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面对2000年的思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113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0-5420（2000）01-0012-07
世界经济的特点之一是发展的不平衡性。随着年代的延伸，世界经济的亮点和奇迹不断显现又不断熄灭、消失。长期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是利益而非道义，这使得原来停留在人们头脑中的线性思维定式为辩证思维所替代。20世纪末潮起潮落的世界经济给人们留下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思考。在当今的世界经济大环境下，有的国家或地区只是国际经济政治事件的接受者；有的国家和地区则除了具有接受者的身份外，还具有国际经济政治事件制造者的身份，因此，它们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与表现、行为与反应、动机与结果，就需要从主动和被动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
在中国开始走向改革开放之路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上有着四类经济大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再加上欧共体）的经济走势合力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美国在80年代是一个全面的超级大国，经济总量列世界第一，但在80年代初却因70年代长期的经济滞胀，有着自身的困扰，被人们认定经济地位不断下降。苏联是当时另一个公认的超级大国，军事强大，政治上挟一个阵营，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影响自不待说。日本由于60～70年代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80年代经济总量列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是经济的巨人，潜在的政治大国，它所具有的贸易顺差使得日本在海外的资产急剧膨胀。中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则是一个人口的超级大国和经济的潜在大国。
20年弹指一挥间，在21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人们发现世界发生了巨大的翻转。美国成了这个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建立了新的经济结构，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确立了它在世界上的政治霸权地位，90年代中后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又确立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控制地位，这一经济地位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很难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挑战。苏联的解体，内部种种矛盾的爆发，使得俄罗斯这一昔日的超级大国在经济发展上举步维艰，已经从过去的一流的强国落败为潜在的经济大国。日本从80年代的经济顶峰急剧下滑，由于房地产泡沫作怪，90年代经济陷入困境，金融领域频频出现问题，经济结构急需调整。中国继续保持人口超级大国的地位，但第一的排序有可能在21世纪让位给印度，与此同时，中国在改革开放的20年间保持了高速经济增长，已经转变为经济大国之一，并有着光明的发展前景。
从世界经济史的变迁，人们可以大概总结为：70年代是美国经济失去发展的10年（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元失去了过去等同黄金的地位，1973～1975年、1979～1982年一直处于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并存之中）；80年代是拉丁美洲、非洲经济失去发展的10年（债务危机、经济困境和大饥荒）；90年代是日本、俄罗斯经济失去发展的10年（体现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长期不振）。90年代，美国面对前苏联与日本不战而胜，尤其是在经济上战胜日本对于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日本人曾经有过一种说法：21世纪是日本的世纪。80年代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但在90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94年，日本的《读卖新闻》曾经在日本的本州作过一次随机的民意调查，题目非常简单：21世纪哪个国家将是亚太地区最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大国？在接受调查的人中，有44%认为中国将是21世纪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大国，有30%认为美国将是亚太地区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而只有16%的受调查者仍然认为日本在21世纪将是亚太地区最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大国，这与80年代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别。如果人们将始自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放到美、日、中、东盟经济关系的大背景下便会发现：出问题的国家，如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等，经济模式都在仿效日本，生产体系也都有意无意地加入了日本经济的国际经济大循环。
