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军[1]2001年在《中国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及首次公告效应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今年以来上市公司增发新股成为我国证券市场上的热点。本文借鉴国外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对我国2000年1月1日至2001年5月14日期间发布增发首次公告的89只深、沪上市公司股票，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了一些较有意义的结论。 全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是有关国内外学者对证券季节性发行研究的简单回顾，主要介绍了一些西方学者对这类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也简要介绍了我国学者汪海宁先生对增发实证分析的结果。 第二章介绍自1998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增发再融资方式的发展概况。笔者根据发行方式的变化，将我国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叁个时期分别进行了论述。 第叁章重点介绍了本文实证研究中所采用的两种统计方法，即市场模型法与市场收益率调整法，并给出了“稀释度”的定义和计算方法。 第四章是实证结果分析，主要对我国增发上市公司的叁个总体特征——增发前后的平均累积收益率的变动趋势、平均公告效应和稀释度进行了统计分析与描述，并通过回归分析得到了有效的线性回归模型，同时指出，当前影响我国增发上市公司股价波动的深层次原因是高昂的代理成本。 第五章总结了本文实证分析结果，指出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并表达了笔者的一些感想与体会。
毕金玲[2]2010年在《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研究》文中提出公司股权再融资行为在微观上影响公司的资本成本、资本结构、现金流量安排和控制权配置,在宏观上影响整体资本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问题成为一个需要并值得研究的课题。有数据显示,从1991年到2008年底,我国证券市场股权再融资额为11321.47亿元,其中配股融资额2733.94亿元,增发融资额8587.53亿元(而同期A股境内IPO融资额为12884.37亿),可见股权再融资的总体规模已经接近IPO融资规模,股权再融资已成为我国上市公司后续融资的重要方式。国内外学者对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问题的研究对本文的写作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笔者立足于国内外文献,在前人的成果之上对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问题进行研究,结合我国证券市场不同时期先后出现“配股热”、“公开增发热”、“定向增发热”的现象,考虑中国上市公司所处的制度背景环境,对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和具有现实意义。现有文献对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虽然从政策规定、发行条件、股权结构、代理成本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但缺少对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影响因素的系统分析,同时从现有研究来看,以股权再融资行为的经济后果对股权再融资方式进行选择及评价的研究比较少,因此本论文以此为切入点,对我国上市公司叁种主要的股权再融资方式,即配股、公开增发和定向增发展开研究,通过事前股权再融资方式合理选择及事后叁种股权再融资方式业绩的合理评价来把握股权再融资行为,以期降低公司股权再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实现股权再融资目标,提升公司市场价值。本论文沿着“研究背景→文献综述→影响因素分析(包括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公告效应比较→长期业绩比较→结论与政策建议”的思路进行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梳理国内外关于股权再融资方式、股权再融资公告效应及长期业绩的研究,将信息不对称理论和财富再分配效应理论与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相结合,立足于中国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实际状况,继承融合资本结构经典理论,探索拓展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前沿课题,运用博弈方法分析再融资监管政策,采用Logistic模型考察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运用事件研究法考察配股、公开增发和定向增发的公告效应和长期业绩,并将叁种方式的短期与长期业绩进行比较。全文由八章组成。第一章主要阐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内容与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及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根据本论文的研究思路,从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股权再融资公告效应、股权再融资长期业绩叁方面梳理国内外的文献,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提出了本文研究的关键问题。第叁章介绍了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理论与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理论,在再融资方式选择理论中分别介绍了支持配股、支持公开增发、支持定向增发的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分析了对中国上市公司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即信息不对称理论和财富再分配效应理论。第四章对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制度背景进行分析,介绍了配股、公开增发和定向增发叁种股权再融资方式各自的特点及发展概况,回顾了叁种股权再融资方式的政策变迁,并运用博弈方法中的缺口模型以增发政策为例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再融资监管政策显着影响上市公司业绩分布,增发政策产生增发资格线,监管政策引发信息失真,这表明净资产收益率尽管是再融资监管政策的重点关注指标,但配股公司与增发公司在净资产收益率方面不存在显着差异,那些打算进行股权再融资的公司为了获取再融资资格都会不惜代价迎合监管要求,再融资预案是在揣摩监管机构的意图,上市公司自身丧失了对再融资方式进行选择的必要理性。