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毛泽东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共同的理想和信仰，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事业，就不能不在世界各国发生影响。曾经作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中国革命，直接受到过共产国际的领导，得到过正面的帮助，也接受过负面的影响。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虽然是在排除了斯大林的干扰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但苏联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仍具有榜样的意义。由于战后世界分裂为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国家安全利益和共同的意识形态，又把社会主义各国的命运连在了一起。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从战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角度，来研究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对拓宽研究视野可能会是有益的。
一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尤其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在谈到斯大林和中国革命问题时，多次讲过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先是不准革命，说再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我们打胜了又怀疑中国党是铁托，或“半个铁托”。关于斯大林怀疑中国共产党或毛泽东是铁托的问题，自俄罗斯公布前苏联的大量档案以来，尚未见到原始证据。但这绝非是毛泽东空穴来风，作为1949年毛泽东访苏的首席翻译师哲的《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旁证。作者在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在莫斯科为毛泽东举行告别宴会一节回忆说：“经过一轮祝酒后，斯大林起立致词。他讲话很轻松，没有稿子，由我翻译，大意是：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了我的意思。讲到这里他环视大厅，看到没有南斯拉夫的大使，于是他说：本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也应该象周恩来讲的那样更圆满、更完美些，但遗憾的是南斯拉夫的使节未能出席，因为没有邀请他们。这个责任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自己脱离开了我们的大家庭，想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南斯拉夫人民迟早要醒悟过来，回到大家庭里来，他们是有这种力量和信心的。我们可以耐心地等待他们清醒过来。我们应该更加团结一致，迎接新的、更大的胜利。”对斯大林讲这番话时的气氛，师哲描绘说：“谁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在此提到南斯拉夫的问题，大家屏息静听。”（注：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页。）可见， 与会的人都感到斯大林在这种场合提南斯拉夫问题是不协调的。斯大林这一段突如其来关于南斯拉夫的话，显然是说给他的中国同志听的。这对毛泽东不能不是一个强烈的刺激。
关于东欧各国走社会主义的情况，大体从1948年起在斯大林的指示下开始由人民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并基本上沿用苏联模式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南斯拉夫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从1945年8 月建国之初就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1946年12月颁布的私营经济国有化法令的实行，就使全部银行、批发商、交通、运输工具和90%的零售商业都成了国家财产；1947年，开始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中央集权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以，按斯大林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南斯拉夫较其他东欧各国都早，也更自觉。
但是，由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在苏南贸易关系上的不平等，以及企图干涉南斯拉夫执行独立的对内对外政策和在南斯拉夫建立情报网等原因，使苏南关系逐步恶化。1948年6月， 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情报局会议作出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诬蔑南共在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问题上执行了一条“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推行对苏联和联共（布）不友好的政策”。指责南共使自己“置身于共产主义统一战线之外，从而也就将自己置身于情报局之外了”。决议呼吁南共内部的“健康力量”起来推翻铁托的领导。这样，斯大林就把南共和铁托逐出社会主义阵营。苏南关系公开破裂。1949年11月29日，情报局在匈牙利的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刽子手和间谍手中》的决议，攻击南斯拉夫的国内政策，诬蔑铁托等人“在南斯拉夫建立了一个反共的、警察式的和法西斯类型的国家制度”，“这个政权的社会基础是由农村富农分子和城市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认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义务是“帮助”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重建一个革命的、真正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使南斯拉夫回到社会主义阵营”。在此期间，东欧各国开始了大清洗，大批著名的党政领导人以及高级将领或因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不满，或因不赞成情报局决议，都被强加上“南斯拉夫的间谍”、从事“反对苏联的敌对性活动”等罪名，被无辜地投入监狱或处死。
对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第一个决议，中共中央迅速作出了反应。194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 认为：“以铁托、卡德尔、德热拉斯、兰科维奇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在其对内对外的背叛性的和错误的行动上，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例如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则区别，国际援助对于各国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事业的领导作用，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用等，从而陷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泥坑。”进而指出：“南斯拉夫党内所发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现象；这是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反映。只要是阶级存在的国家，带着资产阶级反革命观点的投机分子，总是企图混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混入共产党，企图利用机会从内部来破坏革命事业。”