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东亚经济战略的重新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日本论文,重新审视论文,战略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日本“回归亚洲说”的质疑
近年来，一种一相情愿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觉，即认为日本正在“脱欧入亚”，似乎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例如，有学者认为：随着区域化、集团化进程的加快，日本担忧陷于孤立，从80年代中期开始加速实施“回归亚洲”的战略和政策。又有学者说：日本采取以直接投资为主、以投资、援助和贸易“三位一体”的方式实现其“回归亚洲”的战略。
任何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都要受其地理条件、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的约束以及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影响。日本资源匮乏，同时拥有世界首屈一指的加工制造技术，因此在全球范围内推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尤其是把富裕的西方国家设定为制造产业最终产品的销售场所，更符合这个岛国的根本利益。日本经济学家市村真一就曾说过：“从日本进口资源的国家看，远处的多，如中近东的石油、澳大利亚的粮食、纤维原料、铁矿石等。从日本产品的出口对象国看，是向中南美和欧洲等远距离伸长。从日本经济的长远观点看，日本终究要追求世界主义。”（注：市村真一：《日本的经济发展与对外关系》，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68页。 ）战后日本也一直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其耐久消费品的最大市场，尤其是通过对美国的出口，带动了自身的经济增长。例如，1960年， 日本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出口额占其总出口额的47.6%，其中27.4%出口美国；1970年，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上升到54.0%，其中对美出口更是高达30.7%。80年代以后，日本过分依赖美国市场的情况依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数字显示，日本对美国出口占其出口总额中的比重，1981年为25.4%，1986年为38.5%，1990年为31.4%，1992年为28.2%，1996年为37.4%（注：参见中山伊知郎等编：《日本经济事典》，讲谈社，1983年，第627、631页；通产省《通商白书》各年次。）。
20世纪80年代，日本开始对其全球战略加以调整，其中重要一环就是通过多种方式增强同亚洲的联系。这一调整旨在适应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下列变化：随着日本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飞扬，产业转换和技术升级的需要促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日美、日欧贸易摩擦升级；东亚其他国家陆续实行经济开放政策。 根据IMF提供的资料，1997年，日本对亚洲的融资达1238亿美元，占其对外融资总额的71.7%，经济援助达41亿美元（1996年末），占其对外援助总额的48.8%，向亚洲派遣职员27000人，占其向海外派遣职员总数的48.2%，直接投资116亿美元，占对世界总额的24.2%，对亚洲出口1785 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43%。然而，这一经济战略的调整并不等于战略重心的转移，因为隐藏在这些数字背后的还有如下事实：80年代后半期，日本跨国公司进入东亚，NIES（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中国、ASEAN—4（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尤其是ASEAN—4实际上已经成为日本跨国公司主要面向欧美市场的电器、 电子机械产业生产零件的“分工场的国际转包生产”的基地。从此，几乎所有东亚国家和地区都开始进入一种对日贸易逆差对美贸易顺差，用对美贸易顺差弥补对日贸易逆差的状态。东亚1994年集成电路（IC）贸易情况就表明：NIES对外出口总额中NIES内贸易占30.0%，对日出口占0.6%， 对ASEAN—4出口占2.5%，对EU和NAFTA占46.5%。ASEAN—4对日出口占9.6%，对NIES出口占33.9%，对EU和NAFTA占55.2%（注：《通商白书》平成8年版，第230页。）。
