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时空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时空特性是研究社会发展的重要维度
什么是社会发展的时空特性？为什么在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时要关注时空特性问题？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许多问题，要想取得深入的认识，就有必要寻求新的研究视角。例如，到底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对这个问题好像谁都可以脱口而出地回答：人口多，底子薄。这个回答当然是对的，无可争议，但这两个因素只是基本的制约性因素，在国情中，还有一些因素也是基本的，并且具有建构性。特别是从研究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时空特性也是一个基本的因素，或者说，也是研究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
时空特性在自然科学中的重要意义突出地表现在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中，从牛顿力学的时空观向相对论时空观的转变，也就是从经典物理学到现代物理学的转变。时间与空间，在牛顿力学中只是物体运动的外部条件，它们本身是不变的尺度。在相对论中，时间与空间要随物体运动发生变化。在当代物理学对存在与演化的研究中，例如在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中，时间与空间参与了“存在”的形成，它们是“塑造”现实存在的内在因素，而不只是外部条件。而在哲学中，时空特性问题一直是思想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性构成了存在的根本意义。自然科学和哲学对时空特性的研究，鼓舞和启发了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但这种鼓舞作用，却因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复杂性而大打折扣，以致在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时，往往抽离掉了它的时空特性。而时空特性对于社会生活、社会过程的意义远甚于自然现象。忽视了时空特性，必然导致只能运用比自然科学更简单、更粗疏的方法去研究社会现象。
对社会现象而言，时间和空间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尽管在经验上，可以用日历时间去观察和描述社会现象，但日历时间在本质上是自然时间（依太阳、月亮和地球的相对运动划分的时间），不是社会时间。社会时间是社会现象的内在因素，它对于形成社会行动、社会生活和社会过程具有作为构成要素的意义，因此，时空特性就成为认识社会的重要维度，特别对于社会发展研究而言就更是如此。
然而，至今在社会学中，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概念（注：这里是特指“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概念形成，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关于时间和空间的社会意义的研究，这种研究在社会学乃至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一直在进行。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就很重视时间和空间问题。涂尔干在宗教社会学研究中也指出了时空的社会意义，正如科瑟所指出的：“涂尔干认为，与原始社会组织相似，空间、时间和其它思维类型，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科瑟著：《社会学思想名家》，石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再如， 像布罗代尔这样的历史学家也从其学科角度研究过时间和空间问题。但是，他们所使用的时空概念，大体上是日历时间和地理空间，属于“自然时空”，而不是明确的“社会时空”，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概念至今仍在探索和形成的过程中。在当前，社会时空概念研究又有新的进展，例如，Harvey在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中，Castells在《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唐山出版社）中，从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的角度重新研究时空问题，一些后现代思想家也在重塑时空概念，经济学界最近也有人在研究“经济时空”。时空问题，似乎正在形成当今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值得注意。）。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大多数社会分析学者仅仅将时间和空间看作是行动的环境，并不假思索地接受视时间为一种可以测量的钟表时间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只不过是现代西方文化特有的产物。除了近来一些地理学家的著作之外（……），社会科学家一直未能围绕社会系统在时空延伸方面的构成方式来建构他们的社会思想。”（吉登斯，1998[1984]，195 ）难能可贵的是，吉登斯在建构他的结构化理论时，把时空看作是社会现实的建构性因素，他强调：“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会理论的核心。”（吉登斯， 1998[1984]，196）80年代， 我曾经读过苏联学者关于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著作，这些都对我很有启发。
时空结构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基础性结构，它参与形成和建构了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结构（物质的和文化的，如马克思和布迪厄等人所研究过的），以及形形色色的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如社会学家通常所研究的）。但是，时空结构只是构成社会现实的因素，它本身不能单独存在，在理论研究中，我们可以把它抽象出来，但也要紧密结合社会现实研究它的特性。正是在对时空特性的具体规定上我不赞同吉登斯，他的时空延伸概念及相关的理论鲜明地体现了西方社会发展的逻辑，原则上不适合解释中国的现实。针对于此，我界定了时空压缩和超越进化两个概念，希望由此出发解释中国发展社会学面临的一些问题。
于是，说明时空特性在社会发展研究中的主要含义，着重理解时空压缩概念及其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解释力，就成为以下的主要任务。
二、从时空特性角度看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关系
