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刺激”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与趋势评价_稳增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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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不同，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态势发生显著变化，经济增速出现明显并且持续的下滑。2002～2007年我国平均经济增速高达11.2％，而2008～2011年已降至9.6％，2012～2013年更是下降到7.7％的低水平。一段时间内，政府将绝大部分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用于经济建设中，致使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社会架构比较脆弱。因此，全社会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高增长依赖症，就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民生问题和精英人才移民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高速经济增长，这决定了社会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容忍度不高。由于经济自主增长动力较弱，因而需要借助于刺激性政策来提振经济。“四万亿”投资计划等强刺激政策，虽然能够使我国经济增速迅速回升，但也带来了通胀高企、资源环境压力加剧和产能过剩严重等负面效应。因此，在应对近年出现的经济下行态势时，政府不再出台强刺激政策，而是出台了一系列被统称为“微刺激”的政策。①“微刺激”在稳增长方面有其必要性，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微刺激”仍然主要依靠拉动投资稳增长，当“微刺激”的使用呈现常态化和长期化的趋势时，其可能引发不良后果。

       一、“新常态+动态区间管理+微刺激”构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而“微刺激”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其战略意图是希望既能稳增长又能调结构

       在理论上政府是否应该针对经济波动实施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尚无定论，至今仍然争论不休。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政府应该实施积极的宏观调控，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则认为政府不应该实施积极的宏观调控。支持政府应该实施积极宏观调控的学者认为，宏观经济天然就是不稳定的，经济频频遭受总需求冲击和总供给冲击，这些冲击将会导致产出、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无效率波动，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能够应对冲击，当经济萧条时可以刺激经济而当经济过热时可以给经济降温，因此政府应该使用宏观调控政策来稳定经济。反对政府实施积极宏观调控的学者则认为，宏观调控政策存在时滞②，这很可能导致政府稳定经济的努力反而加剧经济的无效率波动，在经济过热时刺激了经济而在经济过冷时抑制了经济，导致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实现稳定经济的目的。[1]

       虽然在理论上尚无答案，但是我国政府部门提出的“区间管理”调控模式实现了宏观调控在实践上和理念上的突破。“区间管理”调控模式将宏观调控的目标界定为一个“合理区间”，区间上限是防通胀，下限是稳增长，而且区间下限之外还有底线。此外，“区间管理”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即区间的上下限会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动态变化。“区间管理”调控模式意味着，只要经济在“合理区间”，宏观调控政策就不需要有大动作，而只有当经济偏离“合理区间”或者即将偏离“合理区间”时，才需要政府实施刺激性政策。

       由于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激励、人口红利、体制改革红利、“从低收入迈向高收入的自然增长过程”中的追赶效应等支撑我国过去30多年高增长的几大动力源泉均已经不同程度地减弱③，我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我国也因此而步入了“新常态”④。与“新常态”和“区间管理”调控模式相对应，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强度与方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从以前的“四万亿”和总量宽松等效果明显但副作用也大的强刺激政策转向了相对温和一些的“微刺激”政策。基于此，这里认为，“新常态+动态区间管理+微刺激”构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政府希望通过使用“微刺激”将经济稳定在“合理区间”，从而使社会更好地适应“新常态”。

       以2014年的“微刺激”为例，2014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下跌到了7.4％，偏离了7.5％的“合理区间”下限，有突破7％底线的可能性。如果不出台刺激政策，脆弱的社会架构难以承受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滑。如果出台像“四万亿”投资计划那样的强刺激政策，那么经济增速可能会较快提升，但是经济结构会进一步恶化。在此情形下，政府出台了数条“微刺激”政策。政府希望借助于“微刺激”在稳增长的同时调结构：通过增加中西部铁路建设投资促进西部发展，以缩小地区差距；通过棚户区改造改善贫穷家庭生活状况，以缩小家庭之间的生活质量差距；通过定向降准扶持“三农”和小微企业，以弥补经济中的薄弱环节。

