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华北农民市场意识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北论文,民初论文,清末论文,意识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9；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6）12—0080—09
清末民初的华北农村，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生产生活受市场影响的程度日深，在与市场日益亲密的接触过程中，农民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市场意识随之滋长起来且不断得以强化。对农民经济观念的近代变迁进行研究，学界已有的成果主要有史建云的《手工业生产与农民观念更新》②，孔祥成的《试析农民离村与乡村观念变革——以20世纪20～30年代的江苏为例》③ 等文章，以及乔志强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周晓红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等著作有所涉及。综观以往的研究成果，或者注意到了生产过程中体现出的农民经济观念发生的近代变化，或者分析了由于离村带来的观念上的更新，或者就农民整体思想的近代演变历程进行了梳理，但专门从农民日常经济活动表现方面去探讨他们的经济观念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变与不变及其原因，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即以华北地区为例，主要从生产方面对农民经济观念在清末民初时期的变化及其原因作一初浅的探析。
一 农业生产中市场意识的增强
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9世纪末年以后，随着国内外市场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我国农产商品化的过程加速了。在华北，晋冀鲁豫四省的农村也进入了一个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快速增长的重要历史时期。农业卷入市场经济的深度和广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农民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农业生产中，农民的市场意识日益显露。
（一）农业生产结构逐步随市场供求关系的发展而变动
清末民初时期，在华北，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农民的生产观念逐渐向市场化方向发生转变，结果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布局也有了变化，日益表现出市场力量对它的影响。具体为：
1.粮食作物生产商品化
小麦、高粱、谷子是华北平原四省的主要粮食作物，清末民初时期它们在生产结构中的地位有了如下变化：
从上表可见，进入民国以后，华北平原四省粮食作物生产结构中，小麦始终居首要地位，其种植面积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高粱、谷子的位置互有调换，不过总的趋向是高粱种植逐渐减少。这种情况与小麦不仅为食粮，同时还是面粉工业的原料有关。清末民初时期面粉工业的迅速发展需要有大量小麦供应，结果使小麦生产的商品性日益增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们逐渐减少一些粗粮的种植而尽量扩大小麦的种植面积。
小麦生产的商品化，从清末民初时期华北各地小麦的商品率有大幅度提高中亦可见一斑。据卜凯调查，1921～1925年间，河北平乡、盐山县，山西武乡县、五台县，河南开封、新郑，再加上安徽怀远、宿县等共九处，小麦出售率平均为43.0％。[1](p276～277) 而10年之后，1934年平汉铁路局对该路沿线各省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对河北省13处自耕农谷物产销情形的调查中，每一处均有小麦出售，13处平均为66.5％。河南省17处自耕农的情形平均为42.3％。[2](附表9) 河北省8处佃农的情形平均为56.5％。河南省14处佃农的情形平均为61.8％。[2](附表10)