许多因素对日本“重返亚洲”、带头搞地区主义构成限制。日本在经济、政治以及安全防卫等许多方面都高度依赖美国，而“美国对一个有凝聚力的亚洲贸易集团没有兴趣。它有自己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太多的欧洲关系。分而治之才是真正重要的。”（注：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21页。 ）EC是由经济文化水准相同的国家所组成的，NAFTA 的存在则以美国凌驾于墨西哥和加拿大至上为前提，而在东亚，不但垂直分工的经济格局近期难以获得改善，而且作为经济大国、军事小国的日本与作为经济规模尚不及日本1／4的政治、军事大国的中国谁领头的问题也很难解决。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毫无疑问，日本领导人和人民心目中最理想的仍是过去几十年的模式，即处于占优势的美国的庇护下。但是，随着美国对亚洲事务参与的减少，日本将承认中国在东亚舞台上重新占据优势是不可避免的。”（注：塞谬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07页。 ）出于历史的原因，日本还要顾虑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给亚洲人民造成的刺激。
总之，直到今日，在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方面，日本还没有在“脱亚”与“归亚”问题上产生过动摇。正确判断应该是：在现在以至将来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欧美依旧是日本对外经济战略的首要目标。80年代以来日本扩大在东亚的贸易和投资，仅仅是日本全球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战略的基本构想是：把欧美当成主要竞争对手和出口对象，把亚洲当作主要生产加工场所，日本本土则主要扮演研究、开发、设计中心和生产经营组织中心的角色。
日本对东北亚地区经济开发态度谨慎
在不赞同地区主义、追求世界主义的前提下扶持小地区主义，是日本对东亚经济战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对东亚小地区主义的扶持上，日本对东北亚和东南亚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做法。
东北亚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富有开发潜力和合作前景，但日本对这一地区经济开发和经济合作却一直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东北亚由日本、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东北地区、韩国、朝鲜和蒙古构成，地区人口约3亿，土地面积917万平方公里（占亚洲的20%），GDP4.2兆美元，约占世界的15%。在不包括日本的情况下，东北亚的人口1.8135亿，相当于东南亚总人口3.6041 亿的50 %； GDP5407 亿美元， 相当于东南亚GDP6453亿美元的83.8%（注：从广义上说， 东北亚包括中国两岸三地、日本、南北朝鲜、蒙古，以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然而，1980年日本对包括中国大陆全部省份在内的东北亚的ODA （政府开发援助）还不及对东南亚的1／10。尽管近年来出现增加趋势， 但包括中国大陆全部省份在内的东北亚在1995年所得ODA才仅是东南亚的62 %（注：外务省经济合作局：《我国政府开发援助·上卷》，1996年版，第105页。）。日本对东北亚的日元贷款也远远少于东南亚，如在1991年日本对整个亚洲的贷款占对全世界贷款总额的61.7%，对ASEAN （包括缅甸）的贷款占对全世界的28.9%，1995年，这组数字值分别为78.6%和44.7%（注：情报企画研究所：《1996年版经济合作·工厂输出便览》，1997年，第8～10页。）。
东北亚区域内贸易至今依然停留在较低水平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方面的消极态度。1997年包括日本在内的东北亚地区对世界贸易额（区域内贸易除外），出口5249亿美元，进口4447亿美元；同年东北亚区域内贸易进出口总额为513亿美元， 区域内贸易额与对世界贸易额之比，出口为9.8%，进口为11.5%。 造成这种局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在区域内仅把韩国当成主要贸易伙伴。 在区域内贸易进出口总额513亿美元之中，日韩间为408.6 亿美元， 日本与中国东北地区之间为47.3亿美元，日本与俄国远东地区仅为12.0亿美元，中国东北地区与韩国间为16.6亿美元。换言之，东北亚地区内贸易80%以上是在日韩之间进行的（注：日本国际开发中心：《关于东北亚以及日本海地区综合开发的调查》，1999年3月。 ）。
日本对东北亚的投资的数量也有限。如表所示，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最多的是香港和美国，日本的直接投资不及香港的1／3。在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直接投资方面，日本同样表现欠佳，在该地区登记的企业数不及中国的一半，而且由于这一地区的基础设施不完善，物资流通系统混乱，半数以上的企业并未开工。另有数据表明，1992年度中国在该地区登记的企业数最多，为65家，日本第二，为29家。到1995年，日本在该地区登记的企业仅有5家。