       二、由于经济自主增长乏力，现阶段我国经济具有明显的“刺激依赖症”，因而“微刺激”有其必要性，且“微刺激”的短期稳增长效果也比较显著

       我国经济自主增长动力相对较弱，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全社会创新投入不足。截至2011年，我国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为1.84％，而美国、日本和德国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都达到了3％左右，韩国更是突破了4％。事实上，截至2012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企业占比只不过13.7％而已。仅有的这些开展过研发活动的企业，还将绝大部分精力用在了“短平快”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而技术含量更高的发明专利占比只有36％。⑤

       第二，中小民营企业所处的发展环境比较恶劣，实体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一是税费负担过重。《2011年中国中小企业调研报告》显示，针对中小企业的收费项目多达69个大类。二是“融资难”。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调查发现，只有15.5％的小微企业能够获得银行贷款。[2]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融资的中型企业占比分别仅为4.6％和5.6％，小型企业则只有4.3％和1.4％。⑥三是发展空间不足。尽管“旧36条”和“新36条”理论上大大提高了垄断行业向民营经济的开放程度，但是事实上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等隐形障碍继续阻碍着民营中小企业的进入。以石油行业为例，商务部规定，申请设立成品油批发的企业注册资本应不低于3000万元，原油一次加工能力需要在100万吨以上，这对中小企业而言是很难跨越的门槛。⑦

       第三，居民部门消费增长乏力。家庭用于子女教育、住房和医疗等方面的预防性储蓄维持在高水平，居民消费需求本来就相对不足，而对增长的悲观预期和就业压力的不断上涨使居民预期工资提高的可能性降低，进一步削弱了消费信心。再加上收入分配改革尚未取得实质性效果，短期内消费难以为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已从2008年的21.4％降低到2010年的18.2％，并且在随后的3年里持续回落，分别跌至16.7％、14.4％和12.7％。

       受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足的困扰，再加上支撑过去30多年高增长的几大动力源泉都在不断减弱，近年来我国屡屡出现经济增速下滑的状况。每当政府实施“微刺激”之后，经济增速短期内都出现了明显反弹，而当刺激减弱或者消失时经济增速再次下滑，可见我国经济表现出了明显的“刺激依赖症”。“刺激依赖症”的本质在于：政府投资是投资的主导性力量而民间投资不足，政府消费是消费的主导性力量而居民消费不足，所以当面临经济下滑时只能依赖于政府的刺激性政策来稳增长。

       概括起来，2012～2014年政府部门先后出台了三轮“微刺激”政策，而且每一轮“微刺激”的短期稳增长效果都比较显著(见图1)。

      

       图1 每一轮“微刺激”前后GDP增速的对比

       由于“四万亿”的带动效应逐渐减弱，再加上央行在2010年第四季度至2011年第二季度频繁调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工具控通胀，我国GDP增速从2012年第一季度的7.93％下降到了第三季度的7.56％。出于稳增长的考虑，政府出台了第一轮“微刺激”政策，加快投资项目审批并通过补贴刺激消费，第四季度GDP增速止跌回升至7.7％。

       2012年年底到2013年年初政府相继出台的“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和“国五条”等政策规定导致GDP增速出现非预期回落，从2013年第一季度的7.7％降到第二季度的7.6％。在以中小企业减税、稳出口和加快中西部铁路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第二轮“微刺激”政策的影响下，2013年下半年的GDP增速回升到7.7％。

       2013年实施的刺激政策作用发挥殆尽之后，2014年，第一季度GDP增速骤然下滑至7.4％的低位，“刺激依赖症”再次显现，第三轮“微刺激”政策随之问世(见表1)，刺激之后投资和出口有所好转，第二季度GDP增速回升到7.5％，“微刺激”在短期稳增长方面的作用效果再次显现。

