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史中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在改革开放大潮激荡着的中华大地，现实的需要，迫使我们必须要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加速我们的建设，当然也包括中国的优良传统和文化遗产在内。但是，在过去一个时期，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对于历史遗产多持否定态度，不是说它们是封建的，就是说它们是专制主义的，都属于历史糟粕，没有什么真正好的东西可以继承。持这种观点的人所使用的方法：一是先定性后分析，把一种既定的概念先入为主地加在某些事物身上，然后再找一些事例去进行证明，例如：说中国古代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制度是君主专制，所以凡是这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像政治学说、改革主张，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都是为压迫和剥削人民的，这是由于它的社会本质所决定，故而无进步性可言；二是用结果去说明原因。说中国虽有几千年的文明历史，有各种关于政治改革的理论和学说，有些学说虽然对君主专制进行过抨击，主张要爱护人民和施行仁政，但历史的现实仍然是专制主义，所以这些理论实际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补充和精神支柱，起了麻痹人民的作用。根据他们这种理论和观点，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好的传统和文化遗产，都被“封建”、“专制”这个概念给否定了。虽然在口头上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是一笔丰富的历史遗产，我们应该予以总结和继承。但实际上则是一次接一次地批判和鞭挞，总认为“流毒”没有肃清。直到“文化大革命”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批林批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把现代社会政治斗争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和丑恶现象，也要归罪于古代社会和几千年以前的古人，真是“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熹语）！好象今天以前的中国全是黑暗一片，人们都是点着灯生活。最近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又有一些人把挞罚的鞭子挥向传统，认为中国的现状之所以落后与贫穷，也是由于传统的罪过。好象我们始终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切罪责都是由于父母养育不好。事实上，这种理论性的批判，只是一种空泛的观念对观念的精神战，并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像中国古代之所以长期是封建制度，这是由当时生产力的水平、生产关系等各种客观条件所造成，绝不是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或者传统儒家思想决定的。相反，意识形态不但是这种社会关系的派生物，而且还有某种超前的性质，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先进的思想家来批评这个社会的某些不合理性。推动这个社会向前进步。
现在让我们摆脱那些空泛观念上的争议，从实际出发来考虑问题吧！迄今为止，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阶段，都有一部分人居于领导、管理或者说是统治者的地位，另一部分人大多数则处于被领导或被管理的地位，原始社会有部落酋长，奴隶、封建社会有君主，现代资本主义有总统，我们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有人民公仆，人民公仆也是受人民之托来管理这个社会的。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管理者的社会根本是不存在的。从这个角度讲，古代一切有关治理社会的经验，无论是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对我们都有参考和借鉴意义。