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双元[1]2001年在《青海农业财政投资的运行分析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农业是属于社会效益很大、经济比较效益低的特殊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在产品市场竞争或者是在经济资源配置竞争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综观世界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走过一段农业萎缩的弯路后，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从各方面加大对农业投入的力度，建立健全农业投入机制，使农业生产达到稳定发展。国家对农业进行有效调控，需要采取多种方式和手段。其中，财政手段具有直接性和全面性。面对西部大开发和我国即将加入WTO，青海农业必须进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当然在此过程中同样离不开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支持。本文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青海农业财政投资的运行分析及对策研究的。本文首先论述了农业财政投资的概念、特征及与农业增长之间的关系，然后通过对国外农业财政投资(美国、法国、日本、印度四国)的一些共同规律和不同特征进行考察，总结出我国可资借鉴之处，接着对青海农业财政投资的运行状况从叁个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据此总结出了青海农业财政投资的运行特征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本文将农业财政投资纳入WTO框架下，提出了加强农业财政投资的对策。 全文共分六部分，现分述如下： 第一章导言。阐述了本文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概述了国内外研究动态，确立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是本文后继研究的基础性准备工作。 第二章农业财政投资的基本理论。首先阐述了农业财政投资的概念，功能特征，渗漏现象。功能特征包括：1．政策性与间接性；2．政策示范性；3．职能不可替代性。渗漏现象包括：1．结构性渗漏；2．制度性渗漏；3．自然性渗漏。然后论述了农业财政投资与农业增长的关系，即农业财政投资对农业增长起促进(或推动)作用，农业增长对农业财政投资起决定作用。 第叁章国外农业财政投资基本经验。通过对美、法、日、印度四国的农业财政投资一些共同规律和不同特征的考察，结合我国实际，得出以下有借鉴的启示：1．农业工业化过程中，农业急需国家财政投资；2．农业财政投资目的因农业发展水平而有所不同；3．逐步按现代化农业发展的要求合理确定财政投资的投向；4．发展农业仅靠财政投资是不够的，更多地要依靠金融资本、个人资本和其他社会资本的投入。 第四章青海农业财政投资运行的实证分析。本章首先从叁个方面对青海农业财政投资进行了实证分析，即1．青海农业财政投资的各项数量分析；2．青海农业财政投资规模的实证分析；3．分税制条件下青海农业财政投资的实证分析。通过分析，我们认为：农业财政投资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以及分税制条件下青海农业财政投资呈现日益弱化的态势；其次，从实证分析概括出农业财政投资运行的特征和运行存在的问题。运行特征有：运行主体一元性、运行规模短缺性、运行结构突变性、运行方式分流性、运行轨迹波动性；运行存在的问题有：1．农业财政投资预算安排减少，导致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不足：2．相对农业基础设施状况而言，农业财政投资规模小：3．财政对农业科技的扶持不力；4．农业财政投资资金使用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第五章WTO框架下加强青海农业财政投资的对策研究。本章从财政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入手，并将农业财政投资纳入WTO“绿箱政策”框架下，提出加强农业财政投资的对策，财政收入方面：一是加快资源开发，抓好骨干财源建设；二是加快县财政发展，为省财政创造一个坚实的基础；叁是加强税收征管，建立地方税收体系。财政支出方面：一是论述了在WTO“绿箱政策”框架下完善国家宏观调控手段和政策措施，规范和引导地方财政的支农行为；二是论述了在WTO“绿箱政策”框架下转变农业财政投资方式的对策。 论文的可能创新之处有：1．对青海农业财政投资的运行状况进行了实证而有系统地分析，总结出青海农业财政投资的特征“总量不足、结构夫衡、主体功能弱化。运行方式的分流性、运行轨迹的波动性”，具有现实性。2．将青海农业财政投资纳入＊＊O框架下分析，提出了转变农业财政投资方式的对策：＊）继续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研教育和技术推广、质量标准和市场信息等服务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给农民购买农用投入品以补贴；＊实施地区援助计划，对贫困地区农业进行扶持；K）应结合目前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环保农业。具有可操作性。
郭海丽[2]2012年在《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评价研究》文中指出经过实践证明，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对于保护和支持农业发展，改善农业的基本生产条件，优化农业和农村的经济结构，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效益，增加农民的收入有着重要的作用。当前，大力推进农业综合开发的实施，增加农民的收入，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一个共识，农业综合开发已经成为政府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渠道。因此，对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进行科学的评价，不仅有利于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而且也有利于提高农业综合开发的综合效益。基于此，本论文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中，探讨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的评价问题，以期通过分析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评价及其存在偏差的成因，从而提出农业综合开发投入政策及资金管理的调整和完善策略，以提高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的效益。本文紧紧围绕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评价这个主题，在深入的考察中国农业综合开发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认真了解和学习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结合公共产品、公共财政、新公共管理理论及绩效等理论，首先，根据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和方法，构建了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效率评价、效益评价及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其次，运用DEA-Malmquist模型对1988-2010年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的整体效率及各区域的效率进行了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差异性分析；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基于农业增加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效益进行了分析；然后从投入、建设、产出和效益四个方面，运用因子分析法对1988-2010年全国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及各区域的投资进行了综合评价。第叁，分析了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评价结果存在偏差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我国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水平的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农业综合开发投入对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及促进农民增收有着重要的作用。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财力支持，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如2010年，全年共计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491.53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192.57亿元，带动地方财政配套资金106.26亿元，“撬动”农民群众、龙头企业、金融机构及社会资本投入达192.70亿元，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项目区直接受益农民人均增收额达500.84元。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投入已经成为了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和促进农民增收的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2）从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效率入手的中国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评价实证分析显示：2003-2010年我国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利用效率总体处于下降的趋势。分析结果表明，在这八年间我国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利用效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我国农业综合开发整体的资金利用效率并没有达到有效效率但并不存在投入产出冗余或不足。