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企业出口增长之谜的再思考——基于企业财务视角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谜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企业财务论文,本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5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11］10－110603-0322
一、引言
出口对于发展中国家微观企业乃至地区和国家经济增长的意义不言而喻，积极参与全球国际贸易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浪潮中，就有可能促进企业乃至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同样，中国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在中国特定发展阶段具有重要的贡献。在经济发展早期，这种战略选择有效地避开了资本、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短缺的劣势，解决了由于国内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导致的国内市场狭小的问题，使得中国经济借助于出口市场空间的扩大获得了快速增长。但时至今日，这一发展模式背后所隐藏的问题也不断凸显，特别是日益恶化的国际贸易条件和国内资源与环境的约束，导致我国一定程度呈现出过度依赖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下的“大国困境”。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出口贸易的扩张与Krugman（1980）的经典国际贸易理论发生了“背离”与“冲突”。Krugman认为，一国出口的产品应该是那些已在国内市场取得竞争优势的产品。与这些经典理论描述的所不同，我国大量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直接投资、产业转移与加工贸易订单式的全球产品内分工体系驱动下，竞相以代工或贴牌方式，参与主要由发达国家的国际大卖家或跨国公司主导与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低技术、低利润、劳动密集型的低端生产制造与组装环节。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行为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本土市场效应的存在及其作用，这种与西方经典国际贸易理论相“背离”的现象背后，是否昭示着处于转型背景下我国企业的这种“反常”出口行为暗含着某种外在特殊环境制约条件下的“合理”行为逻辑。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从发展中国家内部制度层面来寻求其出口扩张的影响因素。Levehenko（2004）、Grossman和Helpman（2005）以及Nunn（2007）认为，法律与执法体系的健全状况、契约的执行质量、合约的实施与执行效率等制度因素是一国贸易比较优势重要的禀赋来源。从这一视角出发，朱希伟等（2005）认为国内市场分割迫使本土企业借助国外市场获得企业规模的扩张。张杰等（2010）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1998～2003年微观企业数据证实市场分割对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上述研究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决策动机做出了一定合理成分的解释，但是面对中国市场一体化进程和市场分割现象逐步消除（李善同等，2004；白重恩等，2004；陈敏等，2007），中国的出口贸易扩张不仅没有出现缩小迹象，反而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
我们参考了赵奇伟和熊性美（2009）的方法，参考了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工资、固定资产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构建了我国市场分割水平的变化趋势图，发现我国的市场分割水平大约在2004年以后经历了一个较为明显的下降过程①。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一如既往地高速增长，这说明市场分割也许不是中国出口高速增长的全部原因。
图1 市场分割与出口变化趋势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在经济转型和金融抑制背景下，企业的财务约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与其获取外部金融困难或者昂贵（例如借款）的程度密切相关，财务约束会影响乃至扭曲企业的行为。根据这一思路，我们大胆假设在中国金融市场抑制的背景下，受到财务约束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的出口行为。
二、财务约束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
1.典型事实的描述
从我国经济的现实情况来看，金融市场抑制和企业间货款拖欠可能是我们理解企业财务约束的主要视角。Huang（2003）指出，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遵从“政治性主从次序”，即中国政府在构建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给予国有企业更多的照顾，形成资源配置对非国有企业的歧视性政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虽然我国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但是整体发展仍然滞后且存在严重的金融歧视和抑制现象。由于自身综合经济实力与国有、外资企业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很多民营企业仍然被排除在以大型国有银行为主导的信贷市场之外。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国众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普遍面临信贷配给式的外部融资约束困境，不得不寻求其他途径来缓减所面临的融资约束（Steingress和Vandenbussche,2007）。
