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袭用与寓意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寓意论文,故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5世纪末，越南出现的一部以文言书写的《大越历史全书》，由吴士连等编撰，①是研究越南历史最重要的史书之一。该书在建构越南早期历史时，从更早的汉文讲史故事集《岭南摭怪列传》(以下简称“《列传》”)里引用大量材料，作为信史依据。《列传》又是越南现存最早的两三部神话及民间传说集之一，②书中故事源自民间流传的神话与传说，约至15世纪，经陈世法③搜集整理，编纂成书，④取名《岭南摭怪列传》。⑤陈氏所编《列传》原本已失传，⑥目前所见最早版本，载有武琼⑦于洪德二十三年(1492)所作序文，称据“旧传”校正为两卷，⑧以及次年秋乔富所作跋文，亦称据“旧本”整理此书，⑨是知两人先后参与过此书之修订。而在《列传》众多的讲史故事中，有不少源自中国古代的民间传说。本文关注的是，当这些中国民间传说被移植或转换成《列传》中关于越南民族起源等故事时，其间发生着怎样的演变；当一种叙述被置入另一种叙述后，在不同的语境下，原有文本怎样被赋予完全不同的涵义，以服务于另一种叙述意图；这些被转换的故事，又怎样影响着越南的“信史”叙述。 一、《鸿庞氏传》与中国古代传说 15世纪经武琼、乔富先后整理问世的《列传》，共收故事二十三篇，⑩其中置于首篇的，是叙述越南民族与国家起源的《鸿庞氏传》。笔者在发表的另一文章中曾举例指出，《鸿庞氏传》很多关于越南民族与国家起源的叙述，来自对中国早期文献关于华夏民族与国家起源之叙述的移植与改编。例如禄续让帝位予其兄帝宜的叙述，源自尧、舜禅让及古公亶父时太伯、虞仲让位予季历的历史传说；禄续为泾阳王、娶洞庭君龙王女之事，与唐传奇《柳毅》故事有关联；貉龙君教民耕稼农桑，始有君臣尊卑之等、父子夫妇之伦的叙述，则化用后稷教民稼穑的传说。(11)此外，《鸿庞氏传》叙貉龙君与妪姬居期年而生一胞，以为不祥，弃诸原野。这样的叙述，亦使人联想起《诗·大雅·生民》有关后稷出生后曾被寘之隘巷，真之平林，真之寒冰的叙述。(12)这一传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引述这个故事，称姜原出野，践巨人迹而孕后稷，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13)不难推测，当《鸿庞氏传》建构这一越南“创世神话”时，想必受到后稷出世传说的启发。 如果仅此而已，只能说明越南“创世神话”受到中国历史传说的影响。然而，一如《列传》中其他诸篇故事那样，《鸿庞氏传》一方面移植或化用很多中国历史文献中的故事来建构自己民族与国家历史的叙述，另一方面又强调这段历史是以越南民族反抗中国入侵为主要特征。于是，那些原本是华夏民族与国家起源的叙述被移植入《鸿庞氏传》后，其原有涵义受到根本改造。由于《鸿庞氏传》旨在叙述越南民族与国家起源，在此语境中，所有源自中国文献的材料，均被用来为此一建构服务。其中叙及禄续与帝宜同父异母，帝宜为兄，禄续为弟。其父帝明(炎帝神农三世孙)本想传帝位予禄续，禄续固辞，让位其兄。帝明终于立帝宜为帝，统治北方；封禄续为泾阳王，统治南方。这样的叙述，虽然意在强调禄续的重要地位及其谦让美德，然而更重要的是，它为后续故事中南方反抗“北人入侵”的正义性质，提供了叙述前提。 文中关于禄续娶洞庭君龙王女的叙述，更是颠覆了唐传奇《柳毅》故事之原有寓意。《柳毅》本叙应举下第的柳毅，偶遇洞庭龙王小女，知其错嫁泾川次子，受夫家虐待，遂代为传书，解救其女，二人终成夫妻，故事发生时间点明系唐高宗仪凤年间。(14)可是，当这个故事被置入《鸿庞氏传》后，情节与寓意均已发生根本性变化：随着故事主角柳毅的消失，他与龙女的爱情与婚姻叙述不复存在。“夫家虐待”的情节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泾川次子被明确为泾阳王，他是南方文明的始祖禄续，其子貉龙君娶妪姬，生百男，是为百越之祖。百男长子随妪姬居住山中，为雄王，即是越南民族的始祖。