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朝鲜民族文化心理本原的神话学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本原论文,民族文化论文,神话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论文拟采用神话学和文化学相结合的方法来考察朝鲜神话，并把朝鲜神话和世界其他民族的神话适当地加以比较，主要从神与人的关系、现世与来世的关系、力量与智慧的关系等三个方面来探讨朝鲜神话所内含着的民族文化心理之本原要素。
(1)神人相通意识
我们考察朝鲜神话就能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神与人的和睦相处。这体现的是一种神人相通观念。这种观念，在世界诸原始民族那里是较为普遍的。世界各民族的关于“天梯”的许多神话便是其典型表现。它们称，远古时，神与人之间相互来往，无有阻隔，是因为有“天梯”联结着神界与人间。“天梯”的种类很多，有山：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中国神话中的昆仑山，印度神话中的喜马拉雅山，印加神话中的安第斯山，希伯莱神话中的锡安山等。有树木：如中国汉族神话中的“建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神话中的“马桑树”等。还有人造建筑：如希伯莱人的“巴比塔”神话说，人类在洪水过后，齐心协力造一座“通天之塔”，上帝认为这是亵渎、狂妄，就变乱人们的语言，使造塔伟业付诸东流。正象“巴比塔”神话那样，“天梯神话”大多以“绝地天通”而告终。因为神祗们或怕人到神界来造反，或嫌人间不洁，或认为人类太狂妄。
然而朝鲜神话里并没有这种“绝地天通”。天上的神祗们总是向往人间（《檀君神话》），并且常常来往于神界和人间，愿意为人们作好事（《成造本歌》），人也可以求神来作自己所需之事（《朴赫居世神话》），甚至人可以到神界为神（《巴里公主》）。可见，朝鲜神话里的神祗，既不是超然于人间之外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存在，也不是高踞于人间之上，憎恨人类，时时降下灾难来惩罚人类的可怖而不可亲的存在。他们是与人更多地保持密切联系的存在。这是因为朝鲜神话里的神与人的关系是用血缘这种生命关系的纽带维系起来的。“天父地母”观念就是突出的例子。在朝鲜先民的观念里，包括人在内的世界万物是天父地母所创生的。既然天神和地神是父母，人是他们的子属，那么父母对子女，当然是保护多于惩罚。朝鲜先民用这种东方式的认亲方式来祈求神人关系能够得以和谐。人与神之间，有了这种生命上的联系，就会产生出认同感，可以相互沟通。
基于这种“神人相通”观念，朝鲜先民又产生出一种“神惠人”观念。朝鲜先民长期以游猎为主要生计，他们的生存所系和生活所需，无不依赖于自然的恩赐。因此，他们把自己所依赖的自然当作神，认为神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人的生存和生活所需的一切，都是神的恩赐。同时在，朝鲜先民的神祗观念里，并没有明确的“善恶”意识，他们崇拜神是由于神拥有“无所不能”的超自然力量，而不是因为神具有高尚的“圣德”。因此，朝鲜先民出于强烈的求生情感，更加关注神力给人带来的好处。这样，朝鲜先民在神话里描述得较多的是神的助人惠事：如《创世歌》里的弥勒大神帮助人们探明取火之法；《成造本歌》里的成造氏使人们掌握筑屋居住之法；《堂金姑娘》里的生殖母神堂金姑娘给人们送来子孙，使人们得以传宗接代，等等。可见，朝鲜先民所重视的不是神的威严，而是神的惠世。这种功利性的神祗观念，使朝鲜先民没有形成要打倒神灵的抗争意识，因而朝鲜神话里没有反映神人冲突的内容。在神人关系上，朝鲜先民所追求的、憧憬的主要是神和人的和谐，以便从中得到神的恩赐。因此，朝鲜先民调节神人关系的主要手段，便是祭神活动。也就是说，他们通过祭神仪式来博得神的好感，使神能对人的现实生存产生有实惠的福佑效应。这体现的是一种“通神求生”观念。于是，朝鲜先民频繁地举行祭神仪式，以期能够“通神求生”，而朝鲜神话原来就是在各种祭神仪式上所讲唱的赞神之辞。
朝鲜神话所体现的“神人相通”观念，内含着把生命寄托于自然，又使自然反映在生命之中，让生命与自然共生交感，使生命生生不息的一种生存哲学精神的萌芽。在这种观念里，神是弘扬生命力的存在，而人又来源于生命自然之本原，两者都体现着生命价值。故两者是互通的，而两者的和谐，则能“益生”。根据这种观念，人不能违背自然，而只能在顺从自然的条件下去利用自然，使之符合人类的需要；自然对于人类也不是一个超越的、异己的存在，不只是宰制人类的可畏力量，而是可以为人所用的客观存在。朝鲜先民的这种“神人相通”意识，蕴含着体现人与万物共同精神的生命之理和天理、人道相类相通之思想因素。但这本质上是朝鲜先民以生存忧患为内驱力而形成的一种求生意识，它用神人沟通来平息他们心中的忧患感。它的特点是“人与神力的结合”，即靠神力来获得更好的生存。
