能最终消除生态贫困。沿着这一思路,文章对我国生态贫困问题的表现、矛盾根源以及矛盾的体现、反生态贫困的方案设计等进行了逐步的分析。(1)梳理并评论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成果。这一部分主要分为四个方面：1)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生态贫困问题的研究综述,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贫困、生态贫困、生态危机的研究,以及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对生态贫困问题的研究；2)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理论的研究综述,包括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以及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代表人物的观点：3)国内学者对生态贫困问题的研究综述,包括国内学者对贫困地区和城市生态贫困的研究,以及对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和模型的运用；4)对国内外研究的简要评价,既肯定了西方学者在研究生态问题、生态危机方面的成果,也指出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尚存值得进一步推敲之处；国内研究虽然在生态贫困的概念、特征、分类等方面进行了努力和创新,但更多的研究还集中在对西方学者及其观点的介绍和评价,以及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国外理论的中国验证,完整的理论体系还未完全建立。(2)归纳和总结了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包括生态与生态学、贫困及其分类、生态贫困的基本理论(概念、特征、分类和生态返贫困)、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在此基础上,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视角,对生态贫困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讨论,认为生态贫困问题与一般的物质贫困问题不同,其内涵至少包括三个方面：1)人们无法满足其基本的生态资源需求；2)物质贫困的人口因为生态退化而更加贫困,陷入了一种“生态贫困陷阱”(Ecological Poverty Trap,EPT);3)某些物质财富富裕的人口因为生态问题而重返物质贫困。简而言之,生态贫困可以是生态财富的贫困,也可以是生态贫困陷阱,还可以是生态财富缺乏与物质返贫困的复杂结合体,它既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也存在于发达国家(或地区)；既存在于农村,也存在于城市。(3)剖析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生态贫困问题的现状,并做了实证分析。这一部分主要有两个板块：1)论述了改革开放来我国生态贫困问题的主要表现,包括自然资源供给锐减与生态环境破坏加剧；经济发展与生态退化并存的生态贫困；经济滞后与生态退化并存的生态陷阱：经济后退与生态退化并存的生态返贫困等四个方面；2)为了检验我国经济发展与“工业三废”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本文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CK)理论对我国生态贫困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检验结果做了分析和评论,笔者认为EKC理论尚存进一步商榷之处,其结果并不能全面解释我国当前生态贫困的表现及产生原因。如果要清楚认识我国当前生态贫困,就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当前我国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等进行深入分析。(4)分析了中国当前生态贫困问题产生的矛盾根源,主要涉及两方面：中国当前的生产关系失衡和市场机制失灵。1)中国当前的生产关系失衡,包括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等五个方面的失衡；2)中国当前市场机制失灵,包括供求关系的失衡、外部性与机会主义、市场竞争的混乱等方面。这一部分主要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矛盾的原理、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当前中国生态贫困之所以出现的矛盾根源。(5)针对中国当前生态贫困之矛盾的具体表现,正文的第六部分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1)从国内来看,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是建国后的“三大运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阻碍和破坏；二是改革开放后发展方式的扭曲带来的生产异化、公仆异化、分配异化和消费异化；三是改革开放后城镇化引起的城乡关系的异化。2)从国外来看,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的生态殖民主义政策；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的技术封锁；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的贸易限制。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国当前生态贫困问题的时候,不仅要看到自身在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不足,更要注意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以及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施加的不平等手段。生态环境问题既是其生态殖民政策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后果,也是其唱衰中国、颠覆中国的重要手段。(6)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本文从四个方面对中国当前反生态贫困方案进行了设计。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实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完全协调发展,必须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还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这也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而且这一阶段的建设至少要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中叶才能完成。因此,从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生态贫困问题的解决还必须建立在生产力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恢复基础上。