从以日本为主导的区域产业结构角度来看，近20～30年东亚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有三个特点：（1）经济属于政府主导型的资源配置，在出口导向的支配下，造成了外向型产业群突出发展的倾斜结构。（2 ）亚太地区经济群体之间形成了雁行梯次的产业转移过程（日本—亚洲四小龙—印尼、马、菲、泰—越、老、柬）。产业不断转移主要是由于成本（而非技术创新）周期因素，即生产成本（尤其是工资成本）变化使产品在一些国家的竞争力下降，迫使生产过程在保持原有市场的同时，向低成本的国家和地区转移。（3 ）地区内生产—销售—金融服务体系不完整，在生产上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产品结构相近，即除了日本之外，地区内各经济体之间产业结构层次趋同，外部市场的作用十分重要。日本曾经设想在区内形成完整的生产—销售—金融体系，希望在新、马、泰、印尼生产的汽车、家用电器在中国市场上销售，日本则充当金融资本和技术的供给者，完成产业的良性循环。
但是，90年代中期以来，国产货和国产成分含量较大的合资产品受到了中国消费者的欢迎，其中耐用家电产品表现得最为明显，而东南亚地区生产的日本品牌的家用电器，由于质量、功能和价格等因素，基本被从中国市场上淘汰出局，东南亚本地又根本无法消化这样大量的产品（这种情况在其他消费、生产领域也呈现出很强的趋势和发展方向），形成了过剩。日本自身由于长期的金融困扰，在生产—市场循环不畅的情况下，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日本在亚太地区建立的以日本为中心的经济体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且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已经出现变化，不需要以较大经济利益（吸纳东亚的商品）为代价换取其他的安全利益，即用国内市场支持东亚增长的必要性逐步下降，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亚经济体系的困难。还应该看到的是，9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结构新一轮的调整已经展开，原有的雁行梯次产业转移关系已不能适应经济结构变化的要求，亚洲四小龙逐步游离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产业转移链，绕过日本直接与技术的发源地打交道。这一时期，新加坡和我国的香港、台湾等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程已逐步完成，需要新的具有更高知识含量的产业填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形成的产业真空。但与此同时，由于日本陷入金融困境和经济停滞时期，自身尚无明确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因而不能向外形成具有规模效益的产业转移。东亚原有的产业转移链出现断裂，日本构筑的以此为平台的经济体系便不得不进入艰难的调整期。
二
美、日经济，似乎还可以包括欧洲经济（欧洲除了一体化的长足发展外，在经济的变化和增长方面显得较为落后），在80～9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变化和反差，在瞬息万变、起伏跌宕的世界经济面前，实在值得探讨。
（一）美、日、欧的经济结构存在着差异，这确定了它们各自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
笔者认为，经济结构的差异决定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高一个层次的结构几乎可以完全控制低一个层次的结构，这就如同19世纪资本主义的大英帝国可以打败封建主义的中华帝国，20世纪帝国主义的英国仍然可以打败民族主义的阿根廷一样。人们都在讲，美国发明了半导体，但却在规模生产上败给了日本人，市场也让给了日本人，甚至韩国人，并认定这是美国在产业上的失败与悲剧。但却很少有人从逆向角度来分析：在高技术时代，半导体仅仅是一种原料和中间产品，完全受到高技术发展趋势的左右，美国人有什么理由不去让日本人、韩国人生产这种投资大、产品率低的“原料”，而自己集中全力去发展IT产业，同时可以居高临下地控制后者的产成品的实现呢？今天，美国正在讨论个人电脑的生产已经可以归到“传统产业”的范畴中去的问题，而无形的软件产业、网络产业，以及一切带有e-（电子）的行业——电子商务（e-BusineSS）、电子商业（e-CoMMerce）、电子管理（e- Management）、电子学校（e-School）等等，却在逐渐居于重要地位，因为它是以创新增提附加值、是以已有的网络为平台创建新的产业，价值的载体是无形产品，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从微见著，可否认为这是一种趋势：高技术的无形产业最终将控制有形的标准化的制造业产业。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包含IT、生物工程和金融工程，它们的产出大体有形的少、无形的多，而它们却左右着经济的发展方向，美国在这方面体现着先行的特点。
（二）美国经济强大的具体表现，在于它在世界经济中有着控制生产要素和经济产出流动方向的力量
日本曾经是东亚地区技术的重要供给者，这也是它在本地区强大的基础，但是在90年代，它自身失去了调整的方向，已经不能作为新技术的来源地，失去了对于技术要素流动方向的控制，加之它很少能大量吸纳本地区的产出，这从总体上意味着日本经济地位在本地区的下降。美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它是今天世界经济中惟一从根本上既可以控制生产要素流动方向，又可以控制经济产出流动方向的国家，加上前面提到的强大的创新能力，奠定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由于东亚、拉美、东欧、俄罗斯持续的经济动荡，大量资金流入美国，为美国提供了廉价的货币资本，又因为美国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科研设备，大量的高技术人才也纷纷流向美国，美国实际上是在用世界的资金、他人的头脑赚自己的钱。另外，从世界贸易盈余和赤字来看，日本、中国、东盟、欧洲和拉美的货币都是盈余，只有美国是赤字，换一个角度可以认为，美国是世界上商品的最后实现者和吸纳者。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美国在世界范围中控制着要素（尤其是高科技人才这一根本性要素）的流动方向，也控制着商品实现的流动方向。国外高质量要素的流入，一方面提高了美国的科技竞争力，压低了要素成本，另一方面，世界产出的流入又进一步加剧了竞争，刺激了进步，而廉价商品的流入能够进一步减轻要素的成本压力，提高美国产业的竞争力。