第五章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探讨了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其中理论模型为控制权私人收益模型和财富再分配效应模型,前者从理论角度阐述了控制权私人收益对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决策及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分析表明考虑控制权私人收益后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融资概率提高,小股东的利益进一步减少,但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考虑,控制权私人收益并不是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决策的依据；后者从财富效应角度考察配股与增发方式下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实际上也就是控股股东与小股东)的收益,分析表明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公开增发方式对非流通股股东最有利,但定向增发方式下,非流通股股东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自身利益,流通股股东利益受损害的程度有所减弱。本章在两个理论模型后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了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考察了预计股权再融资净额、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收益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市盈率、流通股比例、资产负债率、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过去叁年平均主营业务增长率九个影响因素,实证结论表明预计股权再融资净额、资产负债率、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流通股比例越大的公司越倾向于采用增发方式,反之,则采用配股方式。第六章运用事件研究法考察配股、公开增发和定向增发的公告效应,并将叁者公告效应的程度进行比较,在预期收益率的计算中采用最小二乘市场模型。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的公告效应要好于配股和公开增发新股的公告效应。第七章运用事件研究法考察配股、公开增发和定向增发的长期市场业绩,并将叁者长期市场业绩表现进行比较。研究表明,定向增发公司长期市场业绩高于公开增发公司和配股公司。从增加公司价值的角度讲,应大力提倡上市公司选择定向增发方式进行股权再融资。第八章从政策研究、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叁方面概括本文的研究结论,同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具体包括完善股权再融资监管政策、加强对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监管、进一步改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积极鼓励定向增发方式等。股权再融资问题是一个研究内容非常丰富的课题,国内外学者对此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奠基和探索,他们的研究对本文的写作具有极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本文的研究在前人基础上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写作过程中形成的主要创新之处包括：第一,论文全面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叁种主要股权再融资方式配股、公开增发、定向增发的发展概况,系统回顾了叁种方式各自的政策变迁,并尝试用博弈方法分析增发资格线,扩展了该问题的研究内容。第二,论文首次采用logistic模型系统分析了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实证检验了不同股权再融资方式下公司特性上的差异,研究结论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具有指导意义。第叁,已有文献对股权再融资方式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本文另辟蹊径,从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出发,建立再融资方式与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不同再融资方式下公司的业绩表现及如何通过股权再融资后的业绩选择股权再融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令人遗憾的是,受到定向增发出现时间较晚所限,在比较叁种股权再融资方式长期收益时只能比较再融资后18个月的收益,随着时间的推进及样本数量的增加,未来可以进行更长时间段的研究。股权再融资问题研究内容很丰富,本文以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为出发点对比研究了叁种方式的公告效应和长期股票收益率,随着研究的深入,未来从理论上进一步探讨公告效应和长期收益变化的原因也将是未来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李宇良[3]2011年在《中国A股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公告效应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6年,定向增发作为一种全新的股权融资工具进入了股权分置改革后的中国证券市场：2007年《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定向增发的具体实施细节。与其他股权融资方式相比,定向增发的高效率和低成本使其迅速成为中国上市公司最为青睐的再融资方式,但同时也在应用中暴露出诸多问题。定向增发与国外的股票私募类似,在国外无论是实际应用还是理论研究都较为成熟。比较而言,由于应用时间有限,国内学者对定向增发的研究较为零散。定向增发公告效应反映整个证券市场和投资者对定向增发的态度和预期,是研究定向增发的一个重要内容。不同的政策和制度背景下的定向增发产生的公告效应有所不同,本文旨在研究在中国的证券市场和制度规定下,中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会产生什么样的公告效应,以及哪些因素决定了这一效应。