科技进步是我国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利用效率提高的主要推动力；地区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着显着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但是各地区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利用效率差异在逐年变小，呈现出趋同性；。（3）通过以农业增加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例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的效益性评价，可以得出，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与农业增加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有着较明显的关联性，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的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对于农业增加值来说，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中的地方财政配套资金与农业增加值的关联度最高，自筹资金次之，银行贷款和中央财政资金的关联度稍低；而对于农民人均纯收入来说，自筹资金投入与其关联性最高，其次是银行贷款，中央财政资金投入和地方财政配套资金投入等政府财政投入的关联性最低。（4）从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综合评价入手的中国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评价实证分析显示：1988-2010年全国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的综合评价得分整体上是逐步上升的，并且各年间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其投资绩效趋于平稳发展。这说明我国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政策正在逐步改进并趋于完善。从区域层面来看，各地区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综合绩效存在较大的差异，按其综合绩效可聚为4类，其中投资综合得分最高的省份为山东省，其次为安徽省、河南省等，投资综合得分最低的为上海市、西藏自治区。从区域间的差异来看，粮食主产省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综合得分较高，而经济发展较发达的广东、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综合得分却较低，经济较落后的甘肃、青海、西藏等地的综合得分也较低。这种结果与我国的农业综合开发的侧重点有着重大的关联。（5）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评价结果存在着明显的偏差。通过对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评价的实证分析与综合评价可知，我国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评价结果存在着明显的偏差,其主要表现为：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总量不足，无法满足发展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需求；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利用率不高，造成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进一步的短缺；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的结构不合理，严重影响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均衡发展，等等。造成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评价结果偏差的直接原因是：各地的农业生产条件的差异，农业综合开发政策的约束，以及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结构的影响等。但是从深层次的分析来看，造成我国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评价结果偏差的原因在于现行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制度及投资机制的约束，在这种制度的影响下，我国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越来越不能满足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需要。（6）创新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制度是保障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的重点。虽然近年来政府不断地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制度，但是这些改革多是纲领性的、宏观性的，缺乏一些系统的、全面的制度建设，难以对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形成稳定的保障。目前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中存在着财政农业投资不足，农户及私人投资的激励机制不强，银行融资存在困难，资金管理制度不规范等问题，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到了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成果的实现，不利于农业综合开发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从创新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制度方面去解决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不足的问题。创新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制度，完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管理运行、监督等，是促进农业综合开发长期平稳发展的保障。（7）完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机制是保障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的关键。我国滚动式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机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的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需求，存在着国家的引导职能逐步的弱化，地方财政的资金配套能力明显退化，农民自筹能力的不断分化，银行贷款资金逐渐萎缩，滚动开发的基础已经脆化等问题，不利于农业综合开发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从理顺机制方面入手去解决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完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机制，健全滚动循环的投入机制，并健全产权机制是保障农业综合开发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所在。根据研究的结论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1）要完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制度。创新财政支农政策，加大国家财政公共支出对农业综合开发的支持力度；改革农业税费制度，增强农民的自筹能力；改财政拨款为委托银行贷款，以此来保障银行贷款对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投入；加强资金管理工作，提高其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2）健全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机制。要通过立法等手段保证中央财政资金投入的稳定增长；加强地方财政的资金配套机制；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综合开发投入机制；充分调动银行贷款投资农业综合开发的积极性；健全循环滚动的投资机制；建立健全产权制度。（3）积极调整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结构。一要增加农业基础设施项目的财政支持额度；二要加大财政资金对科技的投入力度；叁是要增加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的财政支持额度；四是要合理的分配中央财政对各地的资金供给。（4）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按照资金的运作规律，扩大市场机制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积极地吸取民间资本及金融资本、外商资本，为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筹措注入新的活力。（5）实行科学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管理机制。农业综合开发的实施是按照项目投放资金，资金跟着项目走，资金投入决定着项目的规模，按照项目管理着资金，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管理是农业综合开发的管理核心，项目管理的每个环节都会影响到项目的质量和效率。