在金融市场存在抑制的背景下，我国本土企业在针对本土市场的活动时，又普遍面临被拖欠货款的现象，这严重干扰企业现金流运转和正常组织生产的关键因素。根据张杰等（2010）对江浙地区企业的走访调查中发现，企业应收货款被拖欠的时间平均为8.5个月，最短为2个月，最长的为3.5年，80％以上的企业认为货款拖欠是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因素。相对于国内市场企业的“恶意”拖欠行为，企业选择国际市场，虽然利润比在本土市场低（面临掌握国际市场销售终端或品牌的国外大买家或跨国公司的压榨），但是考虑到在出口贸易信用证和FOB贸易方式保证前提下，绝大多数出口企业都能在一个确定的预期期限内（国内出口企业的信用证期限一般为3个月）收回销售款。所以，本土企业通过国际贸易替代国内贸易来维持企业的现金流运转和正常的生产活动就成为社会信用体系普遍缺失制度环境约束下的一种理性行为选择。
综合来看，在中国金融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正处于发展和有待完善的背景下，本土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开发国内市场时，普遍会面临金融市场抑制和货款被拖欠所诱发的财务约束，导致企业不能产生稳定的现金流，无法维持企业正常生产，相反，出口可以缓解中国本土企业所面临的财务约束困境，这也是造成中国本土企业以国际贸易替代国内贸易的制度因素之一。
2.财务约束条件下G-H-S模型的扩展
我们发现，财务约束成本的存在加剧了本土企业行为的扭曲，只要本土市场分割成本和财务约束成本的存在超过出口对于产品更为苛刻要求的成本以及运输成本，企业就有动力去选择国外市场而非国内市场。所以，财务约束是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提出有待检验的假说一：财务约束越严重的本土企业越是偏向于出口，利用出口来缓解自身发展中的财务约束。
根据新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在于强调规模经济对于出口的推动作用（Krugman,1990），企业规模也对财务约束有着深刻的影响。因为，规模经济不仅使得规模较大的企业具有较低融资成本，有助于它们获得外部资金。另一方面，Xu（1998）指出，企业规模越大，其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也会越大，因此更容易受到政府的关注。这种经济上特殊的战略地位决定了政府会有意帮助其解决财务约束，促进企业发展。所以，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是能利用自身规模优势摆脱财务约束的束缚，摆脱被动出口的局面。我们提出有待检验的假说二：财务约束对于企业的影响效应会根据企业规模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另外，我们考虑到外资企业所享受到的超国民待遇以及与在国际市场的联系较多，其出口的动机可能与本土企业有所差异。同时，外资企业自身所具有的优势使其在开发中国国内市场的过程中未必受到财务约束的影响。因此，我们提出有待检验的假说三：财务约束对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行为影响存在差异。
三、模型与变量定义
1.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1999～2007年间的国家统计局对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主营业务收入超过500万元）非国有企业的工业统计报表数据库。我们挑选了其中的按二分位行业划分标准的13～43行业共30个二分位行业的所有制造业企业，并参照李玉红等（2008）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由于2004年样本缺乏出口和研发支出等项，所以我们构建了两个企业层面的数据集。一个是1999～2003年的平衡面板数据集，第二个是2005～2007年的平衡面板数据集。
2.计量模型与变量
为了全面考察影响企业出口活动的内外部因素，我们将采用一个基于企业层面的出口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将主要的影响因素分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在解释变量中，首先我们关注的是财务约束（fc）的界定。财务约束的界定一直是一件比较困难且有争议的问题。基于数据的可得性结合对Ozkan（2002）和Greenaway等（2007）的界定方法和标准的审慎考察，我们选取了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这两个指标来界定财务约束情况。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依据对企业出口理论和出口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文献，我们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了一系列的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可分为两大类：
（1）反映企业自身特征的变量