本文在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定向增发的制度背景和运用情况进行论述的基础上,运用事件研究法和多元回归分析,以2008—-2010年中国A股市场中发布定向增发预案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定向增发产生的公告效应以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通过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以及对理论基础的分析,确定了公告效应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运用事件研究法分析检验定向增发预案首次公告日前后5日样本公司的股票超额收益率,对定向增发的整体公告效应进行了研究分析；并根据增发动机、增发对象和认购方式对样本进行了分组,比较检验了不同组别之间的定向增发公告效应是否存在显着差异。根据选定的定向增发公告效应影响因素和提出的研究假设,选取回归方程的解释变量；以定向增发公告日后一日的累计超额收益率作为因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方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研究了各影响因素与定向增发公告效应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在我国证券市场中,定向增发的公告效应显着为正,定向增发的动机、对象、认购方式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公告效应有所差异；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增发动机、增发对象和认购方式确实会影响定向增发公告效应,同时公司规模和资产负债率与定向增发公告效应均呈现出显着的负相关关系。本文最后从我国证券市场环境和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特点的角度对实证研究结果进行了简要分析,并且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为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将分组检验与多元线性分析相结合,从多角度考察了定向增发公告效应的影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实证结论的稳健性。
郭巧莉[4]2013年在《我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融资效应研究》文中指出从尝试、探索为国有企业解困到成功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并从2006年开始实施定向增发股权再融资创新，二十多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在聚集社会闲置资金，推动经济改革、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就业和扩大财政收入以及社会进步等众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市场作为新兴转轨的资本市场之一，既不能照搬国外成熟的市场经验，又得摸索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2006年5月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响应国务院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号召，出台并实施了《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定向增发首次作为我国股权再融资形式之一，被引入资本市场。在我国特殊制度的安排下，定向增发这种在全流通背景下借鉴境外市场经验引入的证券发行制度，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所追捧，其融资规模远远超过配股、公开增发新股和可转换债券等股权再融资方式。本文针对近年来定向增发热这一现象，欲在介绍定向增发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定向增发做一系统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的实证研究分析，并辅以首例农业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案例剖析，以验证定向增发这种融资方式是否对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上市公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而在丰富定向增发融资理论的同时，为中国上市公司进行融资决策及投资者参与股权再融资提供新的启示，并且为定向增发相关政策的具体改进和规范提供一定的方向和依据。本文创新性工作及形成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本文运用事件研究法，在对定向增发短期宣告效应的研究中，同时选择了定向增发预案公告日和定向增发实施公告日做为事件基准日，对定向增发的宣告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定向增发存在正的短期宣告效应。第二，由于定向增发是2006年5月以后开始实行的股权再融资新政，前期文献研究定向增发的长期效应时间跨度及样本可能受限。本文在保证时间期限和样本数量的基础上，从短期宣告效应到长期融资效应，对定向增发融资效应做出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存在正的短期宣告效应，但从长期效应来看，定向增发绩效并未得到显着改善。第叁，本文用法与金融理论解释了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重要性，本文认为落实法律制度对投资者保护的作用，有利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控制大股东掏空行为、保障中小股东利益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
黄格非[5]2006年在《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与决策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在对国内外融资决策文献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从融资行为和决策机制的角度对上市公司再融资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首先对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市场的市场格局和融资行为选择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各种融资方式和融资工具的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上市公司再融资决策的黑箱进行了揭示，构建了上市公司再融资决策的系统分析框架，对决策的主体、决策目标、决策程序和关键环节、影响因素和利益相关者发挥作用的机制进行了全面分析。