在社会发展研究中，一个典型的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问题就是传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在社会发展研究中占据着中心地位。这绝不是说，可以按照自然时间的含义，把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简单地等同于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是说，从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角度处理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关系，可以对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获得一个新的解释向度，从中可以看到时间和空间是如何“参与”社会发展的。
当我们不是把时间和空间当作社会行动和社会事物在其中存在的框子，当作外在的尺度，而是当作“参与”社会行动和社会事物的建构性因素的时候，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一个基本的含义就是连续性、非连续性及其关系问题。这在社会发展研究中是一个非常有兴味的问题，它可以在社会时空的视角下进行讨论。
首先，传统并不等同于过去，尽管在习惯上常常把传统视为过去的东西，但事实上传统总是现在存在的，现实的，是参与形塑现实的东西，如果仅仅是“过去的东西”，那它就没有现实性了。传统是“活”在现实中的，是在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事物中发生作用的。因此，在社会发展中，传统代表了时间的连续性、空间结构的稳定性，时—空特性的同一性。
现代性在西欧是随着工业主义的扩展而发展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契约关系和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取代和割断了温情脉脉的亲情关系；城市社会的快节奏和紧张取代了农业社会的静谧和散漫；信息不对称性和对行为结果的难以预料性，增加了社会的风险性，打破了那种周而复始的惯性和“春撒一粒种，秋收万颗籽”的可以预期的确定性。相对于传统性而言，现代性的时—空特性的意义主要是非连续性、断裂性、非确定性和风险性。
关于现代性的时间概念的含义，显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在关于现代社会、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中，许多学科，诸如文学、哲学、史学以及像社会学这样的社会科学，都涉及到时间概念，在有的学科时间的含义比较明确一些，在别的学科可能就含糊一些；有时候强调这一方面的含义，有时候又强调另一方面的含义。尽管如此，只要一涉及现代社会、现代性、现代化这一类的问题，它们本身就包括了时间和空间的意义，现代与传统以及后现代之间，就有了一种特定的连续或非连续、稳定或不稳定、肯定或否定的关系。
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对未来的开放性和对传统的断裂性，就是说，它的时间之矢是射向未来的。1500年作为时代的分水岭一直被追溯为现代的源头。“1500年前后发生的三件大事，即‘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则构成了现代与中世纪之间的时代分水岭。”（J·哈贝马斯，1998）按照古典社会理论家的界定， 现代性与理性的制度化、合理化、价值普遍化是方向完全一致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对传统的反思、批判和摒弃。按照当代社会理论家的理解，例如在吉登斯那里，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后传统秩序，是一种“风险文化”；在贝克（Ulrich Beck）那里，现代性的特征被称为“风险社会”。 吉登斯在对现代性的分析中，引入了时空特性，他认为，现代性与前现代性区别开来的明显特质，就是现代性意味着社会变迁步伐的加快、范围的扩大和空前的深刻性。造成现代性这一特质的原因是它的动力品质所具有的三个因素：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和制度反思性。而后两者也依赖于时空分离。所谓时空分离，是说时间和空间不再像在前现代社会那样，总是通过“地点”结合在一起，而是可以单独“存在”（脱离开具体行动、事件等等而“虚空”化）、单独测度，不再需要借助于对方来表现自己（不再需要用“太阳当头照”这一空间特点来表示“中午”这一时间性质；不再需要用“大半天的路程”来表示空间距离等等）。由于时空分离，就为时空重组提供了可能，而时空重组，就使得具有现代特质的社会组织能够跨越时空距离而对社会关系进行规则化控制，从而使得现代社会生活能够脱离开传统的束缚。例如，在现代社会组织中，信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或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akuyama）所言，信任程度直接影响到企业组织的规模，并影响到企业的稳定。有趣的是，吉登斯从时空角度解释信任概念，认为信任与“时空缺场”有着特殊的关联。例如对于一个“高信任度”的工作岗位，管理人员是没有必要到现场实施监督的。（吉登斯，1998[1991]，17—21）
“后现代”到底是一个历史分期概念，还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如果是后者，那么它是一种社会文化理论，还是一种认识角度或文化现象？至今争论不休，没有结论。没有结论也好，反正后现代思想家的主要倾向是解构，是批判，是否定，他们也不寻求至少是不急于对“后现代”这个提法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甚至，像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就反对在历史分期意义上使用“后现代”这个提法，吉登斯宁肯称之为“晚期现代性”或“高度现代性”。既然如此，我们这里也就不专门讨论后现代这个概念了。
后现代思想力图形成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新观念，亦即形成对过去和未来的新关系。然而，迄今为止，后现代思想仍然是一个混杂的充满矛盾的“话语交响曲”（贝斯特、凯尔纳，1997），远没有形成关于后现代的时空特性的一致看法。大体说来，如果只看到后现代社会将充满着比现代社会更为严重的非连续性、不确定性的风险性，那就除了批判和破坏以外，几乎提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案；如果在存在诸种问题的同时，还存在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和希望，正所谓困难和机遇并存，危机与出路同在，那实际上就是超越性。超越性可能充满着不确定性，但它又是向确定性的寻求；它可能是更大的非连续性，但又是向连续性的回复。它要求建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和谐关系，反对现代性把过去、现在和未来割裂和对立起来的思想。这种对现代性的超越性，也就是对断裂性、非连续性的超越。（注：当然，后现代是一个观点很不一致的社会思潮。有的思想家甚至把现代性的断裂性、非连续性强调到极致，认为这是后现代的特征。本文采取了后现代思想家中那些不是一味否定，而是偏于肯定的理解。当然这只是本文选择的一种“理解”，无意“代表”和“概括”所有的后现代思想家。因为这样的统一理解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总之，从时空角度看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关系，其基本含义是：