清末民初，华北地区小麦商品率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这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民们的市场意识缓慢地发展了。他们不再固守原来高度自给自足式的生产模式，而是有了按市场需要来调整生产的倾向。当然，从整体上看，在粮食作物生产布局变化中体现出的农民观念的这种转变还不特别明显，但较之以往，毕竟有了一些不同，农民在生产中的市场观念前进了一小步。
2.经济作物种植扩大化
清末民初，华北四省中经济作物的种植，无论是耕种面积还是作物品种，都呈现出了扩大化的趋势，其中以棉花、花生、烟草的种植更为显著。注重经济作物的生产，是华北农民市场意识增强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近代农民经济观念变迁中的一次历史性进步。
先看棉花。
显而易见，1914～1936年间，华北四省棉花的种植面积均呈上升趋势。考其原因，主要在于：清季特别是民国前期，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和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棉纺织业的发展以及华北各地农村棉纺织副业的普遍发展，使得棉花的需求量激增，在这种市场情形下，种棉花的收益会较其他作物为高。注重务实的华北农民面对这样的市场形势，其市场意识在不知不觉中得以发展，生产、投资观念也有了转变。在河北，“近几年来，因为植棉获利两倍于种高粱或小麦，人们愈来愈多地从事植棉”。[3](第二辑，p150) 种棉花获利较高，以致为扩大其种植面积，而排挤了其他谷物的种植。如在河南、山西省，“因日本人近来在内地办的纱厂很多，而且棉花出口也很厉害，棉花的需要既多，人民争趋其利，广种棉花，几有每年连麦全不种的”。[3](第二辑，p150)
棉花的种植，促进了近代华北乡村从相对封闭落后的传统社会向开放性的近现代社会转变，也促使农民的生产观念发生转变，“从前的农民在自己土地之上，经常的种植各种不同的农作，一切消费，大部分由于自己的直接生产……此种情形，到现在根本倒置过来，现在的农民大多以金钱作计划的本位。如果每一亩的棉花能够赢利二十元，而每一亩的小麦仅得十元，则全部土地都种作棉花，然后以棉花换得来的金钱，到市场上购买他所需用的物品。”[4]
再看花生。清末以后，带壳花生、花生仁和花生油成为大宗商品，适应这种市场需要，花生生产在华北地区从民国初年已居重要地位，其中尤以山东、河北两省所产为多，其在农田面积中所占的比重也有很大幅度的增长。如在山东烟台，“农民从花生得到的收益，据说比任何其他作物更为有利。用于花生生产的土地占耕地的三分之一”。[3](第二辑，p207) 面对这种情况，马札亚尔曾说：“在花生短短廿五年的历史中，已最足以证明了中国农民不仅是注目到它的利头，而且注意到市场上来了。即使他是不愿意，则商人及高利贷者亦以国际市场之需要，推动他们。”[5](p457)
最后看烟草。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内外卷烟工业获得迅速发展，原料需求增加，适应市场的这种变化，农民从事烟叶种植者颇多，在山东、河南两省尤为突出。如在山东潍县、安徽凤阳、河南襄城三个地区，“不仅有60％以上的农户从事美种烟草的种植，而且烟草已经成为他们主要的现金作物”。[6](p21～22) 种植烟草可获较丰厚的利润，这使得农民们种烟热情高涨，以致为了种烟叶而减少了他种作物的生产。据载，山东省在1931年以前，烟叶出口历年增加，烟价也高，农民见有利可图，相率抛弃其他作物，竞种烟叶。[3](第二辑，p479)
3.专门化农业生产区域形成
清末民初，国内外经济的发展促使我国农村经济商品性程度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的机会不断增多。潜移默化之下，在他们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了按市场所需进行生产的理念，这就促成了一些新的专门化农业区域的形成。这种专门化农业区域的出现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同时又是农业商品生产发展的一个动力。这使得置身其中的农民的经济生活模式发生改变，逐步由自给自足为主向着市场化方向迈进。
华北四省中，就棉花来说，全都是著名的产区，其中河北以保定、正定、顺德、广平为最，山东以周村以北、郭城附近为最，山西以平阳、蒲州、解州、绛州、泽州为最，河南以郑州为最。烟草生产主集中于山东的潍县、安邱、青州与临淄四县和河南的许州。山东、河北、河南的花生出产也较为集中。此外，河北、河南、山西还是小麦的集中产区。[3](第二辑，p220，225，227，228)
总之，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北农民的生产不再单一取决于自己生活的需要，而是逐步受到市场需要和市场价格的影响，农民进入了现代意义上的市场体系，其价值观念也必然发生变化，他们不再“耻言利”，相反还会为了获得更大利益，不断地调整生产以趋高利，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市场意识逐渐萌生并不断得以强化。