整个故事经过这样的改编后，被置入越南民族与国家起源的语境中，原有的爱情寓意遂转换成强化越南文明起源的寓意。作为《列传》首篇，《鸿庞氏传》强调的是：越南自古以来是独立的民族与国家，与中国互不相属。 二、从《崔炜》到《越井传》：“雄王抵抗殷王”寓意的输入 《鸿庞氏传》旨在说明越南历史与文明起源具有独立性，其后诸篇故事，则从不同方面，建构起创世后的越南与中国互动关系的叙述。从久远的先秦至唐宋，中国基本上是以“北贼”、“入侵者”的形象，出现在本书诸个故事的叙述中，中国与越南之间的互动关系，因而被赋予“侵略”与“反抗”的特征。《越井传》便是这样一篇代表作。 这篇作品与中国古代传说的渊源，已为越南当代学者陶维英注意到。他在《越南古代史》中，曾据黎贵惇编《大越通史》、《见闻小录》提出，《列传》中的许多故事源自中国古籍中的传说，如宋代《越井传》、元代《南海古迹记》。(15)然而我们关注的是，当这些中国古代传说被改编成《列传》中的故事，改编者输入了旧作未曾有过的某些主题或寓意，特别是关于越南国家与民族认同的主题或寓意。 如同《鸿庞氏传》那样，《越井传》几乎整个故事情节从唐代传奇《崔炜》移植而来，经过改编，取名《越井传》，其中明显输入不同于旧作原意的新的涵义，以实现《列传》改编者的书写意图。该文收入《列传》卷二，叙北方殷王南侵，败死于武宁郡邹山下，为地府君，民众立祠奉祀，历周至秦，祠庙荒废。时仕秦朝御史大夫的越人崔亮过其地，为之重修庙宇。殷王派麻姑仙出境寻崔亮，欲报其德。亮已死于秦，麻姑遇其子崔伟，授仙药艾一束。伟用仙艾先后治愈道士应玄、贵人任嚣首瘿，任嚣养伟为义子。任嚣子任夫知伟与任嚣女芳容私通，遂诱伟入隐解房，锁其门，欲置之死，以伟祀猖狂神。伟得芳容相助，凿壁而出，奔行山上，坠入窟穴，遇白蛇玉京子，其颈下有瘿疾。伟以艾炙之，即愈。白蛇报其恩，驮伟送至殷王城。殷王后面谢伟父重振庙祀之德，劝以酒馔后，送伟返人间。其时任嚣已被猖狂神打死，伟归应玄处。麻姑仙携一女赐伟，使其结为夫妇，并送伟龙璲宝珠，乃殷王所赠，伟于是大富。(16) 如前所言，《越井传》所叙故事从唐传奇《崔炜》改编而来。《崔炜》一文见于宋代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十四，文后附注称本文出《传奇》。(17)《新唐书·艺文志》子部小说家类载“裴铏传奇三卷”。(18)裴铏是晚唐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七称他于唐僖宗乾符五年“以御史大夫为成都节度副使”，(19)《全唐文》卷八○五“裴铏”条称唐懿宗咸通中，裴铏“为静海军节度高骈掌书记，加侍御史、内供奉，后官成都节度副使，加御史大夫”。(20)《崔炜》一文叙唐贞元年间，故监察崔向之子崔炜居南海，中元日于开元寺，见一乞食老妪因蹶而覆人之酒瓮，被当垆者殴。炜怜老妪，脱衣替其赔偿。老妪赠炜越井冈艾，称可炙治赘疣。炜以此艾炙愈海光寺老僧耳赘及任翁同疾。任翁负心，拟杀炜祭鬼曰独脚神，任翁女助炜逃脱，途中坠入深井，遇白蛇(玉京子)。炜燃艾炙愈白蛇唇吻赘疣，蛇送炜入南越王赵佗墓，获大食国国宝阳燧珠，回人间番禺，大食国胡人以十万缗购其阳燧珠，炜遂具家产，娶齐王女、南越王赵佗嫔御田夫人。炜后散金破产，栖心道门。(21) 此文叙崔炜助乞食老妪而得善报，寓劝善惩恶之道德寓意；又因其叙及仙人麻姑，具道教意味，故被《太平广记》收入“神仙”类。当这一故事被转换成《列传》中的《越井传》后，基本情节虽得到保留，却发生许多重要改变。首先，是绝大多数故事人物被改换姓名：崔炜改作崔伟，任职监察的父亲崔向改名崔亮，葛洪妻鲍姑(鲍靓女，乞食老妪)(22)改名麻仙姑，海光寺老僧改作道士应玄，任翁有名为任嚣，独脚神改作猖狂神。 然而，我们所关注的是，《越井传》将故事发生缘由与《列传》卷一《董天王传》所叙殷王南侵、雄王抵抗、殷王败死之事相关联，从而为此故事输入雄王抵抗殷王的寓意。崔炜这一故事主角，在《崔炜》中本是唐贞元年间人，为了将其与殷王扯上关系，《越井传》改为“本国人崔亮”，遂成仕秦的客官。他途径殷王亡处，哀其庙宇颓败，重修之。“殷王感亮德，欲报其功，使麻仙姑出境寻之。时亮已死于秦”，麻姑遂授其子崔伟艾一束，嘱其治人肉瘿疾，“必得大富贵”。这里所叙殷王感德而派麻姑寻崔亮之事，《崔炜》并无记载。