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的虚无和文化的狂妄——关于王朔和王朔现象的提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朔论文,狂妄论文,虚无论文,现象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无知者无畏》到《美人赠我蒙汗药》，说明王朔已从“文化反抗”和“语言颠覆”走到了反抗文化和颠覆文学的地步了。换言之，王朔已由反抗具体的文化，颠覆具体的语言，走到了反抗文化法则和颠覆文学法则本身的地步了；王朔为什么能成为“王朔现象”，它对现代文化和现代精神的建构，以及现代中国文学的拓展意味着什么；——这是人们在“王朔现象”的步步进逼之下不能躲避的问题。这就是本文的初衷，也是本文的题旨。本文不是严谨的评论文章，因此只是以提问的方式点到为止。
一、文化反抗及王朔的底牌
对于因王朔作品和王朔言论又经媒体炒作而造成的王朔现象，我们是持正反两种态度的。这其中还有一个时间的区分。九十年代的王朔我们是基本认同的。他的一些由自我生存经验、个人情绪以及感性本能写出来的小说，对于消解和反抗政治文化和传统文化下的文学艺术观念具有“正剧”式的文学作品所达不到的效果，同时也相当真实地反映出了某些特定社会群落和阶层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体验。但同时我们又是谨慎和保留的，这是因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感觉到了我们当时还无法进行理性分析的某种潜在文化破坏因素和不负责任的精神指向——这些并不是单指他的小说内容，而主要指它隐形在内容后面的精神形式和方法。老实说我们隐隐地有不祥预感，这种不祥预感来自于王朔作品同中国当代精神和文化现状的联系，来自对文学本质和文学史的思考。王朔作品产生并流行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处于一个从内容到形式的文化转型和精神失衡的空前时期。王朔作品的出现和流行，尤其是他对人格和精神不成熟人群（主要新生一代）的影响，它的正面和负面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比？这是我们所深深忧虑的。
有论者在若干年前就曾经指出，王朔的文化反抗靠什么支持？一无承担的王朔式文化反抗能持续多久？现在王朔已经以自己的表现回答了——没有人文精神和道义良知支持的王朔式文化反抗走到了尽头，并且由此走向了“文化反抗”的反面，即对文化形式本身的反抗。
在当时，有很多有影响的作家对王朔作品采取了一定程度的认同态度，这一方面说明了新时期主流作家和批评家的开放文化态度，另一方面也是王朔的才情使他们意识到王朔的作品至少是新锐的一支，或者是新时期文学的同路人。但是遗憾的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看清楚王朔的底牌。
二、是“为敌”还是“试炼”
撒旦是基督教圣经故事中魔鬼的别名。据称他专与上帝为敌。但是《圣经约伯记》也说，撒旦也是上帝的使者之一，在得到上帝的许可之后对人进行试炼。
在王朔的新著《美人赠我蒙汗药》中，王朔和老侠一唱一和地以极其刻薄和简单的方式，将“五四”至今的中国文化名人：鲁迅、巴金、老舍、冰心、钱钟书、王蒙等等挨个地损了一个遍。对于王朔式损人和骂人的方式和小聪明，人们是知道一些的，人们或者见怪不怪、或者以大人不与小人论对之。但是，人们也许没有透过王朔的文字看到他的心机，即对严肃文学在精神层面上的挑衅和敌视，这种态度是基于王朔自身的文学态度和文学方式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王朔就颇似文学的撒旦了。
文学大师是历史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的存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一个具有文化传统的社会，是不可没有大师作为文化代言人的。大师的永生是和文化与思想的不朽联系在一起的。王朔对于大师的不逊，或许还是真正的出于“无知”，或许是对大师对自己的遮蔽的情绪化发作。王朔对于伟人的无知，还说明了他只是郁达夫所指的“生物之群”和“奴隶之邦”的一个成员而已。