当时，中国革命战争正在紧张进行，处在战略决战的前夕，中共中央不可能了解苏南冲突的真实情况。可以认为这个决议是基于对联共（布）党和斯大林本人的信任而作出的。但后来的事实表明，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在全国胜利以后，先实行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再实行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的路线。同年十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文献和毛泽东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编成《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出版，毛泽东应邀为该书作序，他当时对中国何以走这样一条道路明确写道，中国和欧洲“由于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它们的革命发展阶段也不同”。但到1952年，就在全面贯彻新民主主义政策取得显著成效的时刻，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将使资本主义有更大发展，这将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实现。这时，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已具备了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力量，农民的个体经济也已找到了经过互助合作组织起来的道路。因此，开始酝酿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10月，联共（布）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派刘少奇率团前往莫斯科祝贺。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向斯大林报告中共中央关于中国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这个举动，既有征求斯大林意见的一面；也是向他表示中国共产党绝非“铁托”。
1953年12月，经毛泽东审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基本上按照斯大林对列宁过渡时期理论的解释作了阐述，除了对个体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具体改造途径有所不同外，总体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包括集体农庄基本上是苏联的。
二
东欧各国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无一例外地都走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苏联道路。优先发展重工业，就不得不降低日用消费品的生产，市场供应短缺，加上政治上错误的肃反，以及在对待私营工商业者、个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强制政策，引起人民不满。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和东欧各国内部、以及各国同苏联的矛盾渐次暴露，并首先在民主德国爆发。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6月9日通过了一个旨在提高各阶层人民生活水平的“新方针”的决议，但在这个“新方针”还未来得及实施前，6月17日，东柏林工人和市民举行游行示威， 抗议党和政府在此前作出的提高工人劳动定额的决定，进而波及全国约有30万人卷入罢工斗争。这可以被认为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东欧出现第一次危机的标志。但当时，统一社会党和苏共都称这是帝国主义煽动的。
在此期间，苏共中央开始纠正个人崇拜的错误，重新调整国内外政策，并向东欧各国党作了通报。这对一直紧跟斯大林的拉科西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加上柏林事件的信号，说明匈牙利的领导人如不尽快纠正错误，类似的情况将会在匈牙利发生。6月下旬， 在得到苏共中央主席团的赞同下，匈党召开中央全会揭露拉科西的主要错误。全会决定，重新审议国民经济计划，放慢工业发展速度；实行党政分开的原则，提议由纳吉·伊姆雷取代拉科西为部长会议主席。
纳吉在国会提出的政府施政纲领宣布：新的发展时期，应该加强体现人民的主权，提高国民议会在领导国家法制生活、执行国会的宪法权利方面的作用。他提出新时期的经济政策：第一，彻底改变党的经济政策，放慢工业化速度，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速度，重新审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以及有关的投资项目，改善商品供应，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二，减轻农民交售农产品和税收的负担，增加农业建设的投资，加强现有的合作社。为切实贯彻自愿原则，在大多数社员要求退社的地方允许解散合作社；第三，恢复社会主义法制。这可以被认为是斯大林逝世后，东欧各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先声。纳吉的施政纲领，一定程度上触及到原有的社会主义观念和政治经济体制，但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新的矛盾。在苏共中央的支持下，拉科西以新政策使党的威信降低了，阶级敌人的气焰嚣张了，知识分子中间滋长着“右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由，对纳吉进行指责。1955年3月， 匈党在拉科西主持下举行中央全会，声称党的正确路线受到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阻碍，纳吉就是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随后，纳吉再次被开除出党中央委员会，12月被开除出党。拉科西重新掌握了匈党中央的绝对权力，继续推行超速发展重工业的路线；在农村推行冒进的农业合作化政策，开展所谓反对富农和投机倒把的斗争；对冤假错案迟迟不予平反。
对匈牙利党内斗争从1953—1955年的反复，中共的态度是明显的。1953年纳吉上台，中国报纸报道了一则简短的消息，对纳吉的施政纲领未作披露。1955年3月的匈党中央对纳吉所作的决议， 中国报纸则全文转载。这无疑是赞同的表示，与1953年中国开始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1955年毛泽东在国内批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小脚女人走路”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是完全合拍的。
但是，随着斯大林这套社会主义路线在东欧各国的继续推行，到苏共二十大后，爆发了更大的危机。这就是从6月的波兹南事件到10 月哥穆尔卡上台以及匈牙利的十月事件。就在波兰发生波兹南工人群众上街抗议的时候，匈牙利群众对拉科西的专制也已不再能容忍，在苏共中央的干预下，匈党中央七月全会解除了拉科西第一书记职务。波兰党顶住了苏联的压力，自主地选举哥穆尔卡出山主政，对匈牙利人民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鼓舞。正是在人民的拥戴下，纳吉在10月24日重新出任匈牙利政府总理。但纳吉当时也无力左右已经掀起的群众风暴，终于出现了武装对抗的局面。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支持赫鲁晓夫出兵匈牙利本身，就包含了对纳吉的否定。
波匈事件后，毛泽东多次谈到应吸取的教训。1956年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在1957年3月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结束时， 毛泽东在讲话中回答有人关于匈牙利问题的提问，更具体地说：匈牙利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我们也不太清楚，过去那个拉科西干了些什么事情，也不太清楚，苏联许多东西我们也不太清楚，苏联比较好，拉科西那个时候搞得岂有此理。大概是这么几条，无非是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那天我不是讲了吗？工业没有原料，没有市场，办大工厂，工人薪水降低20%，资本家简单的打倒，到厂里当工人，这样，匈牙利事件一来，他就出来组织工人委员会；知识分子没有改造，于是裴多菲俱乐部、记者协会、学生联合会就出来了，还有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没有群众跟反革命作斗争，而是少数人在那里斗。大批的真正的反革命没有受损伤。