       三、“微刺激”的使用不能常态化、长期化

       “微刺激”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也有自身的局限，不宜常态化、长期化。

       (一)“微刺激”主要立足于上项目搞投资，和“四万亿”几乎无本质区别

       “四万亿”面向铁路、公路等重大基建和城市电网改造，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以及廉租住房、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住房建设，这三大领域的投资规模之和达到了2.9万亿元，占总投资规模的72.5％(见表2)。与之类似，2014年上半年已经出台的“微刺激”政策有多项集中于基础设施和棚户区改造这两个领域，政策核心仍然是拉动投资。相关措施主要有：一是铁路投资项目由44个增加到64个，投资规模在经过三次上调之后达到8000亿元，比年初计划增加1700亿元。二是今后几年加速推进172项水利建设项目。三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首批公布80个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的基建项目，涵盖能源、铁路、电信等领域。四是重点支持的棚户区改造计划将带动相关联的上下游产业的投资规模扩张。⑧

       社会各界虽然充分理解“四万亿”强刺激当时的必要性，但对其带来的通货膨胀、资源环境压力加剧和产能过剩等问题也有了更多认识。

       第一，“四万亿”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受金融危机冲击，我国曾一度处于通货紧缩状态，2009年2～10月CPI持续为负。强刺激政策导致物价水平迅速反弹，CPI从2009年10月的-0.5％升至2011年7月的6.5％，并且在2011年3～10月持续高于5％。而城镇居民当前物价满意指数则由2009年第三季度的29.5％一路跌至2010年第四季度的13.8％(见图2)。

       第二，经济重新回到“高耗能、高污染”的老路，资源环境承受着巨大压力。由于“四万亿”主要流向铁路、公路、电网改造和棚户区改造等基建领域，因此显著增加了全社会对钢材、有色金属和水泥等“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需求(见图3)，阻碍了我国节能减排计划的推进。2007～2009年，我国单位GDP能耗降幅均达到了4％以上，但是2010年仅下降了3.5％，2011年降幅更是只有2％。

      

      

      

       图2 “四万亿”实施之后CPI与消费者当前物价满意指数走势

      

       图3 “四万亿”实施之后钢材、十种有色金属和水泥产量增速走势

       第三，产能过剩更加严峻。国务院2006年公布的产能过剩行业为钢铁、汽车、水泥等10个行业。“四万亿”实施之后，产能过剩的范围持续蔓延。到2009年年底，国家统计局重点监测的24个行业中已经有21个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四万亿”引发的上述不良后果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完全消化掉。

       (二)政府频频出招，叠加之后“微刺激”的政策力度并不小

       单独来看，每一项“微刺激”的政策力度的确很小，远不及“四万亿”投资计划那样猛烈。就2014年的这一轮“微刺激”来看，针对小微企业的两项减税政策合计起到的减税效果不过432亿元，铁路投资三度上调之后累计增加的投资额仅为1700亿元，而两次定向降准释放的流动性也只有2000亿元左右。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2014年“微刺激”政策的出台密度和出台频率远远超过2012年和2013年的“微刺激”⑨，这些政策时间相隔较短，容易形成政策合力。还有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部分地方政府陆续出台配套“微刺激”方案，“微刺激”政策带来的影响效果不断加大。比如，继2014年4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基础设施等领域推出一批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的项目之后，长沙已正式向社会资本开放棚户区和社会事业等六大领域的86个项目，总投资规模达到1010亿元，陕西也将交通和水利等六大领域的39个项目向社会资本开放，总投资额更是达到了2704亿元。

      

       (三)“微刺激”寄望既稳增长又调结构的战略意图可能难以实现

       为解释使用“微刺激”来调结构可能会导致结构越调越乱和越调越糟糕，需要回答如下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调什么“结构”。“调结构”中的“结构”是个广义且宽泛的概念，几乎每一个宏观经济变量都有对应的结构问题，如总需求结构、总供给结构、生产结构、区域结构、人口结构、财富结构，等等。在众多“结构”之中，对一个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总需求结构和总供给结构。并且，总需求结构和总供给结构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作为流量的投资的累积就是作为存量的资本。所谓调结构，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就是总需求结构和总供给结构。