《越井传》增加此段情节，并以因果报应的方式与后面崔伟灸治人、蛇赘疣的叙述相互关联，从而在《崔炜》原有道德寓意的基础上，增加和强化了南方雄王战胜北方殷王那段涉及国家、民族抗争的政治意识形态。其次，《越井传》将《崔炜》中有姓无名的任翁改作任嚣，其意亦为点明本故事旨在叙述越南之国家历史，因为《列传》卷一《木精传》叙“秦始皇令任嚣为龙州令，欲革其弊无以生人为祷，猖狂神怒杀嚣”。(23)《木精传》叙秦朝时峰州发生抗秦之举。据《史记·南越列传》载，任嚣病死于南海尉任上，亦非《木精传》所言为猖狂神所杀。(24)《越井传》通过将《崔炜》中的任翁改为任嚣，巧妙地与《木精传》所叙北方秦将在南方峰州被杀这一政治事件相关联，从而输入南方木精怒杀北方官吏的寓意。这样的改编，显然改变了《崔炜》原有的故事寓意。《越井传》强调任嚣的“北人”身份，将其率军进驻邹山称作“南侵”，亦反衬出叙述人所持的“岭南人”立场和叙述视点。 此外，《崔炜》本叙崔炜被白蛇玉京子送入南越王赵佗墓，得大食国国宝阳燧珠，可是在《越井传》里，南越王赵佗墓被改作“殷王城”，宝珠变成殷王所赠。这样的改编导致故事意涵发生重大变化。据《史记·南越列传》载，赵佗，真定人，“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秦灭之际，“自立为南越武王”，至汉代孝景帝时称臣，其南越国号如故。建元四年卒，其孙赵胡继位。汉武帝元鼎六年，南越国被中原朝廷派卫尉路博德、主爵都尉杨仆带兵所灭。(25)《崔炜》提及的赵王，在《越井传》里被改成败死的殷王，遂与《董天王传》中殷王南侵、雄王抵抗之事相互关联，凸显出岭南与中原朝廷的冲突。设置殷王败死，意在强化岭南人抗争的强大力量，这显然不同于《崔炜》原有的寓意。 至于《列传》这一故事取名《越井传》，据《佩文韵府》卷二十六载：“灸疣，《南海古迹记》：‘越井岗在南海南，一曰赵佗井，一曰鲍姑井。鲍姑葛稚川妻尝行灸南海，善炙赘疣。唐崔伟遇姑得越井岗艾疣。’”(26)《越井传》取名与《南海古迹记》所叙之事有关，当属可信。然而，如同《崔炜》那样，《南海古迹记》亦无南方雄王战胜北方殷王的记载。当《列传》作者将《崔炜》与《南海古迹记》糅合而成《越井传》时，通过增加南方雄王战胜北方殷王之情节叙述，输入越南反抗中国入侵之意涵，从而颠覆了《崔炜》与《南海古迹记》原有的寓意。 三、金龟、螺城与赵陀灭瓯貉国 《金龟传》是紧接《越井传》之后，又一篇改编自中国历史传说的作品，并于其中重新输入和强化反抗“北人”“举兵南侵”的寓意。该文叙瓯貉国安阳王蜀泮灭文郎国后，(27)“筑城于越裳之地，随筑随崩”。后得东海神龟(金龟)相助，灭鬼精而筑螺城。三年后金龟辞归东海，临行前，脱其爪授蜀泮，蜀泮“命皋鲁为弩，以爪为机，名曰‘灵光金龟神弩机’”，并用之击败“举兵南侵”的赵王(赵陀)。赵陀子仲始娶蜀泮女媚珠，窃取金龟爪神弩机，赵陀遂举兵攻安阳王。安阳王逃入海，瓯貉国遂灭。(28) 故事提及的主要人物赵陀，历史上真有其人。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作“赵佗”，称其曾是秦朝南海龙川令，秦灭时“自立为南越武王”，却并未提及赵佗灭安阳王一事。陶维英《越南古代史》提出：“对于南越人民而言，赵佗只能是外族侵略者。此后赵佗降服了瓯雒国，消灭了安阳王，分瓯骆地为两郡，强迫使之隶属于南越，就瓯骆人民来说，赵佗也确是外族侵略者无疑。”(29)陶维英还引述《越史标案》作者吴时仕所言：“旧史一向认为，安阳王死后，将国统传给赵氏接续，因而大书特书‘赵氏武帝’。后人以讹传讹，其实是错误的。……实际赵佗并非我国君主。……我国内属中国时间起自汉，终于唐，推其祸首，赵佗责无旁贷。”(30)陶维英认为：“可能由于受到这种说法的影响，阮朝的《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即不再将赵朝列入正统中的一个朝代了。但是仍旧把赵朝整个历史记载于我国的国史范围之内。”(31) 在陶维英的论述中，赵佗并非越南历史上的本国君主，而是来自中国的“入侵者”，也是使越南“内属”中国的“祸首”，这样的看法当是承袭自《金龟传》。《金龟传》对赵陀灭安阳王的叙述赋予极为负面的涵义，称他“举兵南侵”，并利用儿子娶媚娘的手段，窃取金龟神机弩，已具“不义”性质。