1)基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角度,笔者认为中国当前生态贫困问题的解决,一要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加强生态观念的教育与普及；二要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增长；三要提倡适度消费与绿色消费；四要辩证地看待生态资本理论,提高生态资源存量。2)基于解增长理论与“新常态”理论的角度,笔者认为中国当前生态贫困问题的解决必须做到：一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在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同时,进一步巩固公有制地位；三是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加强中央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全面统筹。3)基于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角度,笔者认为中国当前生态贫困问题的解决,一是应该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化的建设；二是鼓励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积极参与反生态贫困；三是加强反生态贫困的国际合作。
曾勇[4]2016年在《中国东西扶贫协作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大力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率先完成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国际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其中,东西扶贫协作,即组织东部地区较发达的省市对口帮扶西部贫困地区,被认为是扶贫开发方式中最能有效解决贫困问题的、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扶贫方式。实践也表明,东西扶贫协作,有利于动员全社会力量扶贫、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扶贫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合理配置,有利于促进东西部资源优势互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逐步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实现东西部的共同发展。自1996年开始实施以来,我国东西扶贫协作取得了很大的扶贫成效,较好地解决了贫困难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而据统计,至2014年底,全国仍有14个集中连片贫困区、12.8万个贫困村和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2015年完成减贫1442万人,截至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数为5575万人),重点分布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其中,贫困发生率超过10%的有西藏、甘肃、新疆、贵州和云南,贫困人口数量超过500万的则有贵州、云南、河南、广西、湖南和四川。如果到2020年,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扶贫标准线以下,还有集中连片整体贫困现象的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没有如期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意味着,"十三五"时期我国必须平均每年减贫超过1000万人,每月需要减贫接近100万人。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是扶贫开发,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就是打赢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采用常规的思路和办法、按部就班难以完成这一任务。作为最能有效解决贫困问题且极具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方式,东西扶贫协作必须提高认识、创新思路、完善政策、强化措施,为确保"十三五"时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研究中国东西扶贫协作绩效如何进一步提升,非常有必要。为此,本文从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系统学和管理学等视角,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依照理论-现状-实证的基本思路,在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反贫困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极具中国特点的孤岛型贫困的学术概念及其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总结了 1996年至今近20年来东西扶贫协作的历程、政策演变和有效举措,探讨了东西扶贫协作的动力机制和宏观绩效,结合上海对口支援云南工作实例的分析和财政扶贫资金使用绩效的评价,研究了东西扶贫协作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效果,结合国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求和上海对口支援工作实际,探究提升东西扶贫协作效能的新路径,试图提出与经济新常态相相适应的扶贫政策建议。本文共分为八个章。第一章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思路、方法、意义、创新点以及本文对贫困的概念和内涵的界定,探索性的提出了孤岛型贫困的基本概念。第二章是本文进行研究的理论基础,系统总结了中外反贫困、区域经济发展、东西扶贫协作、扶贫绩效评价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及实证研究成果,厘清了本文研究的基础及出发点。第三章全面梳理了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状况,结合"孤岛型贫困"的诠释系统分析了贫困的概念、类型、特征和形成的一般机理,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的历史沿革、东西扶贫协作的演进历程和主要举措。第四章是探讨东西扶贫协作的经济效益和动力机制,采用规范研究和边际研究方法探析东西扶贫协作的动力机制和宏观绩效。第五章探讨沪滇结对帮扶的做法与特色,以"解剖麻雀"的方式,以沪滇对口帮扶为典型案例,对省域层面的东西扶贫协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析。第六章是实证分析部分,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计量分析了沪滇结对帮扶的宏观绩效,采用AHP方法构建了结对帮扶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沪滇对口帮扶项目资金的微观绩效进行了评价。第七章阐述了新时期中国扶贫开发的总体思路及基本内容,重点建构了孤岛型贫困减贫的总体构想和具体的实现路径。