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在于构建了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评价体系，对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的整体效率与区域效率进行了评价，分析了区域效率差异的原因；分析了农业综合开发的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效应；研究了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绩效偏差的成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武小龙[3]2015年在《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一是城市发展中的"伪城市化"现象,这一现象主要是指,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人口,但他们并不能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城市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和消费水平无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这种掩盖在城乡经济增长光环下的城乡居民实质上的权利不平等现象,可以说是城乡关系失调的一个真实的反映。二是农村发展中的"空心化"现象,这一异质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在村庄的物质形态中的表现,是村庄外围粗放发展而内部衰败的空间形态的分异现象,包括人力资本空心化、土地抛荒化、家庭空巢化、公共服务空心化等多种形态表现。这一现象对城市化发展、新农村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推进均有较大影响。透过这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可得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城乡关系失衡。故而,本文主要围绕"城乡关系失衡"这一核心问题意识,着力提出"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这一新的理论概念,试图以实证为辅助的规范研究法,尝试性地建构起"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中国城乡关系应然形态的理论架构,从而为城乡关系的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因此,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从"生态学"的视角提出并建构"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理论体系。这一研究主要从叁方面展开:第一,利用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城乡关系"共生发展"的总体概貌,即"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发展指向;第二,在价值层面上,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叁大维度论证了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第叁,在实践路径上,提出并论证了"中央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地方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村社共同体重塑的乡村建设路径"叁个操作性措施。对此,本文的研究展开分为以下七大部分:第一章:导论。这是本文的开篇。一是,基于相关的社会现象和背景,确定本文的研究问题,从而明确选题的目的及其意义。二是,确定研究对象后,着手对已有研究展开文献综述的梳理,包括对已有成果展开形式上的考察,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角度对中国城乡关系的研究进路展开述评,对国外城乡关系理论研究的脉络展开梳理,从而提出本文研究方向。叁是,对本文涉及到的基本概念和核心语汇展开系统诠释,厘清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城乡共生发展之间联系和区别,并进一步界定城乡共生发展的基本内涵。四是,阐明本研究的总体框架与逻辑思路,并指明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存在不足。第二章:共生理论:观察中国城乡关系转型的新视角。本章主要提出共生理论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并论证其与中国城乡关系研究的适切性。一是,探讨了中国社会转型中面临的"二元性秩序"问题,并且这种"二元性秩序"正逐步萌生出"共同发展"的内生性诉求。二是,阐述了 "共生理论"的内涵、实践运用及其与城乡关系的契合性,共生理论构成了"共同发展"内生性诉求的理论先声与理论依据,该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强调共同进步、合作共赢,强调的是一种病态到常态的发展过程;目前"共生理论"主要集中于物种共生、生态景观建设、以及区域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对城乡关系问题的应用较为薄弱;而在研究要素、研究目的、研究过程上,共生理论均与城乡关系紧密契合。叁是,简要阐述了中国城乡关系的"病态共生"与"常态共生",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关系主要表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存在、城市偏向政策的依然严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显着等方面,"常态共生"则是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指向,这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层面的"对称互惠共生"系统。第叁章: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病态共生。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以奠定本研究理论建构的现实基础。一是,从共生理论的视角梳理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历程,总结出中国城乡关系主要经历了 "寄生共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叁大演变形态。二是,从实证层面对当下城乡关系的现实境况进行描述性分析,指出城乡差距较大的客观现实,主要表现为区域整体性发展、城乡经济发展、城乡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失衡与严重差距;同时,对当下城乡差距程度以及波动趋势进行实证评价,指出中国城乡差距程度总体上呈现由东向西阶梯性递增的趋势,并且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乡差距水平呈现波动性扩大趋势。叁是,从理论层面对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逻辑进行了总结提炼,指出建国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主要遵循"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内在发展规律,而"病态共生"则是城乡关系发展至今的总括性表达,体现为一种城乡二元的结构以及公平效率的丧失,本质上反映为对社会正义的缺失、偏离和违背。第四章: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内在机理"的理论解释。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为什么"这一问题,主要利用"中央—地方—民众"叁层分析框架来解释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原因。一是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引入"城市偏向理论"对中央城乡关系发展的战略决策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指出中央"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是城乡"病态共生"关系形成的本质原因,这种"城市偏向政策"主要表现为1978年之前的价格偏向和1978年之后的非价格偏向。二是从"地方政府自身"(作为一种官僚机器特性)的角度,引入"策略主义"的分析维度,指出地方政府(县乡两级)在城乡关系建设中的"策略行政"是引发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发展"的直接原因,这主要表达为叁大基本策略:对"硬指标"的变通、经济短期行为、"争资跑项"的策略行为。叁是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引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指出在乡村结构转型下"乡村空心化"所带来的乡村建设动力不足和民众基础缺失构成了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共生"的又一潜在原因,这主要包括集体层面的"权威空心化"、精英层面的"人才空心化"、个人层面的"合作空心化"。"中央的政策偏向、地方的策略行政、乡村的基础缺失"共同构筑起了中国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机理。第五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常态关系的理论建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应是什么"这一问题,系统阐明城乡共生式发展的理论架构。首先,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叁大维度阐释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其次,分别从"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维度建构了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五位一体"的共生体系:一是城乡"政治共享"发展机制,包括:政治实体性资源的共享、经济实体性政治资源的共享、规范性政治资源的共享,也即是政治权力组织的合理安排、国家财政的合理性分配、政策制度的合理性设计;二是城乡"经济共荣"发展机制,包括:城乡土地收益共荣机制与工农业发展共荣机制,也即是"土地发展权同等、权属利益均等、国民经济合理分配",以促进城乡经济均衡发展;叁是城乡"文化共融"发展机制,这主要从"文化观念、文化符号、文化记忆"叁大层面建构"城乡文化共同体"以促进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真正共存与融合,从而带来城乡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发性秩序;四是城乡"社会共建"发展机制,包括:官民合作共建、民众集体行动共建,即通过政府的政策制定以及居民的合作参与来推进城乡社会民生事业的共生发展;五是城乡"生态共治"发展机制,这一机制以生态型政府为建构基础、以合作式治理为建构路径,通过政府主导,民众、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参与来达成城乡生态合作善治关系与永续性发展。