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政治、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国际关系论文,政治论文,国内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研究在讨论观念与世界政治和分析国内政治与世界政治互动两方面都取得了迅速的发展。研究观念与世界政治的关系，从解释变量的角度拓展国际关系研究，其成绩主要集中于建构主义的研究议程。而讨论国内政治与世界政治的互动，则主要体现在理性主义框架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①这两方面的进展既彼此区别又相互联系。②建构主义从解释要素的角度，挑战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物质要素假设，分析国际体系的建构本质和国家偏好形成的社会过程。而将国际与国内相结合，则对主流理论的行为体假设——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行为体，国家是单一理性行为体——提出了质疑，强调了国内政治对理解国际关系的重要性。③有关学者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继承国际关系早期研究中关注国内政治的传统，借助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复活了对国内政治的关注，提出了研究国内与国际互动的分析框架。他们现在关心的问题不再是国内政治是否重要，而是探讨国内政治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如何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④
本文旨在关注理性主义下国内政治和世界政治互动的研究进展，分析将国内政治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的困难所在，通过追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互动的学理线索，总结在此视角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贡献。首先，从理论建构的角度，讨论将国内政治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面临的问题，分析经济学原则对建构理论的启发与影响；其次，回顾国际关系研究中强调国内政治的研究传统和学理线索，分析将国内政治重新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最后，讨论冷战结束后在全球经济与国内政治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主要进展。
一、分析单元与约束条件
将国内政治重新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能否保证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自主性和理论简洁性。90年代以前，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是在同国内政治相区别中取得进展的，学者们通过强调国际政治区别于国内政治的本质来确定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独立性。从摩根索将国际政治定义为研究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到华尔兹将国际政治理解为解释国际体系的运行规律，国际政治研究一方面学科独立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将国内要素逐步排除在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之外。
其次，自60年代以来，层次分析法逐步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层次分析法和体系层次的优先性被看作是保持理论简洁性的重要条件。层次分析法是华尔兹1959年在分析战争问题时提出的，他认为战争可以在三个意向上进行分析：国际体系、国家以及个人。运用层次分析法，可以从人的特征、国家特征或者国际体系的特征来解释国际关系结果。⑤同时，在层次分析法的基础上，国际关系研究在理论建构上确立了体系层次的优先性。按照华尔兹的看法，要建立国际政治理论，只能从体系层次出发，从体系层次出发才是整体理论，从单元出发则是简化理论。简化理论是“运用处在国家或国家之下这两个层次上的因素或因素的组合，来解释国际后果。这种理论的观点是：内部力量造成了外部结果”。⑥华尔兹坚持认为，不能通过研究国内状况来认识国际政治，关注国内政治的研究只是停留在描述层次，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来看，从组成部分的特征来认识整体并不是正确的方法。因此，华尔兹断言，只有从体系层次出发才能完整地理解国际政治。⑦在结构现实主义的主导下，体系层次的优先性被国际关系学者视为理论构建的必要条件。借助层次分析法，国际关系的三大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建立了体系层次的理论。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特征是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决定国家行为；新自由制度主义则认为，国际体系特征是国际制度，国际制度决定国家行为；而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特征是国际文化，强调观念结构决定国家行为。⑧
层次分析法和体系层次的优先性在促进国际关系研究科学化和提高国际政治理论化的同时，也进一步人为的将国内政治同国际关系区分开来。从体系层次分析研究国际政治，被认为是确立国际关系学科自主性、提高理论化程度以及保证理论简洁性的必要条件。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尽管很多学者意识到国内政治对国际关系的重要性，但是在试图将国内政治引入研究视野的同时，却面临着保证学科独立性和理论简洁性的难题。