（二）农业生产技术不断得以改进
在清末民初的华北地区，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农民对利润的追求，推动他们在生产观念上日益有了注意生产技术改进的意识。主要表现如下：
1.采用良种
优良的品种不仅使作物产量提高，而且品质比普通为佳，这对增加农民收益来说，无疑是有利的。基于这一点，农民们在利益的驱动下，在生产中越来越注意选用良种。以棉花为例，清末民初时期，华北农民在选用良种上，主要是扩大了美种棉的种植。如在山东省西北和河北省南端各县，“地土于种棉尤相宜，从前所种土产，现已悉改美种，收成有十倍之望”。[7](p895)
2.施用人工肥料
清季民初，随着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对肥料的需求增加，农民们为获得较好的收成，对人工肥料的使用开始有了缓慢的认识，逐渐打破了传统的栽培模式。当然，人造肥料的推广有个过程，这一方面与农民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有关，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民生产观念的更新是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如在华北，“最初使用人造肥料，不过是20年前的事情。当时因为农民知识水准的低下，不谙使用方法，所以销路方面迟迟的未见畅旺。到了民国二十四年前后，随着对于棉花、烟草等工业原料农产品施肥的增加，硫安的进口量（消费量）也急速地增大了”。[8](p49)
3.凿井灌溉和引用新式农具
水资源对于农业生产至关重要，而在近代以前，华北农民对农业生产用水大多依赖自然降雨。民国九年（1920），华北大旱，定县人民在华洋义赈会提倡下凿井取水，农作物得以灌溉，不但免去了旱忧，而且产量增加。利益所在，农民们凿井益多，“民五约24000个，民十约增至32000个，民十五约增至55000个， 民二十则约增至59500个了”。[9](p398) 清风店王京村，“受定县凿井之影响，颇知其利益，近来亦有许多农家凿井”。[2](附件一，p11)
在农具的使用上，近来农民自己对新农具渐渐有了相当的认识。如山东莱芜的灌溉工具，“从前是很笨拙的，都是用单人拧的辘轳。后来，稍有进步，把单人拧的辘轳变作双人拧的，井口也随着加大了。近十年来（1924年以来），双人拧的辘轳又不多见，用牲畜拉的‘水车’倒很普遍了。由辘轳而水车，在本县的种植方法上，发生了很大的进展。农作物的收获额自然也增加”。[9](p532)
概之，清末民初，华北农民在生产技术的改进上逐步取得了一些进步，而这些成绩的取得不能说与他们观念的变化无关，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日益频繁的接触市场，从而逐渐摆脱了原来高度保守的思想束缚，观念改变了，才使得他们敢于接受新事物并进而发展新事物。注重生产技术的改进，可说是华北农民市场意识逐步增强的一个重要体现。
二 手工业生产与观念更新
除了主要经营农业之外，在农暇时节，华北农民还大多从事副业生产，其中，手工业生产可说是最重要的一项。清末民初，顺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手工业生产也日益商品化，它们在增加了农民收入的同时，使农民家庭经济结构渐渐发生了变化，农民的生产观念也随之有了变动。
（一）利润的刺激使农民竞相从事手工业生产
清季以来，华北农民的手工业产品不再仅仅局限于自己消费的范围内，而是逐渐成为市场中的商品。农民们把产品带到市场，与市场建立了日益紧密的联系。在这一过程中，其作为一个商品生产者的角色日趋成熟，生产的市场意识也日渐浓厚起来。对较高收益的追求，驱使他们争相从事有利的手工生产。先以手工纺织业为例，清朝末年，高阳农民用手拉投梭机织布，每年可获利二百吊。但那时候农业雇工长工全年工资才二十余吊，相形之下，织布利益，几十倍于长工，于是纷纷托人在天津购织机，学习织布。[10](第二卷，p412) 再看草帽辫业， 山东始于三十年（约1882年前）以前，那时“我国之妇女，除治家外，几毫无事业，忽开一生利之途，于是人争传习，渐推渐广，而山东之草辫业，遂臻于极盛”。[11](p1455)