总之，从1953年的柏林事件到1956年的波匈事件，毛泽东认为起主要作用的是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反革命分子。正是主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接受教训，因而，1957年夏天，毛泽东将年初发动的党内整风转而展开一场全社会的反“右派”运动，并得出了“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在十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又重新作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结论。这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三
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要走符合中国情况的道路。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各国应共同遵循的规律，怎样才是普遍规律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上却陷入了误区。
在总结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中铁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56年11月11日他在普拉发表演说指出：苏共二十大揭露的斯大林的错误以及波匈事件的根源，“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同时宣扬了南斯拉夫的道路。对此，1956年12月29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直截了当地批驳了铁托的看法，《再论》指出：“斯大林的错误的发生，是不是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过时，而不能再适应苏联发展的需要了呢？当然不是如此。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年轻的，它所走过的时间还不到四十年。苏联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想用斯大林的错误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另外有些人想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对于经济事业的管理来解释斯大林的错误，认为政府管理了经济事业就必然成为妨害社会主义力量发展的‘官僚主义机构’，这也无法令人信服。谁也不能否认，苏联经济的巨大高涨正是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有计划地管理经济事业的结果，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错误，却很少同管理经济的国家机关的缺点有关。”
在起草《再论》的过程中，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充分论述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共同道路。先要明确指出苏联的基本经验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是正确的，然后再指出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有曲折，有错误。要批判教条主义不承认有错误，不接受教训，不纠正错误，不考虑历史和民族的特点而全盘照搬。也要批判修正主义只讲苏联的错误，不讲苏联的建设基本上是成功的，不讲它的基本经验是值得学习的，从而否定一切。（注：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据此，《再论》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归纳为五条：（1 ）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2 ）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3）在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联合广大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4 ）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5）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1957年11月，这五条基本规律的内容被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接受，写进了莫斯科宣言。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不仅没有在这个宣言上签字，而且在南共七大纲领中坚持不同意莫斯科宣言的观点。
1958年，中共积极参加了对南共“修正主义”的批判。在当年5 月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所作的决议中正式写道：“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认为，一九四八年，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中，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而走上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道路所进行的批评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当时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上有缺点和错误。我们党当时同意和支持了这次批评。”如果说1948年中共中央的表态有不得不支持情报局的原因，那1958年重申1948年的意见，就明显是不同意南斯拉夫的道路了。毛泽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有自己的一套内容。这里强调“原则相同”，显然是要表明我们所走的自己的路，是与南斯拉夫相区别的。
这表明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各国共产党如何依据本国情况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在当时不仅没有认识到斯大林的理论和模式的根本缺陷，相反把它看作是普遍规律加以完全肯定而绝对化了。这样，在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中，就不可能提出改革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的问题，而把要求实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看成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右派也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
四
中共同赫鲁晓夫的争论始于苏共二十大，一是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二是不同意赫鲁晓夫提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议会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60年代初，争论进一步扩展到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此后，中共先后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问题不只涉及尚未取得政权的共产党的革命路线，涉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战略和外交路线，更涉及社会主义各国的国内建设路线。