┌────────────────┐
↓↓
连续性────→非连续性────→超越性
其引申的含义有很多，例如稳定性（安全性）、风险性，及在克服风险性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协调性问题。
传统社会变化速度相对较慢，而且比较强调连续性，一般不主张变更“祖宗成法”、世代“家训”，强调人伦纲常，代际之间的经济和伦理联系比较稳定。这就使得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相比，表现出一种稳定性较强的特征。而现代社会，变化快，求新求变，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例如在市场上，新花样、新品种、新创意，处于优越的地位，而陈旧往往与“劣”联系在一起，处于被淘汰的地位。但是求新求变，速度越快，往往风险就越大。例如，旧社会的土财主把钱藏在罐子里埋在地下，就比把钱存在钱庄要保险一些。而相反地，现代人拿钱去投资、炒股票就比存放在银行要多冒一点风险。后现代社会应该导向对现代性所具有的破坏性的克服。近年来人们热衷于探讨一种可持续的、与环境相协调的“生态经济”、“稳态经济”、“循环经济”，实行“适度消费”的经济，就是这种趋向的一种反映。
我们从时空角度还可以看到传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另外一些引申含义，像地域性与全球性、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一元化和多元化等等问题，在时空框架内，都可以得到别有兴味的讨论。
传统社会一般是地域性的、内向的，倾向于强调和固守自己的特殊性。而现代性则意味着向外扩张，努力扩展生存和交往空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性就是无休止地向一切领域、一切地域扩张，把它自己的规则、秩序、信条作为普遍性的东西到处扩散；而在当今时代，发展就必须开放，尤其是对后发展国家来说，只有开放，吸收一切有助于自身发展的东西，才有可能逐渐发达起来。后现代性就其取向来说，是力图走出要么封闭要么开放的怪圈，力图摆脱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对立，面对全球化的趋势，无论在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层面，还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世界历史性的联系日益增强，从根本上说就是时空特性不同了，前现代和现代情景下形成的各种既定结构均在一种新的时空条件下发生重组，形成新的对话环境和问题形式，新的问题要求以新的方式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多元性可以视为对于要么特殊性要么普遍性这种二元对立困境的超越。
基本含义也好，引申含义也好，总之是可以说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重要问题是可以纳入时间和空间这个对话框内加以研究的，或许，从时空角度，我们可以对社会发展问题作出比较深入的分析。对此，我们不仅可以从吉登斯的社会构成理论中获得启发，也可以从法国新史学（年鉴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那里见到成功的范例。大家知道，他的名著《法兰西的特性》的第1册，就是“空间与历史”， 也就相当于我们这里所说的时空特性。不过他是一位历史学家，“空间与历史”讲的是地理学，是对法国地理的历史考察，他认为法兰西的特性是以法国的统一过程为条件的，而时空特性正是法兰西特性的“反映、位移和前提”（布罗代尔，1994[1990]）。
三、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对话结构
中国发展社会学所面对的也就是中国的特性问题。中国的特性从不同角度看当然有很多。现在讲“中国特色”，主要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当然也与其他一些国家包括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相比较。从时空特性的角度看，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对话结构的不同。
在西欧，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用了几百年时间，实现现代化以后，经过很长时间才出现“后现代”的特征。换言之，先是传统与现代性的对话，然后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对话，对话结构总是二元的。
在中国就不同了，尤其是在当代中国，既有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问题，又有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问题，同时中国又面临着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而世界已经出现了“后现代”的征象。这样，改革开放的中国就面对着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前所未有的大汇集、大冲撞、大综合。
第一，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三个不同时代的东西集中压缩到了一个时空之中，对话结构由二元变成了三元；第二，在欧美，这三者是一个取代另一个，一个否定另一个，一个排斥另一个。在当代中国，却必须把这三个本来相互冲突的东西形成相互协调、相互包含、择优综合的关系，使之在发展中取长补短，克服弊端，优势互补；第三，这个过程是学习过程，但又不能照抄照搬，而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机制创新，走出一条既不脱离世界文明大道，又适合国情的属于自己的道路；第四，这个过程不容许是一个慢慢进化的过程，它必须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解决这个历史性的任务。
具备上述规定的时空特征，我们称为时空压缩（注：时空压缩概念原本是在全球化问题研究中被提出来的。戴维·哈维（David Harvey）于1989年在《后现代条件》一书中从人类时间和空间概念的变化角度研究全球化，使用了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概念。 这里，我们从社会发展角度使用并另外定义了时空压缩概念，两者含义很不相同。）。这个概念在这里被用来刻画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结构。时空压缩是一个抽象概念，但它也是我们每个人亲身感受到的活生生的现实。
例如，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预设了一个基本前提：资源的供给是无限的，环境的承受能力是无限的。实际上大多数发达国家资源并不丰富，怎么办？靠掠夺和不等价交换。在它们实现工业化的前期也曾发生了严重的环境破坏和污染，它们采取的办法之一就是嫁祸于人，把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落后国家，去污染和破坏别国的环境。中国在历史上曾一再地失去了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良机，到现在，当国人急切地希望尽快实现现代化的时候，却不能不意识到已经处于资源和环境的强约束之中。我们所处的时空条件非但是有限的，而且难以延伸，反倒是相对紧缩的、被挤压的。