由于手工业生产带来的收入较高，这刺激着农民传统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观念、投资观念发生动摇。以手纺织业为例，当手纺织业主要的是为自给而生产时，手纺织业构成小农经济的组成部分。这时，纺织劳动乃是农闲季节的活动，它不至干扰农业劳动，也不至消耗家庭成员中的主要劳动力。在纺织生产逐步商品化的过程中，本来互相补充协调的农工之间便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土布市场逐步扩大的过程中，手织业对于农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最终引诱一些农民放弃农业经营而专力于手织业。在高阳，“农民见织布的获利，于是织布的风气，很快传布到离城四五十里的农村，那时每织布一匹，可赚手工五角左右，织卖货的可赚一二元之多，资力所及，谁不想买一架织机来织布，资力充足的，以一家而购备二三架的，也是常事，甚至有二三人合购一架，昼夜轮流织布的，这时织机的轧轧之声，可说笼罩了整个的高阳织布区域，人民几有以织布为主，耕地为附的趋势”。[12](p16)
（二）生产技术不断革新
清末民初，在商品生产不断扩大的形势下，华北农民逐渐习惯于商品货币关系，作为商品生产者，他们对新工具、新技术及新的商品品种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华北农村手工业中一些部门所使用的工具开始发生变革，从国外渐次引进了一些新的效率较高的工具，代替已沿用了数百年的落后的旧式工具，有的甚至发展到了机器——以人力作动力的工具机的水平。在手工纺织业中，铁轮机最初是在宣统年间由天津传入高阳的，“不久即大受织户欢迎，日盛一日，到民国四年已取旧式的木机而代之”。[12](p145)
此外，新的制造工艺不断为农民所采用，新的商品品种不断涌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高阳织布业为谋生存，另创新样，条格布染色布因此而日渐发达。[12](p21) 1926年，浆麻法传入高阳后，织麻布又风行一时。[12](p196) 在用料上，1908年，直隶乐亭“由于进口洋纱又便宜又好，因此便放弃了纺制土纱”。[10](第二卷，p230)
（三）生产方式发生变化
以手工织布业为例。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农闲时从事手工织布是一种自给自足式的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也渐渐商品化，其产品除自用外，越来越多地成为了市场中的商品。清末民初，洋纱大量输入，因其质美价廉，农民手工织布遂逐渐放弃用土产棉花自纺的土纱，而购买洋纱做原料。这样农民不仅在产品销售上与市场发生联系，并且原料的取得也依赖于市场，其手工生产完全变成了商品生产，生产方式也随着市场形势而不断变化。如在高阳，“织卖货”和“织定机”这两种制度的势力，因市况的关系而互为消长。当布价和纱价看涨的时候，乡民愿意自己买线织布，自己卖布，因为织卖货可以多赚些钱；在纱价和布价下跌的时候，乡民又多情愿在商家领线织布，因为“织定机货”至少可以赚些工资而不担危险。所以一家织户，有时候“织卖货”，有时候又织定机货，时常可以伸缩变换，并且变换得很快，特别是近城的农户。[10](第三卷，p195) 这种情况，无疑从一个侧面说明，华北农民在清末民初时期逐渐地熟悉了按市场行情灵活安排生产的生活模式，其观念在经历了市场活动的磨炼之后，日趋开放和灵活。
三 华北农民市场意识强化的原因探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北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民与市场的关系日渐一日的紧密起来。不管是否自愿，他们逐渐由一个自然经济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者向着商品经济下的小商品生产者的角色蜕变。为在市场经济下谋得生存，他们在生产上开始尽可能地按市场需求来安排，自然经济环境下形成的因循守旧等陈腐观念逐渐受到市场观念及其派生的一系列具有开拓创新性的革新观念，如科学的营运观、开放的市场观念等的冲击，并且后者日益得以深化。是什么力量推动华北农民观念有了如此的发展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农民自身注重实际的个性因素
与中国农民长期的自主经营方式有关，他们的思维判断具有非常强烈的重实际、重实效的倾向，务实求验是他们思索的导向标。[13](p162～163) 也正是从这点来看，农民的经济行为绝非一般人传统印象中的那样愚昧、落后、保守，而是一旦有经济利益的刺激，他们也会为追求利润而创新，从而改造传统农业。[14](p1～2) 在华北农民身上，中国农民共有的这种个性特征有着鲜明的体现。他们有理性地、精于算计地利用他们有限的资源——土地，以谋获得较为充裕的生活资料。他们对周围的外部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当对这些变化有足够的了解时，他们就努力调整利用资源的方法。通过对1910～1930年间山东和河北省各县土地利用变化的调查发现，山东省108个县中有40个县表现出向现金作物的偏转，河北省129个县中有50个县显示出向现金作物偏转。