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教育思想与中国大学的创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大学论文,思想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2年，孙中山指导筹办了国民党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中国大学。这是一所非常著名的私立大学，孙中山的教育思想，在该校得以实践和反映。
一、教育为立国之本
孙中山创办中国大学是基于对教育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认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危机严重、清政府腐败不堪的情况下，孙中山以一个革命家的眼光深刻认识到：“教育为立国之本，振兴之道，不可稍缓。”在他看来，发展教育有以下之作用：
一是“挽救中国的危亡”。孙中山痛感强邻环同，清廷腐败，要挽救中国，“就得增加教育经费”，大兴学堂，培育人才，通过教育培养人才是挽救中国危亡的重要措施。
二是“富强之大经”。孙中山在其1894年给李鸿章的上书中把“人能尽其才”列为“富强之经、治国之本”的首位。他说，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也是一个极为贫弱的国家，但“维新成功”以后，就一跃而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了，富强之术就是办学。“学者，国之本也，若不从速设法修旧起废，鼓舞而振兴之，何以育人才而培国脉。”（注：《孙中山全集》（二），第253页。）
三是“文明进化之源泉”。孙中山认为，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中来。社会要进步、发展，就必须注重发展教育。“学校者，文明进化之源泉也。必学校立而后地方自治乃能进步，故于衣食住行四种人生需要之外，首当注意于学校也。”（注：《总理全集》第一集， 第864页。）
基于以上认识，孙中山自其革命生涯一开始，就时刻不忘鼓吹、倡办教育事业。1894年他在《上李鸿章书》中提出，要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痒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1895年春，兴中会在香港成立，该会《章程》规定，“立学校以育人材”。1905年8 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军政府宣言》提出要“实行教育”。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他马上采取一系列措施，颁布一系列政令保护学堂，提倡开办学校。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的一段时间里，孙中山曾“专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9页。）。
辛亥革命胜利后很快遭到失败，这使孙中山更深感欲贯彻革命的主张，谋真正共和的实现，非养成革命的人才从根本上改造不可，于是他和宋教仁、黄兴等规划计议，准备创办学校，以树百年大计。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在北京培养革命青年和树立国民党形象是极其重要的。当时宋教仁在北京任职，于是由他出面创办国民大学（1917年改名为中国大学），并出任第一任校长。宋教仁呈准政府，在前清度支部余存饭食银两项下，拨给八万四千五百两作为开办费，另拨一百万银元为基金存入国库，以六厘计息，每年利息六万元作为学校经费开支。同时组成以马邻翼为董事长的董事会，董事会先后推定董事彭允彝、袁家普、姚憾、吴瑞、李垣、陆定、毕惠康、殷汝骊、欧阳振声、戴修瓒、聂权、洪逵等为学校筹备员。接着董事会在前门内西城根租房数十间为校舍，先设大学文法商三预科，又设法政别科及附属中学。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即将开学之际，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密谋杀害，于是改推黄兴为第二任校长。但黄兴因公在上海，由彭允彝代行校长职务。1913年4月13日，国民大学正式开学。
孙中山创办中国大学一事，诸多国民党元老都曾谈及。张继曾说：“兄弟和总理、黄克强、宋遁初先生来创中大，目的专在造就国民党革命的人才。”（注：《中国大学十六周年纪念大会会刊》，第53页。）王正廷在《辛未同学录序》中有“夫本校为先总理暨诸革命先烈所创办”之句。在《本校二十周年纪念词》中，王正廷又谈到，“十八年，承中央俯念本校系孙总理及宋遁初、黄克强两先生所创办，因月拨万元，以资挹注。”孙中山1925年抵京，中国大学邀请其到校演讲，孙中山因病特派汪精卫代其到校训勉，汪精卫在讲话中用“国民党的继承者”之语期许中大师生。中国大学在其编印的历年毕业同学录及纪念册中，都把孙中山称作自己的创办人，在中国大学的逸仙堂和中山俱乐部里，则始终悬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三位创始人的照片。
二、办学方针
关于如何办学，孙中山首先强调教育的政治方向。他认为要发挥教育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就必须使教育为“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服务。为此他主张：“第一，教育应培养其服务的人生观，使其认识个人在民族中之地位，本互助博爱的精神，谋社会的改进；第二，教育应发挥东方文化的精神，以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所指示者为达到的途径；第三，教育要指导青年从实际的行动中，去探讨实际的科学的真理，增加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以改进社会，造福人群。”（注：参见王凤偕《三民主义的教育哲学》。）在教学内容上，孙中山主张科学化和现代化。他认为，要培养“为平民谋幸福，为国家图富强”的人才，就必须使受教育者具有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为此，就应向西方学习先进的自然科学和技术。他游历欧美各国，对科学技术在建设国家、培养人才中的作用有着深刻的感受，认识到只要虚心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就能使国家“转弱为强、易旧为新”。在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上，孙中山提出许多革新的措施。
中国大学根据孙中山的教育思想确立了自己的办学方针。