严肃文学和精英文学，作为一个时代和社会进步力量的文化精神象征，它首先是和“经院文学”对立而存在的，但同时它又是和大众文学区别而存在的。进入九十年代后期，王朔的小说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先锋文学性而与大众文学合流了。原因是，王朔的小说在反叛体制文学和严肃文学的同时，却一味迎合和取媚大众的某些群落的趣味和价值要求。在文化史中，先锋文学历来是具有牺牲性的，并且它的资源往往会融入严肃文学之中。但王朔不是，他是商业炒作和媒体文化的最大获利者之一，因此，从心理学角度说，王朔之向严肃文学和精英文学的挑战和诋毁只能是某种心理的反射。
新时期文学就文学精神和文化精神的本质而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次重复——即完成“五四”未竟的事业。就文学家群体的精神强度和文化素质而言，新时期的文学家群体是存在着明显亏欠的，而亏欠的根本原因在于和传统文化的历史性断裂和作为人的人格缺陷和人性损害，这就使得这一代作家群无法超越“五四”一代作家。
王朔是在中国人经历了空前绝后的双重精神危机和双重文化危机（即精神文化的内容和精神文化的形式）而出现在文坛的。民气的消沉，人心的堕落，气质的败坏是这个时期人性景观的一个侧面。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朔现象的产生是对尊为“灵魂工程师”的作家们的“试炼”。那么王朔要试炼人们的什么？是精神、是良知、是正义、是血性，还是麻木、容忍、软弱、无能？
对于历史的虚无和虚妄是王朔意识的基础，他不懂得“人的存在的历史性和开放性，决定了人类自我认识的历史性和无限性”和“人在本质上是生成性的历史存在”的道理。因此王朔是一个既没有历史也没有未来的人。于是历史老人也将以此道还赠于他。
三、王朔和流氓文化
王朔最为耸听同时也是最为著名的纲领性名言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和“无知者无畏”。在中国民间有一句很有名的骂辞，叫做：“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这说明这句骂辞的语境是一个良知和廉耻未泯的环境。但是如果真有这样一个社会和时代，人们可以公然地又当婊子又不要立牌坊了，那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和时代？——而王朔公然地将人们置于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中！并且还有媒体为之暴炒，还有那么多的追星族和见利忘义的书商等等。我们不妨设想一下，王朔可能出现在“五四”时代吗？王朔可能出现在产生唐诗宋词的礼乐之邦吗？——恐怕王朔不可能出现在具有文化传统和精神养成的任何一个时代。王朔是时代造就的，除了王朔，还有造就王朔现象的社会和人。那么，我们的人心怎么了？我们的文学怎么了？我们的文化怎么了？难道我们真的到了一个既当婊子又无须立牌坊的时代了？
对王朔和流氓文化的关系，王彬彬先生的《中国流氓文化之王朔正传》是迄今最有理论力度的文章。文章对于王朔现象的产生作了深刻而到位的分析和批判，对于王文的精要之处，笔者在附议的同时惟能击掌。为以飨读者不妨摘录于后：
“通常人们都只是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把握王朔，这其实是远远不够的。看不到王朔与中国源远流长的流氓文化的血缘关系，看不到中国历史上流氓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互为表里，互相渗透，互相支撑的合谋关系，看不到政治的流氓化与流氓的政治化是滋生流氓文化的温床，看不到在某些特定时期流氓文化的‘繁荣’是受到了自上而下的推动和自下而上的鼓荡，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王朔。……如果说王朔是一沟臭水，那在今日中国，究竟是什么东西与他相通，什么东西与他不相容？如果说王朔是反主流文化的，那在今日中国，实际主宰着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是什么？”
在附议王彬彬先生的同时，笔者以为，王朔流氓文学的出现和肆行是对人的心灵、精神和理性的最严重的败坏和否定。流氓是与一切秩序和理性为敌的，甚至原始部落和奴隶社会的法则也比流氓文化进步一些，距离人性近一些。
四、王朔和痞子文学
王朔的小说在文坛上有“痞子文学”的贬称，王朔本人对此并不忌讳，并且还常常以此自我解嘲。