第八章是研究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旨在归纳总结本研究的基本内容及重要观点,给出东西扶贫协作绩效提升的建议,并指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围绕实现国家提出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求,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东西扶贫协作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探究,丰富了东西扶贫协作的理论文献,拓展了东西扶贫协作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东西扶贫协作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实地组织了对口地区有关部门开展自评、抽评工作,在理论层面、方法层面、实践层面都具有一定创新。同时,本文还总结梳理了中外扶贫开发与减贫策略,归纳分析了沪滇对口帮扶的代表性举措、资源整合机制以及新探索,具有很强的政策借鉴意义和实践指导作用。本文主要阐述分析了六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孤岛型贫困的基本概念、特征、现状及其形成的一般机理;二是东西扶贫协作的背景、进程、特点和亟待解决的制约因素;三是衡量东西部扶贫协作绩效的基本方法及其主要分析结论;四是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典型案例——沪滇对口帮扶的特色、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相应的应对策略;五是中国孤岛型贫困减贫的总体构想和实现路径;六是提升东西部扶贫协作绩效的若干对策建议。本文主要得出了五个方面的主要结论:一是中国孤岛型贫困概念的提出及其减贫的实现路径。(1)中国的孤岛型贫困是呈片状、点状贫困分布格局下形成的具有鲜明区域性、多维性和持续性特征的一种慢性贫困现象。(2)孤岛型贫困的人口主体是农村留守人口,其形成的一般机理包括区位、政策、社会三大机理。(3)提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建档立卡和发放专项救助津贴,是孤岛型贫困人口减贫的具体实现路径。而生态移民、构建"无缝隙"减贫工作机制和分类制定转型发展模式,则是孤岛型贫困地区减贫的具体实现路径。二是东西扶贫协作的理论作用效果。(1)有利于受援地区经济总量增长,对减轻东西部经济总量差距有所帮助。(2)有利于受援地区经济增速提升,对缩小东西部经济增速差距有所帮助。(3)对整体效益的作用效果具有权变性,取决于生产要素在东部和西部的单位边际产出。三是沪滇对口帮扶的经验借鉴。(1)整村推进、产业帮扶和社会事业及人力资源开发是典型举措。(2)政府、市场、社会三个层面的资源整合机制是重要特征;(3)打工经济、小额贷款模式引入、龙头企业带动是有效探索。四是沪滇对口帮扶的实证作用效果。(1)沪滇结对帮扶投入对减少贫困人口、提高教育水平、提高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作用。(2)新农村建设、产业帮扶和民生帮扶对减少贫困人口、提高教育水平、提高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作用,但作用大小存在差异。(3)扶贫资金管理和瞄准机制对减少贫困人口、提高教育水平、提高收入水平有影响。五是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和实证测算。主要包括投入管理、过程管理、产出与效果、社会评价等4个一级指标以及23个二级指标,对案例项目的微观绩效评价结果为良好。
崔菁菁[5]2016年在《加强吉林省扶贫开发的总体框架研究》文中认为贫困问题一直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阻碍,反贫困也被视为世界性难题之一。通过扶贫开发来解决贫困问题,是我国政府矢志不渝的执政理念及战略任务,事关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吉林省调研时强调,经济发展的最大目标在于民生,而加快发展农业现代化应成为吉林省新的经济增长极。长期以来,制约农业现代化的突出问题之一则是农村贫困问题,因而加强扶贫开发,也就很自然成为振兴吉林省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关键点或着力点。吉林省作为我国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接近一半;同时,农村贫困人口也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1.8%。近年来,吉林省扶贫开发工作虽然一直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战略部署,且成绩斐然,但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其要求和难度也都有所提高,吉林省扶贫开发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因此,进一步对吉林省扶贫开发开展深入分析,进而提出完善对策,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势在必行!本文选择《加强吉林省扶贫开发的总体框架研究》这一研究题目,力求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中的相关理论为指导,运用实证(调研)数据分析等研究方法,从阐述吉林省农村扶贫开发的背景条件入手,先后分析了吉林省扶贫开发的历程、经验及有利条件;并以吉林省扶贫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剖析了吉林省扶贫开发中存在的制约因素;基于前述,并借鉴国外反贫困及国内几省扶贫开发的成功经验,最终以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为核心,结合参与式扶贫之理念,提出了加强吉林省扶贫开发的总体框架。论文主体部分由五章内容所构成:第一章为“扶贫开发的概念、意义和基础理论”。这一章首先对贫困的内涵、分类及实质、扶贫开发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论述了扶贫开发的重大意义;最后阐述了扶贫开发的基础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相关理论。第二章为“吉林省扶贫开发的背景、历程、经验及有利条件”。这一章首先阐述了吉林省扶贫开发的背景条件;其次分别分析了吉林省扶贫开发的历程和经验;最后论述了吉林省扶贫开发的有利条件。第三章为“目前吉林省扶贫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分析”。本章基于目前吉林省扶贫开发中存在主要问题的分析,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揭示了吉林省扶贫开发的制约因素。第四章为“国内外反贫困或扶贫开发的主要经验及其对吉林省的启示”。这一章首先阐述了国外(包括:发达国家英国、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印度等三国)反贫困的主要经验及其对吉林省的启示;其次阐述了国内(包括:西部地区的云南、宁夏两省,以及东北地区的黑龙江、辽宁两省)扶贫开发的主要经验,以及带给吉林省扶贫开发的启示。第五章为“加强吉林省扶贫开发的总体框架”。本章基于对明确吉林省扶贫开发的基本原则、主客体及目标的阐述;分别论述了加强吉林省扶贫开发的战略思想、战略体系及模式选择;最终提出了加强吉林省扶贫开发的对策建议。
