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唯物史观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重要思想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1;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06)02-0038-06
自从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首次向全党提出“三个代表”的要求以来，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大量的、持续的研究。特别是很多学者将这一重要思想与唯物史观联系起来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5年，在国内重要报纸和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唯物史观的文章250余篇，公开出版的有关专著三部，有的还获得了国家或省级社科基金的资助。其研究的课题也不断扩展，从开始主要围绕集中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句话”进行唯物史观的解读，到后来逐渐侧重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创新。本文试对国内近年来有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唯物史观”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求展现该问题研究的基本状况和发展思路。
一、先进生产力论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创新
先进生产力论，是关于“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科学论断及其所包含的丰富内容的概括，其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创新可以做如下归纳。
关于先进生产力论对唯物史观的继承，有的学者从生产力的最终动因论谈，认为先进生产力论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的观点[1]。有的学者则同时强调社会基本矛盾论和生产力最终动因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和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原理，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哲学依据[2]。还有的学者认为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人民根本利益在物质文明建设上的实现途径，是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物质文明发展规律的最基本原理[3]。
关于先进生产力论对唯物史观的创新，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层面：
一是从“生产力”概念出发，揭示出先进生产力论的创新点。有的学者从生产力层次论的角度指出，从生产力中划分出“先进生产力”，即先进生产力就是物质标志、主体标志和社会标志先进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4]。有的学者从生产力要素的角度分析认为，先进生产力论揭示了生产力的时代内涵，科学地阐明了先进生产力中科学技术要素与人的要素的辩证关系[5]；它提出了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知识分子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的论断，拓展了先进生产力的内涵和外延[6]。还有的学者以动态思维模式指出，先进生产力论将生产力看做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明确了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职责，破除了生产力要素中的劳动者先进属性的“预成论”观念，使我们对社会划分阶层的认识有了新的看法；它将生产力的先进性置于世界范围和面向未来的参照系上，使我们对生产力的理解采取了全方位的眼光，并对现有的落后的生产方式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7]；它揭示了先进生产力“慎终如始”的动态性和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性、整体性、全局性和战略性[8]。
二是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角度揭示先进生产力论的创新点。有学者认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更加注重生产力发展的效益、质量、协调性、可持续性，要求我们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在创造先进生产力的过程中，对先进生产力进一步的发展要求、深层的发展要求、全面的发展要求、可持续的发展要求应给予足够的关注[9]。有的学者认为，过去我们讲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关注的主要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要求，而对生产力内在要素优化发展的要求则关注不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二者兼顾[10]；它把生产力扩展为“先进生产力”，突破了过去我们仅局限于完善、变革和调整生产关系的角度去探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提出了重视生产力自身内在要素的优化和进步，指出生产力的先进与否，就生产力本身来说，首先要看包含于生产力中的科技水平的高低，其次要看这种生产力是否是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11]。
三是从“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把握先进生产力论的创新点。有的学者认为，“先进生产力”，应有纵向（相对于过去）和横向（着眼于世界）的双重动态的定位坐标；这里讲“先进生产力”，又讲其“发展要求”，我们不能离开作为体现其“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条件而抽象、孤立地讲生产力；这里讲的是“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不只是某个地域或行业的生产力的发展[12]。有的学者认为，先进生产力论提出了优先发展教育和科技，提高全民族科技文化素质，增强科技实力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科教兴国”战略，指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和途径；提出了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是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要求，阐明了党的先进性与先进生产力的关系[6]。还有的观点认为先进生产力论的创新点在于：党的先进性不在于一般地代表“先进生产力”，而在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此，要“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密切关注和研究生产力发展规律，科学制定生产力发展战略，使生产力能够按照最合理、最有效的方式组合起来[4]。
关于先进生产力论创新的意义，有的学者认为，先进生产力论反映了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以生产力、科技、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反映了先进生产力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巨大作用；把我们党的领导、历史使命与发展先进生产力紧密联系起来，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推动生产力与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进行科技创新、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的勇气和决心[13]。
另外，还有学者看到了先进生产力论对邓小平理论的创新之处，认为先进生产力论升华对社会主义本质论、根本任务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的认识，明示“三个有利于”标准论，让每一位党员都牢记党的宗旨、使命，忠实地做“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9]。
二、先进文化论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创新
先进文化论，是关于“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科学论断及其所包含的丰富内容的概括，其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创新可以做如下归纳。