上述的“神人相通”观念，积淀为朝鲜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成为朝鲜固有的巫俗文化中“通神求生”生存观的古老思想渊薮。至今在朝鲜民间文化中，仍存在着这种观念的遗风。这证明了结构主义理论的一个原理：“任何历史现象的大量积累都隐藏着一种确定的无意识结构”（注：陈江风：《天文与人文》，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32页。）。此外，朝鲜先民的“神人相通”观念，因有了朝鲜固有的巫俗文化这个载体，能够成为一种文化积淀，一直传承下来。这对于保存和传承朝鲜的活神话－巫俗神话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产生于远古时代的朝鲜巫俗神话流传至今的重要文化原因之一。
(2)重现世意识
我们进入朝鲜神话世界，就能感受到其中充溢着的强烈的现世精神。
在朝鲜神话里，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出现在那里的神祗们不管是天神还是动物神，大多向往着人世，大多意在“弘益人间”。如《檀君神话》里的桓雄作为天神，却“数意人间”，从天上降到人间，“主人间三百六十余事”。这个神话里的动物神熊与虎也“愿化为人”，熊终于如愿以尝。《天地王本歌》里的大星王和小星王还为了夺得“主人世之位”而互争雄长。这明显透露出对现世的肯定倾向。这与朝鲜先民的自我中心意识有关。即由于原始思维固有的特征，原始人对客体和客体世界的把握，经常把对象人格化。与此同时，原始人又总是把自己的共同体作为客体世界中心。这个中心往往是一个原始共同体的生存地域，其具体标志常常是该地区的最突出的一座高山，或以此为原型而想象出的一座高山。如在古希腊神话中，这样的中心就是奥林匹斯山；印度神话里的这个中心就是须弥山；在中国神话中，这个中心一般被视为昆仑山。朝鲜先民也有这样的中心，它就是《檀君神话》里的太白山。这是以长白山为原型，把朝鲜先民活动地域里的众多高山加以泛化的神山。在远古时代，包括朝鲜先民在内的许多北方民族栖息在长白山脉一带。这些先民们都把长白山视为世界的中心，因为他们都属于东北夷氏族集群，那时是不分国界的。然而在这个氏族集群里，朝鲜先民的氏族集团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最为活跃，最先走在文明前列。这使朝鲜先民的自我中心意识，由不自觉的原始意象逐渐演化为一种有意识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常常影响着朝鲜民族文化的发展。如朝鲜朝时期出现的一种“亚中心”意识，它的深层根基正在于这种文化心理。这表明朝鲜先民的自我中心观念对朝鲜民族的后来发展影响较大。原始先民们所崇奉的神祗，在神性本质上是该氏族集团的神圣象征，是该氏族集团的开创者和守护者。所以，在朝鲜先民看来，他们所崇拜的神祗向往崇拜者生活着的人间世界，是当然的事情。与上述的观念意识相联系，朝鲜神话描述得较多的是神人杂糅的人间世界。
在朝鲜神话里，重现世意识又表现为“现世乐土”观念。从现存神话资料来看，世界上不少民族的神话把神界描述成乐园，而这样的乐园在人间是不存在的，因此，人们向往天国乐园。但是朝鲜先民却认为现世可以成为乐园。即他们基于“神人相通”、“神惠人间”等观念，认为神能帮助人类在地上建成天国般的乐园。如《檀君神话》里说，天神桓雄率领风伯、云师、雨师等天国诸神，降到人间，开创了一个“弘益人间”的神市世界。在朝鲜先民的观念里，现世乐土就是他们自己的人间家园，因为他们的家园是天国的神祗帮助他们建立的地上“天国”。朝鲜民族把自己的栖居地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习惯，很可能与把家园视为“地上天国”的观念有关。神祗是喜爱洁净的，故他们开辟的地上天国，也应保持洁净。这样才能使神感到高兴，赐福给人们。朝鲜先民在把自己的家园视作“地上天国”的同时，又认为自己则是与天国神祗们有神圣血缘关系的族民。如朝鲜神话里的民族始祖几乎都是天神的后代。这种“圣族”意识对增强朝鲜民族的民族自尊意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也产生了过分显示自己的负面影响。朝鲜先民的“现世乐土”观念，使他们不去追求超现实的价值，执着于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在朝鲜先民看来，人间家园是神赐给人们的现世乐土，所以找幸福不必到天国去，谋求生存过程中的快乐就是幸福生活。这样的观念意识便推演出一种“乐生主义”的人生价值观。朝鲜民族的明朗、潇洒和乐天的情感世界和喜欢追求现世生活种种享受的民族性格，皆与上述的“现世乐土”意识密切相关。如上所述，朝鲜神话里并没有来世观念，因为朝鲜先民对人的死后世界不感兴趣，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中的求吉祈福、事事如愿和生存过程中的人遂心愿。