朱常柏[6]2016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城市社会救助包容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城镇基尼系数高达0.529,位居最不公平国家行列。与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并存的城市贫困以及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问题已经给我国政治、经济及社会领域造成了重重矛盾,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救助理论,在汲取我国传统社会救济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采取了有力措施,逐步建立起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以专项救助和临时救助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社会救助体系,大大缓解了城市贫困。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发展观念认识的不断深化,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到“共享发展”理念,城市社会救助的演变历程大致经历了城市社会救助行为、城市社会救助制度建设以及城市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过程。但是由于我国现行贫困线标准偏低,生活在贫困线上下的城市居民众多,贫困人群生活质量低下,抵御生活风险的能力依然脆弱,城市社会救助重生计轻发展的制度缺陷致使社会救助包容性缺失,救助效果差强人意。本研究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理论为理论前提,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探讨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社会救助方面包容性程度,以及遵行科学发展观,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依托构建完善的城市社会救助制度以增强其包容性。力争立足学科前沿,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高度,运用发展经济学、社会保障学、历史与文献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采取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国际比较与国内比较相结合、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相结合的方法,辅之以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本课题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综合研究。包容性增长理论是发展经济学关于增长的最新理念,它是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着贫富分化和显著不平等已经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状况下,由亚洲开发银行及相关国际组织倡导的最新增长理论。目前包容性增长理论已经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作为减少贫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指导思想,并嵌入到减贫的具体政策措施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经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后,发达国家社会福利项目,特别是社会救助项目,一方面由全民化向目标化发展,把社会救助与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协调起来,提高了社会救助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另一方面,社会救助已经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由选择模式向普遍模式发展,社会救助包容性特征日益增强。先进国家社会救助实践充分表明,包容性增长,不仅是一种新型发展理念,更是制定社会政策必须秉承的价值取向,它所包含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念以及包容社会各阶层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政策导向也为社会救助政策的制定指明了方向。社会救助要想取得良好效应,就必须探寻贫困发生的机制,增强制度包容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贫困既有个人摆脱贫困的能力欠缺等个人原因,也有社会变迁中的结构性因素,还有社会转型中的政策缺位政策不完善等原因。这就为社会救助政策干预找到了逻辑起点：即通过实施包容性增长策略,一方面促进经济快速有效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多发展成果,实现益贫式增长,另一方面制定更加包容的社会政策,消除社会排斥增强社会融合,提升贫困者的人力资本,提高社会服务的公平性,为整个经济社会有机和谐发展提供持续的人力支撑和向好的人文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城市社会救助理念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初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效率优先的发展理念无暇顾及社会保障制度整体设计,社会保障制度只是为经济建设服务,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功能,重点建设的社保项目也是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直到城市贫困充分显现,城市社会救助才真正进入决策视野。1997年提出建立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社会救助的重要性有了初步认识,但是仍然停留在作为服务经济体制改革的工具性认识层面。1999年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颁布,说明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城市社会救助政策的重新认识,并开始逐步完善包括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内的社会救助政策。随着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扩大,效率增长与社会不公平等突出问题,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对社会保障政策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同时对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之间的关系作出回应,分配原则也由此前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至此,针对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救助政策受到特别关注,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保障制度功能的认识也更加深入与全面,尤其注重对城市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建构与完善。