关于先进文化论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学者普遍认为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原理、关于文化的社会功能及作用的基本观点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哲学依据和理论来源[2]。其中，有的学者强调文化本质和功能论，认为“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唯物史观依据是：文化反映经济和政治，又对经济和政治有能动作用，人创造文化，文化又塑造人，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努力改造主观世界[14]；有的学者强调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论，认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依照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15]，它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的观点[1]。还有的学者认为，先进文化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理论[16]；它是人民根本利益在精神文明建设上的实现途径，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精神文明发展规律的最基本的原理[3]。
关于先进文化论对唯物史观的创新，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归纳：
一是从“文化”概念的角度，揭示出先进文化论的创新点。有的学者从文化分层的角度分析认为，先进文化论把文化区分为“先进文化”、“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认为“先进文化”是指反映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未来社会发展方向、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文化[4]。有的学者认为先进文化论在唯物史观关于文化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赋予文化新的内容，认为“先进文化”就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体现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社会成员最根本利益，反映时代“前进方向”的文化，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文化的理论[17]。有的学者认为先进文化论站在时代的高度揭示出所谓的先进文化，就是反映这个时代、这个世界的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满足最广大人民精神文化需要的一切东西，突破了以往把文化仅局限于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某种理论体系框架的狭隘文化观念[18]。还有的学者认为，过去我们讲先进文化，只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思想道德文化，先进文化论则将其与其他先进文化辩证地统一起来[10]。
二是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论，揭示先进文化论的创新点。有的学者认为，先进文化论进一步丰富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涵；确认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深化了对这一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关系的认识；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与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一致性[13]。它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方针原则和基本任务；提出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大大丰富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内容[19]。还有的学者认为先进文化论也是对邓小平关于两个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的进一步理解和阐述[20]。
三是从“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握先进文化论的创新点。有的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必须坚持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基本目标；党的先进性不在于一般地代表“先进文化”，而在于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此，在当代中国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它要求必须密切关注和研究文化发展规律，科学制定发展先进文化的方针政策，使先进文化的发展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4]。有的学者从先进文化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党的建设的关系的角度分析指出，先进文化论把先进文化发展要求提高到了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高度，指出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鲜明地反映了一个政党的理想信念、根本方向和精神境界，是一个政党在思想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它把发展先进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内容，这是对唯物史观关于文化问题理论的丰富和发展[11]。
关于先进文化论创新的意义，有的学者认为，先进文化论把党所领导的文化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纲领提了出来，第一次把先进文化提升到党的先进性的高度来加以认识；指出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对“先进文化”内容的丰富和发展；把文化视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深化了对于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8]。有的学者认为，先进文化论指出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根本任务，对发挥先进文化的作用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要求用“三个代表”要求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并把文化建设作为党所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工作，提高到关系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高度来认识，标志着我们党对发展先进文化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6]。
三、人民根本利益论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创新
人民根本利益论，是关于“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科学论断及其所包含的丰富内容的概括，其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创新可以做如下归纳。
关于人民根本利益论对唯物史观的继承，有的学者从历史主体论的角度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运用和内在地体现了人民主体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12]，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观点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理论基础[2]。有的学者则强调利益最终目的论，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运用和内在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原则的唯物史观原理[12]，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利益是人类社会的落脚点和发展的最终目的原理，是对唯物史观的精确把握[21]。有的学者从社会发展趋势的角度提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共产党人从事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总的方向和目标，完整地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总体发展规律的最基本的原理[3]。还有的学者认为，“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应从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主客体关系入手，将问题提到应有的理论高度来认识[15]。
关于人民根本利益论对唯物史观的创新，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归纳：