痞子文学是从流氓文化中派生出来的，有流氓文化之存在，就有痞子文学之衍生。其实痞子文学也是古亦有之的。但在古代（或者在传统文化中），它只能存在于“口头文学”之中，即有刊刻成书者，也是不能登堂入室的。为什么痞子文学不能堂堂正正地流传，原因是它不文明、不健康、败坏人性，并且还肆意妄为。在汉语字典中，痞子，为恶棍、流氓之谓也。但汉语字典中，没有“痞子文学”的条目，可见痞子文学在古代没有成什么气候。将来的汉语字典是否有这个条目无可预知，但现代文学史中“痞子文学”和王朔的名字恐怕是要出现的。这真可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了。
认识王朔的痞子文学的实质，恐怕首先要回答为什么当代中国会产生王朔式的痞子文学。王朔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如果在文化中没有其滋生的温床，在社会中没有其流行的市场，王朔之为何许人也？深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有二，一是传统文化的历史性断裂；二是自现代以来社会政治文化的极端表现形式——斗争哲学的滥殇。
传统文明和文化中很多优秀的因素不能抽象继承和转化，政治化信念和理想的破灭，对西方文明借鉴只限于器的范畴，等等，造成了当代中国人的群体性的精神畸变和堕落——这就是王朔的痞子文学得以产生和流传的社会背景。
因为社会现实和政治格局如此，加上以“斗争哲学”为指导思想的无休止政治运动，于是就必须在形式层面上产生一些无视一切文明规范和游戏规则的社会化动物，这种社会动物在现象界到处可见，而在文学中的极端代表就是王朔的痞子文学现象。
从理论的角度说，政治文化的虚伪和空洞，商业文化的重利轻义以及传统儒家文化的虚文和阴柔，在需要“合乎人性，合乎自然”的人文精神来变革之外，还需要有一种来自感觉层面的冲击，也就是以一种“野性”精神去激励和充沛处于颓势的文化。所谓“礼失则求诸野”、“质胜文则野”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中外文化史上常见的现象。“野性”的内涵，包括自然性，原始生命精神以及强旺、旷达、质朴、率真等等，但“野性”却绝不包含痞性。中国的文化中最不能有的就是痞性。王朔的痞子文学在中国的出现和相当可怕的流行，或者说，王朔的痞子文学为什么能成为中国当代流行文学的怪胎，足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当代中国精神问题和文化问题的严重。
如果说，文学是一种精神的形式，那么时至今日王朔式的痞子文学，就说明了，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深层里存在着对进步的文明秩序和文化制度的抗拒情绪，虽然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是不可遏制的，但这种“中国特色”的痞子文学正在败坏人和文化气质的现实，是不可小视的。
五、感官文化和王朔
当代中国文化，事实上尚处于一个感官文化的时期。
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垂直关系被贬低了，而人的平面关系却被抬高了。所谓人的垂直关系，在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中是指上帝和神性。而在没有宗教文明的中国，人的垂直关系历来是不明确甚至虚渺的。但总还是曾经有过儒道禅合一的精神性，但这种精神性也为几乎近一个世纪的革命风潮的否定、批判而断裂了。欧洲文化的底线和根基是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文化的形式法则，而中国的现当代的革命性进程是在对传统文化彻底否定的基础上进行的，当然，当代中国在精神上传入了马克思主义，但由于现实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忽略甚至遗弃了其合乎人性和人的本质的部分，“文化大革命”走向了极端，完全背离了“人就是目的”的人文主义基本命题。这是导致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信仰和理想迷失的根本原因。
人一旦失去了信仰和理想，人性的一般存在就必然处于精神性之外，这样的人就不可能理解高尚的精神生活和情操，也就必然趣味低下，心胸偏狭。当然他们也就没有超越物欲不计利害的快慰了。