所谓紧缩和挤压，一是来自内部，一是来自外部。就内部而言，如所周知，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是相当低的，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资源消耗量急剧增加的过程，不要说是搞工业化、城市化，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解决温饱问题，为了实现脱贫这样的初级目标，就会遇到来自资源和环境的极大约束和强烈反弹。眼前的一个例子就是1998年的长江特大洪灾。所谓“特大”，只是说洪水水位超过历史记录，但洪水流量却并不是最大的。据国家环保局的资料，宜昌市当时通过的最大洪峰流量为56400立方米／秒， 而历史上有记载的水文记录中最大洪峰流量超过6万立方米／秒的至少有23年。 并非最大流量的洪水之所以创下了最高水位记录，主要原因是植被破坏导致大量水土流失，与湖争地造成湖泊蓄水面积严重减少。近几十年，四川省的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金沙江、岷江、嘉陵江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从60年代的40%锐减到90年代的不足20%。一遇大雨，泥沙俱下，仅四川一省的水土流失面积就超过了50年代整个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的总和。湖南、安徽和江苏的森林覆盖率也都减少了一半，而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水土流失面积增加了一倍。长期以来盲目地围湖造田、建屋，导致湖泊面积减少，洞庭湖由4200平方公里减至不到3000平方公里，鄱阳湖由5000平方公里减少为不到4000平方公里，这就助长了洪灾的形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当然有生态观念问题，有环境意识问题，有违反自然规律的问题，这类问题虽然很复杂，不容易解决，但总可以期望通过人为的努力得到解决。而资源和环境问题，它们与人的紧张关系，尽管也是可以解决的，但那是与自然条件打交道，可“商量”的余地很小。12亿人口，哪怕只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已经难免引起与自然环境的紧张关系，毁林开荒，围湖造地，本来是迫不得已的事，人均耕地过少，又要自己解决粮食问题，这种紧张关系是难以避免的。如果在解决温饱的同时还想富裕一些，那就更不免引起自然界的报复，淮河流域乡镇企业稍有发展，淮河污染就达到了危害沿岸人民生命健康的程度。就连素有“鱼米之乡”美称的江浙地区，也为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小桥流水”变成了又赃又臭的排污沟，原本秀美的太湖也到了不得不花费巨资加以整治的地步。
所谓来自外部的压缩和挤压，主要是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扩张和中国的后发展劣势造成的。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它的扩张性，一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它的扩张史，不论是采取殖民的手段，或者政治颠覆、文化渗透的手段，总之它无孔不入，无时无刻不把它的触角伸到它有可能控制的领域。这种扩张的结构，在发展社会学上简洁地概括为中心—边缘，或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沃勒斯坦所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处于体系中心地位的国家或集团利用它们的优势地位极力干涉和支配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巩固和扩大自己的优势，把边缘固定化，强化它对中心的依附性；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或地区或则只能求得依附性的发展，或则要为争取自主发展付出昂贵的代价。特别是近年来，所谓全球化虽然是一种客观趋势，但它也是一种思潮，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把全球化当作它们无限扩张的合理依据。当落后国家试图加入这个世界棋局的时候，不能不痛切地感到这个棋局中的游戏规则、利益关系、是非标准，甚至话语系统，都是高度“中心化”的，都是发达国家牢牢控制住的，是它们设好的一个“局”。落后国家要么被拉进来受挤压，要么被排斥在外受打压。总而言之，落后国家所处的时空是已经被建构了的，是紧缩和挤压的结构。
由此，我们不得不反思和讨论在当前的发展研究和现代化问题研究中的几个相当流行的概念和观念：
一是所谓“后发优势”。
后发现代化国家与原发现代化国家相比，在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上有什么优势和劣势，M·列维早在60年代就作过分析（列维，1966）。 一般地说，不论是“原发”还是“后发”，均有不同的优势和劣势，这是一种全面而平和的分析。作为西方学者，抽象地讨论这一问题也无可厚非。但脱离开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具体时空特性而对优势和劣势作抽象的推论，就难免有想当然之嫌。也许，对于落后国家来说，寻找出自己的优势，可以起到增强信心、鼓舞斗志的作用，但忽视了自己的劣势地位，建立在盲目乐观基础上的信心也是难以持久的。关键问题还是要理性地认识自己国家社会发展的时空特性。比如，支持所谓“后发优势”的理由之一，是后发国家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技术。这种学习和借鉴无可否认，但你可以学习和借鉴别人，这是否就是“后发优势”却很难说。且不说学习和借鉴是要付出高昂学费的，如果后学者有便宜可占，那么发达国家也可以不去花费巨资搞先进技术，等待别人搞出来了再去照抄岂不省事？事实上技术优势不仅可以形成技术垄断，获得垄断利润，而且可以巩固对“后发”国家的支配关系，强化它们的依附地位。并且技术优势可以转化为经济优势、政治优势甚至意识形态优势，优势也可以进一步转变为霸权。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不是落后本身能成为优势，也不是学习和借鉴本身能成为优势，而是只有付出巨大的努力，付出沉重的代价，才有可能把劣势转化为相对的优势。为此，你必须高价引进技术，必须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接受不公正的待遇，总之，所付出的代价，比发达国家当年取得此一发展时所付的代价要高得多。不错，确有少数“后发”国家的发展速度比发达国家当年的发展速度快得多，这种情况能否支持“后发优势”概念也很难说，因为还有更多的“后发”国家的速度要慢得多，它们的“后发”为什么就没有优势？而且就是那些在一段时间里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和地区，它们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尤其是高科技方面）到底是缩小了还是拉大了，也很难说。