把社会机械地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并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凡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人本质都是坏的，他们的一切主张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压迫剥削人民，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值得吸取，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从我国的历史实际来看，古代的中国，无论是殷周的奴隶社会和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都是君主制度，但各个时期都有所不同，秦汉与战国不同，南北朝、隋唐与宋元明清也有所不同，有变化有发展。正是这种变化与发展造成了国家的几度强大、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人口的增长，等等，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之一，创造了举世公认的灿烂文化，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有这些成就，一方面是广大劳动人民辛勤的劳动，一方面也是当时的统治者中有一些志士仁人忧国忧民包括一些明君、贤相善于经营和治理的结果。人民群众为了衣食生存，在任何时候都要从事辛勤的劳动，至于这些劳动是否能够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要依赖于当时的管理者或者说统治者能否把人民组织好，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人民安居乐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国家、民族能否繁荣富强，关键在于管理这个社会的统治者的才能与品德。所以严格说来，历史是由劳动人民与统治者共同创造的。仅仅用“本质”一词岂能否定得了！
中国不但历史悠久，王朝更迭频繁，而且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在如何治理这个国家方面，的确积累了很多经验。凡是后起的一个王朝能够总结前一个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者，就会昌盛，反之则很短促。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三次大的政治经验教训的总结，第一次是周初及其以后对殷纣灭亡的总结，第二次是秦汉以后对秦亡的总结，第三次是唐初对隋灭亡的总结，这三次大的总结使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与思想有很大的发展。每一次总结之后，都出现了国家的强大与社会经济的繁荣，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所以中国历史上的诸如人民起义、群雄割据、改朝换代这些兴亡盛衰，是一笔内容极为丰富的历史遗产，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吸取被历史经验证明那些有意义的东西，以丰富我们的思想认识，少犯前人已经犯过的错误。古今时代虽不相同，但有些道理是相通的，可以为我们今天所借鉴，有些甚至于可以直接吸取和运用，因为它符合我们的国情。
一、关于德治与法治问题
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特别强调当政者的道德修养，认为一个国家的当政者必须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凡事要以身作则，其言行堪作社会的楷模，才能把国家治理好。一方面因为法律和制度是由人来制定的，一个好的法律制度，能否得到认真的贯彻，关键在于人，尤其在于那些最高的执法者和当权者。中国古代有些王朝开始都制定有较好的法律和制度，造成了国家的兴旺和发达，但后来由于当政者的腐败与堕落，暴虐无道，这些好的法律制度被破坏了，有些已不能适应当时的情况，当改而不改，导致了这个王朝的灭亡。所以一个当政者的有无道德，或者道德品质的好坏，小而影响这个王朝的兴衰，大而影响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另一方面，一个社会制度除了有一定的法律制度而外，还需要人们的道德观念来维系，法律与道德的作用是相辅相成而不可互相代替的，一个社会不可能只有法律而没有道德，道德观念能起到法律起不到的作用。人们在道德上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可以为之赴汤蹈火而在所不惜。相反，对于某些不道德的行为则会嗤之以鼻。一次唐太宗在教戒他的儿子们时曾说：“桀纣虽是天子，今若相唤桀纣，人必大怒。颜回、闵子骞、郭林宗、黄叔度，虽是布衣，今若相唤称赞道类此四贤，必当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贵者唯在德行，何必论荣贵。”