       第二个问题是是否需要调结构。我国的总需求结构和总供给结构均已经出现失衡，因此急需调结构。总需求结构失衡集中表现为投资率过高而消费率过低。⑩我国的投资率已经从2000年的35.1％大幅提高到2013年的49.3％，同期全世界平均投资率仅为22％左右。据测算，我国的实际投资率已经比福利最大化水平投资率高出十几个百分点。[3]与此同时，我国居民部门消费率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65％降到2013年的34.1％，大幅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60％)。总供给结构失衡则表现为要素供给过于依赖资本积累而非技术进步。增长核算的结果表明，资本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而且我国对资本积累的依赖程度不断强化。1979～2012年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度达到了57.6％，2000～2007年和2008～2012年资本的贡献度更是分别高达65.7％和87.1％(见表3)。

       第三个问题是结构失衡是如何产生的。我国总需求结构失衡等结构问题是内生的，是我国所采取的发展模式、所处的发展阶段、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位置以及要素价格管制等多重因素造成的，而且其中最重要的核心机理是要素价格管制。

       首先，经济结构失衡与发展模式有关。1978年，我国人均GDP只有155美元，仅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7.9％，尚且不足美国和日本人均GDP的2％。实现经济腾飞和国家崛起成为一种强烈的民族愿望。要实现高增长，就必须依靠高投资而不是高消费，这已经被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证实。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都是高消费国家，消费率居于60％左右，但它们的增长率不过是2％～3％(见表4)。在此背景下，我国采用了以高投资为支撑的增长主义发展模式，也就意味着投资率会偏高。

      

       其次，经济结构失衡与发展阶段有关。我国仍然处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两者都必然以大量投资为基础，这同样决定了投资率会偏高。一方面，2013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3.7％，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占比只有36％左右，而OECD国家平均城镇化率已经达到80％，因此我国的城镇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一方面，截至2013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然高达43.9％，而全世界工业增加值占比只有26.7％，OECD国家工业增加值占比则仅为24.1％。(11)工业的高资本密集度特征决定了资本的强势地位和劳动的弱势地位，因此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份额偏低，最终导致居民部门消费率偏低。2011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为44.9％，而美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5.4％，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也分别高达53.7％、53.5％、51.6％和50.6％。(12)

       再次，经济结构失衡与国际分工格局有关。我国凭借低成本优势(尤其是低劳动力成本)从事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并通过“出口—投资联动机制”推高了国内投资。1978～2012年我国平均出口增速高达22.9％，比1953～1977年的平均出口增速高出15.1个百分点。在“出口—投资联动机制”的带动下，我国投资增速从1953～1977年的13.5％提高到了1978～2012年的19.3％。由于国内厂商更多地从事贸易商品的生产，导致非贸易商品和服务尤其是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供给明显不足，迫使居民家庭不得不进行预防性储蓄，从而限制了居民家庭的消费行为。[5][6]

       最后，经济结构失衡与要素价格管制密切相关。生产要素简称要素，是指用于生产产品的资本、劳动、土地和资源等投入品。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产品市场，而且还包括资本市场、劳动市场、土地市场和资源市场等要素市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品市场改革总的来说还算顺利，目前也基本到位。但是，要素市场改革严重滞后，要素价格管制在有力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经济的扭曲。[7]具体而言，我国工资率偏低、利率偏低、工业用地价格偏低，这些低要素价格都大大地激励了高投资。以资本市场为例，理论和实践均表明，一国增长率越高，其实际贷款利率也会越高。1980～2010年，我国实际GDP增长率为10％，理论上的实际贷款利率应该在7％左右，然而利率管制之下的一年期实际贷款利率平均只有2％(陈彦斌等，2014)。相比之下，同期德国实际贷款利率则超过了8％，美国、加拿大和法国都在5％左右，日本和英国实际贷款利率则是我国的两倍左右，而且这些国家实际贷款利率都明显高于经济增速。利率管制大大降低了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资金成本，为企业投资活动提供了强大激励。(13)

       第四个问题是如何调结构，是采用“政府之手”还是采用“市场之手”?