然而，随着国际关系现实中国内政治与世界政治互动重要性的增加，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一些学者开始重新思考理论建构问题，认为保证学科独立和理论简洁并不必然要求从特定的研究层次出发，而是要能够清楚区分约束条件和行为体偏好。⑨从明确的约束条件和稳定偏好出发，就可以保证在纳入新的要素或者解释层次的同时，保持理论的简洁性。这主要是从经济学中得到的启发，加里·贝克尔认为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的原因就在于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并且坚信“经济分析是最有说服力的工具，这是因为，它能对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作出一种统一的解释”。⑩而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就是“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模型和均衡分析方法”。(11)因此，学科独立性和理论简洁性同特定的研究层次并无必然联系，只要能合理给出研究单元的稳定偏好和面临的约束条件，就可以促进我们对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理解。
在这种思路的启发下，学者们认识到“华尔兹式”的体系结构理论只是认识国际关系的一种视角，其理论研究方法之所以受到广泛追随，原因就在于国际结构理论给出了明确的约束条件和单元假设：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基本特征是体系的权力结构；国家是基本的研究单元，国家的偏好是稳定和连续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在无政府状态下，以生存为首要目标的国家，必然关注国际相对权力的分布，均势也会反复出现。在体系理论下，国家被看成是单一理性行为体，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面临的约束条件是国际体系。对三大主流理论而言，分析单元始终是国家，不同流派通过强调国际体系的不同特征，也就是国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和激励的不同，来解释国家的政策选择。在体系理论简约和科学的优点下，学者们安然接受国家是国际关系重要的和理性的单一行为体的假设，而没能给国内政治以足够的关注。
可见，构建一种解释国家行为的理论，并不必然要把国内政治排除在国际关系研究之外，关键是清楚地给出研究的单元假设和约束条件。华尔兹的国际结构理论，只是一组特殊的约束条件和单元假设，将国内政治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并不必然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会成为“有关各个组成部分的行为的理论”。(12)一般而言，好的理论应该约束条件简明、清楚，分析单元具有稳定偏好，并且理性地采取最大化行动。我们只有确认特定的约束条件、行为体的偏好与行动原则，才能预测最终结果，才有可能对行为体的行为加以“规律性”的解释。因此，引入国内政治并不必然会牺牲理论建构的简洁性。实际上，华尔兹本人也曾强调可以通过单位层次与结构层次的结合来全面把握国际体系内的变化和延续。(13)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研究的努力方向之一就是探讨国内政治与世界政治的互动过程。这些学者认识到经济学思考方法可以将不同的假设和远见组合成有联系、具有一致性的分析框架，而这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进展是重要的。(14)国际关系研究也正是在“稳定偏好、理性选择和均衡分析”的基础上，发展了对国内政治和世界政治联系性的认识。学者们开始突破体系优先的原则，尝试打通国际与国内的区分，这种努力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二、国内政治：从官僚政治模式到“第二意象倒转”
尽管是在同国内政治的区别中，国际政治才被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但仍有很多学者强调国内政治对理解国际关系的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际关系现实的变化，国内政治再次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问题。罗斯瑙提出的联系政治、多伊奇和哈斯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基欧汉与约瑟夫·奈强调的相互依赖与跨国关系、官僚政治模式以及卡赞斯坦和克拉斯纳所使用的国家力量概念等研究，都是试图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联系起来的学术努力。(15)60-70年代关注国内要素的国际关系研究曾经吸引了一大批优秀学者，出版了很多重要著作，提出了诸多深刻见解。(16)但是到了80年代，在结构现实主义的挑战下，这些关注国内政治的研究为国际关系研究主流所忽视，不再是学术研究的重点。(17)70年代的研究成果，或者被整合到其他的理论中（比如联系政治），或者由于国际关系的现实进展而停滞下来（比如一体化研究），或者放弃最初的严格假设，开始接受结构现实主义的条件。
关注和研究国内政治的发展过程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尽管很多学者承认国内政治对理解国际关系的重要性，但是为什么这些早期的关于国内政治的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在80年代却衰弱了？我们通过分析关注国内政治的代表研究范式——官僚政治模式——的衰落来理解早期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弱点。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强调政府决策过程的讨价还价特征成了重要的学术课题，亨廷顿、谢林以及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等人都强调外交政策作为主要参与者间相互妥协和谈判的特征，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将政府政策的讨价还价本质融入了决策模型，奠定了对外政策制定研究的基础。(18)艾利森认为，我们对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理解不仅受制于国际关系现实，同时也依赖于我们所采用的理论框架，因此他批评国家对外政策的理性政策模式 (Rational Policy Model)，提出可以更好理解对外政策的组织过程模式(Organizational Process Model)和官僚政治模式(Bureaucratic Politics Model)。(19)