（注：《贞观政要》卷4， 教戒太子诸王。）可见道德和道德高尚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对于当政者来说，道德修养并不是一些空泛的道德观念，而是关于治理国家必须恪守的一些准则，是与政治紧密相联系的。如谦虚谨慎、大公无私、爱护老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诚实信用、光明磊落等这些品德。一个当政者有无道德，对政事有很大的作用。隋代的王通说：“不能仁，则智息矣。”（注：《中说·问易第五》）有了良好的品德，智慧才能发挥作用，没有道德必然目光短浅，智力得不到发挥。小聪明，不注意修德的人，必然事事无成。“事者取诸仁义而有谋乎。”（注：《中说·问易第五》）事业要有成就，一是要有良好的出发点即仁德，二是要有智慧和谋略。“自知者英，自胜者雄，问勇，必曰义乎。”（注：《中说·周公第四》）这是说人难有自知自明，人难于战胜自我，能够自知并且能够战胜自己缺点的人才算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勇者，必须能够承当道义上的责任。有些政治家只顾眼前或者小集团的私利，从来对自己的行为不负道义责任。说了不算，朝令夕改，反手为云，覆手为雨，怎么能够获得人民的信赖呢？所以，中国古代强调道德品德，并不是不要法律，而是在法律的基础上对统治者有更高一步的要求。法律是社会基本的最低准则，有强制性，违反了就要制裁。而道德则是人们根据社会公认的准则的一种自觉行为，是高于法律的，其潜移默化的社会功能远远大于法律。
中国古代政治在强调德治时，就指出了人性中的一些弱点，并告诉人们如何去认识并克服它。例如：徐干说：“夫见人而不自见者谓之矇，闻人而不自闻者谓之聩，虑人而不自虑者谓之瞀。故明莫大乎自见，聪莫大乎自闻，睿莫大乎自虑，此三者举之甚轻，行之甚迩而莫之知也。”（注：《中论·修本》）人们的最大缺点是能看到别人而看不见自己，对别人清楚，对自己糊涂。人们的最大弱点是“乐攻其恶者难，以恶告人者难”（注：《中论·虚道》），乐于改正自己的恶难，把别人的过错直接相告者难，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乐于改己之恶，表达别人难于表达的事情，以恶告人。人怕别人骂自己，但终久避免不了挨骂，因为防止别人骂自己的方法不对头。君主的最大弱点就是好名，“人主之大患，莫大于好名。人主好名，则君臣知所要矣。”（注：杜恕：《体论》）君主追求浮名虚誉，臣下就投其所好而歌功颂德，以至于“罪恶若山而己不见也，谤声若雷而己不闻也。”（注：徐干：《中论·务本》）
克服这些弱点的方法，对于君主来说要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此外还要学习和反省。所以中国古代特别重视教育，教育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教育可给人以知识，增长才干，完美自身的德行，建立良好的社会风尚，提高全社会成员的素质。所以中国古代政治强调德治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应该继承和发扬光大。
唐太宗根据自己的政治实践，总结秦隋灭亡的历史经验时说：“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注：《贞观政要》卷5，仁义。）所谓仁义者， 就是德治。认为以德治国者长久，以专刑罚者短促。历经宋元至明代，历史变迁的反复实践，提高了人们的认识，吕坤说：“有美意，必须有良法，乃可行；有良法，又须有良吏乃可成。”（《呻吟语》）必须把好的思想变成好的法律，有好的官吏来执行，才能有好的效果。德治必须与法治统一起来。“治天下者，以治人立治法，法无不善。留治法以待后人，法无不德。”（注：《贞观政要》卷5，仁义。 ）必须用有道德的人制定法律，这样才能有好的法律，有了好的法律，即使当时不能很好的实行，留给后人来实行，也是很好的。“无治人，则良法美意，反以殃民；有治人，则弊习陋规，皆成善政。”（注：《贞观政要》卷5，仁义。 ）有些法律制度本身并不坏，但由于执法的当政者变坏了，好的法律也会成为他们手中祸国殃民的工具。所以绝不能以为有了好的法律制度，就一劳永逸，放弃了对人的道德要求与教育。因为人是有思想的，如何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和自己的利害关系，对人的行为有很大影响。
二、关于纳谏问题