朝鲜先民的重现世意识特别是“现世乐土”观念，积淀为朝鲜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往往对后世文化产生强烈的定势作用。在新罗时期盛行的护国佛教思想中，人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现世乐土”原初观念的遗风。如新罗人把自己的国土视为佛教里所说的净土，相信弥勒佛降临新罗，他会帮助新罗人把国家建设成现世乐园（注：赵东一：《韩国文学通史》第一卷，知识产业社，1994年，175页。）。这样，新罗人按自己的固有思维模式接受佛教，把它和固有的“现世乐土”观念结合起来，使新罗佛教成为现世主义倾向很突出的祈福宗教。新罗人以建寺院、立佛塔之多而著称于世。但这与其说是出于对佛的崇尚心理，不如说是为了证明新罗就是佛国净土。不过，这种重现世意识植根于重生、乐生意识，缺少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深究。很可能是朝鲜先民较早地意识到死亡的实在性和生命的不可再得性，形成较强烈的悦生恶死倾向。因此，更多地考虑生存问题，而对死的问题漠不关心。可是，只有直面死，才能勘破死，也才能对人生观的核心问题－生死会有较为深刻的哲学理解。朝鲜的巫俗没能发展成为高级宗教的文化原因，正在于重现世的民族文化心理，它阻碍了朝鲜固有宗教文化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深入探讨。
(3)既尚“力”又重“智”的生存意识
生存意识是一种文化心态，它表现为人们维护自身生存时的文化价值取向。而文化发生学又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文化的特性，首先在该文化的发生期得以决定。在这方面，朝鲜神话作为朝鲜民族精神的原始表象，它所表现的原初生存意识，显示出既崇尚力量，又注重智谋的二重性倾向。
朝鲜先民对“力量”的原始认识始于自然力。他们基于巫俗思维和多神观念，把自身存在以外的种种自然存在都看作是神秘的超自然力量，因而把它们视为神。在他们看来，这些神祗具有无所不能的强大神力。朝鲜神话里出现的桓因、桓雄和风伯、云师、雨师以及河伯等，就是反映朝鲜先民自然力崇拜的神话形象。在诸多自然神祗中，朝鲜先民把天神视为最有力的神祗，因为他们把天神当作所有超自然力量的本原。由于这种“神力”崇拜，朝鲜神话里的文化创造都与神有关。即神祗们扮演着“文化英雄”的角色：如《创世歌》里，火是弥勒大神找给人们的；《成造本歌》里的成造氏则是给人们传授筑室居住之法的天神。可见，在朝鲜先民的观念里，文化发明不可能是人所能作到的，它应是神灵用神力创造出来的。
朝鲜先民的这种“神力”崇拜属于对外在世界的认识，相对超脱于社会功用的伦理对垒，因此朝鲜神话的一些神祗很难用“好”、“坏”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之。这是因为在这些神祗的身上，突出地体现出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强大神奇的力量，透露出明显的非伦理倾向。如《朱蒙神话》里的天神解慕漱可以自由自在地来往于天界、地界、水界，又可以用神奇的鞭子往地上一划，就造出雄伟的宫殿，还用无穷无尽的变身术，与河伯进行连续性的“化身斗法”来制服之。解慕漱虽有惊人的神力，但并不是严于律己的有德者。他在“性”问题上随心所欲，用掠夺婚的手段来强娶柳花为妻，成婚后又把新娘撇下，独自回到天界，伦理原则对他是无能为力的。但朝鲜先民对这样的解慕漱并没有谴责之意。因为解慕漱是“无所不能”的神祗，而人们崇拜神祗的原因正在于其“全能”的神力。