王朔就是以这种精神背景登上文坛的，他的作品就是为这样的人和顺应这样的人性而写出来的，王朔实际上没有自己的立场，更遑论作家的良知和人性批判了。
王朔是一个没有理想精神的人。理想主义首先是和实利主义和虚无主义对立的。理想主义倚重精神生活，并宗奉某种绝对的精神价值，因为从根本人上说理想主义是一种精神素质。王朔由于“无知”并不以自己的作品缺失理想主义为憾，相反他还以粗劣的文字去嘲讽奉行理想主义、执着精神追求的文学大师和文学家。在这里，王朔不但是实利主义和虚无主义者，同时形同蒙昧而未开化的野蛮人。
其实，王朔所自作聪明地表白的甚至还不是一个人的感觉，而是动物性的感觉。由动物感觉变成人的感觉是一个层次，“创造与人的本质和自然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则是一个文明人的高级感觉层次。这一个道理王朔是不知道的，也是不能对其理喻的。但是，社会有责任告诉他以及受他影响的人，因为这是一个文化精神价值尚存的社会。
六、角色错位的王朔作品和正输掉自己的王朔
近一个时期，王朔开始充当文学批评家的角色了。当批评家首先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方法，一是精神支点。这两点是王朔最不可能有的。所以说王朔是患了角色错位症，并且他将在角色错位中最终输掉自己。
没有方法和精神支点的王朔之批评方式，并没有新意，还是他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套路。虽然王朔是属于“聪而不明，智而不慧”的这类人物，但他还是有一点聪、有一点智的。这点聪和智足以使他知道自己为何物。同时他也能知道自己和二十世纪文学大师的比值，这样王朔就只能使用他的一贯流氓的方式——打天下、分天下、毁天下。即：我没有，天下人都不能有；我不好，天下人都不能好。终究是一个无知、无畏、无道的流氓王朔。
在《美人赠我蒙汗药》中，王朔对二十世纪文学进行肆意的诋毁，和王朔比较，书中托名老侠的人，看来还读过几本书，也有一些文墨，还不乏某些灼见，但这一切都被他非理性的情绪和简单粗暴的方法所抵消了，剩下的也只是一介狂生而已。需要指出的是，王朔和老侠的合流。从老侠在书中对王朔进行文哲史启蒙的情况看，难道老侠真的不识王朔？因此这种合流与合谋，不免使人颇费思索。这使我想起一句名言：“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势，有愚质者不可兴利器”。
在这本书，王朔说：“中国文化是什么也没有，理论，没有；学术，没有；作品，没有。就是白干一场，一百多年白干一场。就这么个鲁迅，还被弄成凶神恶煞的狰狞。”读完这一段话，我想起了圣经中的一句话：上帝要使人灭亡，先必使人疯狂。如果将“灭亡”理解为“物极必反”，那么用之王朔是很适合的。
既然王朔说的是疯话，这不能与论。
如果说，写小说的王朔还有那么一点意思，那么搞起“评论”的王朔，则成为一个正在输掉自己的王朔了。
有一句俗谚说：贼亦有道。说的是强盗和贼人在道中也是有游戏规则的，否则他就做不下去，也做不大。王朔既是玩文字和码字的，如果他还要在圈子里混下去就应记住这句俗谚——翻译过来就是：痞亦有道。
行文到此，我们自然想到故乡的一句俗谚：“十个大人造屋，抵不过一个小人拆屋”。这句谚语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不谙世事、不懂规矩的顽劣儿童的破坏性和能量；二是大人不计小人过。
很多文化之士对待王朔就是类似这种态度，他们处于身份和文化方法上的双重尴尬——一方面是无奈。王朔是看透了文人雅士们的这种心理的，他以流氓和小人的双重角色向他们骂阵，用尽了他所有能想到的一切粗言痞语。王朔还懂得这是一个传统人文价值全面失落，知识分子痛叹失去精神家园的时候，王朔更懂得“媒体文化”和“注意力文化”的畸型价值标准。因此他可以如此的肆行无忌，无法无天。
有人将王朔之类的批评称为“恶意批评”，并主张宽容这种恶意批评权。恶意批评当然是针对善意批评而言的。但王朔之批评应不属此列。因为所谓恶意批评在“恶意”之下，应该遵循某种批评的游戏规则，应该在规则中具有衡定的价值尺度，显然王朔没有如此，他的流氓性和痞性使得任何规则都对他没有约束力。
所以，王朔和王朔现象的出现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悲哀与文化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