在古代君主制度下，国家能否治理好，关键问题之一是君主能否纳谏。所以区别明君和昏君的标志之一就是纳谏。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征曰：“君之所以明也，兼听也；其所以暗也，偏信也。”（注：《贞观政要》卷1，君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便成为古代谏诤理论上的至理名言。但君主要做到纳谏，臣下要做到敢谏，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谏言的内容有些是违反君主本意的，因此进谏者往往要遭受丢官、贬斥或者杀身之祸。这样是不是说进谏就没有意义呢？《红楼梦》（36回）中贾宝玉曾嘲笑这是“文死谏，武死战”“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纳谏是以君主专制为前提，结果是巩固君主的政权，无真正的积极意义可言。但历史的实践却并非如此，因为治理一个国家绝非君主一个人的能力所能及。必须集思广益，采纳臣下的意见，共同治理。各朝各代都有许多大臣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君主们的某些错误要他改正，把国家治理好。有些君主正由于拒谏饰非，导致了国家的灭亡，有些君主则由于采纳了臣下的正确意见，使国家兴旺发达。所以纳谏和进谏是古代政治生活的正常现象，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但君主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的纳谏和臣下怎样才能敢言直谏？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荀悦说：“人主之患常立于二难之间，在上而国家不治，难也。治国家则必勤身、苦思、矫情以从道，难也。”（注：荀悦：《申鉴·杂言上第四》）对于君主，把国家治理不好，也很为难，要把国家治好，又必须勤劳而限制自己的某些私欲，也是很难的。“人臣之患常立于二罪之间，在职而不尽忠直之道，罪也，尽忠直之道，必则矫上拂下，罪也。”（注：荀悦：《申鉴·杂言上第四》）作为臣下，在职而不尽责，不讲真话是有罪的，尽职尽责直言不讳，也必然违背君主的意愿或者得罪下级，也是很难的。只有克服了这二难二罪，才能显示贤君和直臣的品德来，故而桓范说：“然则拂人之耳，逆人之意。变人之情。抑人之欲。不尔不为谏也，”是为“矫枉正非，救上之谬也。”（注：桓范：《政要论·诤谏》）进谏，就是为了纠正君主的错误。所以在某些历史关键时刻，一些志士仁人，为了真理，矫正时弊。纠正君主的错误，明知会丢官、坐牢、杀头，也要忠言直谏，这种进谏本身就是一种忧国忧民坚持真理的正义行为，中华民族就是依靠这些优良传统来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而立于世界之林的。虽然很多正确的进谏并没有被采纳。但由此而使正义的呼声响彻人间，使暴君知有所惧，而志士仁义知有所继，怎么能说没有意义呢。当然，古代君主的纳谏和今天的民主政治有根本原则的不同，今天的民主政治是发扬人民的民主权利，国家的领导者要无条件服从人民的意愿和决定，不是一个纳谏问题。但古代的纳谏，主张君主要谦虚谨慎，以诚待下，善于采纳臣下的正确意见，不要独断专行和刚愎自用，仍然有其民主性的精华。尤其是许多关于纳谏的道理，对我们今天广开言路和扩大民主，仍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进谏难，还是受谏难？
“进谏与受谏孰难？曰，后之进谏难也，以受之难故也。若受谏不难，则进谏斯易矣。”（注：荀悦：《申鉴·杂言上第五》）由于君主拒谏，大臣才不敢进谏，只要君主虚心纳谏，臣下就敢于进谏，君明则臣直。关键在于君主。
纳谏的目的是为了借鉴历史经验，改正自己的错误。
“君子有三鉴，世、人、镜。鉴前唯训，人惟贤，镜唯明。”（注：荀悦：《申鉴·杂言上第四》）借鉴历史，可以接受经验教训，借鉴于人，可以接受批评，使自己成为贤者。借鉴于镜，可以使自己容貌整洁。对于君主来说，鉴于人就是要纳谏。唐太宗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注：《贞观政要》卷2，任贤。）即要善于吸取历史经验教训， 敢于让臣下批评自己，这样才会少犯错误。以往的君主只知批评前代君主的过失，而看不到自己的过失，结果仍然免不了重蹈前代历史的复辙。贞观十一年（637）御史马周对唐太宗说：“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 则知政权之所由丧，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是以殷纣笑夏桀之亡，而幽厉亦笑殷纣之亡，隋大业之初又笑周齐之失国。然今之视炀帝，亦犹炀帝之视周齐也。”（注：《贞观政要》卷6，奢纵。 ）唐太宗比别人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能从前代之失而看到自己的不足，肯于接受谏诤而予以改正，这才是真正借鉴历史之所在。
求谏之道，以诚信为上。君主要想听到臣下忠直真实的意见，必须有诚有信，若虚心假意，摆摆样子，是听不到好的意见的。更不能用听谏的名目，引诱别人说话，然后加一罪名，这样人们就永远不会对你讲真话了。
对于臣下来说，怎样能使进谏取得好的效果？“进谏之道，务将顺，不贵直折，求济事，不求博名”，“夫迷者指东为南，吾谓是东非南，迷者亦知吾言之不谬，如此目何，吾旋转数十次，使迷其所迷，则必醒其所醒。”（注：吕坤：《去伪斋集·答给谏马见素》）进谏的目的是为了使君主能采纳自己的正确意见，不是要博取敢言直谏的美名，所以要用比喻和讲道理的方法，按照一定的思维逻辑，逐步使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不一定要用当面指责迫其屈服的方法，这样增加逆反心理，不符合人们的认识过程。
