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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去美国查档案
去美国查档案的想法，在我是由来已久了。
胡乔木在他的著名论文《中国共产党为什么犯二十年“左”的错误？》中，提出过一个重要观点：对外部压力的“过火”反应，是导致我们走向“左”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这个论断是对的，那我们就不能不设法弄清，在1957年以后的二十年时间里，外部世界给予我们的“压力”到底是什么”它们是大是小，是沉重还是轻微？特别是世界应该了解，所谓外来“压力”，其真实性到底怎样？而作为当时中国最大“敌人”的美国，曾经是我们感到严重“威胁”或“压力”的主要“来源”。因此，查证五六十年代美国对华政策基本脉络的史料，对搞清我们所感受“压力”的状态以及所作出“反应”是否“过火”，显然是必要的，说到去美国查档案的动机，此其一也。
其二，早在上学期间，有关美国档案的丰富与开放已使我心向往之。那是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时候，我们的老师，近代史所的陶文钊先生，专门为我们开设了“美国历史档案研究”的课程。陶先生于娓娓道来之中，详述了他在美两年所接触的每一个历史馆藏，论列它们的价值和意义。讲到开心处，陶老师常常说些他在美国档案馆中的稀奇见闻，令我们眼界大开。心想：早晚有一天，我们也应该踏进那座“宝山”。
其三，在平日的党史研究中，我总感到，我们在发表观点的时候，常常显得“立足不稳”。其原因就在我们的史料功夫欠扎实。党史学无疑应属于历史门类，因此，它的研究必须遵循历史研究的规律。而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我们的某些研究成果，“理论色彩”过于浓厚，而“史味”欠缺，且满足于此者不在少数。我不是有意将历史学家与思想家对立起来，可毕竟我们的学科所要求的，第一应是“知其然”。若连基本过程都没有搞清，或搞得不那么确切，所谓“高论”又如何“附丽”呢？例如讲到中美关系，我们有些文章所引的材料不过二手、三手，且往往陈陈相传，囫囵吞之，明显缺乏准确的根据。而说者仍能高谈阔论，大加发挥。读这样的文章，总让人将信将疑，无法深究。有鉴于此，我想最好还是“逼”着自己先去坐一段“冷板凳”，下点死功夫为好。
恰巧，1997年初我得到了一次赴美的机会。
当我来到美国，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前主任麦克法夸尔教授的指导下，最后设计出自己的研究课题《六十年代中美关系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时，我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走进美国档案馆。
应该走进哪座档案馆
美国是个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国家。比较起来，她的文化和文明积累，少我们实在太多。但可能正因为历史短暂，又拥有巨大的社会财富，美国人显得特别珍惜自己的过去。到过美国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博物馆、纪念馆繁多，而人们办理这一事业的认真态度，更让人感动。
美国的档案馆，也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从联邦到州，再到市、镇，一般都设有档案馆或档案机构。当然，作为研究外交关系、国家关系的历史学者，我的目光无疑必须盯在联邦档案上面。可麦克法夸尔教授告诉我：应该在总统图书馆投入你主要的精力。
在此之前，我对美国的总统图书馆只有模糊印象，似乎它们只是为纪念卸任总统而设立的。真正走近了它们，我才发现，那的确是一座座历史文献的宝库。
美国总统图书馆的主要社会功能，是搜集、保存总统个人的档案和文物，经整理后为人们所利用。就价值而论，这里保存的总统档案要比其他文物重要得多；尽管后者五光十色，常常金碧辉煌。
从胡佛到布什，美国已建成11座总统图书馆。它们一般坐落在总统出生地或与该总统生平事业紧密相关的地方。通常，各馆的设计皆出自“名家”之手，不同的风格着意反映着馆主的个性和业绩，往往让走近它的人，获得某种触摸艺术品的感觉。
因为我的研究课题是六十年代的中美关系，所以我主要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三个总统图书馆工作。1997年11月，布什总统图书馆于德克萨斯州College Station落成，我亦有幸前往参观。布什因出任过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所以设计者在馆内搭建了天安门广场的模型。久为游子，置身其间，不免忘情。
除去总统图书馆，历史学者必去的地方，应当是国家档案馆。国家档案馆分为一馆和二馆，一馆在华盛顿特区，二馆在马里兰州。其馆藏之庞大，往往令学者们望之兴叹。
当你走进档案馆的时候