控制要素和产出的流向，事实上就有可能控制住他人发展的方向。试想，美国如果不再吸纳东亚生产的商品，将会导致东亚商品的大量过剩，引发经济之外的社会问题。如果将问题局限于经济，可以看到的是，每年大量的留学生从世界各国流向美国，不仅带去了凝结在这些学生身上各国支付的人力资本，而且带去了未来美国产业创新的生力军，这是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最根本的要素，控制了这种要素的流动方向，也就控制了未来经济创新的机会与可能。同样，美国从另外的方向也在控制着资源的提供与产品的供给，美国向全球“输出”着它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从而试图左右他国的社会经济进程及其方向，它控制着世界高科技产品的供给流向，并试图保持自己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这种趋势实在值得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注意。
近来，有关美国“高科技泡沫”的讨论在全球进行着。作为经济规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脱商业周期而长盛不衰，虽然刚刚显示出生命力的IT等增值产业及生命工程可能会给美国带来新一轮繁荣，但周期迟早会出现。而周期是以泡沫崩溃还是以“软着陆”的方式出现值得探讨：崩溃即美国与他国经济相对落差急剧缩小，美国经济进入低谷，这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有着重大的影响；“软着陆”是指，由于人们对于经济规律的认识，先进技术的扩散从而利润平均化导致美国经济技术地位的相对下滑，这也完全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造成的经济停滞，对于美国的经济地位具有重大的负面影响，但对世界其他国家，却未必会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可能是有利的影响）。后一种情况实际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趋势却非常明显。如果说存在经济全球化过程的话，这种技术扩散造成的利润平均化趋势，则是美国在全球化中获得种种利益时应该付出的代价。
（三）财政、金融和贸易的联动统筹运作，体现了一个经济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具有更大的空间
日本在贸易领域存在着大量盈余，美国则有着大量的赤字，按照国际经济学的传统理论，这是经济实力此消彼长的过程。但近期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与经济实力增长并存，引起了人们的新的思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宾州大学克莱茵教授认为，只要世界相信美国经济运行良好，不断购买美国的资产，将资金投到美国，美国的贸易逆差就不会出大问题。因为资金流入美国，经济增长，需求扩大，进口增加，逆差加大，其他国家将贸易盈余再投资到美国，促进了该国的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对美国对世界的“双赢”过程。8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认为，在财政盈余、贸易逆差、投资储蓄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投资大于储蓄时，需要有贸易逆差来平衡投资与储蓄之间的缺口，如果投资与储蓄之间是平衡的，财政盈余则可以用来平衡贸易逆差，如果财政收支是平衡的，则储蓄大于投资的部分可以用来平衡贸易赤字。美国目前财政出现了盈余，据估计10年间可以达到1万亿美元之巨， 这为美国提供了吸收贸易赤字的潜在可能，美国之外的资金又大量地流入该国，也使得美国市场上资金充裕，生产性资本比它应该具有的要大得多，产生了应付贸易赤字的另一方面的空间（注：这方面的论述可以参阅： International Economy, May/June 1999,Volume XⅢ。）。从发展中国家来看，财政、金融和贸易之间联动关系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是负面的：储蓄不足要求有贸易赤字来弥补投资之需的缺口，而财政赤字又限制了贸易赤字的规模，削减财政赤字，又因其具有稳定社会的功能而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最终要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四）世界经济一体化、高新技术层出不穷、产业结构不断变化、跨国公司日益发展，使得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日益边缘化
高新技术的开发是一个资金智力双密集的过程，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投资计划大多在千亿美元以上，发展中国家绝无可能与之匹敌。从经济发展的过程看，在一定的技术阶段，劳动与资金有着相互替代的某些可能，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尚有发挥巨大作用的余地，但随着资金与技术高度结合的经济发展时代的来临，劳动与资金的替代程度便极大降低，其结果便是发展中国家固有优势的丧失，身处边缘地位的状况难以很快地改变，南北差距将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而且体现在质量和结构上。然而，发展中国家如果能抓住机遇，利用后发优势，充分吸收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本国国情，量力而行，适当部署，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高新技术的引进也将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在发展与发达之间建立起“金桥”。