总之，中国古代关于谏诤方面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很多思想和道理，很值得我们深思。
三、关于用人问题
关于用人问题，也是历史上反复讨论的一个问题。许多王朝兴衰，大都与用人有关。用了贤人，国家就兴旺发达，遇到困难也能克服。用了坏人，一个富强的国家，可能很快垮掉。这方面历史上著名的例子很多：周文王用太公望召公奭而王，齐桓公用管仲隰朋而霸，吴王夫差用伯嚭而灭，秦二世用赵高李斯而亡。（注：《淮南子·泰族训》）隋炀帝则是持其富强信任佞臣杨素虞世基而亡国的（《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卷六，杜谗邪）。就一般而言，任何一个君主，即是昏君，或暴君甚至也知道国家应该任用贤人，但实际上能够真正任用贤人者却是少数，大部分贤奸参半。一些君主则是用了坏人而把国家和人民推向灾难的深渊。究其原因，除了由于他们个人或王朝的私利和偏见，使他们无法辨认贤奸，往往把奸人当作贤人而外，也有一些具体经验和方法，值得借鉴。
居上者往往多疑，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君主。
“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虑之以诈乎？臣有貌厉而内饪，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臣有害同侪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嫉乎？……”（注：桓范：《政要论·为君难》）
对臣下的任何行为都报怀疑态度，这就没有了判断是非的标准，即是有贤者也不能用。
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成长的，所以才能必然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全才根本是没有的，用人当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切不可求全责备，未用其长，惟见其短，此用人之一大忌。
“人有所长，必有所短也。可因短以见长，不可忌长以摘短。”（注：陈宏谋：《从政遗规》卷下，王郎川言行汇篡。）
能够正确看待人的长处与短处，就会发现人才，因为有些人的短处，正隐藏着另一方面的长处。
“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注：《从政遗规》卷上，《王文成公告谕·面赣乡约》）
“大抵常人之情，责人太详而自责太略。是所谓以圣人望人，以众人自待也。”（注：《从政遗规》卷上，薛文清公要语。）
责人严，责己宽，这是人们常犯的思想错误，对别人的期望值太高，发现稍不如意之处，就予以否定。这种做法正好给坏人以钻空子的机会，历史上许多贤人就是这样被奸佞之徒排挤和陷害的。
人的才智有一个成长过程，知识是由少到多，才能是由小到大。即是贤人在其成长过程中也会有某些错误与过失。所以怎样看待人们的过失，也是正确用人的一个关键。
“凡取人，当舍其旧而图其新，自贤人以下皆不能无过，或早年有过，中年能改，或中年有过，晚年能改。当不追其往而图其新可也。若追究往日之过，并摒弃其后来之善，将使人无迁善之门，而世无可用之才也。”（注：《从政遗规》卷上，薛文清公要语。）这就是说允许人犯错误，也允许人改正错误，白碧无暇的人大概是没有的。
人才是国家的元气，一个好的地方官每到一处，首先必须咨访人才，才能把地方的政事办好。“人身之所重者，元气也，国家之所以重者人才也。古人宦辙所至，必须咨访人才为首务。所谓人才者非词华藻丽，驰声艺苑之谓。必经术足以明道，才略足以匡时，有精苦之志，有深沉之谋。此其人必不欲以浮华显，往往在深山穷谷，可以遁世无闷，或浮湛人间，落落穆穆，非得其同志，则不能相求也。”（注：《从政遗规》卷下，汤子遗书。）这就是说凡是人才，必有自己的特点与个性，能见人之所未见，能做人之所不能做。意志坚强，不随人俯仰。对于这样的人，必须有理贤下士求贤若渴的精神，才能求到。衡量人才的标准是看他的才能能否担当大任，把事情做好，绝对不能看他是否听话，顺从自己的意志。
以往对于用人曾强调“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注：《韩非子·说难》）的法家思想，即是说，推荐人才不回避是自己的亲属，也不回避自己的仇人。以是否真正有才能为准则。事实上经过历代的实践，这一理论恰恰成为一些人任用私人营私舞弊的借口。在清代一些地方官则明确提出“至亲不可用事”，特别强调政府官员绝不可以任用自己的儿子少爷、女婿姑爷、妻兄弟舅爷。所谓“莫用三爷。”这是用人思想的一大进步。
“谚云：莫用三爷，废职亡家。盖子为少爷，婿为姑爷，妻兄弟为舅爷。”“事非十分败坏不入于耳，怠入于耳，已难措手。以法则伤恩，以恩则坏法，三者相同而子为尤甚，其见利忘亲者，无论意在爱亲，而孽孽焉为亲利计，势必陷亲于不义，所以危也。”“治婿则碍女，治舅则碍妻，隐忍黜逐，已累不可言。”（注：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下。）