       事实上，政府早已高度重视调结构问题。1986年“七五”计划里就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的方向和原则”；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全都强调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尽管“调结构”已提出多年，但是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并没有显著改善，甚至在不断恶化。为什么政府一直在努力“调结构”却始终调不动，其症结在于没有从经济结构失衡产生机理的视角来寻求调结构的对策。

      

       图4 每一轮“微刺激”之后铁路货运量和工业增加值的反弹幅度

       我国总需求结构失衡等结构问题是发展模式、发展阶段、国际分工格局以及要素价格管制等多重因素造成的。然而，发展模式、发展阶段和国际分工格局的调整是较为缓慢的，因此，调结构的关键在于深化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用“市场之手”调结构。具体而言，让要素价格恢复到均衡价格，让价格来决定成本，让成本来决定真实投资需求。真正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市场化改革导向的基调，真正让“市场之手”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调结构的问题才能真正有效落实。(14)

       用“政府之手”调结构可能会带来诸多弊端。因为，“政府之手”调结构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其作用效果至多是短期内缓解局部的结构失衡症状，由于没有在结构失衡的根源和症结上下工夫，因此“政府之手”治标不治本，其结果要么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原先的结构失衡问题再次显现甚至加重，要么导致其他方面的结构失衡加剧或者出现新的结构失衡问题。以“微刺激”中面向中西部的铁路投资计划为例，表面上看，增加中西部的铁路投资能够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差距，地区结构失衡问题将有所改善。但是，铁路计划拉动的主要是投资而非消费，这会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投资率，从而导致总需求结构进一步恶化。因此，以“微刺激”的“政府之手”来调结构不仅很难实现调结构的战略意图，反而可能使结构调整难度进一步加大。

       (四)“微刺激”已开始出现“效应递减”现象，如长期化使用，收效将越来越小

       第一，“微刺激”政策出台的时间点不断提前。2012年、2013年和2014年都实施了“微刺激”的方案，2012年8～9月开始出台，2013年则5～6月就开始出台，而2014年更是提前到3月开始出台。

       第二，“微刺激”后的经济反弹幅度不断缩小。从货币定向宽松的幅度以及刺激政策的密集程度等方面来看，2014年这一轮“微刺激”的力度比前两轮“微刺激”的力度要大，但是，从刺激实施后经济反弹的状况来看，2014年“微刺激”的反弹幅度明显小于前两轮。(15)图4显示，铁路货运量方面，2012年8～12月铁路货运量同比增速反弹了10.5个百分点，2013年6～9月反弹了9.7个百分点，而2014年3～5月的反弹幅度仅有5.3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方面，2012年“微刺激”之后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从8月的8.9％回升到12月的10.3％，2013年刺激之后从6月的8.9％反弹到8月的10.4％，而2014年刺激之后仅仅从3月的8.8％反弹到了6月的9.2％。

       在“微刺激”的作用效果已经出现递减趋势的情况下，政府以后继续使用“微刺激”所能获得的收益将会更弱。为达到稳增长的目标，政府将不得不对“微刺激”政策进行加码。如此，“微刺激”有可能逐渐演化为小刺激、中刺激，乃至副作用极大的强刺激。

       四、小结

       要想调结构并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必须高举改革的大旗不动摇，不断深化改革。在长期中，改革将会创造出推动经济内生增长的红利，但是短期中的改革红利非常微弱甚至可能出现负红利。

       以利率市场化改革为例，利率市场化之后，贷款利率将会升高，进而对全社会的投资活动产生抑制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利率市场化之后，实际贷款利率将从3.66％提高到4.59％，涨幅达到25.4％，在此影响下全社会生产规模将明显萎缩，资本存量将下降10.3％，而总产出的降幅将达到7.2％(陈彦斌等，2014)。如果同时开展劳动、土地和资源等要素市场改革，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投资成本将会进一步提升，总产出的下降幅度可能会更大。因此，改革过程中政府很有必要采取措施进行“托底”，以应对换挡期增速下滑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冲击。