①企业规模因素（size）。企业规模是影响企业出口乃至财务约束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Scherer（1965）的方法，销售额对生产要素的比例是中性的，因此被认为是企业规模最好的代理变量。所以我们使用销售额的对数值表示企业规模。②工资水平因素（salary）。大量研究认为，低廉劳动力成本是构成中国出口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加入企业工资水平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作用，用工资总额/职工总数表示工资水平因素。③人力资本因素（train）。出口贸易意味着要面对国外消费者更为苛刻的产品质量、品质、安全与环保等进入壁垒的要求，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企业提出了较高人力资本积累要求。所以，选用企业人均培训费用作为企业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应该是能较准确反映中国出口企业人力资本存量的度量指标。④创新研发因素（r&d）。对于依靠技术创新能力能否给中国本土企业出口带来比较优势并没有统一结论。究竟研发创新投入对中国企业出口贸易会产生怎样的效果需要通过计量检验予以确认。在计量方程中，我们使用创新研发强度（研发支出/销售额）作为企业创新研发能力的测度指标。⑤资本密集度因素（tap）。它是行业进入壁垒的衡量指标，反映该行业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行业。我国出口产业中，即使是大量高技术产业，仍是密集利用劳动力和资源优势集中在低端生产环节。因此，我们预期中国企业的出口密集度与资本密集度之间呈现一种负相关性。我们使用固定净资产/企业员工数来表示资本密集度因素。⑥所有制因素（ownship）。在计量方程中，考虑到不同所有制企业其出口动机以及财务约束状况的差异，我们加入了企业是否为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的所有制虚拟变量加以控制。
（2）反映外部环境特征的变量
①金融环境因素（fin）。众多研究均指出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于出口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金融市场也是影响企业财务约束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参照张军与金煜（2005）的方法构建非国有企业贷款与GDP之比来反映金融发展水平。②市场分割因素（diseg）。由于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实施了财政分权体制，地方政府获得了发展地方经济和通过分割市场保护或扶持当地弱势产业的双重激励，这种逆市场的力量显然会影响省际的资源配置效率，导致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李善同等，2004；陆铭等，2009），扭曲企业行为。我们参考了赵奇伟和熊性美（2009）的方法，构建了反映我国市场分割水平的综合指数。另外，我们还控制了行业（industry）（三分位）和省份地区（province）两组变量。
同时，依据我们前面的理论分析，财务约束可能所导致的激励作用可能在不同规模企业之间存在差异，因此，我们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了财务约束指标和企业规模的交叉项。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计量模型的基本形式可以写作如下形式：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基本回归的结果
本文主要关注财务约束对于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由于被解释变量——企业是否出口是一个离散值，属于离散因变量模型，所以我们使用面板Probit方法对计量模型（5）进行回归②。
2.回归结果的解释与分析
（1）财务约束变量
表1中第（1）列和第（5）列分别报告了采用面板Probit方法回归③，对样本1和样本2的本土企业出口的回归结果。计量模型（5）中一些变量可能由于存在逆向因果关系而导致内生性问题。鉴于此，我们将以上各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纳入计量模型（5）中进行回归。我们在表1中第（2）、（6）列分别报告了采用以上处理方法对本土企业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各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并未发生本质性改变，这就表明我们的回归结果具有相当的稳健性。
从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样本1还是样本2，财务约束指标的系数都无一例外地为负，而且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即越是财务约束严重的本土企业越倾向于出口。这一结果证实了我们前文的理论假设，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财务约束是影响我国本土企业出口的一个关键因素，假说一得到验证。进一步我们发现，财务约束指标与企业规模指标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在严重受到财务约束的企业中，企业规模越小越偏重于出口。因为，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是能利用自身规模优势摆脱财务约束的束缚，打破被动出口的局面。所以，我们提出的假说二得到验证。
我们前文指出，外资企业可能由于自身优势以及受到的超国民待遇，在中国市场的生产活动时未受到财务约束的影响。所以，我们对外资企业的样本进行分析并将之和本土企业进行比较分析。表1第（3）、（7）和（4）、（8）列分别报告了使用面板Probit对外资企业样本1、2数据的回归结果。从计量结果可知，财务约束对外资企业的出口行为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或任何激励和扭曲，假说三得到验证。
（2）其他变量