第六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践路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怎么做"这一问题,旨在阐明具体的发展策略。一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立足于乡村本位的价值思考以及践行均衡发展的战略思路。二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城市市场(共生界面)的引导、以及政策制度(共生环境)的支持。叁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中央、地方、乡村的衔接来共同推进,分别是:中央层面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包括探索"多样化"的城镇化发展之路、打造"差异化"的新农村建设方略、寻求"合作化"的城乡融合新模式;地方层面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包括推动"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转变、以及建立科学发展的政绩评价体系;乡村层面的村社共同体重塑路径,包括强化村社权力以应对"权威空心化"、吸引人才回流以应对"人才空心化"、塑造村社认同感和凝聚力以应对"合作空心化",当然,还有必要在"城市包容乡村发展"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建构一个更大的社会共同体——"城乡共同体",以此来促成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现。第七章:结论与讨论。一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得出研究结论。二是,对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进行了简要的政治学讨论,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社会正义"理念的重构;另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强国家的治理、以及强社会的初步发育"。
张林[4]2016年在《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文中认为论文是关于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实体经济越强,综合国力的基础越坚实。没有实体经济的有效成长,经济社会就不可能健康持续发展。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叁者之间关系密切。实体经济是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就没有可靠的经济基础;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是实体经济增长的两个“引擎”,没有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及其有效协调配合,实体经济增长就没有动力。因此,系统地研究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研究的主要内容(1)构建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对相关概念的定义及内涵进行了界定,分别建立数理模型分析了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财政分权、财政支出、税收优惠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关系,确定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实体经济增长的测度指标。(2)统计分析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及问题。分别利用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和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特征及区域差异;从社会融资规模和结构、财政分权和财政支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性、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投放等方面分析了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及问题。(3)实证研究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二者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从规模、动力和结构叁个视角出发,建立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二者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4)基于论文实证研究结论、结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设计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创新及二者配合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并提出了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2.研究的主要结论(1)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体经济呈快速增长趋势,但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较大的区域差异。1978年以来,中国实体经济总量增长了近157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5.46%,2014年实体经济总量已达551342亿元。2008年以前沿海地区实体经济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2008年以后内陆地区实体经济增长率高于沿海地区和沿边地区,呈现出“内陆经济崛起”新格局。实体经济空间相关性呈倒“u”型变动趋势,2008年达最大值0.353;2008-2010年间中国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呈明显的“v”型变动趋势。衡量实体经济区域差异的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叁个指数均较大,且集中在0.28-0.43之间波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实体经济总量之比为3.18:1.49:1,沿海地区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明显高于沿边地区和内陆地区。(2)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对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两个变量的系数全部显着为正,说明二者对实体经济增长规模、增长动力和增长结构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金融业态深化程度和财政政策激励力度越高,实体经济增长越快。然而,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实体经济区域发展极不协调差距极为显着,二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不协调,叁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不协调,四是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不协调。(3)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配合不协调显着地制约区域实体经济增长。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衡量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配合的交叉项的系数全部显着为负,说明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规模、增长动力和增长结构均具有负向作用,显着地制约实体经济增长。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在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实践过程中,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配合不协调,政策效率偏低。(4)促进实体经济有效增长需要构建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及二者协调配合的长效机制。具体来讲主要包括9个方面:科技金融促进机制、多元金融协调机制、绿色金融服务机制、政府投资驱动机制、财政补贴引导机制、税费减免扶持机制、风险防范化解机制、资源成果共享机制和国有民营协同机制。3.研究的重要观点(1)实体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的有效增长,国民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就不可能长期和谐稳定。全民重视实体经济和回归实体经济,促进实体经济有效增长才是发展硬道理。(2)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是实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不仅需要进一步提升金融业态深化程度和财政政策激励力度,更需要强化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的紧密合作与协调配合。(3)金融业态深化既要加快金融产业市场化发展,又要坚持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金融业态深化必须以实体经济可持续增长为基础,实体经济增长必须依靠金融业态深化的有效支持,二者缺一不可。(4)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主体,是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要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优良环境,要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协调发展。