我们可以将组织过程模式和官僚政治模式概括成为以下四个基本假设：
假设1：对任何单一问题领域，政府部门是由许多个人和组织组成的，这些行为体的目标和具体目的各不相同；
假设2：没有一个压倒性的个人或者组织存在，即使总统参与进来，也只是一个一般参与者，尽管他的影响力可能是最大的；
假设3：最终政策选择是政治互动的结果，是不同参与者之间讨价还价和妥协的结果；
假设4：正式的决策方案和政策执行之间总是存在相当大的差异。(20)
艾利森的对外政策分析模式在六七十年代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致有学者认为艾利森的分析框架已经影响了所有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21)我们可以将艾利森为代表的官僚政治模式的学术贡献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艾利森的官僚政治模式可以看作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阿罗定理，反对理性政策模式对国家利益和国家统一福利函数的假定，强调国家之下政府部门和政治家的不同政策偏好与利益的重要性；第二，强调国内政治过程对对外政策制定的重要性，区分了在制度结构和行为体两种不同类型下如何研究对外政策选择；第三，强调政策选择的谈判本质，政策制定的权力是分享的，政治制度是开放的，掌握不同资源的行为体都有可能对政策选择产生影响。
以艾利森为代表的官僚政治模式的学术贡献是不能忽视的，(22)这是90年代以来重新将国内政治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基础。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官僚政治模式的缺点，这是官僚政治模式80年代后在结构现实主义挑战下失去竞争力的重要原因。
首先，官僚政治模式确实如华尔兹批评的那样，是从内到外的研究，忽视了国际体系的制约，无论是国内政府组织还是官僚的利益与偏好都是在国内政治中假定的。当我们强调国内政治与世界政治互动的重要性时，我们当然不能忽视国际体系的重要性。第二，对行为体选择及其偏好的设定有一定的随意性。如何确定研究单元及其偏好，官僚政治模式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主观假定，而且有时这种偏好假设还是不明确的。第三，主要关注的是行政机构内部的互动与谈判，没有将其他的国内行为体如国会、利益集团等考虑进来。第四，行为体行动的约束条件并不明确，无论是职位因素还是组织特征要素，在抉择过程中对行为体的约束机制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最后，官僚政治模式主要集中讨论冷战时期两极对抗下的政策决策过程，比如古巴导弹危机或美苏裁军谈判等，这限制了理论应用的有效范围。
正是由于其在行为体偏好假设和约束条件上的不明确，官僚政治模式才造成了自身发展的困境。艾利森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主张把三种模式融合起来：理性政策模式强调国际战略市场对国家选择的限制作用；组织过程模式和官僚政治模式分析政府的内部政治过程。两者的结合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国际关系现实。(23)在这种融合中，关键的研究任务就是如何使得这些关系更为具体、更加明确，分析国际战略市场与政府内部政治过程的联系性是如何建立和怎样相互作用的。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如果重新引入国内政治要素，必须解决行为体选择和行为体偏好的确定问题。古瑞维奇(Peter Gourevitch)从对外政策制定模式相反的方向，解决了艾利森的问题，从而奠定了90年代以来“第二意象”上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早在1978年，古瑞维奇即在文章中框定了90年代以来第二意象上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方向，他讨论了国际体系如何制约国内政治，国内结构如何影响行为以及国内社会的重要性等问题。他的基本结论是，“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也是其原因。经济关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从政策决策到政治制度等广泛的国内行为。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联系得如此紧密，因此我们必须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同时分析。”(24)具体而言，古瑞维奇的学术贡献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古瑞维奇认为国内结构不是国际政治的原因，相反可能是其结果，也就是说，国际体系不是结果而是原因。(25)在倒转的第二意象下，他关注的是国际体系对国内结构的作用。古瑞维奇给出了国际体系的重要方面和国内制度被影响的方面。国际体系有两方面的重要特征，国家间的权力分布和经济与财富的分配，也就是战争和贸易。被国际体系影响的国内结构可以区分为五个方面：特定事件、特定决策、政策、制度类型或联盟类型等。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而言，需要注重的是国际体系如何影响国内制度类型和国内联盟类型：前者关注的是制度结构，后者关注的是相互作用；前者强调约束条件，强调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特征，后者从行为体角度，关注不同集团的偏好与效用。(26)
第二，古瑞维奇的研究指出应该在国际体系的制约条件下来认识国内结构。国内结构是在国际经济和国家体系制约下发挥作用的。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问题就是强调国际经济压力与国内结构的关系。格申克龙认为，早期工业化国家和后起者的最大区别在于两者面临的政治经济条件不一样。前者在工业化进程中没有遇到竞争，并且技术条件简单，资本需求较低，而后起工业化国家面临更强的竞争、更复杂的技术和更高的进入成本。世界经济越发达，国家进入世界经济的成本就越高。因此后来进行工业化的国家需要有强大的国家机器。(27)