一是从历史主体论的角度来探讨人民根本利益论对唯物史观的创新。有的学者认为，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这个命题，是在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的前提下，深化了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的认识和评价，即人民群众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且是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不仅是一般的历史主体，而且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22]。有的学者认为，人民根本利益论的论述是对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基本原理的坚持和发展，是对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丰富和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弘扬主体性、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20]。还有的学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最广大人民”这一范畴的提出，进一步拓展了我们对人民群众范围的理解，即“最广大人民”显示出它空前的“广泛性和包容性”；从“最广大人民”的角度出发，就必须兼顾好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的群众的利益，要处理好“根本利益”和其他利益之间的关系[11]。
二是以利益论的视角来看待人民根本利益论对唯物史观的创新。有的学者认为，人民根本利益论突出强调了人民利益的广大性和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层次性，把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争取人民群众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了[23]。人民根本利益论对利益问题给予了新强调，即强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切工作的核心，强调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终归宿[21]。有的学者认为，人民根本利益论强调了“根本利益”这一范畴，它向我们表明，必须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无论是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还是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只要属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都应努力地维护好、发展好，这是唯物史观理论的创新和发展[11]。有的学者还认为，过去我们讲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主要关注所有制和分配关系，人民根本利益论则将之置于发展生产力的坚实基础上，并且特别强调处理好根本利益和非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10]。
三是结合党的宗旨论来探讨人民根本利益论对唯物史观的创新。有的学者认为，江泽民同志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不仅明确指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使命，而且指出，这也是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又一重大贡献[9]。有的学者认为，人民根本利益论在“代表”的对象上强调“最广大人民”而不是一部分人，更不是少数人；在“代表”的内容上强调“根本利益”，而不是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根本”二字也不只是文字的增加，而是标志着对党的宗旨的新概括和新发展[8]。还有的学者认为，人民根本利益论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科学界定了“人民”的范畴，从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中提出“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把党的全部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定位在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6]。
四是从整体上探讨了人民根本利益论对唯物史观的创新。有的学者认为，人民根本利益论丰富了唯物史观相关理论的思想内涵，即明确提出了要满足中国最广大人民的物质、经济与文化利益；把社会发展规律、人民历史主体地位、人类的崇高理想与党的各项工作结合起来，深刻论述了社会发展规律与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论述了协调各阶层、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重要性[6]。有的学者还认为，人民根本利益论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群众观点，即着眼于党在政治上的代表性和代表的广泛性，提出了“最广大人民”的概念，要求我们党必须正确认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及其要求，用科学的价值观把人们引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及其要求上来；揭示出党的先进性不在于一般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在于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终极关怀”意义上的人的解放和发展[4]。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唯物史观其他方面的创新
除以上“三论”外，学者们还从其他方面探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唯物史观的创新问题。其主要观点可以归纳如下：
一是哲学观方面的创新。有学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蕴涵着一系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主要表现为“与时俱进的创新观，与史俱进的动力观，与德俱进的道德观，与民俱进的价值观和与责俱进的先进观”[24]。
二是历史本体论方面的创新。有的学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据“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原理，强调要不断总结实践的新经验，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理论创新；依据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统一原理，强调必须把目标和过程、不断发展和阶段发展统一起来；依据人类社会是一个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有机体原理，强调必须全面地、整体地推进社会进步；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一个有机系统原理，强调要通过改革创新和发挥精神能动性作用来推动社会进步；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与人的自觉活动的关系，强调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依据社会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原理，强调必须尊重历史必然性，又要在多种可能性中做出最佳选择；依据“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原理，强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4]。
三是历史认识论方面的创新。有的学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原则，把与时俱进纳入党的思想路线的内涵之中，深化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解放思想，强调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强调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4]。有的学者从唯物史观理论创新与创造性思维具有内在联系揭示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思维方式上新的关系式，即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实体）＋与时俱进（已被理论科学把握的时代特点）＋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非逻辑创造性思维）[25]。
四是历史价值论方面的创新。有学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唯物史观的根本价值目标，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构社会价值导向的基本途径；坚持唯物史观的根本价值标准，强调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要求要体现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坚持唯物史观的价值评价尺度，强调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生产力是社会进步价值评价的根本尺度，文化是社会进步价值评价的中介尺度[4]。有的学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内涵是与新的价值目标相联系的：过去我们讲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讲建立和发展先进文化，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其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动员人民，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讲“三个代表”，则是为巩固、加强和发展我们的党，领导人民卓有成效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让中国人民过着安宁、富足的生活[10]。