(5)强化技术创新既是实体经济规模扩张和动力转换的基础,又是实体经济增长绩效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必须有效协调配合增强实体经济的科技创新动力。4.研究的政策建议(1)根据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加大基础建设有效投资。根据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因地制宜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增加有效投资,不能为创造GDP而盲目的增加无效投资或重复投资。(2)完善区域产业政策加快实体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塑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找准重点突破领域,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端制造业;多措并举推动服务业快速发展。(3)增加研发经费投入提升实体经济科技创新能力。多管齐下提高财政金融对科技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创新实体企业科技研发经费管理模式,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经费的投入和运用管理。(4)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实体经济人力资本存量。强化校企合作、重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颁布大学生就业新政策,完善企业内部人才培养计划,加快实体企业人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5)深化对外开放与区域合作促进实体经济国际化。加快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加强对外开放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国际区域合作,鼓励实体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
周凤莲[5]2016年在《青海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研究》文中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不仅为人们生存提供必需品,也为工业生产提供丰富的原材料,一国农业发展水平直接影响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2004年,我国由粮食净出口国转变为粮食净进口国,由此可见,提高农业生产能力越来越紧迫。但是,随着我国人口基数的不断增长和耕地资源的限制,单纯的依靠外延式增长已经越来越不切实际。青海省地处我国西北部,受气候、交通、农业技术等条件的限制,农业发展水平滞后。在此背景下,论文以种植业为例,运用索罗余值法对青海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测算研究,分析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由于土地是农业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因此本文在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加入了土地作为指标,以1992-2014年青海省种植业的投入及产出数据为依据,测算出了青海省种植业资金产出弹性为0.5,劳动力和土地产出弹性均为0.25,种植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年均值为45.77%。基于测算结果,分析认为阻碍青海省农业科技进步的主要因素有:一、农业资金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二、劳动力投入过剩,素质偏低;叁、施肥总量不足,结构单一等导致的土地生产率低下;四、农业科技推广体制不健全,推广人才缺乏。根据影响因素提出以下对策:一、改善农业投资结构,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二是要提高农业劳动力素质,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叁是保持和扩大农业用地面积,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四是完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培养农业科技推广人才。
张彩彬[6]2011年在《中国农业科研投资效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所有产业的发展均依赖于技术进步的推动,而科研是技术进步的源泉。中国农业发展面临人口、经济、资源与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然而农业是中国的基础产业,具有巨大的外部性和经济基础地位,当然,农业发展也依赖于农业科研及农业技术进步的推动。而中国农业科研存在着众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国农业科研投资的效率需要评估与提升,农业科研体制也需要管理与制度的创新。基于此,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公共品理论与农业技术进步相关理论为依据,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及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科研投资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和经验总结。对中国农业科研投资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了描述与分析,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和随机边界分析(SFA)的实证研究方法,对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对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农业科研投资效果进行了相对效率评价。并分析总结了中国农业科研体系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实证研究了中国农业科研投入的主要因素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最后,在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农业科研投资效率改进的目标原则、模式机制及制度设计。一、主要研究结论1.中国农业科研投资的现状研究表明：中国农业科研机构庞大,但人均科研经费不足。中国农业科研人员学历学位水平与国际普遍认同的要求还有巨大差距,农业科研人员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仅为5.65%。中国农业科研的经费来源过于单一,主要为依靠政府部门的公共投入,中国尚未形成多元化投资主体。以索洛余值法计算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农业经济中贡献份额,1999-2009年的计算结果为平均31.73%,而以DEA方法计算同期平均则达到47.07%,这二者均与主要发达国家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贡献率的70%-80%仍有非常大的差距。2.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农业科研投资相对效率评价结果表明：采用DEA方法和SFA方法对中国和世界上主要国家农业科研投资效果进行相对效率评价,结果基本一致。中国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是较高的,说明中国已经充分利用了现有的农业生产要素和技术水平。但动态DEA分析的结果则表明了中国农业技术进步及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上低于主要国家的平均增长水平,并且农业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处于下降之中。中国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率在样本国家中处于较低水平,技术效率处于下降状态,规模效率也相对较低,总体上使得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国际比较中处于较低水平的国家行列。3.基于DEA的中国地区之间的农业科研投资相对效率评价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生产效率最高的地区为东北地区,中南地区、西南和华东地区的效率则处于相对中上水平,而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为全国农业生产效率相对较低地区。动态DEA及全要素生产率分析则表明,1978-2009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上升2.4%,其中华北区平均全要素生产率进步最快,处于中间水平的是东北区,华东区、中南区及西北区,处于较低水平的是西南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主要由综合效率水平差异造成。从管理效率上看,各地区实质农业科研投入管理及制度创新水平都是较差的。以1978年为基期的定基DEA效率指数分析,1978-2009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上升2.4%,而其中综合效率改善年均下降1.4%,技术进步则年均上升3.9%。从动态上看,中国农业生产在管理效率上实质是退步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的推动。如果将农业科研分为管理性科研和技术性科研,则中国十分需要加强农业管理性科学研究水平,改善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制度与组织形式,中国十分需要提高农业制度创新水平。4.基于SFA的中国地区之间的农业科研投资相对效率评价结果表明：从技术效率上看,评价结果与DEA的结果是基本一致的,中国农业科研投资管理效率或制度效率都是呈下降趋势的,农业科研投资急需提高管理效率及制度创新。DEA和SFA结果均表明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较高的技术进步抵消了管理效率的下降和大多数地区规模报酬递减的作用,使得总体上中国各地区都获得了正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DEA和SFA评价结果在中国地区之间农业生产效率、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及全要素生产率上给出了基本一致的评价结果。