如果忽略掉后发现代化国家时空结构的紧缩和挤压的特性，把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的关系看作是在同一时空结构下的平等的学习者和被学习者、模仿者和被模仿者的关系，那么说存在着“后发优势”，应该是很自然的事。例如哥哥把去考“TOEFL”的经验告诉弟弟， 弟弟有可能少犯错误，考得更好一些。但这里的前提是，二人都是应试者，而且利益一致。如果考虑到“后发”国家的时空特性，那就不能不承认“后发”本身在本质上、基本上是一种劣势，只有付出巨大努力，并且适时抓住机遇，才有可能把劣势转化为有限的、相对的优势。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只有少数“后发”国家发展速度较快，而多数“后发”国家仍然发展不起来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另一个需要讨论的概念，是吉登斯所说的“时空延伸”（Time －Space Distanciation）
这在吉登斯来说，也是很自然的事。他作为一位英国社会学家，对他所处的时空结构的感受就是延伸性。西方国家几百年来的发展史就是不断延伸、不断扩张的历史，到如今，他们也很乐意把“全球化”理解为更强烈的“时空延伸”过程；很乐意把现代性理解为“扩张主义”这样一种“鲜明特性”。他说：“全球化的概念最好被理解为时空延伸的基本方面的表达。……我们应该依据时空延伸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的漫长的变迁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性蔓延。”（吉登斯，1998[1991]，23）吉登斯似乎是站在全球化过程之外来观察这个过程，但其实他只是站在全球化过程的一“极”来看问题，因此他只看到了“时空延伸”这一种前提，他对全球化现象的“辩证”理解，也只限于承认“在一种时空延伸关系中，一极的事件会在另一极上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吉登斯，1998[1991]，24）问题在于前提不是一个而是相反的两个，即在吉登斯以及站在发达国家的立场观察全球化过程的人看到时空延伸的同时，它的另一方面就是时空压缩。因此，也就不仅存在“一种”“时空延伸关系”，还存在另一种时空压缩关系。所以对全球化过程本身的前提就要有“辩证理解”，而不论一极的事件在另一极产生的结果是相同还是不同。
我们提出讨论“时空压缩”概念，直接目的就是针对吉登斯的“时空延伸”。自不待言，我们并不否认全球化的一个方面特性就是时空延伸，这甚至常常表现为主导的方面。我们只是强调它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时空压缩，而且后发现代化国家所处的时空结构的主要特性就是时空压缩。同时，我们也不否认现代性在西方发达国家那里表现出了鲜明的扩张性，他们甚至把西方化等同于现代化，把全球化理解为西方化，有时甚至以“全球”的名义讲话，把自己当作“全球”的代表，因而也把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说成是什么“全球与地方”的关系，吉登斯声称“地方与全球之间的辩证法”是他那本讲现代性的书“所强调的基本观点之一”。（吉登斯，1998[1991]，24）吉登斯既然如此强调他的思想取向，而他又认为时空特性是建构社会理论的核心—对此我们是赞同的，那就不难理解，他对社会的理论建构，或者说他的结构化理论，是与时空延伸的特性相一致的主动的、主观的建构，即如何给社会建立“规则”。与此不同，我们所关心的是在时空压缩这一结构性特征下，社会不仅是主动建构的，也是已建构或被建构的。在已建构和被建构的情况下，如何争取实现主动建构和自主建构—这是我们关注的问题。这是两种不同的思想取向，但首先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实。面对不同的现实，解决不同的问题，自然就有不同的理论关怀。
第三个需要讨论的概念，比前两个更流行，那就是所谓“可持续发展”概念。
可持续发展是人人都希望、人人都喜欢的，这是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就很快流行开来的原因。如果不从时空特性的角度看问题，对这样一个概念几乎没有什么可讨论的，尽管这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是就已有的发展而言的，无非是希望已有的发展态势能够继续下去。问题是：对于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或者已经达到“高度现代性”、“晚期现代性”的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这种发展还能不能持续确实是一个问题，但对于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或者刚刚实现初步现代化，甚至连初步现代化都没有达到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仅就发展阶段本身来说，持续发展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那为什么不但成了问题反而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时空特性不同。发达国家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这种发达状态是靠极大的资源消耗量来支持的，同时也给全球环境造成了难以持续承受的威胁。仅以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来说，在200年的工业化过程中， 西方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对气候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影响。以1990年为例，发达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四分之三，发展中国家只占四分之一（曾培炎，1998）。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结果，却是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财富以更大的比例向发达国家集中。换言之，在这种时空延伸的结构中，暗含的逻辑是：在全球资源有限并相对地趋于短缺的前提下，所谓“可持续发展”，只能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为了维持已经存在的发达状况，其他地方就要维持不发达状态，以便为发达国家保存可观赏的动植物，可游览的自然保护区，以及廉价的矿产资源和更为廉价的劳动力。而发展中国家则不得不在时空压缩的结构中求发展：一方面，必须自己承受资源短缺、人口增长过快的压力；另一方面，必须承受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造成的温室效应、气候反常、水源污染、淡水缺乏、土地沙化等等对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人民日常生活和生命健康所造成的影响。面对种种压缩的困境，本来一般工业化的过程是以投资小的产业开始，以便积累资金，继续发展，但现在却必须在考虑生产的同时就考虑治理，而治理的投资在有些项目中很可能相当于甚至大于生产的投资，这样就把解决前工业化的问题和解决工业化、后工业化的任务同样压缩到了“当下”这一时空之中。如同一个刚开始发育的幼儿，在努力长大的同时就要考虑如何延缓衰老、争取长寿（生命的可持续问题）一样。可见，“可持续发展”，一方面确有全人类普遍接受的含义，另一方面却在不同的时空特性中包含了迥异的含义、不同的运作逻辑和利益关联，导致不同和相反的实际结果。