       “托底”是社会政策的职责而非“微刺激”的职责。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不需要中国这样的高增长，并且能够承受经济增长率的大幅下滑，主要是因为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拥有较为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和社会保障网络，因此社会架构比较稳定、弹性比较大，能够容忍长期低速增长和增长率的大幅下跌。而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较为滞后，社会架构较为脆弱、弹性较小，因此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容忍度较低。要想提高社会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容忍度，必须完善社会政策体系。完善社会政策体系既是长期转型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目前必须着手去做的重要事情。具体而言，需要着力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失业救助、医疗保险、义务教育和保障房廉租房供给等方面的社会建设，实现“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老有所养”，为居民家庭尤其是农民、农民工和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部分思想源自陈彦斌主笔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主报告《下行压力和刺激依赖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注释：

       ①“微刺激”一词尚没有正式的官方或者学术定义，它最早出现在2013年7月25日的英国《金融时报》上，用来概括2013年7月24日国务院出台的三类刺激方案，即“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研究确定促进贸易便利化推动进出口稳定发展的措施；部署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中西部和贫困地区铁路建设”。而该词首次出现在我国官方场合是2014年5月16日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其表述为“微刺激代表预调、微调的概念和提法，符合现在的发展需要”。之所以被称为“微刺激”，主要是为了与“四万亿”等强刺激政策进行区分。

       ②政策时滞分为内在时滞和外在时滞。内在时滞是从政策制定者意识到冲击发生到采取措施的时间间隔，外在时滞是从出台政策到政策对经济产生影响的时间间隔。

       ③现阶段，高增长的四大动力源泉均不同程度地减弱：一是由于官员考核不再一味调强GDP，加之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持续推进，以往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激励有所减弱；二是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2012年开始减少；三是新的改革都是硬骨头，推进较为困难，体制改革红利大不如前；四是“从低收入迈向高收入的自然增长过程”中的追赶效应已经大幅减弱。

       ④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新常态”的核心特征是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

       ⑤研发经费和专利的数据引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3》。

       ⑥资料来源：《2011年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指数研究》。

       ⑦相关规定引自商务部出台的《成品油批发企业管理技术规范》。

       ⑧上游相关产业主要包括钢铁、水泥、塑料和机电等，下游相关产业主要包括家电、家具和室内装潢等。

       ⑨2014年4月2日至6月11日的短短两个月里，国务院连续召开了九次常务会议，部署“微刺激”方案。

       ⑩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报告·2012》显示，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程度日益加剧，经济结构失衡指数已经从2000年的0.45提高到2011年的0.62，而总需求结构失衡指数更是达到0.96(指数的取值范围是0～1，值越大表示结构失衡程度越高)。

       (11)城镇化率数据引自《世界城市化展望·2011》，工业增加值数据引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全世界和OECD国家工业增加值为2011年的数据。

       (12)中国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计算得到，其他国家数据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13》计算得到，日本为2010年的数据。

       (13)英国《银行家》杂志统计了2013年全球1000家大型银行利润，发现中国主要银行的税前利润占银行业全球利润的32％，而2007年这一数字仅为4％。之所以中国的银行能够获得如此庞大规模的利润，主要靠的就是利率管制和高息差。

       (14)通过要素市场改革调结构的核心作用机理如下：一是推进利率市场化，既可以提高投资的资金使用成本和控制企业投资规模，又可以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二是完善劳动力市场，既可以提高劳动收入占比以增加投资的劳动力成本，又可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以大幅提升农民工收入。三是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既可以防止政府继续为大规模投资而廉价圈地，又可以让农民真正得到土地应有的财产收益。

       (15)刘元春：《认清数据反弹背后的真相》，瞭望观察网，2014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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