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政府干预过多造成的金融压抑扭曲了资本市场的价格信号，资金的财务成本不是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决策的决定因素，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决策遵循相机决策模型，即取决于资金到位的快慢和管理层的管理成本，上市公司再融资后的经营绩效普遍下降，说明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本文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从微观看，由于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经理层与股东的两类代理问题均非常严重，大股东控制和内部人控制造成的巨大的代理成本使得再融资决策背离了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理论目标，因此运用发达市场的公司融资理论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决策行为难以做出了有效的解释。这使得作者转向宏观领域，试图从转轨经济和金融发展理论中寻求答案。尽管中国的货币化程度(M2／GDP的比例)在2005年已高达164％，金融相互联系系数(FIR)也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银行系统持有的资产占总金融资产比重占绝对优势，2005年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高达14万亿，银行存贷差逾9万亿，由于缺乏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有效机制，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资本供给仍然十分短缺。我国的企业和投资者可供选择的投融资渠道有限且没有充分的自主权，金融市场严重分割，金融产品种类少、数量少，政府对利率进行控制，资本市场的资源被导向政府偏好的部门，都说明我国还存在着普遍的金融压抑。金融压抑破坏了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和价格体系，使得资本市场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不能发挥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最后，本文认为，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中国股市非流通股和流通股的二元特征随之消失，解决了两类股东的主要利益冲突，使得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的制度背景和市场预期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提高上市公司再融资决策效率，笔者从完善公司治理和推进金融深化两个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如积极推进管理层持股，降低代理成本，逐步放松政府管制，推动金融创新，发挥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和效率，使中国的资本市场与发达成熟市场逐渐接轨。全流通后的中国再融资市场的格局、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特征和融资决策机制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债券市场将逐渐兴旺发达，控制权因素、公司估值及发行时机将成为上市公司再融资决策的关键因素。
张勇军[6]2007年在《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绩效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由于证券市场发展的时间不长,国内学者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问题的研究还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对再融资的绩效表现存在不同的争议。本文选择股权再融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用实证的方法对其绩效进行研究,试图为我国股权再融资政策的调整和上市公司融资方式的选择提供一些针对性的建议。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回顾了西方经典融资理论,以及国内外学者对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问题的相关研究。在第二部分中,主要对融资相关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对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情况作了简单的介绍,并重点对我国股权再融资的两种主要方式进行了比较。第叁、四部分分别对我国上市公司采用增发和配股方式的融资绩效进行了描述性和实证性的分析。每一部分都首先回顾和总结该融资模式的政策演变,并从中选择了一些样本数据展开股权再融资绩效的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配股、增发的短期市场绩效受证券市场走势和相关政策影响较大,配股上市公司的长期财务业绩除个别会计年度外普遍呈现下滑趋势,但增发上市公司在2002年之后因公司质量的明显提高,其增发后的经营业绩有良好的表现。论文的第五部分首先分析了引致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低绩效的两大原因——股权结构、内部治理结构不合理以及上市公司缺乏有效的内外监督约束机制。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股权再融资绩效的对策建议。
吴井峰[7]2016年在《股权定向增发的融资模式研究》文中提出2006年之后,我国股权定向增发融资模式得到真正的发展,其在股权再融资市场中的地位逐步提升,成为上市公司最重要的股权再融资选择。经过几年发展,我国股权定向增发呈现以下几点特征:(1)无论是增发次数还是融资规模都高于配股和股权公开增发两种股权再融资模式;(2)在熊市阶段发展更快,熊市中上市公司采用股权定向增发融资金额占比最高;(3)规模越小的上市公司,越倾向于使用股权定向增发这种便捷的模式进行股权再融资;(4)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的公司,越倾向于采用股权定向增发模式。尽管我国股权定向增发得到迅速发展,但是学术界对于股权定向增发的定价及其影响因素的认识还需要厘清;对于股权定向增发后的短期和长期投资者财富效应还需要做进一步检验;对于股权定向增发中的投资者行为也需要从多维度进行认识。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进一步考察上述叁方面问题。首先,使用A股上市公司在2006年至2013年进行的所有股权定向增发样本,本文对股权定向增发模式下的定价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如下基本结论:第一,大股东在股权定向增发中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即通过低价获取较高的控制权,达到掏空小股东的目的。在股权定向增发中,现行市场机制,即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分析师并没有对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第二,发行公司信息越不透明,则发行对象要求越高的价格折扣率,以补偿其承担的高风险。