首先，中国大学明确宣布，要仿效日本早稻田大学来办。早稻田大学是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学，建于1882年。该校以“学问的独立”、“知识的实际应用”及“造就模范国民”为办学方针，主张自由探讨学术，提倡独创的钻研精神，培养具有实际应用的知识并在国际事务中具有广泛活动能力的人才。中国大学决定以同样的标准培养中国的青年，发展中国的教育。同时，中国大学宣布，要与当时的官立京师大学“立于反对地位”（注：上海《申报》，1913年4月13日。）。 当时的京师大学主要是培养“两院一堂”（指参众两院与京师大学堂）式的官僚，在学习期间对学生仍以老爷相称。中国大学则要反其道而行之，要办成培养“模范国民”的民主共和建设人才的基地。
在1913年4月13日的开学典礼上， 彭允彝代校长的演说中对中国大学的办学方针作了进一步的具体阐述。他总结出欧洲各国的教育精神三条，作为办学的借鉴，即“（一）民族主义之发达，（二）宗教改革之进步，（三）野蛮之体魄（即尚武之精神）”（注：《国民大学开学志盛》，《民主报》1913年4月15日。）。所谓“民族主义之发达”， 按照当时的解释，就是要反对封建的异族统治和外国的侵略，要求用民族精神挽救国家的危亡。“宗教改革之进步”，是指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实质上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在宗教改革的形式下进行的向罗马教皇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政治斗争。提倡宗教改革之进步，就是要在国民大学提倡独立、自由、平等地钻研科学知识和新思想，破除权威思想的统治和宿命论。提倡野蛮的体魄、尚武精神，就是要求学生加强体育锻炼，要有健强的体魄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彭允彝在演说中还指出中国教育的三大弊端，必须加以反对，即“利禄主义”、“利已主义”和“由汉以来趋于虚伪以致产生种种文明之弊端”。彭允彝最后重申，中国大学的办学目的：“最希望者在培养建设共和之人才。”（注：《国民大学开学志盛》，《民主报》1913年4月 15日。）由此可见，在孙中山教育思想指导下，中国大学开创了我国新型民主教育的先河。
三、中国大学与近代革命运动
孙中山有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注：《孙中山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孙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思想随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发展。在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后，孙中山把他的旧民主主义思想发展为新民主主义思想，并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国大学中的进步力量坚持孙中山的办学思想，随时代潮流而进，在革命运动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袁世凯把中国大学看作国民党在北京的大本营，在他的帝制活动紧锣密鼓之际，最怕的就是中国大学。1916年2月11日，中国大学制定校歌，歌词是：“旧帮新造，建设赖群才，看突兀万间广厦，讲幄及时开，髦士蒸蒸如云斯集，要扶植神州胞与，同上春台，勉亦哉，任重道远，万里劈藁莱。”此歌产生于袁世凯做皇帝梦正酣之时，是一首号召全体学生战胜恶势力的动员令。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大学学生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五四运动经过半年的斗争，学生们深切感到“国民的一个最大弱点，就是没有受过教育，不懂得一些常识”（注：《中国大学学生奋斗史》， 1923年4月出版。）。根据孙中山普及教育的思想，他们成立“平民学校”，完全实行义务教育。1919年11月1日，《曙光》杂志在中大创刊， 该刊发表介绍苏俄、阐述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文章，在当时全国刊物中，时间早，数量多。《曙光》后来成为中大校刊，《曙光》杂志的负责人宋介则是最早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当日， 中国大学停课一日并下半旗，在校设奠进行追悼。3月18日， 全校学生又整队到西山碧云寺送殡。
1924—1927年大革命时期，中国大学大多数师生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拥护者，同当时北京的段祺瑞、张作霖政府作了坚决的斗争。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国民党南京政府采取“文化围剿”政策，摧残进步的文化事业并残杀进步人士，进行疯狂的文化“围剿”。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在课程设置上，中国大学仍执行原来所确定的宗旨：“应时事要求，教授高深学术”。30年代，北平有名的进步教授基本上云集于中国大学，李达、曹靖华、孙席珍、张友渔、齐燕铭、陈伯达等都在中国大学任教，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等革命理论学说。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 中国大学学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中大师生经过斗争，推选具有抗日民主思想的何其巩担任校长。何其巩积极保护爱国学生和进步教授，中大的抗日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北平陷落后，北平的国立大学相继迁往内地，中国大学因故未能迁走。在日伪殖民统治下，中国大学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大学作到了“1.董事会及一切机构无变动。2.不受奴化支配，优遇忠贞人士。3.学生自由讲习、并运送后方，所发证书从未加盖伪印”（注：《中国大学年刊·民国三十三年》。）。抗战期间中国大学的课程安排仍和七七事变前一样，课程内容、设置都没有“大东亚文化”一类的标语口号。相反，进步师生利用各种讲坛，进行抗日救国教育。中大师生参加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并掩护和支援共产党、国民党在北平的地下工作者。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不满中国大学的民主倾向，指示北平市国民党党部纠集中国大学里的国民党、三青团及中统分子，采取武斗和恐怖手段，逼走校长何其巩，夺取了中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但广大师生对这一小撮反动分子，则始终采取了抵制态度。1946年后，在反对美军暴行等运动中，中国大学学生都是积极的参加者。1948—1949年，为迎接北平和平解放，中大师生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国大学停办。37年的时间里，由该校毕业的学生达2万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