第三，古瑞维奇分析了在什么情况下，研究国内结构对解释国际关系的重要性。在这点上，他认为：必须考虑政策过程和制度安排的政治方面；应该关注集团之间的政治互动；要考察不同集团之间关系的具体内容和决策的内容。(28)国内结构的重要性要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来界定，在国家中心的政策网络中和社会中心的政策网络中，国内制度结构发挥作用的方式和机制是不同的。
第四，古瑞维奇强调在弱国家中，社会利益集团和社会联盟对分析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重要作用。在弱国家模式中，以社会为中心建立政策网络，社会力量组织良好且有进入决策的途径，并且公共制度是分散的，权力在独立和相对自治的部门之间分配。(29)
第五，在分析了国际体系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和国内结构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后，古瑞维奇提出了更好地将国内与国际联系起来和分析对外经济政策所必须回答的若干问题：第一，确定所研究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第二，分析在国家社会内部，谁会从政策中获益，进而假定谁支持政策，谁反对政策，并判断这种假定同实际的利益联盟是否一致；第三，分析由谁界定政策选择，是政府行为体还是社会行为体；第四，研究政策是如何合法化的，分析使得政策能够在政治上成功的要素等。(30)
古瑞维奇的研究奠定了打通国际与国内的基础，框定了研究范围，明晰了国际经济与国内联盟和政权类型的关系。他强调，国内政治是国际体系中的国内政治，国内政治或社会行为体都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行为体，要全面地考虑国内要素的作用，就必须将国内要素放置在国际体系的制约下。也就是说，古瑞维奇在华尔兹的内→外或者外→内的两分模式之外，提出了外→内→外的新模式。90年代以来讨论国内政治和世界政治联系的研究，多是建立在这个模式基础之上。
三、国内政治与全球经济互动
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全球经济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量越来越强，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的国内政治过程也越来越重要。认识全球经济对国家行为的制约，打通国内与国际界限的研究取得了迅速发展，这方面的工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全球经济的国内政治后果。在倒转的第二意象下，国际经济对国内政治影响的研究进展最为显著，学者们强调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国内政治后果，国际经济一体化改变了国内政治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的机会成本，因此这些理性的国内行为体在全球经济条件下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并会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政治联盟，从而决定了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和国际经济关系的稳定与开放等。罗戈斯基、古瑞维奇、米尔纳、希斯考克斯等人对贸易的研究集中体现了这一方面的进展。(31)基欧汉与米尔纳主编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更是集中讨论了全球经济对国内政治影响的重要领域。全球经济影响了国内社会行为体所面临的成本与收益，因此国内社会行为体在具体政策上会有不同偏好，这是分析国内政治过程影响国家政策选择的基础。(32)这方面的研究为进一步推动国际与国内相结合奠定了微观基础，我们可以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来确定全球经济中的国内行为体及其偏好。(33)
第二，研究国内制度对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目前，研究国内制度对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的影响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旨趣将其分成三类：国内制度对国际经济影响的限制作用、国内制度的变革以及国内制度的偏好加总功能。第一类研究强调国内政治制度对全球经济影响的过滤作用，认为国内制度可以通过模糊国际相对价格信号或是限制国内联盟结成等方法限制全球经济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影响。(34)第二类研究则分析在什么条件下全球经济会改变国内制度。有关学者分析了国内制度变革的条件，强调国内联盟基础、政府承诺的信誉以及决策时限等要素是考察国内制度变革的必要方面。(35)在国际经济与国内制度的研究中，这两类研究或是强调国内制度的限制性作用，或是强调国内制度的变革命题，都加深了我们对国际经济与国内制度关系的理解。第三类研究则强调国内制度如何将国内行为体不同的政策偏好转化成国家偏好，研究主题是在什么样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试图改变政策结果的国内行为体和跨国行为体能否成功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这个研究框架下，国内结构成了重要的约束性条件，国内结构决定了跨国行为体参与政治体系的活动渠道的可能性，以及改变政策的获益联盟的形成。(36)分散的国内行为体的政策偏好是在国内制度的框架内转化成国家偏好的，国内制度主要是选举制度对我们理解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的重要性也突显出来。(37)