高新技术是资金与智力的结合，发展中国家资金缺乏，但具有一定数量高资质的人才。高新技术总体结构中，有的部分并不完全基于自然资源或大规模的投资，却往往与高质量人才的创造性工作分不开。发展中国家出身的高科技人才在发达国家已经取得的研究成就，给了我们启示：发展中国家可以凭借自己已有的高科技人才存量，在高新技术的某些“路段”上参与国际分工，从一定的侧面跟上经济发展的新进展，为将来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如果高新技术不能与应有水平的产业相结合，技术引进将加重已有的二元结构，并且将使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与其他相对落后的伙伴之间的差距加大。
高新技术的出现，对于跨国公司的运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营（信息获取、战略决策、指挥调度、设计生产、市场营销、财务核算）便会出现。环球网络已经使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经济利益越出了国界的限制，成了地球村的生产单位，母公司与子公司的权利及职能的分配、利益的分享，不仅将有利于跨国公司更有效地在全球范围内使人才、资金、信息、技术、自然资源结合起来，而且将有利于跨国公司结成广泛的国际联盟，实行分工合作，形成优势互补，使生产经营最优化，经济利益最大化。与此同时，跨国公司超越国界去追逐利益，使得国民经济的民族性、主权性被削弱，从而在根本上超越了政府行为，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高新技术的开发离不开高质量的科技人才。由于全球网络系统的出现，各国科技人员完全可以进行远距离的合作，从而降低科技人员流动的机会成本，也将各国的智力库结合成为世界库。本国科技人员为合资经营企业工作，至少就有相当的成分是在为外国资本服务，而通过网络的合作则使本国科技人员完全脱离控制而为外国资本工作，且这种“智力”外流是完全无形的，后果也无法测度。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智力人才的争夺更隐蔽，成本更低，这将加重发展中国家人才匮乏的状况。21世纪的经济竞争基础是人才与教育，相对于劳动者的生产率而言，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劳动成本并不低，已有人才存量的无形损失，无疑将进一步降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优势。
高新技术的开发与使用，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因此发达国家在创新和应用中占据着绝对的垄断地位。伴随这一现象而来的是，高新技术所需要的规则、标准、协议完全由发达国家制定，发展中国家只能是这些规则、标准、协议的接受者。今天，发展中国家在高科技领域中的从属地位极其明显，技术的层次愈高，这种从属性就愈强，将来从属的持续时间就愈长，因之丧失的利益就愈多。
另外，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将使全球成为“信息地球村”，绝无国界可言，从网络而来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很难避免，因噎废食又将使一国被排除出社会进步的行列。比意识形态影响更为需要注意的，应该是高新技术所带来的生活方式方面的“示范”作用。西方生活方式以“人”为中心，以资源大量占有为基础，以舒适为目标，发展中国家大众若追随此种以浪费为代价的生活方式，政府当局则完全无法引导。生活方式对于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深远且超过意识形态宣传的，它的不可逆性很可能给一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带来出乎人们意料的、戏剧性的影响。在谈论高新技术的作用时，这一点实在是需要注意的。从这里又引发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将发达国家的今天，作为自己的明天来追求，是祸，是福？它们要不要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在以知识为背景的时代，重新定位自己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五）在发展中国家群体中，差距正在逐渐形成，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群体中的地位比较特殊，它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应该定位在竞争中的合作、合作中的竞争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已经使得彼此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观点、政策取向、对外经济关系取向产生了极大的不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在经济结构、资源禀赋、要素存量、需求层次、科学技术方面的差异较小，互补、依存的不对称性较弱，这使得双方除了因利益的交叉而存在的合作外，还存在着在引进外国资金、争取国际援助，尤其是在争夺出口市场等方面的利害冲突和竞争。中国必须正视和解决这些冲突与矛盾，否则将对自身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
首先，世界市场吸纳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商品的能力是有限的，但发展中国家向世界市场供给商品的能力（尽管自身存在着总供给约束）却似乎正在向无限的方向发展，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据世界贸易组织1999年的统计数字，全世界134 个成员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总额中，来自23个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占近40%，其余的则留给了111 个中等和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去“分享”，这是一个极大的不平衡。另外，近十几年来，发展中世界成员在看到东亚地区外向型经济道路的巨大成功后，大多认同了走出口导向进而带动经济结构转化的发展道路，事实上在发展中世界成员的出口中，东亚地区（含中国）占了近一半，强烈的示范作用促成了很多后来者的仿效，形成了众人过独木桥的现象，中国如果自身不努力、不竞争，则有被挤下桥的危险。