从对以上概念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当不考虑时空特性时，那些概念或观念都显得是自然合理的、不存歧义的，一旦引入时空特性，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表明时空结构确实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结构，时空特性确实如吉登斯所说在建构社会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而时空压缩概念也初步显示了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解释力。
四、自然进化、社会进化与超越进化
如果说，对以上概念还是在不同的理解中，显出时空结构／时空压缩概念的解释力，那么，对时空压缩概念能够提供更为妥帖的经验表达的，是所谓“过剩经济”。（注：许多经济学家不赞成“过剩经济”这个提法，而使用“通货收缩”这个词。我们这里不是讨论这个经济学问题，而是从中国经济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现象，讨论时空压缩概念。）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间，经济发展确实比较快，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但好不容易从长期困扰中国的短缺经济中走出来，一翻身就真的掉到了过剩经济的困境中了？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仍然很低，消费水平不高，还有4000多万贫困人口，全国大多数人刚刚过上温饱生活，怎么突然间就“过剩”了呢？毫无疑问，这种低收入水平上的相对过剩与发达国家高收入基础上的“过剩经济”不可混同。不论是否可以称为“过剩经济”，但“过剩现象”的出现确是事实：市场上主要商品供过于求的比重，1999年初已近四分之三；企业投资无门，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许多经营者被迫在成本线以下抛售商品，竞相压价，导致行业内恶性竞争；企业下岗、失业职工数量大幅增加；自1996年到1999年，3年间银行连续7次降息，一年期定期存款年利率从10.98 %降到 2.25%。凡此种种，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都是从未见过的现象。 如何解释？
时空压缩概念可以提供一种解释，毋宁说，这些现象也就可以看作是时空压缩的经验现实。当中国经济基本上在封闭的环境中运行，并且实行计划体制时，本质上不可能摆脱短缺经济，因为内部需求增长趋于无限，而供给能力必定是有限的。而且，由于激励不足，经营者没有自主性，另一方面社会成员在一大二公的制度环境中刺激出“不要白不要，不占白不占”的日渐膨胀的消费需求，相形之下，供给不足与需求旺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但当对内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上两个方面的情况就势必发生逆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淮博士在谈到“过剩经济”现象的特征时，列举的一条就是：“经济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时，在系统外部普遍存在着技术及资本力量更为强大得多的过剩生产能力。”（陈淮，1998）这既是一个特征，也是造成“过剩现象”的一个原因。首先，在中国经济系统外部存在着强大得多的过剩生产能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过剩危机是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危机，主要工业品如钢材、石油，主要农产品如小麦、玉米，价格一路下滑，有的跌至近20年来的最低点。如果是在过去那种封闭的大伞下，我国企业也许可以不与国外企业直接较量，因此，那时虽然中国的整体环境已经以时空压缩为特征，但那主要通过政治、军事上的冷战和对抗表现出来，是一种外部空间的打压。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的加大，国外大企业直接到大门口来叫阵了，外部过剩生产能力不遗余力地挤占中国大市场，外部打压变成了内部的直接的挤压：这对中国企业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既是压力也是动力。你要发展首先要能够生存。这就促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发展所遇到的特殊困难，理解开放和发展的多层含义和多种效应，防止认识上的简单化、表面化。另一方面，由于从90年代中期起，我国经济的外向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 比重）已达40%以上。国外需求不旺、市场疲软、价格下跌也会给中国经济造成直接的影响。换言之，中国企业不仅在国内会感受到时空压缩，在国外更会感受到时空压缩。中国有许多产品连低价进入国外市场都很困难，许多商品连个像样的摊位都得不到。外贸受挫，就使得中国经济中原来发展较快的这一部分转而挤占国内市场，这就加剧了国内的供求矛盾。
国内需求紧缩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居民消费结构的调整是一个原因，解决吃、穿、住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消费的旺点，住（房）行（汽车）问题突出出来了，而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处于中低等，无力购买住房和汽车，只好转而储蓄，形成“有钱无处花”的局面；而医疗保险制度、养老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改革力度加大，下岗、失业人口增多，居民不得不考虑应付未来的集中性消费，因而进行强制性储蓄，这就形成了“有钱不敢花”的局面。一个“无处花”，一个“不敢花”，就使得虽然居民近几年实际收入增长趋缓，但居民储蓄存款增长却异常迅速，1998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53407.5亿元， 比上年新增7127亿元，增长17.1%。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199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7%，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2.9%）（郑新立，1999）。面对目前已达6万亿元的居民储蓄存款， 虽连续降息，仍难以激起老百姓的消费要求，说明了时空压缩对于中国经济的强烈制约性。
陈淮博士提出，市场与需求是远比技术、资本以及自然要素更为稀缺的资源，而且这种资源也是有限的（陈淮，1999）。这个论断在经济学上如何评估，不敢妄言。在社会学上，这个论断为我们批判性地思考吉登斯的时空延伸概念提供了支持。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如前所述资源和环境承受力是有限的，市场和需求也是有限的，并不是因为我们有12亿人口，就可以盲目地假设我们的市场和需求近乎具有无限的潜力。以这样的假设为支持的经济学会受到时空压缩概念的挑战，以这样的假设为支持的社会学，例如吉登斯建立在时空延伸概念前提下的社会构成理论，也自然会遇到挑战。