[15](p216) 当然，华北农民们大胆调整农业生产中作物的顺序，或手工业生产的类别，以及更新生产技术，引进新的生产工具等，并不是他们观念上完全理性化的体现，而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大，受市场环境的熏陶，他们逐步认识到生产市场所需的产品，不仅不会使他们生活得更糟，反而会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更多收益，基于此，他们才做出了以上大胆的选择。农民观念的这种变化，正是他们重实际的个性影响下的直接结果。因为非常看重实际效益，决定了他们面对新事物不是马上就接受，而是有一个过程：观望→逐渐接受→最后接受→主动改进的过程。例如在1912年，英美烟公司派员调查华北烟草种植状况，勘得山东、河南、安徽等省土壤、气候极适于烟叶种植，于是由美国输入洋种。当时农民对此颇守观望态度，大都不敢贸然下种。公司最初无价赊给农民种子，并许以收获后重价收买。在第一年试种后成绩良好，并得善价，于是农民才群起而改种。[3](第二辑，p152)
（二）政府的引导
清末民初，顺应国内外市场对农产品及农村手工业品需求上涨的形势，无论晚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都对让农民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进行了引导与扶持。其中，在引导农民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方面，政府的作用表现得尤为明显。
以棉花种植为例，清朝末季，农工商部曾参考各国棉花种类，种植成法，编集图说，制定奖励种植章程，颁行各省。自民国成立，1914年张謇任农工商部总长，设法奖励植棉，1915年特聘美国人周伯逊氏为顾问，在正定、南通、武昌等处设立试验场，1916年又在北京设立试验场，并于同年公布美棉奖励细则，其余各省也有提倡植棉事业的兴起，如山东临清、山西汾阳等处均有棉场设立。1918年，北京农商部从美国输入大批脱字棉及郎字棉种，次年由各省实业厅分给农民种植，1920年又自朝鲜输入美国王棉，也分发种植。[3](第二辑，p177～178) 政府的政策扶持促进了发展变化。在山东，“近年来由于官吏的鼓励，棉花种植有了很大的进展，很有希望成为本省的主要输出品”。[7](p424) 政府还引领农民从事手工副业生产。如在保定附近的高阳和饶阳存在着一种华北最有趣也最兴隆的家庭工业，即用按日本式样制成的简单织布机织造各种宽幅的本色平织棉布——市布、粗布、粗斜纹布等等。30年前，某知县亲自督促把这项行业介绍到这些村落，作为歉收时农民的一项副业。从那时起，这项行业便为人民所喜爱，并继续在各方面迅速扩展了。[10](第二卷，p628～629)
在促使农民更新生产技术方面，政府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河北平谷，“本县对于农业之发展及改良，已设有示范农田，用新法种植各种农产品，以为农民取法，并随时派员下乡指导种田方法，以利进行，而收实效”。[16](p508) 在凿井灌溉方面，山东滋阳县旧有井7500眼，后又新凿井835眼，“该县建设局对于劝导凿井颇为努力，曾印刷凿井水利浅说发散四乡以资观阅，并派凿井专员时常赴乡宣传，遇有凿井者，则临时指导之，又拟设凿井贷款所，以便贫民凿井，故一般民众多觉悟凿井为防旱惟一良策，大有踊跃争先之势”。[17](p238) 1931年8月间，实业厅曾筹设河北省农具改良制造厂，“各县对于农具有新发明者，均交该厂详加考验，以期逐渐改良。因势而利导之，自可转移墨守习惯”。[18]
概之，清末民初时的华北农民在整体上还属于知识浅陋型的一个社会群体，自身智识的欠缺，使他们对时势的发展还不能有准确的把握，而政府给予及时指导，在政策上进行宏观调控，在具体技术的操作上给予帮助，无疑对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市场观念的提升有重要意义。
（三）国内外资本势力的诱使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内外资本势力为了诱导农民生产他们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种原料产品，消费他们生产的商品，竞相提供一些优惠的条件给农民。在实实在在的利益诱惑下，华北农民的经济活动逐渐围绕市场所波动，他们的市场思维也逐步发展成熟起来。