这种全面且科学的认识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集中表述为“社会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社会保障成为改善民生福祉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基本社会政策,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保障的认识突破了传统窠臼达到了历史新高度。包容性增长视角下中国城市社会救助的路径选择至少包括实施益贫式社会救助政策,提高贫困人群收入水平,消除物质贫困；遵循发展型社会救助原则,提升贫困者自救能力,消除能力贫困；秉承公平正义价值理念,实现权利包容和机会平等,消除权利贫困。城市贫困是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相对于农村贫困而言甚至是个巨大进步。城市发展在于包容,而非排斥。包容性增长式城市社会救助的政策指向至少包括这样几方面内容：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增大劳动收入比例；提高城市社会救助的去商品化程度；现有城市社会救助政策要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形成多方力量参与治理贫困的格局,有效缓解城市贫困。唯此,才能切合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方向。
祁晓慧[7]2017年在《贫困户贷款需求、减贫效果、还贷信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农村居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是,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严重,贫富差距大,贫困地区特别是连片特困地区发展仍十分落后,扶贫开发工作依然艰巨。2011年,国家颁布并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指出了新时期的奋斗目标,到2020年,实现贫困县全部"摘帽儿"、贫困人口全部减贫,全面实现小康社会。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对其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2013年,国家提出发展普惠金融理念,要让不同阶层人群特别是低收入人群享受平等金融服务,主张人人具有平等的信贷融资权利。为此,内蒙古实施了 "金融扶贫富民工程",2013年11月启动,2014年正式实施,主要通过贴息贷款、财政资金担保满足贫困地区、贫困群体生产资金需求,解决贫困群体"贷款难"、"贷款贵"问题。资本积累成为提高国民财富,实现减贫致富的必要条件,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由此体现出金融扶贫的重要地位。但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首先,贫困户物质资本稀缺,收入水平低下,缺乏正规金融机构认可的抵押担保,虽具有贷款需要,但由于其较低的还款能力,尚不构成贷款需求,金融扶贫脱离实际;其次,贫困户居住环境差、贷款额度小、还款意识低,向贫困户贷款成本高、收益低、风险大,加之金融机构的商业化属性,金融扶贫存在"目标转移"问题,"扶富不扶贫",贫困地区非贫困户成为真正的受益者;最后,扶贫贷款会被贫困户看作是一种国家福利,失去"造血"功能的同时提高负债,更加贫穷。为研究金融扶贫科学性问题,本文对内蒙古农村牧区45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问卷调查,结合内蒙古扶贫信息系统统计的贫困户基本信息,从贷款需求、减贫效果、还贷信用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其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将45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作为研究对象,采用Probit、Logit计量经济学模型,对贫困户贷款需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扶贫拥有58%的需求市场;贫困户"贷款难"问题已得到相应解决,32.3%的贫困户获得扶贫贷款,贫困户贷款需求满足率达55.7%;金融扶贫存在"目标转移"问题,获得扶贫贷款的贫困群体中,存在13%的贫困户将扶贫贷款看作国家福利,改变了贷款用途,变"造血"为"输血";贫困户贷款需要、需求、获得三者属于"一一递进"关系,前者为后者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三类贫困群体的人力、物质、金融、社会资本不断提高;影响贫困户贷款需要的因素包括家庭人口数、人均纯收入等5个变量;影响贫困户贷款需求的因素包括户主性别、贷款用途、户主身体健康等6个变量;影响贫困户贷款可得性的因素包括贷款用途、是否加入合作社、贷款需求金额、土地面积等8个变量。(2)将264户具有贷款需求的贫困户作为研究对象,采用Treatment effectmodel计量经济学方法,将贫困户获得贷款的概率作为自变量引入第二阶段,研究贫困户贷款对增收、减贫的效果,结果表明:扶贫贷款对贫困户增收、减贫均产生1%水平下的显著正影响,即,获得贷款的贫困户更容易实现增收与减贫;扶贫贷款、户主年龄、户主劳动力类型、是否加入合作社4个变量相互依赖,共同影响贫困户增收;扶贫贷款、户主年龄、是否加入合作社3个变量共同影响贫困户减贫;扶贫贷款对不同贫困群体的增收效果不同,对贷款用途为生产性支出的贫困户,属于"造血式",具有长期性;对贷款用途为生活性支出的贫困户,属于"输血式",短期分析,具有较强的扶贫效果,长期分析,该类贫困户存在增加负债、更加贫穷的风险。(3)将455户贫困户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法与灰色关联度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贫困户还贷信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贫困户具有较强的信用意识,能够结合自身还款能力,对贷款需求做出科学判断,保证还贷信用;贫困户良好信用的背后存在"高利贷陷阱",10.2%的贫困户采取民间借贷方式偿还贷款资金,长期分析,该类群体存在"隐形违约"问题;影响贫困户还贷信用的主要因素表现为信用保障,其次为守信能力,第三为守信意识;贫困户信用保障主要受有无打工收入、政策扶持、是否加入合作社等指标的影响,贫困户守信意愿主要受户主文化程度及年龄的影响,守信能力主要受贫困户家庭总收入及家庭人口数的影响;金融机构对贫困户贷款需求、还贷信用的评估偏低,根据对不同贫困群体还贷信用的灰色关联度分析,当贫困户灰色关联度大于0.4750时,具有较强的还贷信用,可形成有效的金融扶贫市场。在贫困户贷款需求、减贫效果、还贷信用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国际上较为成功的金融扶贫实践经验,找出内蒙古贫困户金融服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贫困群体经济活力低下,金融机构缺乏合作动力;二是扶贫贷款的对象瞄准度不够精细,存在"目标转移"问题;三是农村牧区银行网点分布缺位,贫困户贷款间接费用提高,金融扶贫效率降低;四是金融机构缺乏贫困户还贷信用评估体系,扶贫贷款的供给与贫困户需求存在"失衡";五是贫困户金融服务对农牧产业依赖性强,农业保险覆盖率低,贫困户存在"返贫"隐患。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发挥财政引导作用,增强金融机构参与度,大力发展农村合作金融,完善金融扶贫合作体系;明确金融机构与政府职能,走金融扶贫"结构式"发展,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合作监管体系;完善贫困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努力打造互联网金融扶贫模式;加强金融扶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贫困户贷款需求出发,合理设计金融扶贫信贷产品与服务;丰富保险产品,提高保险覆盖率,形成"政府+保险+银行"、"以险养险"金融扶贫新模式。