各其他控制变量的具体结果可见表1。规模、资本密度、市场分割以及所有制符合我们前文的理论分析，不再重复。但是，另外一些变量与我们的预期不太一致。①工资水平，所有样本中，企业人均工资的系数均为正，且其显著性稳定。我们认为，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随着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以及国外对出口产品在技术、环保等方面更为严格的要求，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要求。工资水平高低可以被视为劳动者素质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②创新研发。就本土企业而言，创新研发强度的系数显著为正，创新能力越高的企业越是会主动选择出口。就外资企业而言，样本1中，创新能力和出口之间基本没有显著的影响关系；样本2中，研发创新变量虽然系数很小，但是显著性明显提高。这说明从2005年以来，外资企业也通过研发创新来获取出口的竞争优势。③人力资本。本土企业人均培训费用的系数显著为正，表示本土出口企业更有动力对企业员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出口的竞争力。同样我们发现，在样本1中，对于外资企业人力资本和出口之间基本没有显著的影响关系；在样本2中，存在显著性的正相关关系。从创新研发和人力资本在外资企业两个样本中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外资企业从单纯利用我国廉价资源优势向提高人力资本投入以适应出口产品技术水平变化转变。④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在样本1中，无论是本土还是外资都不显著，意味着金融不是决定出口的关键变量。但是，样本2中，金融无论对本土还是外资出口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个可能的解释是，2003年前后，背负巨额不良资产的国有银行处于“技术上已经资不抵债”的境地，无法对出口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经过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改革，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有了本质的改变，其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也在样本2中得以体现。同时，我们分析样本2中的结果还发现，金融对外资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比本土企业大。这也证实了我们前文的判断，我国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导致外资企业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金融市场的发展，而本土企业却被压制。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以往研究仅从市场分割视角的分析不足以解释中国企业出口高速增长的全部原因。我们提出在金融抑制和货款拖欠的条件下，企业的财务约束成为扭曲本土企业行为、“促进”其出口的一个重要因素。
短期来看，这一出口增长的模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由于国内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导致的国内市场狭小问题，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借力于出口市场空间的扩大获得了快速增长。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发展模式并不具有可持续性，日益恶化的国际贸易条件和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使得这种发展模式背后所隐藏的问题也不断凸显出来。国内市场存在的财务约束以及市场分割抑制了企业利用本土市场效应提升竞争力的机会，而外资企业完全可以利用这一局面进一步抢占中国市场新兴战略产业或者产业链中的高端环节，从而保持对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优势，进一步拉开与中国企业的差距。
目前，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和转型的深入推进，市场分割的情况趋于缓解，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企业扭曲的出口行为。但是，在我国金融体系发展滞后、金融歧视政策以及社会信用缺失的条件下，国内制造业企业普遍面临的财务约束困境并没有得到缓解，企业仍然会波动选择出口来缓解其财务压力。另一方面，在全球新的贸易与分工格局下，中国企业依赖代工贴牌和加工贸易的出口方式未必能够促进其自身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培育。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如果能够有效地利用高速增长的本土市场需求特别是高端需求，培育和发展出自主创新能力、品牌与营销终端渠道等高端竞争优势，则中国本土企业将逐步具备与外资企业乃至跨国公司在国内及国际市场上的对等竞争能力。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和金融体系、优化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努力缓解我国本土企业财务约束问题、积极鼓励和引导中国本土企业由一味追逐出口适度转向面向内需，可能是维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之一。
注释：
① 我们也使用了四类指数构建的市场分割指数，无一例外都显示在2004年左右出现明显的缓解趋势，限于篇幅未给出其他图示。
② 我们也使用了面板logit方法，主要变量结果完全一致。
③ 我们使用了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两个指标作为财务约束的变量进行回归，两者的回归结果一致，限于篇幅我们仅报告了使用流动比率的检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