作为中国学者，当你随着来自不同国度的研究者走进美国档案馆的大门，面对完全陌生的一切时，有三个问题会不断地撞击你：1.他们对来访者的身份有什么要求？2.关于档案的查阅有什么规矩？3.我能见到和得到最需要的档案吗？这特别能反映出中国学者的特色。它表现为一种烙印，一种在我们自己特定环境中长期工作后留下的紧张。然而，根据我的经历，如果一个研究者想要走进美国的档案馆和任何一个总统图书馆，他事实上完全可以毫无顾忌地长驱直入。不管你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年满16岁，有自己的ID（即身份证），经过简单的登记，写明你所要进行研究的题目之后，便可以走进宽敞、舒适、设备一应俱全的研究大厅，开始你的阅读。
在美国，不管你走进哪一座档案馆，所受到的都不仅是礼遇，而且是备受欢迎的态度（按各个总统档案馆的规定，每个到访的学者都可以申请馆方提供的研究基金）。当每个档案者到来时，无论目的如何，需要索取怎样的材料，通常都会受到一位档案管理员（实际上是本馆档案的专家）的专门接待。此后，这位档案专家就成为你的直接“责任人”。他会从馆藏资料的基本状况到你的特殊索求，以至借阅手续、复印规定等等，都不厌其详地向你介绍一番。然后根据你的特殊需要，提供相关的档案目录，供你选择。而当你在阅读中遇到难点疑点时，他会放下手中的工作立即为你解疑答惑。
在阅览室里，所有档案目录都是公开的，任你翻阅并提出索求。在肯尼迪图书馆，我甚至还在目录架上看到两巨册肯尼迪活动编年录，记录肯尼迪总统任期内每一天的每一项活动，时间精确到分钟，比我们传统的宫中“起居注”大有过之。无疑，这是研究肯尼迪生平及相关历史的极好资料。
那么，在事关总统和国家安全，以及内政外交决策的大量档案中，有没有保密的部分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特别是距离当今时代较近的档案，仍会触及机密，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美国人对历史“秘密”的处理方法却不同。据我近10个月工作的体会，这种不同更多地反映在他们的档案理念上面。
美国人的档案理念
在美国公众以及法理中，承认人们有权了解政府工作状况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档案是国家财产的一部分，因而也就意味着它属于全体人民，应让人民无条件地加以利用，以便尽可能多地了解关于政府活动的信息。这似乎又是政治运作的一种机制：人们了解了政府的工作状况，就会有所议论和批评，而这无疑有助于政府各项决策、计划的推行。这套思想在美国人看来，非常合乎逻辑。
早在1996年，美国国会就曾颁布过一个《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该法案的核心内容或曰“指导思想”，即是以法的形式确立“民众对政府体系运作的参与和分享”。它规定政府各部门有义务向民众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及时公布记录政府活动的档案。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即是“增加透明度”，而且是以法的形式来规定这种透明度的“增加”。当然，法案也对还需保密的东西做了说明。
有趣的是，1993年10月，也就是克林顿击败布什夺得总统宝座一年多后，这位民主党总统旧事重提，向政府各部门发出一项备忘录，要求官员们对《信息自由法案》的重要性给以“充分的注意”。克林顿解释说，《信息自由法案》是建立在一个根本的原则上，即对于民主过程说来，占有执政信息的公众是它的基础。美国人民对自己政府了解得越多，他们也就越容易接受政府的领导，否则，政府将非常被动。
《信息自由法案》也适用于外国人前来获取“信息”吗？
根据我的实践，外国研究者在美国档案馆查阅档案，是绝不会遇到国籍方面的麻烦的。对于上面这个问题，美国国家档案馆二馆的一位资深档案专家只以一句话来作答：在我们看来，如果让一个人知道了某事，也就应该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事后我想，他的话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每个人对政治事务的了解，其权利是平等的；二、让一个人知道的事，事实上对其他人已无密可保。后来人们又告诉我，第一，美国人本身关于“外国”、“本国”的意识从来就非常淡漠，因为他们自己也不过是在二三百年间才聚集起来，成为美国人的；其次，在美国学界流行的看法是，学术不分畛域，从本质上说，它应被视作一个“共同体”。他们认为，文化遗产需由整个的学术共同体来继承，而不应为某个集团所垄断。只有经过不同国度学者的共同努力，才可能将学术问题推进得更深入，发掘得更全面。在这样的认识面前，我原本那种“你”“我”、“中”“外”的意识或曰“警惕”，倒显得有点“见外”了。
美国档案的密级划分，也是秘密(Confidential)、机密(Secret)和绝密(Top Secret)三等。不过，它们的开放程度要大得多。据我的观察，凡不涉及情报来源和某种人事及过于敏感问题的档案，包括六十年代乃至更晚形成的档案，他们都差不多公开了。例如，你可以在国家档案馆二馆美国国务院的档案中，看到几乎全部136次中美日内瓦、华沙谈判的记录及相关材料，也可以在总统图书馆里找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形成的各个时期的对华政策文件。而以我们的眼光看，它们都应属于“核心机密”。