5.对中国农业科研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科研投资主要以国家投入为主,公共投入比重较高以及缺乏市场资金和私人资本的介入,会造成效率上的损失。究其成因,是由于中国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农业产业化发展迟缓造成的。中国的农业科研人员平均素质较低,对中国农业科研的竞争力和科研水平造成不利影响。中国农业科研人员的激励机制有待研究和加强,科研人员也存在着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分布不均与分布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中国农业科研投资强度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投资水平,中国亟需加大农业科研投资水平。中国农业科研机构管理上存在着缺乏整体规划、农业科研体系区域布局不合理以及不同类型之间的科研机构分工不明晰等问题。农业科研成果转化与推广存在着诸如农业技术转化推广体系不够完善、农业科研成果转化与推广资金投入不足,推广人员知识更新速度慢、农业科研成果转化与推广中的农业技术市场和农业科技企业发展缓慢等问题。农业科研资金的运作也存在着资金投入及管理方式不合理,效益低下等问题。6.对中国农业科研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业R&D人员投入及农业R&D内部经费支出均与农业技术进步率为显着的正相关关系。从农业科研投资效果上看,农业科研人员工作量每增长1%,农业技术进步指数增长0.039%；农业科研经费投入每增加1%,农业技术进步指数增长0.046%。而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农业技术进步率无显着关系,反映自然生产条件的有效灌溉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例以及受灾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例两个变量与农业技术进步率也不存在显着相关关系。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关键影响因素为农业科研投入水平及推广,农业技术进步受各地特有的农业生产条件影响并不显着,中国农业科研人员投入和资金投入,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待提高。二、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创新工作体现在以下方面：1.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和随机边界分析(SFA)的方法,分析比较了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及主要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效率,得到了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结论。对中国各地区间的农业科研投资相对效率、技术进步进行了评价分析,对农业科研投入及相关农业生产的自然、社会经济因素与农业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得到对提升农业科研投资效率有参考价值的研究结论。2.在制度创新上提出改革的重点是农业科研投资的模式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思路,提出了提升农业科研投资效率的相关政策建议。叁、论文的政策建议1.加大农业科研投资力度。农业科研投资在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提高农业生产力、拉动其它相关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较有效地减少贫困等方面发挥着作用。因此,在国民经济中应提高农业科研投资的地位,加大农业科研投资力度。近些年相关职能部门也意识到农业科研投资的重要性,农业科研投资增长速度在不断加快,但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和国家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仍然远高于农业科研投资的增长速度,这与农业科研投资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不对称。强大的科技支撑是未来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而持续的增加科技投入是未来农业科技进步的源泉。所以,建议政府公共财政加大加快农业科研投资,在国家财政科技拨款中提高农业科研投资的比例,以充分发挥农业科研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2.拓宽农业科研融资渠道。作为具有较高外部性及公共品性质的农业科研,必须坚持以国家公共投资为主体,坚持农业科研机构的公共服务性质,把从事公共农业科研,为社会提供公共品与服务作为农业科研机构的存在核心使命,形成长期稳定投入支持机制,避免甩包袱式地将农业科研机构企业化与营利化。应以政府公共投入为主体,要遵循市场效率原则,形成多元投资主体,开辟多条渠道,形成多方投入的格局,以提高资源有效利用率。3.优化农业科研投资结构。各级政府及其管理部门要加快农业科研投资的部门结构调整,特别是需要重点增加高附加值、高比较效益的农业生产领域的农业科研投资。4.保持农业科研与推广的协调。成果的推广和应用是农业科研的延续,是农业科研投资效果的体现。随着整体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和科研单位改制的深化,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日趋重迭,这种利益分配链符合市场运作模式,使农业科研成果真正地服务于农业生产,从而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因此,农业科研推广本身是研究的延伸,农业科研以推广和应用为归宿。通过农业科研与专业农户和基层农业开发企业相结合、农业科研与行政效力相结合,可以使农业科研成果更快、更好地转化到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去,同时可以检验科技产品实用价值及捕捉技术创新的信息。5.强化农业科研投资监管。农业科研投资的运行效率是对农业科研投资“质”的度量,决定着农业科研投资的效果。因此,在现实背景下,应创新农业科研投资效率管理理念,充分意识到抓资金运用效率就是抓农业科研资金投入、抓资金运用效率就是抓农业科研效果,并贯穿于农业科研投资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切实把农业科研投资与农业科研投资效率的监管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建立健全预算执行分析制度和农业科研投资实施进度考评制度,继续推行和完善报账制、公示制、专家评审制等管理方式。强化农业科研投资效率的考评制度,逐步实现农业科研投资制度与效率考核相挂钩。充分利用基层农业科研部门具有面向第一线、了解实际情况的优势,赋予其更多的监管责任,从而提高农业科研投资效率,更好地为农业科学研究提供资金支持。
谢丽霜[7]2003年在《西部开发中的金融支持与金融发展》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发展)存在相关联系作为贯穿全文始终的指导思想，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西方金融深化理论的有关原理、方法及研究成果，在经济日趋市场化和开放化的大背景中，揭示金融发展之于西部开发的重要意义，剖析西部金融浅层发展的特征、成因及其对西部开发的制约，并从西部地区的具体实际出发，探讨和论证促进西部金融发展，以增强金融对西部开发的支持力度的若干战略途径和具体策略。全文分为8个部分，其结构和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 金融发展与西部开发的绩效 本部分从关乎西部开发绩效的四个重要因素，即资本形成、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活力激发、“造血”机制塑造着手，较为深入地阐述了金融发展在西部开发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资产流动与重组功能、筹资用资的风险约束功能，可以促进西部资本形成、缓解西部开发的资金约束，改善西部产业结构，提升西部企业竞争力，同时，金融发展即金融市场量的扩张和质的改善，还有助于完善西部地区的市场体系，健全市场机制，进而为西部开发以至西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奠定必不可少的市场制度基础。 第二部分 西部金融发展的现实状态 本部分从实证的角度，具体分析了西部金融发展的现状、成因及其对西部开发的制约。本部分的基本观点是：我国金融发展的区域结构也和经济发展一样，呈现出明显的梯度差异，西部金融发展处于浅层发展的状态，西部金融市场无论是在数量扩张，还是在质量改善上，都明显滞后于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对金融发展依存度不断提高的市场经济中，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而导致的西部金融浅层发展的状态，必然会妨碍西部开发的推展。该部分实际上是第一部分思想的逻辑延伸，它们既共同构成了研究和促进西部金融发展的背景，也共同印证了发展西部金融，强化西部开发的金融支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第叁部分 西部金融发展的基础和路径 本部分的基本思想是：在经济发展从财政主导型向金融主导型转变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西部地区固然需要促进金融发展以强化金融对西部开发的支持力度，但是，区域金融发展是要受到区域实质经济基础如经济的商品化和货币化，储蓄及其与投资的分离，以及排他性产权安排等制度基础的约束的，西部金融发展必须夯实这些基础；从金融应有的功能看，金融发展是金融市场作用范围扩大、作用层次深化、作用力度增强的过程，这一过程从总体上说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强调这一点，并不等于否定政府的作用，作为后进型经济的西部地区，“双力(民间力量和政府力量)合一”的成长路径，更应成为其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四部分 西部金融组织结构的多元化发展 金融机构的多元化既是金融发展命题的应有之意，也是实现金融工具多样化发展(其本身也是金融发展的内容和标志)的必要条件。由于间接金融既是西部金融系统的主体构成部分，也是西部实质经济发展的主要依赖，因而该部分对金融组织结构多元化的探讨就只限于间接金融领域。本部分主张：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及其业务在西部开发中的支持作用；存量调整西部地区国有商业银行以提高其运营效率；发展西部地区各类地方性金融机构，以满足当地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户等次级经济力量对金融服务的需求；鼓励外资金融机构西进以促进西部大开发对外资的利用。 