事实上任用亲属，必然导致巴结奉迎，欺上瞒下，贿赂公行。等事情发觉时就不堪收拾了。所以用人应该杜绝产生这种不良后果的可能性。
四、廉政问题
廉政，是政治生活中一个重大问题。官吏不廉，贪污腐化对政权的腐蚀作用最大，也是老百姓最痛恨的，因为直接受害者就是老百姓。由于中国古代政治强调德治，所以在廉政方面首先是强调官员对自身的约束和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基本思想是主张生活节俭，所谓“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注：诸葛亮：《诫子书》）俭朴的生活可以养成人的良好品德。一个官吏生活节俭，开支较少，自然就不会贪污了。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一个人终年劳苦仅足糊口，只有节俭的生活，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和简单的再生产，以保证社会的安定，官俸较薄，若奢侈浪费，开支较多，薪俸不够花，自然就想得到一些分外之财。“惟俭足以养廉，盖费广则用窘，肹肹然每怀不足，则所守必不固。”（注：《从政遗规》卷上，何西畴常言。）中国古代一些比较贤明的君主，像汉文帝、隋文帝、唐太宗等，都把崇尚节俭作为一项国策来推行。汉文帝身穿粗厚的皂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成为古今美谈。唐太宗在教诫太子时也说：“君者俭以养性，静以养身。俭则民不劳，静则下不扰，民劳怨则起，下扰则政乖。”（注：《帝范·诫盈篇》）所以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和贪图享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俭朴和勤劳使中华民族战胜了各种困难而保持了自己的优良品格。
其次是在道德规范上重视廉耻，中国古代把礼义廉耻列为人们社会的基本道德。先秦的政治改革家管子称礼义廉耻为维持国家安定的四种纲领，所谓四维。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注：《管子·牧民》）在四维中尤重廉耻，廉，就是廉洁，不苟取，即不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耻，就是羞愧之心，做了坏事要知道羞愧。一个人知道廉耻，就不会接受不义之财，就不会去做损人利己的坏事，廉耻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被认为是做人的最基本的准则，对于做官者就更为重要。顾炎武在《廉耻》一文中认为“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们不知廉耻，那什么事情都会做得出来。“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注：《日知录》卷13。）人们不廉洁是由于不知耻，士大夫即国家官僚阶层若不知耻，那就是整个国家的耻辱。
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对廉洁的要求，不是以犯法与不犯法为准则，而是提高到以道德规范为准则。认为官吏是管理老百姓的，一切言行必须作为社会的楷模。官吏要廉洁，犹如妇女要贞操一样，是做官的最基本要求。“士之不廉，犹女不洁，不洁之女，虽功容动人，不足以自赎。”（注：真德秀：《西山政训》）“官吏不要钱，男儿不做贼，女子不失身，才有了一分人，连这个也犯了，再休说别个。”（注：吕坤：《呻吟语》）“士大夫若爱一文，不值一文。”“从来有名士，不用无名钱。”（注：《于端清政书·示亲民官自省六戒》）等等，不义之财，一文皆不可取，一个见财起意，心动邪念的人，根本就不能做官。东汉时东莱太守杨震，为人清俭，赴任时“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注：《后汉书》卷54，杨震传。）即要求人在可取与不可取之间，要以道德规范为准则而不取。其境界是高于法律的。
官吏要廉洁，除了道德修养而外，还要有严格的法律来制裁。所谓“大臣法，小臣廉。”即对于大官来说，不仅要自己廉洁，而且要贯彻法律，严加核察，使下属官员不敢贪污受贿。“大法小廉。大臣能廉，仅得其半，非廉无以行法，非法无以佐廉，使一己廉静，而属员奸贪……犹是独善其身。”（注：《从政遗规》卷下，蔡文勤公书牍。）因为大臣的职责是行法，所以必须守法，小臣接近老百姓，必须廉洁。