其子仲始投井而死的结局，隐然含有叙述人对父子俩严厉的道德谴责：他们为夺取安阳王的统治地位及其领土，利用媚珠的感情和信任，玩弄奸诈和欺骗手段。这一切在叙述人看来，显然是极不道德的。仲始投井而死的结局，使他丧失了他曾经争取的一切，包括权力、领土、家庭、爱情，乃至自己的生命。这样的设置，对于权力欲和占有欲至上的赵陀而言，颇具嘲讽意味。媚珠死后化为明珠的设置，带有凄美色彩，显示她对于生身父亲与国家并无叛逆心，生父与家国的毁灭非其本意；同时，亦暗示出叙述人对于她为父所杀，寄寓深切同情。总之，在《金龟传》的叙述过程中，传递出叙述人及其身后作者反对北人“南侵”之叙事立场。 然而，金龟助安阳王建螺城，并脱神爪铸“灵光金龟神机弩”，此一叙述实源自中国古代传说。首先，龟助筑城的传说见于李昉《太平御览》卷九三一引常璩《华阳国志》：“秦惠王十二年，张仪、司马错破蜀，克之。仪因筑城，城终颓坏。后有一大龟从硎而出，周行旋走，乃因依龟行所筑之，乃成。”(32)其次，安阳王的神弩传说见于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七引《交州外域记》：“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有神人名皋通，下辅佐，为安阳王制神弩一张，一发杀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战，却军住武宁县。按晋《太康记》县属交趾。越遣太子名始，降伏安阳王，称臣事之。安阳王不知通神人，遇之无道，通便去，语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阳王有女曰媚珠，见始端正，珠与始交通。始问珠，令取父弩视之，始见弩，便盗以锯截弩讫，便逃归报南越王。南越进兵攻之，安阳王发弩，弩折遂败。安阳王下船，径出于海。”(33)由上可见，《华阳国志》载张仪依龟行而筑城，却无金龟脱爪之说；《交州外域记》载安阳王神弩传说，却称神弩为神人皋通所造，亦无金龟脱爪之说。《金龟传》当是在结合这两个传说的基础上，将大龟改作东海神龟，将皋通神弩改为“灵光金龟神机弩”。更重要的是，将《交州外域记》“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的叙述改作赵佗“举兵南侵”，从而将整个故事置于南方政权抵抗北方朝廷入侵的叙述框架，并且通过“窃取神弩”的叙述，进一步强化“南侵”之不义。陶维英《越南古代史》亦指出，《金龟传》的故事曾受到这些传说的影响，并增加了金龟和螺城的部分。(34) 金龟、螺城之说，显然具民间神话传说性质，可是却为越南正史所用。据陶维英《越南古代史》称，最先记载安阳王事迹的越南古籍，是《岭南摭怪》中的《金龟传》。(35)陶氏还认为，此一传说“载于正史是始自黎圣宗时吴士连所撰的《史记全书》(一名《大越史记》)。陈朝仁宗时，黎文休所撰的《大越史记》记载我国历史是始于赵武帝(即赵佗)。吴士连根据《大越史记》及黎朝仁宗时潘孚先所撰《史记续编》而编撰《史记全书》，复根据《岭南摭怪》而‘去其怪诞之处’，增添了《史记全书·外纪》一卷，以叙有关‘鸿庞氏’、‘泾阳王’、‘貉龙君’和‘安阳王’的传说”，并指出，“吴士连将传说中的怪诞部分删去，只保留了安阳王与雄王之间的战争和赵佗侵略瓯雒国的经过。另一方面，吴士连又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叙述了秦朝对百越的侵略，并对赵佗侵略瓯雒部分有所补充”。(36)可是，正如本文前面指出的那样，《史记·南越列传》仅提及赵佗于秦朝任南海龙川令，秦亡时自立为南越武王，却并未提及赵佗灭安阳王一事。吴士连这一补充，显然输入并强化了“北人南侵”之“不义”，以及南人抗争之叙述寓意。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到，《列传》这样一部在越南历史或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书，其中很多故事通过化用或移植中国历史文献中关于上古时代的传说，来建构越南民族或国家的起源，及其与北方中国的关系。