李京华[8]2016年在《内蒙古国有林区贫困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有林区是我国木材生产储备和生态建设重要战略基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森林资源危机、企业经济危困的“两危”困境,国有林区建设停滞不前,职工生活困难。针对这一状况,国家和国有林区自身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但由于历史积弊已久,贫穷落后的面貌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对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多侧重于农村地区,国家扶贫政策在也主要在农村地区实施,尚未完全覆盖至国有林区这一“不城不乡,非工非农”的特殊区域。基于上述背景,以内蒙古国有林区为研究对象,对其贫困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试图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内蒙古国有林区的贫困是怎么发生的?在哪个阶段出现?具有的特点是什么?形成的机制是什么?二是,内蒙古国有林区的贫困发生的范围和程度如何?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一特殊区域的贫困问题?根据福利经济学理论,贫困会影响整体社会经济福利水平的提高,以此为主线,研究内蒙古国有林区贫困问题。从森林资源利用和变化的角度,梳理内蒙古国有林区发展历程,探究贫困发生的阶段及特点。内蒙古国有林区的贫困是随着可采森林资源的减少出现的,贫困状况表现在林业产值水平及增长速度较低、产业结构不合理、在岗职工工资水平较低、下岗职工生活困难、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方面,贫困具有对森林资源依赖程度大、个人生产资料稀缺、企业肩负的社会责任更多、人力资本水平低等特点。在此基础上,利用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分析贫困发生机制。宏观方面,可采森林资源量减少引起产业结构变化、企业经济危机,产权制度安排造成国有林区企业社会负担沉重、企业生产效率较低、个人生产资料稀缺,自然区位劣势导致的接续产业发展不足、林地生产力低,国家投入和支持不足等是贫困产生的重要原因；微观方面,个人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社会资本等方面的弱势是贫困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两方面共同作用导致了内蒙古国有林区贫困的发生。内蒙古国有林区的贫困表现在区域整体贫困落后和微观个体贫困两个方面,利用贫困测度理论和方法从区域贫困和人口贫困两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内蒙古国有林区的贫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建立了包含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方面共22个指标的综合贫困指标体系,选取27个林业局2004年—2014年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因子分析方法进行贫困综合评价,提取出产业结构与资源量、森林资源潜力、就业与发展等8个公因子。结果表明：(1)从整体来看,产业和资源量因子、森林资源生态潜力因子是综合贫困的两个最重要公因子,贡献率达到40%。(2)各区域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五岔沟贫困度最高,为0.784,红花尔基贫困度最低,为-0.527。对各地区综合贫困度进行聚类分析,五岔沟、白狼、免渡河为重度贫困地区,南木、乌奴耳为中度贫困地区,甘河、巴林等5个地区为轻度贫困地区,毕拉河、满归等15个地区为脱贫地区,红花尔基、莫尔道嘎为较富裕地区。(3)各区域每个公因子的得分不同。在2004—2009年、2010年—2014年两个阶段内,贫困度及相对排名位置也有所变化。微观个体的贫困不仅表现在收入方面,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下,贫困更表现在教育、健康、生活等多个方面。利用内蒙古国有林区607户有效家庭调研样本数据,从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两个角度对人口贫困进行实证分析。(1)国有林区人口属于城镇人口,以年人均收入7644元为相对贫困线,利用FGT指数测算贫困发生的广度和程度。结果表明,内蒙古国有林区收入贫困发生率为8.07%,贫困缺口率为19.63%,平方贫困距指数为0.64%,综合贫困指数为0.79%。(2)建立包含教育、健康、生活水平三个维度共8指标的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有3个及3个以上指标贫困的家庭为多维贫困户。从单维贫困来看,卫生贫困发生率最高,为50.9%,其次为饮用水46.13%、燃料43.49%、住房33.11%。多维贫困发生率为43.16%,平均被剥夺指数为30.17%。(3)以是否贫困为因变量,选取家庭中在岗职工人数、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所在社区等家庭特征作为自变量,建立logistic计量经济模型,对贫困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家庭中在岗职工人数、是否有领导干部、是否兼业、户主年龄都对家庭收入有显著影响,但仅在岗职工人数一项对收入贫困有显著影响,家庭中每增加1名在岗职工,陷入收入贫困的概率降低1.8989。家庭中是否有领导干部对多维贫困的影响最大,若有领导干部,则家庭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降低1.4160,其次所在社区、在岗职工人数、户主年龄也对家庭多维贫困有显著影响。政府、国有林区、个人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通过保护与培育森林资源、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对反贫困起到了促进作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覆盖范围较窄,各层级目标不同,侧重于“输血”、而非“造血”等问题。在气候变化、经济新常态等背景下,内蒙古国有林区反贫困还面临着资金困难和就业压力的挑战,应将国有林区反贫困放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位置,从以救济性政策为主向以救济政策为基础、开发政策为主转变,从收入贫困救助转向多方位救助。因反贫困具有的巨大外部性、市场的逐利性和国有林区自身发展的弱质性,单独依靠某一方都不能实现全面反贫困和可持续发展。在继续以森林资源保护和培育为主要任务的前提下,根据经济学相关理论建立政府—市场双导向、国有林区参与的反贫困机制。政府主要在公共服务产品提供机制的完善与改革,反贫困制度与政策法规的制定,贫困标准的认定、测度与反贫困效果评估等方面发挥职能。市场在政府职能充分发挥的基础上,促进产业多元化发展,培育增长极、调整产业布局,促进经济成分和主体多元化。国有林区通过为反贫困提供具体信息,提高劳动力素质,为产业发展提供劳动力,借助产业的布局调整促进劳动力转移等,提高自主脱贫的能力,积极参与反贫困。并提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国有林区生态补偿机制,加快国有林区改革步伐,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等政策建议。