五是历史辩证法与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有学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内在地体现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还包含并发挥了这种生动的历史辩证法所固有的客观逻辑，即首先是弘扬了哲学上的“能动性原理”，其次是强调了“先进性”的主导原则，第三是突出了“慎终如始”的发展过程论；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启示为：坚持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的统一、坚持党的先进性和群众性的辩证统一和坚持社会主义现实政策与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辩证统一[12]。有的学者运用逻辑的分析方法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生产力最终动因论形成逻辑起点，按历史辩证法展开逻辑图景，循人民主体论得出逻辑结论，并在坚持和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中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其中渗透着反作用的原理、运用了“重点论”原则，蕴涵着“过程论”思想[7]。还有的学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自觉运用有机、系统、整体、动态的社会历史观和分析方法，把对社会进步起决定作用的先进生产力，对经济和政治起巨大作用的先进文化和实现作为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机地统一于党领导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1]。
六是研究对象的创新。有的学者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对于理解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拓展出一个创新性思路，即它是对三大规律认识的结晶，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根本体现，是共产党执政规律内蕴的深刻内容；它实现了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从“一大规律”向“三大规律”的转换[26]。有的学者看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唯物史观是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关系，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合了起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论相结合，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执政规律的认识[24]。
七是理论形态的创新。有的学者从时代特征出发，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唯物史观精神实质的科学揭示和升华，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经验总结和升华，是21世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行动指南，为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确立了新的实践标准；为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提出了新的要求；为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科学形态上展示了光明前景，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新形态[27]。有的学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结合当代中国实际，赋予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的原理以新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特征；把发展先进文化与发展先进生产力一道作为贯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是唯物史观与我国当前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同党在现阶段的历史任务结合起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28]。
八是其他原理方面的创新。有的学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以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统一起来，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人的两种生产协调发展的基本理论[29]。还有的学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深刻把握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上，揭示出我们党在世界范围内抓住发展机遇、迎接严峻挑战的一系列重大抉择，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与区域组织，并在其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开展更加广泛的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鲜明地体现了唯物史观中的世界历史理论、交往理论，以及社会主义事业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的基本精神[13]。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唯物史观的创新，有的学者总结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过对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做出新概括、对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予以新提升、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实施新拓展、对唯物史观的基本规律进行新深化并同党的先进性联系起来而极大地推动了唯物史观的发展；其就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而言，作为世界观它揭示了当代世界和当代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作为方法论它指出了观察历史和现实的态度、视角和原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唯物史观的中国化，是唯物史观的当代形态[4]。
总的看来，应该肯定地指出，近六年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唯物史观”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重要进展。但也不可否认，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研究进展不平衡。有的领域研究得比较充分，如大家对集中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句话”及其相关方面研究得比较充分，而对像世界历史理论、交往理论等其他方面以及哲学观、历史本体论、主体论、方法论、认识论、价值论、研究对象等方面关注得较少。即使就三个方面而言，与先进生产力论和人民根本利益论的研究相比，学界对先进文化论的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明显不够。
其次，缺乏对唯物史观前沿问题的关注，研究模式比较单一。学者们在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唯物史观的创新时过多依赖传统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很少关注和借鉴学术界的最新理论成果，从而对该问题研究基本上都是以先进生产力论、先进文化论和人民根本利益论的“三论”的分析框架来构建自己的研究模式的，而很少从哲学观、主体论、价值观、方法论等视角创新研究模式。这就影响了研究领域的扩展和分析模式的创新。
第三，低水平和重复劳动作品较多。现有研究成果虽然数量较大，而且高质量的论文和专著也不在少数，但是也确实存在一些浅层次的所谓研究成果，面面俱到、泛泛而谈、浅尝辄止的作品不少，而且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果缺乏新意，相互在结构、内容，甚至语言表述等方面存在雷同。
因此，今后在该课题的研究中，一是要提高先进文化论的研究深度；二是要注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唯物史观整体层面创新的研究；三是要注重借鉴唯物史观最新研究成果；四是要注重研究模式和理论分析框架的创新。
收稿日期：2006-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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