在朝鲜神话中，对力量的崇拜又表现为“尚武”。朝鲜先民对武勇的推崇主要表现在对善射英雄的赞美和敬仰上。如《天地王本歌》里的用威力无比的神弓、神箭射下复数日月的大星王和小星王以及《朱蒙神话》里射技高强的朱蒙等就是具有代表性的英雄形象。尤其是朱蒙尚在摇篮里时已能箭射苍蝇，长大成人后，他孔武有力，能把树连根拔起，而且弓术更加出众，在游猎中能以最少数量的箭，射取最多数量的猎物，他在坚苦卓绝的创业过程中，以百步之外箭射玉指环使其破如瓦解的非凡武勇，使对手胆战心惊。神话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朝鲜神话里的善射英雄故事反映出朝鲜先民作为骑马民族的尚武英姿。从历史上看，朝鲜民族的祖先特别是北方部族自古以“有气力，习战斗”（注：《后汉书》卷八十五之“高句丽传”。）而著称。他们以游猎为生，善于骑射，他们自幼被训练成为善战的骑士，其武功十分强盛，上述的朱蒙出众的射技，便是很好的例证。他们的军事组织和生产组织是二而一的统一整体，平时的狩猎就是军事演习，而且人人“以弓失刀矛为兵，家家有铠仗”（注：《三国志》卷三十之“夫余传”。）。因为这样的生活方式，他们平时走路也是“行步皆走”（注：《后汉书》卷八十五之“高句丽传”。）。真可谓“全族皆兵”。因此，一旦有事，立即可以成为所向披靡的武装力量。再说，弓箭是原始先民的关键性发明，它比原始时代任何冷兵器都具有更大的射程、能量、准确性和杀伤力，可称为“史前导弹”。它使原始先民可以在远距离袭击猎物、杀伤凶禽猛兽。这无论对食物的获取还是对人的生命保障都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人类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弓箭又成为氏族间战争的重要武器，谁能掌握好这个当时的最锐利武器，谁就占有光荣的胜利。朝鲜自古以产名弓而闻名于世：古朝鲜部族的“檀君”和高句丽部族的“貊弓”，其力量强如弩，使邻近民族争相购取。朝鲜先民还常常举行骑射竞赛，选出善骑射者为武士。如高句丽古坟壁画中，有一个“骑射竞赛”图，图中有五个柱子，每个柱子顶端挂着靶子，两名男子正在边跑马边射落靶子，另一边有三名官员在兴致勃勃地观看比赛，其中有一个人拿着纸和笔，在记录参赛者的成绩（注：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朝鲜全史》第三卷，科学百科出版社，1979年，105～106页。）。对于朝鲜先民的这种尚武风气，不少学者认为这只是朝鲜北方部族的习俗。然而，近来的考古发现表明，朝鲜的南方部族也是骑射文化的拥有者。如在70～80年代陆续被发现的韩国古墓葬
中，大量出土了作为随葬品的土制马和铁制马以及种种马具。这明显是骑马民族的殉马习俗之文化遗留物（注：罗景洙：《朝鲜神话研究》，教文社，1993年，101页。）。更值得注目的是在韩国庆尚北道顺兴地区的古墓里发现的新罗古坟壁画，其中有描绘新罗武士们骑马射箭以打猎的画面（注：韩国民俗事典编纂委员会：《韩国民俗大事典》第二卷，民族文化社，1991年，1606页。）。这个新罗的“骑射狩猎图”充满着热烈的战斗气息，使人联想起高句丽古坟壁画里的武士骑射图。再说，新罗弓也以射程远、命中率高而曾经获得唐帝国武士们的称赞。新罗部族也同高句丽部族一样，每年举行射箭比赛：
至八月十五日，设乐，令官人射，赏以马布（注：《隋书》卷八十一之“新罗传”。）。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宰杀牲畜也采用射箭方式：“畜牧海中山，须食乃射”（注：《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之“新罗传”。）。可见，朝鲜的南部先民也是善于骑射的尚武部族。
“尚力”、“尚武”所体现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原始人类严峻的生存竞争使朝鲜先民意识到，要想生存就必须具有高超的生存能力。谁的生存能力高超，谁就是强者。而作为骑马民族的朝鲜先民所重视的重要生存能力之一，就是“武勇”。因此，他们尊崇有力的征服型的超级勇士。前已论及的解慕漱和朱蒙就是这样的神话形象。这种文化心理在朝鲜的南部部族神话中也有所表现。如在《金首露神话》里，金首露为代表的天神族是靠威力来慑服土著部族的。即一位不显其形的神祗用“殊常声气”（注：《三国遗事》卷二之“驾洛国记”）命令土著人迎接新的治世者，就是其表现。这样来到伽耶的金首露，又与外来的挑战者脱解进行不寻常的化身斗法而战胜对方，以此来显示作为天神族的强大威力。然而，朝鲜先民的尚力、尚武并没有走向穷兵黩武的极点。朝鲜先民显得矫健，但显得不剽悍。这与朝鲜先民的“重智”密切相关。