官吏要廉洁，还必须有另一条件，就是在社会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之下，薪水要优厚，使之能够赡养家属。吏禄太薄，是很难做到廉洁的。刘廙在《政论》中指出：“从政者捐私门而委身与公朝，荣不足以光室族，禄不足以代其身，骨肉饥寒离怨于内，朋友离叛弃捐于外，亏仁孝，捐名誉，能守之而不易者，万无一也。”做官就是放弃了自己的私业而专门依靠给国家办事来生活的，若饥寒而不足以养妻子，怎么能够坚持清廉呢。所以官俸太薄，官吏就要分心于私事，把智谋用于欺诈之上。“使清分于私，而智周于欺，推此一失，以至于欺，苟欺之行，何事而不乱哉。”官吏凭借手中的权力，进行欺诈，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所以官员要廉洁，必须薪俸优厚，但薪俸优厚就要增加国家的财产负担，所以又必须裁减冗员，提高工作效率，这就得选用优秀人才，让品德好、本领强的人做官，才能办到。“知重其禄而不知少其吏者，则竭而不足，知少其吏而不知尽其力者，则事繁而职缺，凡此数事，相须而成，偏废，则有者不为用矣。”（注：《政论·备政》）要从吏治的全面考虑，才能做到。我国古代官吏的贪污，除了执法不严而外，选人不精，冗员太多，官俸太薄也是一个原因。
另外，官员必须防闲子弟。不使与吏胥交通。“子弟当绝见客，勿出中门，仍严戒吏辈，不得与之交通。”（注：陈襄：《州县提纲》）有些坏事就是吏胥交通官员子弟搞的。家属也要节俭生活，“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率由家人喜奢好侈使然也。”（注：张养浩：《三事忠告·牧民忠告》）还要处理好亲戚来访。对于贫穷的亲戚，应该从自己的薪俸中给予周济，不要让他们常来官府。有的亲友常来官府，会假借官员的势力，生出其他是非来。等等。这些经验都很值得重视。
五、吏治问题
中国古代自秦汉以后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程度很高的国家，上至中央，下至地方，有一套很完整的管理机构。最高统治者君主就是依靠在这些官僚机构中的官吏来统治国家的。所以只要把这些官吏治好了，国家也就治好了。故而很早就有人提出“圣人治吏不治民”（韩非）的政治主张。这里所说的“吏”，在广义上是指除君主以外所有的国家各级官吏，上至中央的三公九卿，下至地方的州县长令，还包括在各级衙门中协助官员办理文书和差役的胥吏。所以“治吏”主要是治理官员，即官员必须使之奉公守法廉洁。其次则是治理胥吏。因为官府中的一切具体事物都是要通过胥吏来办理的，吏胥为奸是历代吏治中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因为官员均为外籍，是由上级任命有一定的任期而流转的，吏胥是雇募当地人承当，和地方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官员除了遵照上司的命令办事而外，还要制止所属吏胥为奸。因为中国古代基本上是官僚政治，与贵族世袭制度不同。国家的一切法律制度，能否取得良好的效果，关键在于这些官吏能否认真执行，犹以地方官最为重要。因为一切政令最后都要通过地方官落实到老百姓的头上，地方官最接近老百姓，所以吏治的一个关键，就是要选择好地方官，即州县守令。
“天下亲民者唯守令，虽圣明在上，而一二贪残居职，民不得其所多矣。故一邑有循吏，则一邑受泽，一郡有循吏，则一郡受泽。其功德比于君相。”（注：《从政遗规》卷上，颜光衷《官鉴》）
“令长者，亲民之吏，百姓之命也，国以民为本，亲民之吏，不可不留意焉。”（注：傅玄：《傅子》）
地方官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司命之官，在同一个国家政权之内，有一个好的地方官，老百姓就受益，相反，老百姓就受害。州县官的地位虽低，而作用却很大，政治清明与否，完全要体现在州县官身上。“有志及物者，其勿薄州县而不屑为。”（注：《三事忠告·牧民忠告·受代第九》）在仕途中有抱负的人，不要瞧不起地方官，只要善于为政，会使老百姓受到实际的好处。
要做好地方官，“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注：吕本中：《官箴》）即清廉、谨慎、勤劳。清廉已如前述，为做官第一也是最基本的准则。其次，在具体做法上就是要谨慎和勤劳。地方官事务繁杂，头绪万千，必须勤于政事，要吃得苦，才能把官做好。吕坤说：“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人便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世上没个好做的官，虽抱关之吏，也须夜行早起，方为称职。才说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的人。”（注：《呻吟语》）真是以言中的，大多数人是把做官与发财谋私利联系起来的，把做官当苦事的人太少，所以好官也太少。耿定向还提出《耐烦说》，很有新意，认为做官要耐烦，即不要怕麻烦，有耐性，才能把事情处理好。此外还要戒除暴怒。“昔人有言，甚事不因忙后错了，（陆）世仪道，天下甚事，不因怒后错了，怒则忙，忙则错，气动时，不可不即时检点。”（注：《训俗遗规·陆桴亭思辨录》）“若先暴怒，只能自害，岂能害人。前辈常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详处之谓也。盖详处之，则思虑自出，人不能中伤也。（注：吕本中：《官箴》）