同时，这些故事又极力显示，从上古时代始，越南就是一个与中国分庭抗礼的、独立的民族与国家。那些古代中国民间神话或传说，因而演变成越南抗击中国的叙述，由此显示出叙述人及其编撰者的叙事立场和意识形态。一方面，《列传》中的故事极大地影响着后世越南民族对其历史的认知，具有神怪色彩的民间传说被置换为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正史”；另一方面，人们对这种历史叙述的认知与接受，反过来又强化着这种叙述的可信度，并使之成为“信史”。 ①此书正文前附吴士连作于“洪德十年岁在己亥冬至节”之《大越史记全书序》，知其成于是年(1494)。此书之前，亦有更早的两部越南史书。《纂修大越史记全书凡例》称：“是书之作，本黎文休、潘孚先《大越史记》二书，参以北史、野史、传志诸本，及所传授见闻，考校编辑为之。”(见陈荆和编校：《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ヤセソタ一编《东洋学文献ヤセソタ一丛刊》[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ヤセソタ一刊行委员会，昭和59年(1984)]，第42辑，第67页)。按《凡例》所言两部《大越史记》，一为越南陈朝翰林学士兼国史院监修黎文休于1272年奉勅编撰之《大越史记》，“自赵武帝至李昭皇，凡三十卷”(见陈荆和编校：《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本纪五，第348页)；一为后黎朝时期潘孚先编纂《大越史记续编》。此外，大约14世纪三十年代入元越人黎崱作《安南志略》，其书卷十五提及：“陈普，太王用为左藏，迁翰长。尝作《越志》。……黎休，才行具备，为昭明王傅，迁检法官。修《越志》。”(见[越南]黎崱撰，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卷9，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53～354页)学者冯承钧提出，“黎休”应即黎文休，而所谓“作《越志》”的陈普(《大越史记全书》作“陈周普”)，既然是黎休同时代人，因此也可能是《大越史记》修撰工作的参与者(见冯承钧：《安南书录》，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6卷第1号，1932年，第60页)。陈荆和甚至认为，陈普所“作”《越志》可能就是《越史略》，而黎文休则在其基础上，“补修”成《大越史记》(见姚楠主编：《东南亚历史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第396页“《越史略》”条)。 ②另一部是《越甸幽灵》(或作《粤甸幽灵集》)，由李济川编撰，成书于1329年，比武琼序、乔富跋本《岭南摭怪列传》(1492-1493)更早。戴可来曾指出：《越甸幽灵》收录27篇神迹故事，其中20余篇被抄入《岭南摭怪》的不同版本，“可以说《越甸幽灵》的内容，几乎被成书晚于它的《岭南摭怪》的一些版本所全部吸收了。”(见戴可来：《关于〈岭南摭怪〉的编者、版本和内容》，载戴可来、杨保筠校注：《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61页。)近有[越南]陈义、任明华撰：《〈岭南摭怪〉四种总提要》称：“《粤甸幽灵集》的作者李济川对武琼时代《岭南摭怪》至少提供了四个故事：《李仲翁传》、《伞圆山传》、《龙眼如月二神传》、《苏沥江传》等。也许还有《越南世志》的作者胡宗鷟，他记述了从鸿庞氏到赵佗王朝的许多事迹，与《岭南摭怪》中大部分故事的内容、性质和地点是一致的。”该提要“附注三”提及：胡宗鷟曾于陈艺宗绍庆年间(1370-1372)中状元，并推测其书《越南世志》可能早于《岭南摭怪》，并为后者提供故事内容。见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7页。 ③陈世法生平不详，据邓明谦《越鉴咏史诗集》(成书于1520年)“凡例”言，曾于洪顺年间(1509-1515)入史馆，于内阁藏书中见到“陈世法之《岭南摭怪》”，是知陈世法及《列传》成书，均早于1520年。