1964年7 月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中，将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以及“全民国家”、“全民党”，即所谓“三和两全”作为他的修正主义体系或纲领进行批判，指责“三和两全”的实质是，对外取消了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对内取消了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九评》分析指出：其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阶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有力量的，并且在某些方面还相当强大。在政治方面，他们作为对抗无产阶级的力量长期存在着，时时刻刻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钻进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部门，抗拒和篡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在经济方面，他们用各种方式破坏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势力。在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世界观，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其二，农业集体化的实现，为彻底改造农民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在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时候，在私有经济的残余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农民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存在着产生新富农的土壤，还会发生农民的两极分化。其三，由于上述资产阶级的活动和它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腐蚀作用，由于城乡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存在，由于还没有完全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和旧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在工人阶级的队伍和党政机关中还会不断产生蜕化变质分子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其四，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仅要同国内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且要同国际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国际间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来。其五，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共产党内部来。新的和旧的资产阶级分子，新的和旧的富农，以及形形色色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都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内，不可避免地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各种机会主义，主要是修正主义的斗争。
《九评》断言：斯大林逝世以前，苏联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已经有一些干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赫鲁晓夫用所谓“物质刺激”来偷换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加剧了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他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他热衷于向美国农场主学习，提倡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扶植富农经济，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从而产生出大批的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新资产阶级分子不只在数量上空前地增长了，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有了根本的变化，形成了一个苏联社会的特权阶层。赫鲁晓夫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这就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这样，从苏共二十大以来同赫鲁晓夫的分歧和斗争，就转化为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以上推理和结论相一致，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把党内与他不同的思路看作为修正主义，提出了在国内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的迫切任务。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红旗》杂志以《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题发表社论，认为根本原因是赫鲁晓夫“妄图把历史的车轮拉回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为垂死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延长寿命”。实际上，被毛泽东认为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只是赫鲁晓夫在国内采取的某些改革措施，它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过苏联社会生产的较快发展，并相应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状况。导致赫鲁晓夫下台的真正原因，恰恰不是这些。国内的苏联问题专家认为，与其说赫鲁晓夫失之于离开社会主义方向，还不如说失之于未摆脱传统的体制而使改革不彻底。实际上根本问题是没有彻底摆脱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
由于毛泽东从相反的方向在寻求答案，于是不久，就提出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嗣后更得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结论。
综上所述，战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在社会主义各国创造了各自的成就，但整个来说，它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不断陷入危机并由此导出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曾提出过不少有利改革的思想和观点，但由于对社会主义各国发生的危机和改革缺乏了解，特别是在总体上继续受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的束缚，因而，未能沿着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不断前进，而是错误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所谓“反修”、“防修”的任务，因而走到了相反的方向，最终导致了晚年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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