第三，强调国际与国内结合的谈判特征，认为将国际和国内结合的关键是搞清楚在何时国际和国内要素如何互动。有关学者强调，国家决策者同时要考虑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上的要求。在国内层次，国内利益集团希望政府能够采纳有利自身的政策；在国际层次上，一国政府要寻求最好能够满足国内压力的政策，同时还要能够同其他国家或者国际组织在重要问题上采取集体行动。对中央决策者来说，两个层次都不能忽视。(38)这种观点从国际谈判的角度来综合分析国际关系中国际与国内要素的不同影响。外交战略和战术既受制于其他国家是否接受，同时也受制于国内宪政能否批准。外交就是行为体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同时战略互动的过程，既要说服谈判对手又要能够在国内获得足够的支持。(39)这种关于国际谈判的研究已经被用于国际关系的主要领域，来讨论国际与国内两个过程的互动。无论行为体是国际组织还是民族国家，无论是双边谈判还是多边协商，“双面外交”范式都是广泛适用的分析工具，双层博弈已经成了将国际和国内要素联系起来的重要研究工具。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还加强了双层博弈模型的理论化和严格化程度，进一步去讨论主要行为体的偏好和制约条件。在理论化建设中，强调国内政治特征、国际谈判环境以及政治家偏好的重要性。(40)
第四，研究国际制度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国际制度以及国际制度所反映的政策观念也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的重要约束条件。国际制度对行为体的约束作用主要体现为确定行动角色、限制行动以及塑造预期。(41)在跨国关系研究中，学者们讨论了国际制度对国家政策选择的影响，国际制度被看成是跨国关系密集程度和制度化的重要指标，如果某个特定领域合作性的国际制度更多地影响国家间关系，那么跨国关系就会更加活跃，政府在限制跨国行为体行动时就会碰到困难。(42)国际制度既被看作是跨国关系制度化和深化的标志，同时也为跨国关系影响国内政治提供了途径。国际制度影响国家行为主要有两个途径：以社会化为基础的方法（劝说与社会影响）和以激励为基础的方法（成员条件）。(43)建构主义者更强调国际制度的社会化功能，而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则关注国际制度的激励作用。例如，有学者通过对四个波罗的海和东欧国家在90年代种族政策的变化，来理解和检验欧盟能够影响国家的哪些行为，强调成员条件要求能够非常有效地促进国家行为的改变。(44)
进入90年代以来，将国际和国内要素结合起来的研究，开始克服将国内政治仅仅作为干预变量的缺点，不再将国内政治看作是次要因素。在理性主义基础上，强调国内政治和世界政治互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有了共同关注的问题领域，并形成了被多数学者接受的研究工具和工作方法。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打通国内和国际界限、联系政治和经济的努力下，进行了超越层次分析法和体系层次优先性的尝试，拓展了对理论建构的认识，其特点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强调全球经济对国家选择的制约性作用。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际贸易、金融和投资等领域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了国家政策选择必须考虑的约束条件；第二，采用逻辑演绎的方法，借鉴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来确定行为体及其政策偏好，为深化研究奠定了微观基础；第三，在研究国内制度与国际谈判中，借助比较政治理论和博弈论工具，从而使研究在逻辑上更为严密。在理性主义框架下，国际政治经济学围绕一系列具体研究纲领，不断深化我们对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认识，已经成了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
注释：
①解释变量和研究层次的区分是交叉的。在理性主义框架内，也可以对观念进行深入研究；而在建构主义框架下，也有将国内和国际结合的研究。参见：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Keohane,eds.,Ideas and Foreign Policy:Beliefs,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彼得·卡赞斯坦：《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李小华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②国际关系研究的第四次论战主要是在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展开的，而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就是将国内政治重新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深植于理性主义传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推进理性主义的国际关系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了与建构主义相对应的重要研究领域。参见本期苏长和《理性主义、建构主义与世界政治研究》一文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背景下，对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所作的比较分析。
③Helen Milner,"Rationalizing Politics:The Emerging Synthesis of International,American,and Comparative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8,p.769.
④Robert 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 Peter Evans, Harold K.Jacobson,and Robert Putnam,eds.,Double-Edged Diplomacy: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431.