第五部分 西部资本市场的发展 作为金融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资本市场及其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当然内容和标志，国家如此，区域亦然。但就一个区域而言，资本市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该区域对国内外资本市场的介入和利用的程度。长期来看，各区域能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和利用资本市场，要取决于各区域企业的竞争能力，而不是政府的扶持。因此，本部分主张发展西部股票市场应当着眼于长远，重点从提高西部卜市公司的创新能力，改善其结构及市场形象，开发和培养上市公司后备军等方面，来提高西部上市公司的整体赢利能力，进而提高西部地区对股票市场参与和利用的程度。同时，还应努力抓住当前我国企业债券发展的良机，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促进西部企业的债券融资，以期最大限度地分享中国未来企业债券市场快速发展的好处。 第六部分 货币金融政策的区域化调整 本部分认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难题和障碍，也是中国货币金融政策进行区域化调整的现实基础和客观根据。着眼于总量调节的统一的货币金融政策，加剧了社会资金空间配置的失衡，进而扩大了区域间金融、经济发展的差距。为缩小这种差距，中央政府应当重视货币金融政策的结构调整功能，实行地区差别化的货币金融政策。具体到西部大开发中，就是要对西部地区实行更加倾斜的货币金融政策，以引导金融资源向西部地区流动，促进西部金融发展，增强金融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支持作用，期间，相应的财政政策措施是西向倾斜的货币金融政策发挥作用所必不可少的，二者的协调配合有助于加快西部大开发的进程。 第七部分 西部金融发展中的地方政府推动
刘文[8]2007年在《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7年“一号文件”强调指出,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文件对现代农业的定义为:用现代的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可见,建设现代农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政策、科技、装备和人才等各个方面强化支撑。其中,设施装备是农业系统的基石,是现代农业的主要支撑。也就是说,要建设现代农业,没有什么比广博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显得更为重要。然而,我国目前的农业基础设施存在着投入严重不足、布局不尽合理、管理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成为制约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瓶颈。可以说,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建设失当、管理失效存在很大的关系。因而探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问题是推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迫切的重要课题。首先,文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概念、内容、基本的经济特征等进行阐述。其次,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充分发挥财政投入的调控和引导作用、切实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方式多样化是解决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的关键。再次,文章针对不同的投资主体在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子系统内部不同技术经济特征的农业基础设施上如何优化投资、提高效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从公共部门角度来看,通过一系列的指标分析比较得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绝对规模都在增加,但相对规模普遍偏小,而且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很难有大的提升;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结构也不尽合理,不能充分发挥各项目的作用机制,农业基础设施体系的整体效益欠佳。理论结合实际对政府财政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各种方式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简单比较了各种方式的资金带动效应。结合当前财政投入方式存在的方式单一、财政包袱重的缺陷,提出政府应当在现有投入方式基础上,加强财政担保、财政参股、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资金带动效应大的投入方式的应用,既能缓解财政压力,又能最大限度地吸引私人部门的资金投入农业基础设施领域。(2)从私人部门角度分析,投资农业基础设施的能力非常强,但私人部门介入农业基础设施领域的现状不容乐观,关键在于政府财政的引导调控不到位,财政支持方式单一。(3)要加强公私部门之间的互动,针对不同的私人部门投资主体,选用最适宜的财政引导方式或方式组合,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机制,以多元多层次多样化协调发展模式实现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充足与投资资本高效、增值的“双赢”。最后,文章对我国农业基础设施管护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对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基础,管理是关键,效益是根本。通过对现实中的各种管护模式进行盘点归类,认为管护效率依集权管护、私人管护、参与管护、自主管护逐级提升,农业基础设施的管护应该趋向于选择应用参与管护和自主管护制度,并对现行各种运行管护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
潘文轩[9]2011年在《我国财政分权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区域差异显着的发展中大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对于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国家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区域协调发展受到自然、经济、文化、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财政分权体制是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之一。财政分权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兼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命题。从理论上看,财政分权和区域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是近年来财政学和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研究了财政分权对区域差距、区域一体化、区域竞争等区域经济发展现象的影响。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建立起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财政分权对区域协调发展影响的理论框架。而从现实来看,我国财政分权改革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推动了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在实行财政分权的过程中,区域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结构扭曲等问题也比较突出,给大国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这要求我们对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作进一步的调整和改革,使其更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本文沿着“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政策分析”的思路,系统性地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在理论部分,本文探讨了财政分权和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说明了财政分权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机制与结果。在实证部分,本文综合运用统计、计量、案例等实证方法,分析了我国财政分权对区域协调发展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并解释了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在政策部分,本文提出要进一步深化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增强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推动作用,并设计了较为完整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改革方案与措施。本文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部分所得到的主要结论为：第一,财政分权体制通过政府间公共事务责权和财政支出责任划分、地区间财力分配、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区域间财政调控四条路径来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现实中的财政分权体制往往同时包含着促进和制约区域协调发展的因素,所以,财政分权对区域协调发展存在着双重可能影响。第二,我国政府间公共事务责权和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整体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但就某些特定的公共事务责权和财攻支出责任而言,其划分方式还不是十分明确与合理。