先看外国资本势力对华北农民进行经济作物生产的影响。以棉花为例，1920年日本东洋拓殖公社系统的和顺泰从朝鲜物浦输入美国金字棉种，自行试种，并劝诱各地（坊子、昌乐、岞山、蔡家庄、张店等）的村长、地保，每一亩给予劝诱费三角，对农民则每一亩（一官亩半）发给十斤种子，发给驱虫药，不取代价，另外贷给肥料费二元，并约定收买其所收获的美棉，价钱可双本地棉花高一成。[3](第二辑，p157) 再看本国工业资本势力在引导农民生产及观念转变上的表现。在棉花生产方面，考河北省东北河棉产发达及种植美棉的原因，实不能不归功于纱厂的提倡。民初，日本三井、日信等洋行及天津中日合办的裕元纱厂纷纷来到该区各地收买棉花，并提倡种美棉。1915年以来，天津、唐山又先后成立纱厂七家，对长绒花需要日多，故对美棉种植的提倡更加努力。[4] 另外在手工业方面，山西平遥县以前不产布，本地所用土布概由河南许州一带运来。自十年前祁县益晋公司传习织布法，本地织业才兴起。近二三年来，进步尤为迅速。从事织业区域，除本县外，毗连介休（东北乡）、汾阳（东南乡）地方，均有织布者。[10](第三卷，p216)
国内外资本势力抓住了华北农民较务实的心理，利用客观经济利益的吸引来干预他们的生产经营、消费等活动，从而为他们自己的经济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的举措是有效的，华北农民在这一活动中虽然是被动地参与，但还是日渐习惯起来，市场经济的生存环境，培养了他们日益浓厚的市场意识。
（四）铁路的作用
清末民初，北宁、胶济、道清、平汉、正太、平绥、津浦、汴洛等八条铁路相继通车，使得华北平原成为中国铁路密度最大的区域之一。纵横交错的铁路网络，使晋冀鲁豫四省之间，以及它们与全国的联系顿然方便，这也成了华北平原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得天独厚的关键性条件。铁路便利了不同地区人员的移民与往来，农民离村者因之增多。随着与外界的频繁接触，他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便是在农民离村比率较高的地区，“故土难离”、“重农轻商”的思想观念基本得以改观。尽管内中可能存在某些迫不得已的原因，但喜好工商活动已在不少地方形成风俗，尤其在濒临东北的冀东以及铁路沿线的胶东等地。[19] 铁路的开通，逐渐打破偏僻农村的闭塞，加速了新观念由通商口岸扩散至内地的农村，带动了地方上的建设。一位河南的地方官曾说：迩者铁路中贯腹地，交通益洞达无阻，由是欧风渐靡，竞相仿效。设立商务、农工局、农事试验所，提倡新法，汲汲焉以牖启民智为务。虽未足以云备，亦自有创始经营缔造之功。在民间，因铁路的开通，西方的重商观念输入，冲淡了传统的重农思想，人们接受了许多工商业的新知识，改良了原有的不良风俗。如许昌一地，“旧俗业工者少，匠艺粗作，类多农户兼营。近因铁路开通，风气大开，一切工艺莫不竞求新法”。[20](p73～74)
总之，铁路的相继通车，为华北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较为优越的环境，它通过农民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的影响，间接带动着他们的观念逐步走向开放，走向市场化。
（五）社会风气的影响
清末民初，我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变革。按照唯物主义的说法，“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21](p240) 在华北农村，情况同样如此。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再加上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传播的影响，使得我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观念逐渐发生动摇，社会风尚随之改变，“重商主义”兴盛。这一切冲击着传统的重义轻利意识，使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移变，人们不再“耻言利”，相反，为了获得最大利益，人们不断地调整自己以趋高利，社会风尚商业化倾向日益浓重。而社会风气又表现为一种无意的社会控制，对个人行为有潜在的影响，即所谓“陶淑人心，转移风俗，全在潜移默化”。[22](p604) 故此，受到世风的感染，华北农民观念逐步向市场化转变， 也是自然而然的了。另外，在华北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逐步形成，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结果使农民在生活中直接感受和接触到越来越多的是“商品”。存在决定意识，故此这汹涌不断的商品逐渐导致他们的生活与观念发生倾斜。越来越多的农民从旧的自然经济意识中解放出来，商品经济观念增强，特别是市场观念、效益观念渐次树立起来。如在翼城县，“黜浮华、崇质朴，翼古风也。自民国改革以来，人心趋向时尚，而风气为之一变。如种田一事，东山一带村庄，旧以谷、黍为大宗，麦次之。而今东山之气候增暖，种麦之家年多一年，其饮食较前精细，亦不专食秋粮”。[23](p659)