机构投资者和分析师是股票市场中的重要信息提供者,因此,对于机构持股比例越高,分析师跟踪人数越多的上市公司,则其信息不对称程度也较低,进而信息对发行价格折扣率的正向影响也越弱。上述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使用不同的机会主义动机和信息不对称衡量指标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其次,对于投资者长期财富效应,本文发现,无论是对于哪种期限计算的投资者长期财富效应,不同类型的股权定向增发参与方对其并没有显着的影响,这一结果没有支持公司治理和信息经济学理论所做出的预测。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既没有通过改善公司治理,也没有传递公司未来具有较好投资机会的信息为投资者带来正向的长期财富效应。关于大股东参与认购的实证检验同样表明,大股东对长期财富效应的影响不显着,即大股东既没有改变公司治理环境,也没有传递出未来更好的投资机会信息,从而影响投资者长期财富效应。对于投资者的短期财富效应,本文发现了以下四种情形:一是股权定向增发规模越大,投资者短期财富效应越低。这一结果与股权定向增发改善公司治理,且向市场传递未来更好投资机会信息的假设相反。二是股权定向增发价格越高,投资者的短期财富效应越高,表明发行价格是影响财富效应的重要因素,发行价格越高,向市场传递出认购方对发行公司未来投资机会更加看好的信息,同时也为发行公司提供更多流动性,因此投资者具有正向的短期财富效应。叁是大股东参与股权定向增发认购也向市场传递出公司具有短期投资机会的信息,其对短期财富效应存在正向影响。但是,如果大股东过多地认购股份,则会引发市场对大股东机会主义行为动机的担忧,因此造成负向的短期财富效应。四是不同市场环境也对投资者短期财富效应形成显着的影响,熊市环境下股权定向增发后短期财富效应显着高于牛市环境下股权定向增发后的短期财富效应。最后,本文从股权定向增发公司的现金股利派发水平和增发新股在解锁期上市公司进行的盈余管理水平角度对股权定向增发参与者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得到的实证检验证据表明,平均而言,股权定向增发并没有显着提高发行公司的现金股利派发水平。但是,当大股东参与股权定向增发时,现金股利派发水平显着提高。对于盈余管理,平均而言,解锁期的到来确实提高了发行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但是大股东认购股票解锁期的到来却没有显着提高盈余管理程度。对于正向盈余管理,解锁期和大股东认购对其都没有显着的影响。但是,对于负向盈余管理,解锁期到来却加重了负向盈余管理的程度,对于该现象无法用委托代理理论解释。考虑大股东认购行为后,委托代理理论对其降低负向盈余管理程度,甚至将盈余管理方向由负转为正的行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黄秀连[8]2013年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SEO）方式选择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根据证监会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股票再融资规模已由1998年的364.77亿元迅速上升到2011年的4842.48亿元,增加了12倍多。2012年我国上市公司在A股市场上通过初次发行融资(即IPO)融得的资金总额为1034.32亿元,而通过股权再融资(即SEO)方式融得资金2093.22亿元。从1998年至2012年,A股市场上IPO融资总金额为21813.36亿元, SEO融资总金额达23291.3亿元,IPO占股权融资总额(IPO与SEO规模之和)的比48.36%,而SEO占股权融资的比为51.64%。由此可以看出,SEO的规模已经超过了IPO规模,股权再融资已经成为上市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目前,国外上市公司的股权再融资方式主要是：配股再融资和增发再融资。不同的资本市场上对股权再融资方式的选择有明显的差异。在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经逐渐放弃了配股方式,转而使用增发新股的方式进行股权再融资,而在加拿大、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却仍然以配股为主要的股权再融资方式。究竟采用哪种股权再融资方式更好?虽然国外学者都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是至今尚无定论。国内学者对此类问题的研究较少,同样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因此,对还需要对此类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通过研究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问题可以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方式的选择经历了由“配股热”到“增发热”的一个转变过程。1998年以前只有配股一种股权再融资方式,因而我国上市公司只能用这一方式来进行股权再融资,证券市场上出现了所谓的“配股热”现象。1998-2003年间共有581家上市公司采用配股方式再融资,101家公司实施增发再融资,配股方式占股权再融资的85.19%。2001年《新股发行管理办法》推出了增发政策,上市公司便又纷纷地弃配转增,争相推出增发方案,于是市场又掀起“增发热”。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方式的选择与国家再融资政策密切相关,受政策干扰大,具有一定的盲从性和非独立性。那么我国上市公司在选择股权再融资方式时,究竟是应该选择配股方式还是应该偏好增发方式?如何选择股权再融资方式才能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公司绩效,增加股东财富并使整个市场效率得到提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利于丰富现有的公司股权再融资理论,更有利于优化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的决策,同时可以改进我国股权再融资制度上的不合理之处,为提高市场效率、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理论依据。本文就是基于这样现实背景而展开研究。一、主要内容本文以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为研究目标,首先进行了理论和现状分析。其次,对国外、国内有关配股和增发的公告效应及长期业绩影响的研究文献进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找出本文的研究重点。接着,本文还专门对中国股权再融资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为下文的实证研究打下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收集了2006-2009年间224家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其中,在长期研究中样本跨度为2005年-2012年,采用事件研究法,选择配股或者增发的第一个公告日为事件发生日(即t=0),对增发公告当日前后各10日,即(-10,10)的窗口期内的超常收益率和累计超额收益率进行计算和检验,认为配股方式下,有2.07%的超额收益率,增发方式下有1.57%的超额收益率。