其次，中国与发展中世界的其他成员中的大多数，尤其是与周边的发展中世界成员，出口产品结构趋同，出口市场归一，竞争（在第三国市场中）态势已经日显激烈。90年代以来，中国与周边发展中世界成员的出口市场指向相同且集中，出口结构虽然有差异但基本属于同类，美国、日本和西欧是大家的主要出口市场，消费类电子产品、服装和日用轻工产品则是出口的主要大类商品。以中、港、台为例，由于市场拓展集中，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新加坡和意大利都是各自占排名前10位之内的出口市场，而美国又是占各自出口1／6～1／4的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出口商品“撞车”现象时有发生，竞争激烈，难以相让。
再次，在产业结构方面，中国与发达工业化国家间的互补性较好，合作具有基础，与发展中世界其他成员间则因结构及要素优势具有相似性，竞争较激烈。以环太平洋圈为例，据太平洋经济合作第四次会议文件的分析，美国、日本在本地区的要素结构比较优势在于市场、资本、技术和资本货物，国际分工的部门结构比较优势在于电子、机械、中间产品和服务业；亚洲四小龙的要素优势为市场、资本货物、技术和劳动力，国际分工的部门优势相对集中于纺织、中间产品、消费型电子产品、普通机械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的要素优势在市场、资本方面与亚洲四小龙类似，技术和资本货物方面稍逊，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方面优势明显，国际分工的部门优势集中于纺织、机械、农业、资源、消费型电子产品，在服务业、中间产品、电子产品方面略输。要素、部门结构优势的分布表明，自80年代中期起，中国与发达工业化国家间因结构差异大而易于产生互补关系，而与发展中世界其他成员则因结构差异较小，除了水平层次上的合作外，更易于产生竞争。
另外，中国与发展中世界其他成员在争取外部资源的流入方面也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中国是一个发展资金缺口较大的国家，东亚地区的发展中世界成员，大多都在尽力争取外部资源以投入本地区的建设发展，大家对条件优惠的国际经济机构和双边官方援助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这样便在彼此间产生了争取外部资源的矛盾，这一矛盾在短期内很难得到彻底的解决。
综上所述，中国与发展中世界其他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既存在着合作，更存在着竞争与利害冲突。目前，由于发展层次的差异，中国与发达工业化国家间的竞争，大多局限于彼方的所谓“夕阳产业”领域，尽管有时显得竞争激烈，却只是互补关系的补充；但与发展中世界其他成员间的关系，则是合作中的竞争，且竞争的态势日趋明显，已经影响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笔者认为：中国经济欲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需首先与发展层次差异较大的发达国家合作，吸取资金、技术等先进的生产力，同时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世界其他成员展开竞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进而与发达工业化国家进行竞争，以取得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应有的地位。在对外开放中，合作使双方互利，竞争使双方互促。从长远来看，中国在对外开放中不强调竞争不行，强调竞争若忽视与发展中世界其他成员的竞争，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竞争则更不行，竞争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三
20世纪给人们留下值得回味的东西本来就已经很多了，21世纪的来临又给人们带来了许多必须思考的问题，高新技术的发展、人类自身的进步与完善也给人们提出了若干的课题。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中的大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已经给人们确定了努力的方向。
第一，作为经济大国，中国的众多人口显然是力量的象征之一。在保持巨大人口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的全面素质，是中华民族自立的基础。
第二，要完善市场主导型的资源配置，保持宏观经济结构完整、综合、先进，使经济的主导部门能够反映出世界发展的基本潮流，微观经济具有活力，决策科学，技术先进，能够自我良性循环。中国不仅要有巨大的GDP，较高的人均收入，生产能力强大， 而且经济发展将从高速度、低效益，转变为低速度、高效益。
第三，逐渐增大对经济的控制力，这主要表现为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要素的流动方向的控制能力，以及对经济产出流动方向的控制能力。这是一个经济强国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
第四，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应该表现出在世界经济中的利益，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在制定中反映出中国的利益，在与世界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关系中，体现出竞争中的合作、合作中的竞争的原则，在竞争中融入世界经济并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进步。
人们常说，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成绩，已经明确地昭示了天下，也坚定了中国人民的信心：在21世纪的地球村中，中国将是强大、富裕、文明的成员，它对世界的进步不仅仅在于“四大发明”的历史回顾，而且在于今天的贡献和促进。
收稿日期：1999-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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