地方官必然要接触一些当时有权势的人，在处理权贵问题时，要以法为据，不可好大喜功，沽名钓誉，张大其事，把事情办坏。“凡治事有涉权贵，须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故不可避嫌，故使之无理，亦不可畏祸。曲使之有理。政使见得无理。只须作寻常公事看，断过后，不许拈出说。寻常犯权贵取祸者，多是张大其事，邀不畏强御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处理得平稳妥贴，彼虽不乐，视前则有间矣。”（注：吕东莱：《官箴》）古代的权贵，多是与朝廷有关联的人，有些官员为了标榜自己，往往初上任时声称打击豪强，处事失平，结果往往反受其害。
在对待上司与老百姓之间的利害关系时，“宁得罪上官，勿得罪于百姓。”“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注：吕东莱：《官箴》）为私事犯罪绝对不可，因公务或者为老百姓的事，要勇于承当责任，不能为了保全自己而怯于任事。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为维持正义，为民请名，不怕丢官，不怕杀头的精神。
关于驭吏。吏是受命于官员来办事的。官府没有吏不行，但吏处于官与民之间，又熟习法律，巧于为奸。历来官府的大部分弊病都与吏胥为奸有关。所以一个好的官员必须善于驭吏，才能使政治清明。治吏的方法，首先是官员要严于律己，不要给吏以可乘之机。初上任时不要接受胥吏利用陋规（非正常收入）进行的各种贡献与馈赠。其次对于衙门一切案件要详阅文牍，吏胥为奸大部分是利用官员不阅文牍而上下其手。重大的事情必须亲自办理，“官须自做”（注：《学治臆说》卷上。）不要把什么事情都交给吏胥代办，自己形同傀儡。要使胥吏“不忍欺为上，不能欺次之，不敢欺又次之。”“不忍欺在德，不能欺在明，不敢欺在威。”（注：《三事忠告·牧民忠告·御史第四》）对吏胥犯了错误，必须严办。“治民如治目，拔触之则益昏，治吏如治齿牙，剔漱则益利。”（注：《三事忠告·牧民忠告·御史第四》）因为小民不熟习法律，偶而犯过，情有可矜。吏胥日处法律之中，小过不惩，必为大恶。
禁止吏胥与地方豪绅交往，有些豪绅横行乡里，多与吏胥有“私交”，“官纵之也。”（注：《三事忠告·牧民忠告·御史第四》）
治吏是一个复杂而细致的工作。有些官员只图省事，粗疏糊涂，被吏胥蒙蔽而负恶名。官员若贪，任凭奸吏所为，最后官得者少，大抵皆为吏胥所得。
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古代确有一部分政治家和志士仁人为治理这个国家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实践。这些实践，一方面是在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是结合当时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所以有它的实用价值和历史意义。这些实例表明，在当时那种政治体制下，无论是君主、大臣或者地方官，都有一部分人想通过各种办法来克服这种制度的弊病，改进这个制度，它的效果是积累了很多经验，提供各种可能性，推进了历史的前进。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都是站在旧制度的立场上，为了统治阶级的私利而阻挡历史前进的。另外也说明了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即是我们认为是最专制最残暴的社会制度之下，也有一部分人，人性并未泯灭，他们关心人民的生活，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宁愿放弃一些个人的利益而为民请命。绝不能用一种绝对的观念作为标准，认为那个制度不好，于是一切都不好，即使一些好人想的主意也不好。许多事情形式相似相同，而内容却千差万别，尤其是社会制度方面，一个国家一样，一个朝代一样，不能从形式看问题，不能以形式判断是非。
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我们回顾历史，并不是要回到古代去，搞复古主义，而是为了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现实。因为古代政治生活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现代社会生活中也产生，例如道德和法治问题、广开言路问题、用人问题、廉政问题、吏治即干部管理问题等，我们看看古代这些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并怎样设法克服，对我们仍然有启发，因为有些问题几乎十分相似。我们不能把古今截然分开，割断历史。我们不能在倒脏水的时候一同倒掉孩子，实际上往往把好的东西倒掉了，把坏的东西却保留下来了。因为继承好的东西是要花费气力，而保留坏的东西却很轻松。这就是人性中避难就易的弱点，无论今古，我们都要克服这些弱点，才能真正前进。否则我们也会像某些古人一样，只看到前人的缺点和错误，而看不到自身的缺点和错误，结果，仍蹈前人失败的覆辙而不自知。这是应该特别记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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