赵佳佳[9]2017年在《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扶贫研究》文中提出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扶贫开发,是我国扶贫开发事业的成功经验,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启了大规模扶贫开发的历史进程,在此过程中逐渐开始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与此同时,我国贫困形势逐渐发生变化,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逐渐减少、贫困成因和贫困结构日趋复杂、扶贫需求多样化和个性化愈加明显,政府主导的开发式扶贫的弊端在此过程中逐渐显现,而具有非营利性、志愿性等特征的社会组织在扶贫开发中的优势与日俱增。为此,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政府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扶贫的文件日益增多、政策日益明朗。党的十八大后,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扶贫开发也相应地进入脱贫攻坚阶段,社会组织扶贫成为国家扶贫开发总体布局的重要部分上升到顶层设计的层面。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社会组织扶贫相关问题对于“积极引导社会组织扶贫,支持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各类组织积极从事扶贫开发事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为此,论文围绕选题综合运用文献分析、实际访谈以及多学科交叉等研究方法,从社会组织扶贫的相关理论、历史发展、实践形态和发展现状等方面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回应和解决目前社会组织扶贫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力求通过正确理解社会组织扶贫的角色定位,明确推进社会组织扶贫发展的路径对策,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更加广泛、深入、有效地动员全社会力量”的目标。具体来说,论文在结构安排上共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对象和相关概念,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论文的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为论文研究提供基本的逻辑起点。第二章是理论基础部分。这一部分属于理论归纳性研究,主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反贫困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扶贫相关理论、中国传统慈善理论以及国外社会组织扶贫相关理论等四个部分对论文的理论基础进行归纳,为第三章到第六章的总结和探索提供重要理论支撑。第三章是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扶贫的兴起与发展。这一部分属于实践总结性研究。以社会组织扶贫的兴起背景为出发点,以社会组织扶贫的历史演进为研究主线,将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扶贫分为四个时期:以筹集资源为主要任务的起步阶段,以独立实施项目主要特征的探索阶段,以多元主体合作为主要特征的创新阶段,以制度构建为主要特征的成熟阶段。归纳了五种动力:扶贫政策的积极倡导、贫困需求的有力拉动、国际社会的经验借鉴、物质基础的有效支撑、慈善文化的价值引领。第四章是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扶贫的现实形态。这一部分也属于实践总结性研究。主要包括五部分,即社会组织扶贫的活动领域、基本模式、实践导向、主要特征和发展成就。活动领域包括基础设施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产业扶贫、金融扶贫、救灾扶贫。基本模式有筹款工具模式、项目运行模式、组织资助模式、政府购买模式。三种实践导向即多元参与的实践导向、权利赋予的实践导向、能力培养的实践导向。主要特征是扶贫瞄准率高、社会敏感度高、平等参与度高。第五部分是当代社会组织扶贫取得的成就,从募集扶贫资源、弥补政府缺陷、推动扶贫创新和弘扬慈善理念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梳理。第五章是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扶贫的发展困境。这一部分属于问题导向性研究,对社会组织扶贫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探索。组织自身限制包括:社会组织独立性不足、公信力缺乏、资源动员能力有限、专业水平欠缺。外部环境约束包括:社会组织立法相对滞后、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僵化、社会组织面临资源困境、社会组织监督体制松散。第六章是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扶贫的发展路径。这一部分属于对策探讨性研究。首先对社会组织在扶贫开发中的角色进行定位,在此基础上,参考国外推动社会组织扶贫的相关经验,提出了推进中国社会组织扶贫的六条建议:推动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改革、健全社会组织监督评估机制、完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加强社会组织扶贫相关立法、细化社会组织税收优惠政策、培养社会公众公益慈善理念。总之,通过全面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扶贫的实践以及面临的主要问题,论文强调如下观点:作为大扶贫开发格局的重要主体,社会组织扶贫的政策空间和社会空间极大扩展;社会组织扶贫的合作化和制度化趋势加强,但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开发还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需要政府、社会和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