“重智”是现实感受性特别敏锐的朝鲜民族之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重智”意识早在朝鲜先民的神话里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如《朱蒙神话》在描述朱蒙的高超射技的同时，又强调他机智的处世态度：朱蒙在狩猎场上与金蛙王的王子们对峙时，以高超的骑射能力压倒对方。而金蛙王为了试探他有无大志而让他牧马时，他在表面上听从，暗中却用计谋把良马归为己有。当他与金蛙王王子们的矛盾激化时，他善于在“未发之中”保存自己，主动出走。后来，他与宋让王争雄时，把武力震慑与斗智有效地结合起来，终于战胜对方。朝鲜先民的重智意识是伴随着农业文化的出现而得到强化的一种文化心理。现有资料表明，朝鲜先民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进入农耕时代。这是亚洲大陆东北部的其他民族所未能达到的重要文化发展。它使朝鲜先民的经济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并显示出其他北方狄夷诸族所不可比拟的文化优势。然而它不可避免地招来仍停留在单向游猎文化阶段的落后骑马民族的劫掠。因为原始掠夺是蛮野的塞外弓马民族们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手段之一，他们向来以取资他族之物为生。这样一来，生产方式后进的骑马民族常常侵掠生产方式先进的富庶民族——朝鲜先民，造成了文化先进的朝鲜先民处守势，而文化落后的其他骑马民族取攻势的格局。危急的生存处境对人类心灵的创造力是个有效的“催产剂”。当人们千方百计地要摆脱险境时，全部心智和能力才会被最有效地调动、充分地利用起来。本不剽悍的朝鲜先民自进入农耕时代以后，迫切需要安定与和平。因此，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安全，继续发挥“尚武”精神，用武力进行防卫的同时，也在用智慧摆脱危险上多下工夫。这样，朝鲜先民就注意做到遇事敏锐、相机行事、办事圆通，“以智取胜”成为民族心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上述的朱蒙之机智所体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民族文化心理。
朝鲜先民的重智意识源于朝鲜先民对自然条件的高妙顺应能力。朝鲜先民栖息生养在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亚洲大陆东北部。这里的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复杂多变。特别是这个地域的气候不仅受亚洲大陆和太平洋高低气压季节性变化的影响，而且又处于各种气团势力消长以及锋带季节移动的过渡带。在这样变化多端的自然条件中经受种种磨练砥砺的朝鲜先民形成了对外界变化敏感的感受力和高妙地谐调于各种变化的智能。这种生存智慧使朝鲜先民善于应付异己力量，始终不丧失勇气，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由于这种重智意识，朝鲜先民没有走向黩武主义的极端，避免了“以弓马之力取天下”的不少骑马民族最终被高势能文化民族同化的结局。
如上所述，朝鲜先民以积极进取的“尚武”精神，开创了民族文化的家园，又以干练明慧的“重智”意识，有效地维护了民族及其文化的存续。可见，“尚武”与“重智”在朝鲜先民那里是互补的。即两者共存于朝鲜先民的民族心理之中，而且根据所遇到的不同生存处境，其表现也有所不同。有时前者表现得更明显些，有时后者表露得更为显眼。这两者又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表现。如古代朝鲜的北部人一直保持着狩猎文化传统，而且处于寒冷的生态环境之中，因此，在北部人那里“尚武”精神表现得较为突出；而南部人较早进入技术性高的稻作文化阶段，而且其自然条件优于北部，故南部人不象北部人那样粗犷无畏，而多倾向于“重智”意识。但不管是北部人还是南部人都在集体无意识中潜藏着“尚力”和“重智”的文化因子，只不过其外在表现有所不同。
总起来说，朝鲜神话是民族精神的最初反映。它所蕴含的民族原初意识既含有骑马民族的刚健因素，也具有农耕文化的智能因素。这两者形成一股文化合力，表现为“现世乐生”而又不走极端的民族精神。它是一种高扬生命意识的精神，也是一种积极乐天、自强不息的精神。它成为朝鲜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源泉，使朝鲜民族及其文化显现出生生不已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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