对“过剩经济现象”的讨论，不仅为理解时空压缩概念提供了经验根据，而且对发展社会学提出了尖锐的问题。西方国家在处于像今天中国这样的发展阶段时，大体上是可以假设资源与环境承受能力无限性的，即假设时空延伸的无限可能性。即使在发达起来以后，遇到了时空方面的局限和约束，仍可以借助全球化的趋势和已经具备的资本、技术、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优势而扩展时空，也就不感到有改变时空延伸无限可能性假设的必要。而在这一假设下建立起来的西方社会变迁理论，其基础理论是社会进化论。从自然进化论到社会进化论，是进化观念的一种扩展。本来，自然进化论在自然界尤其在生物发展史中是可以得到大量经验支持的，但把它扩张到社会领域，已经是带有比附性的推广，相当粗糙了。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讨论关于进化的概念史和进化理论的演变史，就是在社会理论中也至少不能绕开像帕森斯、哈贝马斯这样的大家。但在这里，就暂不作这样的专门讨论了。
发展社会学，从一开始就建基于社会进化论。对此，胡格韦尔特在《发展中社会的社会学》（中译本名为《发展社会学》）一书中做过扼要的叙述，许多此类著作也持此一观点。以致于他们往往把“发展”等同于“进化”，认为进化假设是发展社会学的基础性假设。按照进化假设，社会发展是具有单一方向性的，是连续性的，是自发自生的，是有阶段性的。据此认为，西方国家处于进化的最高阶段，世界上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进化的低级阶段。由此也就可以为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优越论张目。再按照普遍主义的假设，发展中国家只有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重复发达国家的进化阶段，接受西方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接受西方文化的传播和辐射，才是现代化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推论逻辑中，忽略了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时空特性。而在时空延伸的结构中，如果说可以假设资源和环境承受能力的无限性、市场和需求的无限性的话，在时空压缩的结构中，这种无限性变成了有限性和硬约束。因而，进化假设所实际依据的前提条件不存在了。尚且不论社会进化论本身在理论上是否经得起推敲，就算它可以用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西方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可以解释西方现代化的过程，那么一旦考虑到时空特性，它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时，它的合理性前提也就发生了问题。
时空特性问题在这里的重要性，甚至可以从非常强调时空特性的吉登斯本人那里得到验证。吉登斯在理论上曾对社会进化论进行过批判，但他的批判非但不够彻底，反而自己最后也退回到了社会进化论。他想用他的“不连贯性”理论取代进化论的阶段性理论，其实阶段性只能被超越，不能被取代。吉登斯没有意识到，在一个时空延伸的结构中，进化论是可以展开的，进化论的假设与时空延伸的假设是不矛盾的，是相一致的。到底吉登斯在时空概念上的局限性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他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还需仔细研究，但这种关联性（如果不说因果性的话）恐怕是存在的。
实际上，发展中国家有大量的实例证明，在时空压缩的结构中，发展是采取了超越进化的方式。当然这不是说社会进化就不存在，例如，不是说发展就没有“阶段性”，更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超越阶段”。为了避免误解，先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阶段性”是进化论意义上的“阶段性”，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一件工作有开始阶段、中间阶段、结束阶段这样的阶段性，更不是指的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的“阶段性”，这样的“阶段”是有特定含义的，是与大的理论、与历史观相联系的，是一个专门问题。社会进化论所说的“阶段性”其实是指自生自发的秩序性。它与大家所熟知的“客观规律性”之类的提法很不同。
只要我们想一想，像海尔集团、联想集团这样的企业，像深圳市、珠海市这样的城市，像上海浦东、北京中关村这样的开发区，像信息产业、航天产业这样的产业，像千千万万乡镇企业，它们的发展过程其实都是超越进化的。超越进化好像是个抽象概念，但我们只要联想到上述那些实例，联想到自己身边发生的变迁过程，就可以概括出超越进化概念的一些基本含义：
（1）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统一。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我们已经认识到了环境的脆弱性和对于发展的强烈制约，因此在发展的同时，尤其在工业化的同时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就变成了共识。我们已经认识到了现有资源对于12亿人及其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是多么的珍贵，因此，节约资源，合理利用资源，尽量利用可再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也逐渐成为了共识。按照这样的共识，我们必须相应地调整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和价值追求。我们实际上不可能把未来的富裕生活建立在美国式的高资源、高能源消耗之上，也不可能或者不允许以刺激无限制的消费需求来作为发展的动力。在我们还不富裕的时候就必须大力提倡适度消费、健康消费，建立起正常的消费结构，确立中华文化传统的那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改变人对自然的无休止、无节制的占有关系，建立中国式的新型的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关系。
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中国传统不是以个人为本位，而是强调集体，重视人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的自主性必然逐渐增强，但与此同时，能不能防止个人至上、私欲膨胀，避免出现人与人之间冷漠无情甚至互相视为豺狼那样的状态？中国人传统的信任结构是按人伦亲疏关系建立起来的，而市场社会本质上是契约社会，是陌生人社会，熟人关系也是按陌生人关系来处理的。能不能把亲情和理性恰当地统一起来？家庭在传统上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抚幼和养老、生产和消费、社会稳定、文化传承、社会的维系和发展都离不开家庭。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人在家庭观念、家庭结构势必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能不能确立个人—家庭—社会的新型关系？家族主义历来被认为是与现代主义格格不入的，但在东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小企业的治理结构中，家族关系被认为具有易于沟通、交易成本较低的优点，当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能否恰当地吸收这份历史资源，使之与未来相统一？