胡柳[10]2016年在《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研究》文中指出2006年以来中国的乡村旅游发展迅速,乡村旅游因其关联效应和乘数效应、统筹城乡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带动农村就业、促进农村脱贫减贫等作用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旅游扶贫被国务院扶贫办作为产业扶贫中重点推荐的扶贫方式。贫困地区主导的乡村旅游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促进乡村经济增长、反贫困的一种发展战略,称之为PPT战略(pro-poor tourism)。但旅游扶贫的效果一直备受质疑。近几年,随着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部分较早开发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与旅游开发商冲突频繁,暴露出乡村旅游扶贫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扶贫目标偏离,即扶贫精准度不够的问题。每当看到那些曾经贫困落后的古老村庄因乡村旅游发展而兴盛、焕发出无限青春活力时,我满是旅游人的骄傲和自豪；而每当看到美丽乡村旅游景区围墙外依旧破败贫困的真实乡村,竟然感觉自己刚刚经历的游览如同梦境般虚幻,然后我就特别想清楚了解：乡村旅游的发展在促进贫困地区经济整体增长的同时,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受益状况如何?乡村旅游扶贫是否存在“精英俘获”现象,真正的受益者是否只是贫困地区的相对富裕人群?如果确实存在精英俘获现象造成的扶贫精准度不够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乡村旅游经济增长方式才有利于乡村旅游扶贫目标的实现?作为一种产业扶贫方式,乡村旅游扶贫是不是适用于所有贫困地区?如果是,乡村旅游扶贫的适用性条件有哪些?在我国广大农村如火如茶开展的乡村旅游扶贫工作,其扶贫绩效到底如何呢?乡村旅游对农村贫困治理有何意义?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如何实现?本文正是围绕以上问题一一展开并试图回答以上问题,全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缘由、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和论文创新点。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本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包括内生式发展理论、亲贫困增长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社区参与理论、增权理论等。第三章是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经济学分析,也是全文的理论分析框架部分。该部分包括乡村旅游扶贫对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战略意义分析、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贫困缓解的关系、乡村旅游扶贫开发的适用性条件分析、旅游扶贫效应评估方法分析共四部分内容。第四章以湖北省恩施州为例分析了恩施选择旅游扶贫战略的正确性,并介绍了恩施州旅游扶贫的具体做法与成效。第五章运用客观经济数据指标评价和旅游扶贫绩效主观感知评价方法对恩施州恩施市的旅游扶贫绩效进行了评估,研究结果表明：恩施乡村旅游显著增加了农民收入、显著降低了贫困发生率,更难能可贵的是,和全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不一样,伴随着乡村旅游扶贫开发,恩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缩小,也就是说,乡村旅游扶贫在推动城乡一体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对恩施市的旅游扶贫绩效评估表明：乡村旅游扶贫战略非常适合湖北省恩施州,乡村旅游扶贫是恩施州正确的扶贫战略选择。对湖北省恩施州的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评估研究表明,在有些贫困地区,乡村旅游扶贫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扶贫方式。在合适的贫困地区采用乡村旅游扶贫战略,旅游扶贫绩效非常理想,作为乡村旅游扶贫的典型案例,恩施州乡村旅游扶贫的成功实践对其它地区很有借鉴意义。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贫困地区都可以群起而效仿之?实践表明,适宜开展乡村旅游扶贫的地区在实际工作中也很容易出现扶贫目标的脱靶现象：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了,不贫困的人变得更富裕了,最贫困的人依旧贫困,甚至比以前更贫困了。和其他产业扶贫方式一样,旅游扶贫也存在“扶富不扶穷”的“精英俘获”现象,即旅游扶贫工作的最大受益者是乡村旅游开发商和贫困地区相对富裕人群,而非乡村旅游扶贫对象——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尤其是贫困人口中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由于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极度缺乏,不仅未能从旅游扶贫中受益,还要承担旅游发展引起的物价上涨等旅游经济发展负面效应带来的后果,因此,如何让乡村旅游的致富和脱贫功能都能最大程度发挥作用,将旅游脱贫效用发挥到极致,实现乡村旅游精准脱贫,是本文最终要探讨的核心内容。第六章提出了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实现路径。本部分首先介绍了三个乡村旅游扶贫的典型案例并逐一进行了案例分析,最后提出了实现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九大路径：鼓励城--乡流动激发乡村内生性发展动力、创新创业创意驱动乡村旅游经济提质提速发展、构建外部多元扶贫与内部自我脱贫的互动机制、农民增权提升贫困人口旅游发展获利能力实现精准扶贫、异地扶贫搬迁与旅游小城镇建设相结合的集聚发展模式、打造“互联网+乡村旅游+社会扶贫”模式、推动乡村全域旅游实现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借鉴日本的故乡纳税税制解决乡村旅游扶贫资金问题、科学制定乡村旅游扶贫规划建立乡村旅游扶贫的长效机制。第七章是结论与展望部分,总结了本文的一些主要论点,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并对未来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研究进行了展望。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及当代中国贫困治理实践研究[D]. 仇荀. 吉林大学. 2016
[2].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D]. 苏静. 湖南大学. 2015
[3].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中国生态贫困问题研究[D]. 于开红. 西南财经大学. 2016
[4]. 中国东西扶贫协作绩效研究[D]. 曾勇.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5]. 加强吉林省扶贫开发的总体框架研究[D]. 崔菁菁.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城市社会救助包容性研究[D]. 朱常柏. 扬州大学. 2016
[7]. 贫困户贷款需求、减贫效果、还贷信用研究[D]. 祁晓慧.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7
[8]. 内蒙古国有林区贫困问题研究[D]. 李京华.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6
[9].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扶贫研究[D]. 赵佳佳. 吉林大学. 2017
[10].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研究[D]. 胡柳. 武汉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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