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相比,当前我国政府间公共事务责权和财政支出责任划分方式还存在不少弊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公共事务责权和财政支出责任重心偏低,中央和省级政府责任缺位,而县级政府负担过重。第叁,在我国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区间财力分配始终呈现出较大的差距。由于纵向财权划分上的一些缺陷,再加上存在横向税收转移现象,造成了初次财力分配体制不尽合理。初次分配形成的区域财力差距甚至还超过了区域经济差距。而财政转移支付的财力再平衡能力尚有不足,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区域财力分配失衡的格局。第四,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竞争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利弊共存。财政竞争促进了资本的跨地区流动,加快了各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由于各地区展开竞争的起点高度不平等,财政竞争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区域经济差距。此外,当前的财政竞争过于集中在对资本和税源的争夺,造成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的扭曲。第五,我国中央政府综合运用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区域财政投资政策、区域税收政策等区域间财政调控手段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过,由于中央调控政策设计缺陷、地方贯彻执行不力等诸多原因,调控政策的效力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要构建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财政分权体制的观点。具体的政策建议为：首先,要积极调整政府间公共事务责权和财政支出责任划分,优化区域发展中的政府间职责分工；其次,要努力健全地区间财力分配机制,逐步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再次,要不断规范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建立起良性的区域竞争模式；最后,要着力完善区域间财政调控体系,持续增强调控政策的效应。
王玮[10]2016年在《中国政府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实施改革开放叁十多年,物质资本的大量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为突出,但是,随着物质资源的大量消耗,带来了自然资源的逐渐枯竭和用工成本的迅速上升,伴随而来的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依靠投资增加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越来越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由粗放式增长方式转向内涵式增长方式的关键在于提升资源的产出效率,因此,提升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技术结构、促进科技创新是实现集约式增长方式的重要基础。本文立足于政府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实际,首先,以高等教育投资效率的提升为目标,结合人力资本理论和投资效率理论为基础,分析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和一般规律,对比效率评价研究方法,选择静态效率和动态指数方法相结合的思路构建了高等教育投资效率评价体系；其次,运用DEA指数分析我国不同地区高等教育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地区间投资效率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最后,依据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和社会的作用,检验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社会效应。据此,本文深入研究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效率问题,其主要内容为：一是绪论。本章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并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要研究的问题。同时在该问题的指引下,理清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构建了逻辑框架,并进一步阐述了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二是相关概念与理论阐述。本章科学界定了本文涉及的人力资本概念和特征、人力资本投资的概念及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内涵等相关概念,回顾了公共财政理论、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理论,梳理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相关的国内外文献,并阐述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必要性,为本文后续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叁是中国政府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现状分析。本章首先阐述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其次,分析我国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规模、比例、变化趋势及特征；最后,比较分析我国各地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地区差距。四是中国政府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DEA分析。本章首先,明确了投入产出指标体系的构建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进而从人力资本投资的投入与产出两个方面,分别筛选指标,构建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其次,构建本文所需的评价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效率模型；最后,从整体分布特征和逐年变化趋势两方面全面描述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深入探讨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省际差异及变化趋势。五是中国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低效率原因分析。本章主要借助DEA投影分析技术,使用产出导向的DEA模型对省级区域实际投入产出水平与生产前沿面的最优值进行比对,从而测算出投资过量和产出不足的相关数据。以此为基础,从经济方面和制度设计两个角度,分析出非DEA有效地区投资管理过程中的投资效率低下的原因,以便获得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六是中国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社会效应。本章主要依据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社会的作用,探讨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和社会的作用路径。以宏观统计数据为基础,借助VAR协整分析方法和面板回归模型验证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社会效应,检验全国、区域、各省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社会的贡献度。最后,在理论分析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提高我国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相关政策,为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提供决策依据。
参考文献：
[1]. 青海农业财政投资的运行分析及对策研究[D]. 李双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1
[2]. 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评价研究[D]. 郭海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2
[3]. 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D]. 武小龙. 南京农业大学. 2015
[4]. 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D]. 张林. 重庆大学. 2016
[5]. 青海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研究[D]. 周凤莲. 青海大学. 2016
[6]. 中国农业科研投资效率研究[D]. 张彩彬. 西南大学. 2011
[7]. 西部开发中的金融支持与金融发展[D]. 谢丽霜. 中央民族大学. 2003
[8]. 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研究[D]. 刘文. 华中农业大学. 2007
[9]. 我国财政分权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D]. 潘文轩.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1
[10]. 中国政府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评价研究[D]. 王玮.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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