但近年来日本对东北亚的态度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1 ）一些日本大公司积极介入对俄罗斯的能源开发。根据1996年6 月日俄两国有关开发库页岛大陆架石油、天然气协议，由日本、俄国和美国共18家公司组成的、总出资150亿美元“萨哈林Ⅰ”共同开发机构中， 就有日本伊藤商社、丸红等14家公司参加。该项工程于1996年启动，1998年中开始筹集生产设备和铺设输油管道，计划在2001年开始进行商业生产。与此同时，三井物产、三菱商事则参加了由日美欧5 家公司共同开发的“萨哈林Ⅱ”工程。该项目总投资为100亿美元，计划于1999 年开始生产石油，于2005年开始生产液化天然气（注：《日本经济新闻》1997 年7月12日，《朝日新闻》1996年10月16日、1998年1月6日。）。（2 ）北起新泻南到九州地区，日本海和黄海沿岸府县的地方自治体、企业团体对开展“环日本海经济圈”和“环黄海经济圈”的经济文化合作和交流的热情空前高涨。它们在没有中央政府和中央地区的大企业作为中介的情况下，成立组织机构，完善基础设施，以多种途径推进经济圈内的人员、资金和信息的交流。如在环日本海地区，1996年9 月在韩国庆州召开的东北亚地方政府会议上成立了“东北亚地方政府联合会”，日本的参加者就有福井、石川、富山、青森、新泻、京都、兵库、鸟取、岛根九府县（中国的参加者有东北三省和河北省，俄罗斯远东地区11州几乎全部参加，韩国的参加者有庆尚北道等9个自治体）。在环黄海地区， 日本的北九州、下关参加了“东亚（环黄海）城市会议·经济人会议”（韩国的参加者有仁川、釜山、蔚山，中国的参加者有大连、青岛、天津、烟台）。（3）由于1970 年代以来日本出现了人财物东京一极化集中、地区差别不断拉大的情况，日本海和黄海沿岸各县都纷纷要求扩大地方权限。针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于1995年制定的《国土规划》中，首次将贯穿日本海沿岸诸县的“日本海国土轴”同“东北国土轴”、“西日本国土轴”、“太平洋新国土轴”并列为四大国土轴。日本国土审议会计划部在1995年12月制定的《21世纪的国土规划——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的基本设想》中，明确指出“充分利用与亚洲地理上的接近性，谋求环日本海圈构想和环黄海圈构想等跨越国界的地区间的共同发展”（注：国土审计会计划部会、国土厅、调整局编：《21世纪的国土规划——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的基本设想》，第13、23页。）。在1996年12月制定的《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计划部会调查检讨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日本的环日本海地区与对岸国家可以开展360 度交流和共同发展的地理优越性，并企望通过日本海沿岸地区先导性的发展，带动太平洋带状地区焕发出新的生机（注：国土审议会计划部会、国土厅、调整局编：《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计划部会调查检讨报告》，1996年12月，第107页。）。 这些文件还明确提出面向东北亚经济合作的国土构想并不是国家主导型的，而是地方主导型的，即通过地方直接与国内外的地方开展交流以增大周边地区的经济活力（注：国土审计会计划部会、国土厅、调整局编：《21世纪国土规划——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的基本设想》，第7、10页。）。
上述事实表现出了日本对东北亚经济战略的基本轮廓：整体的等待观望和局部的积极介入相结合；由少数大公司重点介入局部地区的石油、天然气开发，由地方自治体和地方中小企业出面积极推进以几个国家毗邻或地理位置接近的地区为主体的小地区经济合作，而中央政府和民间大企业却无意扮演推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开发合作的主导角色。这主要是因为东北亚地区近年来虽然大国关系日趋缓和，但仍然属于世界上情势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这里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文化、语言方面缺乏进一步沟通的基础，国家（地区）间关系复杂多样，区域内经济结合程度低，基础设施与民间经济网络有欠发展，难以组建和推进多国（地区）间经济合作的制度性框架。对于这一切，日本人心中有数。另一方面，同在整个东亚带头搞地区主义一样，日本如果由中央政府出面推进东北亚泛地区的合作，不仅易于引起周边国家的怀疑，而且极有可能遭到美国的反对。而地方政府和民间企业积极参与小地区经济合作，则在有效地避免“坐失良机”的同时，又可以回避政治、安全防卫等问题。神户都市问题研究所长新野幸次郎说：“在国家层面上存在着使经济合作难以前进的政治问题，但都道府县则可以不受这些制约地进行交流”（注：《日本经济新闻》1997年7月12日。）。 通过地方交流的积累，还有可能使国家层面上的政治问题获得解决。
各国和地区对中国东北地区、俄国远东地区和蒙古的直接投资状况
出资国日 本韩 国中 国俄 国
中国东北企业数 2011 583——
金额
(百万美元)
2080 250——
俄国远东企业数 217 100589
—
金额
(百万美元)—
— —
—
蒙 古 企业数8 — 33
64
金额
(百万美元)
0.43 0.01 7.77 1.34
出资国 朝 鲜美 国香港合 计
中国东北企业数—
1186 639716297
金额
(百万美元) —
1840 713013881
俄国远东企业数—192
— 1396
金额
(百万美元) ——— 1007
蒙 古 企业数 1 3
10 134
金额
(百万美元) 0.27 1.785 4.8529.9
资料来源：日本国际开发中心：《关于东北亚及日本海地区综合开发的调查》，1999年3月。
注：金额除中国东北地区为实际数外，其他均为协议数。中国东北、蒙古的数值为1988～1993年累计。俄罗斯远东地区企业数为1992～1995年累计，金额为1994～1998年累计。朝鲜对蒙古的投资数为1990～1995年累计。中国东北地区累计金额不包括吉林省。
日本始终未曾放弃将东南亚变成自家后院的努力