关于邓鸣谦生平，见[越南]陈义、任明华撰《〈岭南摭怪〉四种总提要》附注四，载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册，第7页。邓明谦《越鉴咏史诗集》“凡例”原文转引自戴可来：《关于〈岭南摭怪〉的编者、版本和内容》，载戴可来、杨保筠校注：《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第257页。 ④黎贵惇《大越通史·艺文志》认为，据传记所载，该书系陈世法所撰。黎贵惇在《见闻小录·篇章》里引《少微南本》一书序言时，更确切地说《岭南摭怪》是由陈世法编撰。转引自[越南]陶维英著，刘统文、子钺译：《越南古代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44～145页。 ⑤他本或称《岭南摭怪》。 ⑥戴可来：《关于〈岭南摭怪〉的编者、版本和内容》，载戴可来、杨保筠校注：《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第258页。 ⑦有关武琼生平，戴可来《关于〈岭南摭怪〉的编者、版本和内容》称：“武琼(1453-1516)，字守朴，号笃斋，别号燕昌，海阳省唐安县慕泽村人。后黎洪德九年(1478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曾兼任国史馆都总裁。著作颇多，有史书《越鉴通考》、诗集《诉琴》以及《算法大成》等书。”见戴可来、杨保筠校注：《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第258页。又[越南]陈义、任明华撰《〈岭南摭怪〉四种总提要》，对武琼生平有介绍，与戴文大同小异，见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册，第7页。 ⑧武琼序称：“洪德壬子仲春，愚始抄得旧传，披而阅之，不能无鲁鱼阴陶之舛。于是忘其固陋，校而正之，厘为二卷，目为《岭南摭怪列传》。”序文落款亦称“洪德二十三年春中和节”。见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册，第15页。 ⑨关于乔富生平及其整理《岭南摭怪》并增入跋文事，见戴可来：《关于〈岭南摭怪〉的编者、版本和内容》，载戴可来、杨保筠校注：《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第258～259页。近年有[越南]陈义、任明华撰《〈岭南摭怪〉四种总提要》称，乔富所作乃序文，非跋文。陈、任此文见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册，第5页。 ⑩武琼、乔富序、跋文中所列故事总数均为22篇，惟武琼序所列《二征夫人》一篇，乔富跋文未提及；乔富所列《龙眼传》一篇，武琼序文亦未谈到，因此两人所列故事总数为23篇。越南学者曾统计，《列传》共有9个不同版本，每种版本都有一些不同于其他版本的故事，总共达76个。戴可来指出：“这23篇故事中的大多数都见诸于9种版本，而其余54篇故事却没有任何一篇见于这全部9种版本。这说明23篇故事是《岭南摭怪》的主要部分，是从15世纪以来由武琼和乔富早以固定化了的内容。其余50多篇故事则是其他编者增补进去的。”见戴可来：《关于〈岭南摭怪〉的编者、版本和内容》，载戴可来、杨保筠校注：《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第260～261、269～277页。 (11)周建渝：《历史、记忆与国族认同——〈岭南摭怪列传〉之历史叙述》，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与北京大学中文系合编：《中国文学学报》第五期(2014年12月，香港)，第25～26页。 (12)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上册，第530页。 (13)司马迁：《史记》卷4，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页。 (14)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62～67页。 (15)[越南]陶维英著，刘统文、子钺译：《越南古代史》，第145页。 (16)陈世法等撰，任明华校点：《岭南摭怪列传》(甲本)，陈庆浩、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册，卷1，第37～39页。 (17)李昉等编：《太平广记》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卷34，第220页。 (18)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卷59，第1543页。 (19)计有功撰：《唐诗纪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卷67，第823页。 (20)董诰等编：《钦定全唐文》第17册，台北：华联出版社，1965年，卷805，第2页。 (21)李昉等编：《太平广记》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卷34，第216～220页。 (22)关于葛洪娶鲍靓女为妻之传说，参陈飞龙：《葛洪年谱》，陈飞龙注译：《抱朴子内篇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845页。 (23)陈世法等撰，任明华校点：《岭南摭怪列传》(甲本)，陈庆浩、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册，卷1，第26页。 (24)《史记·南越列传》：“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见司马迁：《史记》卷113，第2972页。 (25)司马迁：《史记》卷113，第2967～2977页。 (26)张玉书等编：《佩文韵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卷26下，第1383页。 (27)据《鸿庞氏传》叙，貉龙君与妪姬弃诸原野的“一胞”，六七日后“开出百卵，一卵生一男”，遂成百男。此后，貉龙君带五十男“归水府”，“妪姬与五十男居峯州”，“尊其雄长者为主，号曰雄王，国号文郎国。”此处所言峰州，后有注文称“今白鹤县是也”，《鸿庞氏传》言是妪姬与五十男所居之地，当是文郎国建国之处。然而，关于历史上是否有过“文郎国”，中、越等地学者争议很大，我在另一文中曾有详细讨论，见周建渝：《历史、记忆与国族认同——〈岭南摭怪列传〉之历史叙述》，《中国文学学报》第五期，2014年12月，香港，第27～31页。 (28)陈世法等撰，任明华校点：《岭南摭怪列传》(甲本)，陈庆浩、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册，卷1，第40～42页。 (29)(30)(31)[越南]陶维英著，刘统文、子钺译：《越南古代史》，第295页。 (32)李昉：《太平御览》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用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复制重印，1985年，卷931，第7页。 (33)郦道元著，陈桥驿点校：《水经注》卷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94～695页。 (34)(35)(36)[越南]陶维英著，刘统文、子钺译：《越南古代史》，第158、144、149～151页。标签：中国南海论文; 越南民族论文; 南海战争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宋朝论文; 汉朝论文; 柳毅论文; 太平广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