而根据显着性水平检验可以得出：中国上市公司的配股再融资的公告效应为正,而增发再融资的公告效应显着为正。对累计超额收益率的分区间检验则表明：增发方式下(-10,-6)、(-5,-2)和(-1,0)叁个期间内有显着的正超额收益率,在增发实施后的区间内,超额收益率为正,但是不显着,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增发公告前存在明显的信息提前泄露情况。通过短期公告效应的研究,我们得出了上市公司增发或者配股后都有正的公告效应的结论,同时增发的超额收益率水平更高,显着性更强。进一步的,本文也对上述样本公司的长期绩效进行研究。本文定义上市公司配股或者增发前一年为T=-1年,增发当年为T=0年,研究T=(-1,3)的时间区间内的股权再融资后的公司绩效表现。分别从股东获利能力、公司发展力和盈利能力叁个方面选择了四个财务指标对上市公司实施股权再融资后的长期绩效进行描述,通过研究发现各项绩效指标,如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净资产收益率都呈下滑趋势,表明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后公司业绩在下滑,但增发相对配股而言下滑幅度较小。本文就上市公司实施股权再融资后长期业绩下滑给出了解释。最后,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监管部门、上市公司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叁个方面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第一、完善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制度,提高股权融资的门槛。第二、加强再融资后的事后监管。第叁、完善我国公司治理制度。第四、拓宽再融资渠道。第五、大力培育投资者。二、本文的框架本文从叁个部分展开了研究。第一部分：对本文研究问题的界定以及理论和文献研究。具体的包括本文的第一至叁章。第一章：导论。首先,简要介绍选题的背景以及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其次,对股权再融资、增发和配股等有关概念进行简单的介绍。最后,说明本文主要研究方法以及论文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章：理论介绍和文献综述。首先系统的全面的总结了有关股权再融资的相关理论,并结合中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分析这些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再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分类阐述,分别阐述其公告效应和长期绩效的研究结论,总结国内外学者对增发和配股方式选择的态度。第叁章：我国股权再融资的现状介绍。首先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梳理了我国股权再融资政策的发展历程,又对证监会公布的再融资数据进行整理,对股权再融资的现状进行量化分析。第二部分：实证研究。包含文中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对配股和增发两种股权再融资方式的短期公告效应和长期影响进行分析。其中,在本文的研究中,短期是指事件发生日的前后各10天的时间区间,即t=(-10,10)。长期是指事件发生的前一年到事件发生后叁年,即T=(-1,3)。第四章：股权再融资的公告效应实证分析。主要运用事件研究法,对2006-2009年A股市场上成功实施增发或配股公司分别进行公告效应研究,研究增发或配股事件对其股价超额收益率的影响,并通过对二者进行对比得出短期研究的结论。第五章：股权再融资的长期绩效的实证分析。运用图表分析法,选取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营业收入增长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四个财务指标,对增发和配股的上市公司的长期业绩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相关结论并分析其原因。第叁部分是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即本文的第六章。第六章：结论及政策性建。归纳总结本文研究,得出最终结论。针对存在的问题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叁、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本文做了以下几点创新：第一,在选题上,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股权再融资方法的选择问题,在本文之前多数学者研究侧重于股权再融资的偏好和股权再融资的影响因素分析,而很少有学者具体研究两种股权再融资方式的选择问题。本文的研究立足于此,希望能丰富股权再融资的研究。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把股权再融资的短期效应和长期影响结合起来分析。之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或是专注于短期的公告效应研究,或是侧重于长期的影响因素分析,而很有少将两者结合起来分析的,本文的研究方法尝试将两者做了有效结合,希望能更加全面的分析股权再融资方式的选择问题。第叁,比较全面的总结了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理论及其最新发展,并对其在中国的应用情况进行评述。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理论多而复杂,国外学者的理论研究比较成熟,但是其研究是基于特定的经济环境和制度背景,在中国的经济背景下并不能完全照搬。本文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这些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情况做了分析,也归纳了一些学者针对中国情况而修正的模型。当然,由于知识水平有限,本文的研究也存在很多困难和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长期的划分问题。本文以叁年为研究对象,应该属于中长期。也许延长研究期间至五年,甚至十年,则可能得出和本文不同的结论,甚至是相反的结论。但是基于中国证券市场起步晚,股权再融资实行时间较短,本文暂时没有数据支撑更长期的研究,只能期待后来者对此问题进一步研究。第二,本文样本公司区间选择为2006年-2009年,由于中间经历了金融危机,而长期绩效检验区间总跨度为2005年-2012年,各个样本公司受金融危机影响程度不同,难免会对实证结果产生一定影响。还有,尽管笔者尽量收集比较全面的数据,但是由于中国证券市场只有短二十几年的发展历史,数据样本量太小,得出的实证结果可能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第叁,我国股权再融资方式除了配股和增发新股之外,还有可转换债券方式。本文只研究了增发和配股两种方式的选择问题,而没有把叁种方式进行综合研究,得出了结论的适用性也具有一定的局限。后续研究者也可以对此问题做出研究。
