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虽是针对具体对象说的，但从方法论上说，却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们研究讨论“邓小平理论与跨世纪的中国”这样一个前瞻性的课题，就需要回顾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一、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回顾
研究邓小平理论，我认为要区分党的探索和邓小平同志个人的探索。两者既有紧密的联系，但又有区别。如果讲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那应该说有两次。第一次是1956年以党的八大为标志，当时已经提出阶级斗争虽然存在，但阶级矛盾不是主要矛盾，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但可惜的是这次探索不到一年就夭折了。第二次是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这次探索解决了党的八大以后经过长达20多年的反复、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此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邓小平同志个人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次。第一次是60年代初，集中体现在对包产到户问题与毛泽东同志发生的分歧。邓小平在1962年接见出席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代表时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邓小平同志接着讲：“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参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3页）可见邓小平在当时是坚持包产到户的，提出了生产力标准，提出了群众愿意不愿意的标准。但这种思想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判，毛泽东同志还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这样一个命题。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时期是邓小平理论的萌芽。第二次是1975年前后，1975年邓小平代替病重的周恩来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不顾困难重重的处境，顶着“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不顾个人的荣辱安危，明确坚定地、大刀阔斧地在全国开展包括农业、工业、财贸等在内的十大整顿。在当时情况下，每个方面的整顿都要邓小平同志去讲话。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要敢于负责，不要怕。”“要下决心摸老虎屁股。”应该说这是邓小平同志的第二次探索。邓小平同志也说：“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1、255页）可见1975年的整顿既是拨乱反正的开始，又是改革的开始，可以看作是邓小平同志的第二次探索。第三次探索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可以说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的。这次探索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同志根据中国、苏联和其他搞社会主义的国家的经验教训，经过长期、反复的思考提出来的，集中体现在1980年开始4个月的几次谈话中。1980年4月2 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结合中国的建设经验教训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面）1980年1月16日在干部会议上说：“苏联搞社会主义， 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1980年4月21 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又说；“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页）至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直到党的十四大，邓小平理论又经历了从提出主要观点，形成理论轮廓到初步形成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
二、社会主义国家对解决问题的两种思路
对于如何解决社会主义没有搞好的问题，有两种思路。
第一种思路是否定社会主义，改搞资本主义，实行“休克疗法”。如前苏联、东欧各国所进行的“改革”。从结果上看，这种“改革”带来了政治上的混乱和经济上的折腾，付出的代价较大。现在，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开始出现正增长，而俄罗斯还没有做到这一点。看来，“休克疗法”对于一些较小的国家，如果有较多外援的话，也许还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像俄罗斯这样的情况复杂的大国，是断乎不应采取的。戈尔巴乔夫在《1985—1990年艰难的决策》一书中对前苏联改革的经验教训总结了六条：1、从极权到民主要小心谨慎；2、在改革的各个阶段要正确选择目标及其实现的途径；3、改革必须有破有立， 要尽可能同步；4、改革不应从重工业、机械工业开始，而应从农业、 轻工业开始；5、民族问题要及时解决，不可延误；6、“休克疗法”是藐视人民的，是反人道主义的。戈尔巴乔夫总结的这六条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第二种思路是坚持社会主义，采取渐进的改革方式。这就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的思路。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没有搞好，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由此，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好的，问题是如果“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页）邓小平同志还在理论上提出了三个“区分”，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是经典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区分。马克思所阐明的社会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主义，但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所以，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从生产力的角度分析，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相当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资本主义。因此，现实的社会主义与经典的社会主义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第二是基本制度与体制的区分。“制度”与“体制”在英文里是同一个字，system。邓小平同志把两者区分开来了。因为如果不区分基本制度和体制，那么，我们的改革就可以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翻，坚持社会主义就无从谈起。在邓小平同志看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好的，要坚持，而体制没有搞好，需要改革。因此，我们所进行的改革对基本制度来说是改良（“改革”与“改良”在英文里本来就是同一个字Reform），但从体制这个层面上看，改革就是第二次革命。第三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界限的区分。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从而使我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正是邓小平在上述三个问题上作了区分，我们的改革才一步一步地推向前进。
我们的改革采取的是先立后破、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经济后政治的渐进的方法，事实证明我们的改革是成功的。但是，任何方法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会有它的负面的作用。“休克疗法”会产生大的震荡，但可能搞得比较彻底。渐进的改革一方面保持社会的稳定，促进经济较平稳的发展，使人民生活不断有所改善，但另一方面由于新旧体制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并存，形成诸多领域内的双轨制，漏洞很多，于是，贪污腐败、社会失范、假冒伪劣商品流行等不良现象就滋长起来，表现出改革的不彻底性。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过的，“站起来一个蚂蚁也没有，蹲下去遍地都是蚂蚁。”所以，从总体上评价我们的改革是成绩很大，问题也很多。
三、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1996—2010年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其实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早就提出来了，但直至现在也还没有取得明显进展，关键的问题还是体制问题。我们的改革采取的是先体制外、后体制内的办法。现在体制外的改得差不多了，成本小、收效大的改革措施基本上都实行了，需要转向全面系统的包括体制内的改革，首先要搞活国有经济，这是一场攻坚战。这一战役成本高、时间长、难度大，能不能够攻下来，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也关系到邓小平理论的前景。
我认为，现在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物质文明问题，一个是精神文明问题。
物质文明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因为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同时产生的，所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这是顺理成章的。但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主体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这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课题，至今还没有解决。所以，需要花大力气寻找、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精神文明问题的关键是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如何与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相衔接。伦理道德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基础的层次是社会公德，这是任何社会都共同的；第二个层次是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凡是搞市场经济的，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要遵守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最上面的层次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还有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尽管资本主义的伦理道德与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磨合过程，但也是不尽如人意，至于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怎样与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相衔接，那完全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需要作不懈的探索。例如，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独立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之间的商品交换，交换要成功必须做到互利，既利己又利他，这是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伦理规范。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基本一条是集体主义。集体主义并不否定个人利益。因为集体利益中就包含着合理的个人利益，也是利他又利己。这是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与市场经济伦理道德的结合点。不过前者是为了利己而利他，后者是在利他的前提下利己，在利己与利他这两方面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存在着矛盾。如何在理论上把两者衔接起来，又在实践上探索实现两者衔接的途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
四、21世纪的社会主义前景展望
社会主义在20世纪走了一个马鞍型，20世纪初它从理论变为现实，20世纪中叶到高潮，20世纪末又陷入低潮。那么，它在21世纪的命运如何呢？有人幸灾乐祸地说，社会主义完了。我看不会，从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便可以知道，近代社会主义思想，是跟资本主义同时产生的，这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为了纠正资本主义固有弊病而发展起来的。所以，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就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产生了科学社会主义。可见，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社会主义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总是会存在和发展下去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
社会主义在21世纪初是否会马上进入高潮呢？我认为也不太可能。在20世纪中叶之所以出现社会主义的高潮，是因为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把资本主义的痼疾充分暴露了出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资本主义矛盾越是尖锐，社会主义就越是兴旺。而现在不同了，现在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因此，社会主义的高潮不太可能马上到来，21世纪初期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复苏时期，到21世纪中叶才有可能出现社会主义的再一次高潮。
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的根据就在于中国将在2050年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而又位居国际上一致看好、将在21世纪发展领先的东亚地区中部。邓小平同志指出：“只有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既然象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岂不是又可能在世界上出现高潮了吗？所以，高潮能否在21世纪中叶出现，关键要看中国。中国要胜利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而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要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用它来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邓小平理论具有旺盛的持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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