包括印支三国和缅甸的地区，人口超过4亿， 目前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和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的状态，GNP极有可能超过中国。 市村真一说：“东盟或东南亚五国等处于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合作，密切经济贸易关系，从而谋求加强同日美讨价还价能力的动向。日本应该支持这种被称为小地区主义的动向。”（注：市村真一：《日本的经济发展与对外关系》，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68页。 ）事实上，日本一直希望并支持东盟成长为亚洲的一极，期求通过对这一地区的主导和控制，增加与欧美抗衡的砝码，增加同中国讨价还价的能力。效仿美国将拉美当作自己后院的做法，日本始终没有放弃将东南亚变成自家后院的努力。
有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有利于日本在东南亚“扩张势力”。由于近代以来日本对东南亚的伤害程度低于东北亚，因此东南亚对日本的“仇视”程度低于东北亚。战后出于获取资源等方面的战略考虑，日本一直把东南亚当作发展中国家中最为重要的地区加以苦心经营，如战后获得日本的战争赔偿的8个东亚国家中，有7个是东南亚国家（菲律宾、缅甸、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属于东北亚的只有韩国一家。东南亚还一直是接受日本ODA最多的地区， 近年来在日本ODA总额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到1995年仍高达24.6 %（注：外务省经济合作局：《我国政府开发援助·上卷》，1996年版，第105页。 ）。日元贷款反映了同样的趋势：1991～1995年5年间日元贷款共4.8兆日元，其中贷给亚洲的占日元贷款总额的78.6%，贷给ASEAN 的占日元贷款总额的44.7%（注：有关战后日本战争赔偿参见外务省外交研究会编：《日本外交30年》，1982年，第44页。日元贷款参见日本情报企画研究所：《1996年版经济合作·工厂输出便览》，第8～10页。）。 这些举措在不同程度上增进了东南亚与日本的“亲善关系”。东南亚地处东西文化的结合点，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时间较长，而日本则是东亚最西化的国家，这也使日本容易与东南亚开展合作。在东南亚方面，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样，“李光耀说出了许多人想说的话：日本可以在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上发挥领导作用……如果日本‘承担世界上更多的政治和经济责任的话’”（注：弗劳利安·康马斯、尤迪特·施塔波丝：《新东亚》，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0页。）。 还有一个因素在客观上发生影响：日本政府虽然不便公开出面在东亚搞区域集团，但东盟基本上是东南亚国家自己发起的，因此日本完全有理由由国家出面堂而皇之地加以“支持”。
50年代日本落实对亚洲的战争赔款时，就开始对东南亚进行“政策性倾斜”。1977年的“福田理论”为日本人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政策的目标迈出了第一步，实现与六个东盟国家的合作又是这个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日本强调这个区域性组织的重要性，为了促进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日本在发展援助方面承担了更大的义务。自从“福田理论”形成之后，东盟在日本外交政策中就占了一个中心的位置。铃木善幸首相1981年强调：“没有东盟的和平与繁荣就没有日本的和平与进步。”宫泽喜一1993年1月出访东盟时发表了日本新亚太政策”， 主要内容是推进政治和安全对话、坚持经济开放原则等，表示日本要与东盟站在一起，并建立新的互补体系。从1989年起，日本大幅度增加国际基金预算，积极推进与东南亚的人员交流，大力培植亲日派。
日本从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出发，一直没有放弃把东南亚建成石油航线的安全屏障和稳定的资源产地的考虑。90年代以来，日本逐渐成为东南亚国家主要的或最大的贸易伙伴，有些国家对日本贸易的依存度达40%以上。东盟市场对日本的钢铁、水泥等原材料工业来说，是一个“调整国内需求的阀门”。由于经济高速增长，东盟正在成为日本越来越重要的市场，从中长期来看，日本有意将东盟作为一个稳定的出口对象。与此同时，日本又是对东南亚进行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大量日本跨国公司进驻东南亚，目前这一地区已经成为日本在海外的最大生产基地之一，尤其在电子、电机产业方面建立了面向欧美的“出口生产据点”。日本与东南亚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高结合程度的企业内的国际分工格局，其具体表现是：在制成品方面，由日本生产高附加值制品、新制品、特殊制品，由东南亚生产低附加值制品、旧制品和一般制品；在工程方面，日本负责最终组装和特殊工程，东南亚负责半成品、标准工程和长期大量生产；在生产活动方面，日本负责研究开发、基础研究和调整活动，东南亚负责直接生产和直接活动。这种分工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在日本进口的工业制品中，1980年有22.5%、1990年超过50%都是从东南亚进口的（注：濑藤岭二：《日本企业的多国籍化过程》，文真堂，1995年，第224页。）。目前， 日本正试图提高在东南亚生产的产品档次， 即向中高档发展。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到21世纪初， 东南亚依然是日本对东亚战略中的最为重要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