李嘉[9]2009年在《我国A股上市公司非公开增发股价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资本市场是我国上市公司实现融资的重要场所,但是在引入非公开增发之前,我国资本市场股权再融资的渠道对上市公司的业绩等要求十分严格,导致一些公司无法通过这些渠道来筹集到资金。所以,为了进一步拓宽上市公司的融资渠道,2005年,我国引入定向增发制度,但是未对其进行详尽的规定;2006年5月8日,中国证监会颁布新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范上市公司实施非公开增发筹集资金。新的管理办法颁布之后,非公开增发受到了上市公司的普遍青睐,短短两年时间在增发事件的数量和增发规模上有了大幅的增加,但是国内基于非公开增发的研究多集中在规范研究上,实证研究却寥寥无几。相对于上市公司运用非公开增发的热情,我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增发的态度是怎样的,本研究旨在验证我国上市公司非公开增发是否存在正的股价效应,及影响股价效应的因素有哪些。本文以2006年5月8日至2008年12月31日之间的A股上市公司非公开增发的327个事件为样本,采用实证研究为主,规范研究为辅的方法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股价效应进行了研究。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关于非公开增发的相关研究结论及假说进行了回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采用事件研究法对非公开增发公告日前后的超额收益率进行了T检验,并根据假说分析了影响我国A股上市公司非公开增发公告效应的因素,并选择的合适的变量作为自变量,以超额收益率作为因变量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研究结果表明,我国A股上市公司非公开增发存在着正的股价公告效应,上市公司的成长潜力和公司规模对股价效应有显着为正的影响,非公开增发的筹资规模对股价效应有显着为负的影响,非公开增发的相对发行量和资本结构对股价效应没有显着影响。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初国清[10]2003年在《中国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公告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增发新股融资方式自1998年6月在我国正式采用以来，增发新股数量、增发融资净额及其占市场总融资额的比重均增长迅速，已成为我国上市公司重要的股权再融资手段。然而，与上市公司的增发热情相比，投资者对增发融资则是越来越反感，增发消息的公布往往伴随着股价的下跌。投资者对增发公告的反应体现在股价上的变化究竟有多大?产生这种反应的原因何在?这就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本文以1999—2002年间上市公司的公告增发事件为样本，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公告效应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增发新股公告效应是指上市公司公告增发新股引起的二级市场股价的变化，通常用公告期间股票的异常收益率来检验。本文首先对国内外有关增发新股公告效应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评价，并以此为理论基础，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分析得出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增发公告效应的可能因素。并选取适当的变量代表这些因素，以增发公告日股票的异常收益率为因变量，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增发公告期间股票的平均异常收益率(AAR)和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CAAR)进行检验的结果证明，我国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公告具有显着的负价格效应。对本文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分裂对公告日异常收益率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上市公司成长性、高管持股比例、流通股本规模及大盘走势与公告日异常收益率显着正相关；公告年度与公告日异常收益率显着负相关。为了反应不同年度上市公司增发公告效应及影响因素的差异，本文将样本按年度划分为子样本，分别对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增发公告引起的负价格效应逐年增强，且不同年度公告日异常收益率所受的影响因素也有所不同。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中国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及首次公告效应分析[D]. 许军. 厦门大学. 2001
[2]. 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研究[D]. 毕金玲. 东北财经大学. 2010
[3]. 中国A股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公告效应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D]. 李宇良. 东北财经大学. 2011
[4]. 我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融资效应研究[D]. 郭巧莉.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3
[5]. 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与决策机制研究[D]. 黄格非. 同济大学. 2006
[6]. 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绩效分析[D]. 张勇军. 湖南大学. 2007
[7]. 股权定向增发的融资模式研究[D]. 吴井峰. 吉林大学. 2016
[8].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SEO）方式选择的实证研究[D]. 黄秀连. 西南财经大学. 2013
[9]. 我国A股上市公司非公开增发股价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 李嘉. 浙江大学. 2009
[10]. 中国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公告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D]. 初国清. 浙江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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