对于那些仍不能公开的档案，美国档案机构通常的做法是，或在复印件上遮掩掉不宜公开的部分；或是将整个文件抽出，代之以一页“说明纸”，置于前后文件中。在这页“说明纸”上，注明着被抽出文件的题目和根据何条法律或规定抽出该文件的理由。这种做法给研究者以很大的便利，可使你明白在历史过程的衔接上还存在着某某文件，从而可以进行逻辑的推定或推测。此外，研究者还可以根据“说明纸”向馆方提出调阅该材料的申请，也可能被接受。我在艾森豪威尔图书馆就曾提出过这样一次申请，要求调阅艾森豪威尔与肯尼迪两届政府交接过程中形成的一份对中共政策的文件。虽然这份文件为绝密件而且此前已被抽出，但馆方还是接受了我的申请。在填写了有关表格，留下自己的地址返回波士顿不久，我就接到了该馆寄来的这份文件的复印件。
在同几个总统图书馆档案专家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各图书馆档案的解密趋势是相当乐观的。只是这项工作十分浩繁，各图书馆限于人手短缺，操作不能不滞后。
但这里有一个显著的例外，也是必须提及的。我发现，学乾们对肯尼迪图书馆大多报以微词，认为它的开放程度远不能令人满意。原因是在波士顿地区肯尼迪家族的势力很大，他们至今不愿让外界知道更多有关肯尼迪的“私房事”，以保护这位外表潇洒倜傥，以身份高贵赢得公众好感，而实则内里颇多龌龊的总统的形象。研究者们据此对该馆的私人性质提出批评，认为这太多地影响了学术研究，是不公正的。从这个事例中，我们或许也可体会到美国人的档案理念。
中美关系一二三
既然我到美国查档案的根本目的，是研究六十年代美国对中国的“压力”究竟多重多大，那么在看过近一年的档案之后，是否已得出了一些结论呢？
可能在我与美国学者交谈中最让他们吃惊的问题，就是我说，按我们一些人的观点，美国曾经准备在解决越南问题后，进一步进犯中国。几乎所有我遇到的美国学者甚至一般的美国知识分子，都立刻反驳我说，美国当时根本不想也不可能同中国打仗。这种回答一律言之凿凿。
应当承认，在我接触到的档案里，可以清楚看到美国政府对东亚的政策，主要是遏制共产党中国。二十余年中，他们奉行这一政策可以说不遗余力。但是，我也的确没有发现，美国在这一时期曾经制定过打击或进犯中国的战略计划。
由于我不敢说已经穷尽了美国官方在这一时期的档案，因而“压力”、“威胁”问题尚在研究中。但有一份材料值得在这里略作介绍：
1964年北部湾事件后，由于越南战事迅速升级，美国五角大楼的战略专家们曾制订了三个针对中国的作战计划，被分别命合为“阿尔法”(Alpha)、“布雷沃”(Bravo)和“查利列”(Charlie)。它们对袭击目标、作战略线、战斗手段及所要达到的目的等等，都作详细的规定，甚至考虑了动用原子武器的问题。初见之下，这无疑是一份相当成熟的对华作战方案，其势咄咄逼人。但再次研读后，我发现，无论三个作战计划怎样详尽，其实施手段又定得如何凶狠，美国战略家们却为实施此计划规定了严格的界限，即，只有在中国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之后，该计划才被允许诉诸实行。因此，这套“杀气腾腾”的战争计划，在性质上乃是一个“反攻”方案。
类似的档案材料还有一些，需要我们下番功夫加以研究，兹不再赘。下面讲两则发生在六十年代的小故事，或可以从中窥见当时美国对华事务上的动向，也一助谈兴。
其一是，大约在1966年年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向约翰逊总统连打几次报告，坚称毛泽东有一个替身。他们的证据是，1966年7月毛泽东在游完长江后，身体面貌判若两人。因为根据此前的情报，毛泽东一直因心脏问题病痛缠身。同时，中情局的专家们还在放大的相当上测量毛泽东右颏上的墨痣，发现1966年年中以后，这颗痣比以前明显变大了。因此下结论说，毛泽东确有一个替身在活动。档案中没有保留约翰逊总统对此的批示，大约他也是在将信将疑之间，只好先将报告“留下”再说。但这则笑话却十足反映出，在当时美国的决策圈子里，对中共领袖可能的交接嬗替，抱有特殊的兴趣。
其二则发生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兴起后。当时，美国的高层决策核心，有相当一段时间闹不清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特别是对于红卫兵，他们身着军装，进行有组织的狂热活动，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组织？说不清。在英文中，红卫兵译为Red Guard，与美国后备役的NationalGuard颇有相通之处。因此美军方相当担忧：中国若建立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组织，对于正在进行的越战和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力量均衡，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当然，这担忧，不久即随着红卫兵真实面貌的公之于世而消失，但“小将们”着实使星花耀眼的美国将军们吓了一跳。如果这则材料当时就被披露出来，“小将们”是否会更加“意气风发”？
背上2500多页档案材料回家，我的行囊明显地沉重起来。但是，我却感到心中一片释然。因为在未来的研究中，这沉甸甸的资料，肯定不会使我“头重脚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