如此等等，都表明在传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上，超越原有的二元对立，超越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固定模式，建立一种超越性的协调关系是可能的。
（2）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表明，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可以通过渐进方式实现的。或者说，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而在中国的实践中，强调这种统一尤为必要。例如，在产业的发展中，既要集中优势资源，突出发展高科技产业，争取在世界科技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又要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实际出发，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际上，在中国这样的地区差距较大，情况千差万别的国度，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因时制宜，形成从传统、现代到后现代的连续性的产业链，以充分调动现有资源，实现稳步而代价较小的发展。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的实质，是经济上的赶超，政治上的改革，文化上的更新。总而言之，发展常常表现为非连续性的社会变革。如果在经济上、技术上不能逐步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所谓“发展”就不过是继续保持着自己相对落后的地位。谈论这样的“发展”（自己与自己纵向比较的“状态改善”）意思不是很大。所以，在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中，突出非连续性的特征，是发展中国家的所谓“发展”的应有含义。
（3）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尖锐问题，许多矛盾和冲突来源于此。或则普遍主义，或则特殊主义，构成了一个很难摆脱的怪圈。开放，走向世界，就意味着接受普遍性的东西，但如果放弃了特殊性，导致民族利益受损，那么普遍化的过程也就可能走向反面。无可否认，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主要不是一个思维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利益问题，甚至是意识形态问题。哪一些东西能够成为普遍性的呢？显然是发达国家已经有的或希望有的东西，是它们的规则和意向的扩散和推广。而落后国家，即使你的规则、你的见解、你的要求再合理、再恰当，只要是不符合发达国家的口味，你那也是特殊性的东西，没有普遍的价值。可见，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与世界的权力格局密切相关。
但是，走出绝对普遍主义和绝对特殊主义的偏执，总是发展的必然逻辑。
（4）时空压缩与延伸的统一。
邓小平同志讲，要抓住发展机遇。机遇是什么？就是时间和空间的组合。不掌握时空特性，就不可能抓住机遇，想抓也抓不住。现在，全世界都在讲“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网络社会”，这显然是巨大的发展机会，但谁能抓住这个机会？就连一向对自己的发展能力抱有强烈自信心的德国人都惊呼，只有美国人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美国人冲进了信息时代。德克萨斯大学的研究者在上周取得的研究成果中指出，在因特网上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的美国企业的营业额从1995年的50亿美元上升到1998年的3000亿美元。美国人每年都把国民经济产值中的大约4%用于信息技术的投资，几乎是欧洲人的两倍。 ”（格尔森曼·奥拉夫、彼得·珀佩，1999）其结果美国经济连续增长已经超过8 年，失业率降为4.2%，达到29年来的最低点。 经济增长造成了股票市场的不断上涨，将道·琼斯指数从1982年的800点提高到今天的11000多点，巨额财富从全世界汇流到美国。可见，“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是发达国家提出来的，首先是为了满足发达国家发展的需要。发展中国家怎么办？据悉，在非洲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因特网，但是上网价格却阻碍了因特网的大量使用。我国的网上业务发展很快，与因特网相关的商务活动迅速增多，截止今年6月底，因特网用户突破400万，在半年间增加了一倍。政府部门也开始积极支持网络业务的发展，把它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正如那句口头禅：是机遇，也是挑战。搞好了，就是机遇；搞不好，就是陷阱。“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即使作为客观趋势，也是在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发展，财富在世界范围内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流动和分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是要认清自己所处的时空结构，时空特性。否则，富国搞的是“知识经济”，穷国只能搞“无知识经济”，成为“国际打工仔”；富国搞的是财富之“网”，穷国搞的是贫穷之“网”。“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毕竟是“中心化”的话语，发展中国家在制订自己的发展战略时，如果只会人云亦云，亦步亦趋，那就是把只有在时空延伸条件下才有效的发展战略，错以为在时空压缩的条件下也会同样有效。历史一再证明，无视时空特性，是导致丧失机遇的重要原因。面向“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时代，发展中国家必须重新考虑发展战略，而时空压缩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正视的事实，由以出发的基点。离开这个时空特性，去想像发展，去谋求“延伸”，是不现实的，甚至是一种神话。
发展中国家要在时空压缩中，开拓发展空间，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时间），也就是在压缩中求延伸，变压缩为延伸。但这种延伸，已经不是西方发展逻辑中的强行扩张、无限延伸，而是自我约束的、互利的、可以协调的延伸。这既是对时空压缩的超越，也是对时空延伸的超越。
如果说时空压缩是一种困境，超越进化就是走出困境的出路；如果说时空压缩是一种社会发展的结构，超越进化就是一种社会发展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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