（六）社会心理学角度的分析
清末民初，华北农民观念逐步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因素的作用使然。
第一，从众心理的影响。在心理学中，从众是在团体活动中经常表现出来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指个人在群体中常常不知不觉受群体压力影响改变自己的知觉、意见、判断和信念，在行为上与群体中的多数人保持一致。[24](p47) 具体到华北农民身上，清末民初农村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顺应这种时代潮流，先是一部分思想较为大胆、开放的农民首先转变观念，按市场规律来调整他们的生产生活，结果所获丰厚，于是在他们的带动下，会有另一部分人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随着人数的增加，使得具有市场意识的人群渐渐在社会上占了主流，这时在从众心理的作用下，另一部分思想较为顽固者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转变认识，从而最后达到整个群体意识的改变。例如，在宝坻县，以织布为业者，约占十分之七八。该地距天津较近，学习织布很容易。开始，习者极少，后来互相传习，日渐推广，至今有风靡全县之势。[10](第三卷，p202)
第二，群众传染的影响。所谓群众传染，它是一种群众性的模仿行为。众所周知，农民艰知乐成之心，俱较常人为切，对此曾有说法是创造不足模仿有余。正是因有这种心理，华北农民观念的近代更新才会在较短的时间内，相对广泛地在这一群体中形成一种趋势。如在山东潍县，工人所用织布木机本与宝坻所用者相似，出品都属狭面布匹。到1906年，有人自日本购入足踏机数架，开始织造宽面布匹，因其生产能力较高，随即引起当地农民仿学，终使潍县变为乡村棉织工业的中心。
[10](第三卷，p691)
综上，清末民初时期，华北农民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其在生产中表现出来的市场意识日渐一日的加重。但这种观念的演变是一个非常缓慢、渐进的过程，它受到来自多方面力量的制约，其中传统守旧的习惯势力即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华北农民经济观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变动过程是一个传统守旧势力与现代市场势力共同作用的过程，传统与变迁是其最明显的特征，这一方面表现为在生存的理性与经济原则上的非理性的矛盾选择中，华北农民的市场观念有了发展，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在他们身上传统守旧的影子仍依稀可见。
当然，农民生活的闭塞程度随社会阶层而异，自然他们的市场经济观念在不同的阶层之中也会有所不同。地区间的差异也是有的。在华北农村社会中，平原地区与山区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一般而言，平原地区土地肥沃，人口密集，农业经济较为发达，加上平原交通运输便利，城市集镇集中，商品化的程度也较高。而山区则受到地理环境的极大限制，社会发展的各方面都较平原地区略逊一筹。所以，不同地区间农民的市场经济观念也不可能均衡。
收稿日期 2005—05—20
注释：
① 本文中关于农民的概念，主要是指社会群体而言，它包括富农、自耕农、贫农、佃农等。华北地区以河北（包括北京、天津）、山东、河南、山西四省二市为主要考察区域。清末民初的时间段限以甲午战后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即1895年至1936年为界。
② 史建云：《手工业生产与农民观念更新》；薛君度、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③ 孔祥成：《试析农民离村与乡村观念变革——以20世纪20～30年代的江苏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④ 根据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1页。表内带“*”号疑此数有误；各主要粮食作物占粮食作物总面积的百分比数系本文作者整理而得。
⑤ 根据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3～204页。表内带“*”号疑此数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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