⑤肯尼斯·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倪世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前言”第1-2页。
⑥肯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⑦肯尼斯·华尔兹：《反思〈国际政治理论〉——对我的批评者们的答复》，载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页。
⑧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载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5页。
⑨David Lake and Robert Powell,eds.,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⑩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亚宇、陈琪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7页。
(11)思拉恩·埃格特森：《经济行为与制度》，吴经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1页。
(12)肯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68页。
(13)同上书，“中文版序言”第2-3页。
(14)Lisa L.Martin,"The Contributions of Rational Choice:A Defense of Pluralism",http://www.people. fas.harvard.edu/～llmartin/istable.html,2006-04-28.
(15)Robert 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pp.434-435.
(16)对这一时期关注国内政治的研究的评述，可参考Helen Milner,"Rationalizing Politics:The Emerging Synthesis of International,American,and Comparative Politics",pp.762-767。
(17)Helen Milner,Interests,Institutions,and Information: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4.
(18)Jerel A.Rosati,"Developing a Systematic Decision-Making Framework: Bureaucratic Politics in Perspective",World Politics,vol.33,no.2,1981,p.234.参考Graham Allison,"Conceptual Model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3,no.3,pp.689-718; Graham Allison,Essence of Decision: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Boston:Little,Brown,1971。
(19)Graham Allison,"Conceptual Model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pp.689-718.
(20)Jerel Rosati,"Developing a Systematic Decision-Making Framework:Bureaucratic Politics in Perspective",pp.236-242.
(21)Robert Haffa,"Allison's Model:An Analytic Approach to Bureaucratic Politics",转引自Jerel Rosati, "Developing a Systematic Decision-Making Framework:Bureaucratic Politics in Perspective," p.235。
(22)Robert Jervis,"Real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8,p.979.
(23)Graham Allison,"Conceptual Model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pp.716-717.
(24)Peter Gourevitc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2,no.4,1978,p.911.
(25)Ibid.,p.881.
(26)Ibid.,pp.882-883.
(27)Peter Gourevite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p.885.
(28)Ibid.,p.901.
(29)Ibid.,p.902.
(30)Ibid.,pp.906-907.
(31)Ronald Rogowski,Commerce and Coalitions: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Peter Gourevitch,Politics in Hard Times: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 Helen Milner,Resisting Protectionism:Global Industrie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Trad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迈克尔·希斯考克斯：《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贸易、联盟与要素流动程度》，于扬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2)海伦·米尔纳、罗伯特·基欧汉：《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导论》，载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主编：《国际化与国内政治》，姜鹏、董素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33)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国内利益集团联盟的形成，强调国家政策选择的社会基础，新近的文献可参考：Jeffrey Ladewig,"Domestic Influence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Factor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1963 to 1992",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0,no.1,2006,pp.69-103; Michael Hiscox,"Commerce, Coalitions,and Factor Mobility:Evidence from Congressional Votes on Trade Legisla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6,no.3,2002,pp.593-608; Michael Hiscox,"Class versus Industry Cleavages:Inter Industry Factor Mobility and Politics of Trad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5,no.1,2001,pp.1-46.
(34)海伦·米尔纳、罗伯特·基欧汉：《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导论》，第22-23页。
(35)杰弗里·弗里登、罗纳德·罗戈斯基：《国际经济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分析性综述》，载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主编：《国际化与国内政治》，第47页。
(36)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in Thomas Risse-Kappen,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5-7.
(37)讨论国内制度类型与国家政治选择，可参考：Helen Milner and Keiko Kubota,"Why the Move to Free Trade? Democracy and Trade Policy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1,2005, pp.107-143; Witold Henisz and Bennet Zelner,"Interest Groups,Veto Points,and Electricity Infrastructur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0,no.1,2006,pp.263-286; Nathan Jensen,"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Political Regimes and Inflow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1.57,no.3,2003,pp.587-616.
(38)Robert 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pp.431,436.
(39)Andrew Moravcsik,"Introduction:Integrating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Peter Evans,Harold Jacobson and Robert Putnam,eds.,Double Edged Diplomacy,p.15.
(40)Andrew Moravcsik,"Introduction:Integrating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23.
(41)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p.3.
(42)Andrew Moravcsik,"Introduction:Integrating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30.
(43)Judith Kelley,"International Actors on the Domestic Scene:Membership Conditionality and Socialization by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8,no.3,2004,pp.425-457.
(44)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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