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义的国俗性与国俗词语的可译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词语论文,国俗性论文,可译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语义的国俗性
1.从语言国情学谈起
语言学的分科中，有词汇学、语法学、语音学、语义学等分别研究语言体系的各个方面。而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受着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在不同的文化里，相同的词语可有不同的含义，不同的词语可有相同的含义。例如中文“东风”虽在英语中能找到“east wind ”这个对应词(equivalent)，但两者含义是不同的，不要说现代汉语中有毛译东曾作出的“东风压倒西风”这一著名论断（其中的“东风”具有特殊的含义），就是就事论事谈天气，“东风”是和煦的、凉爽的风，是受中国地域上多数人欢迎的风，而英国人受其地域和文化的影响，他们喜欢“west wind”（西风），不喜欢“east wind”，如下句：There is no good in arguing with the inevitable.The only argument with an east wind is to put on your overcoat.（ 争论不可避免的事是无益的，对付东风的唯一办法是穿上大衣防御）。
把语义和文化结合起来考虑便产生了一门新的语言学分支——语言国情学。“语言国情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它认真探讨并揭示了语言与民族文化（即国情）的关系。这一概念最先是1969年莫斯科召开的国际俄语教师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1971年前苏联语言学家维列夏金和科斯托马罗夫合著的《语言与文化》一书对此作了权威性的论述。该书译成汉语时出现了“语言国俗学”这一术语，后又有人改译为“语言国情学”。维列夏金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把语言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化痕迹和文化因素划分为七类：1.无等值词；2.有背景意义词；3.有文化感情色彩词；4.成语典故；5.名言警句；6.客套用语；7.非有声语言。
2.国俗语义学即语言国情学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德春是最早研究“语言国情学”的专家之一，他在1980年就提出要编一本“国俗词典”，使之成为一种既解释语言单位的概念意义，又提供有关背景知识的词典，从民族文化即国情的角度对语言单位给予描述性解释的词典。后来他觉得语言国情学中的“国情”两字常被听众或读者用来同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中那个“国情”概念相类比。不能准确解释语言国俗学。他在深入研究汉语国俗语义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一门“国俗语义学”①。到了1990年，由王德春教授主编的《汉语国俗词典》终于问世。该词典收词可细分为七种：1.反映我国特有事物，外语中没有对应词的词语（如“太极拳、四化、插青”）；2.具有特殊民族文化色彩的词语（如“竹子”表示高风亮节）；3.具有特殊历史文化背景意义的词语（如“红豆”被作为夫妇、情侣相思的象征）；4.国俗熟语（如“守株待兔”）；5.习惯性寒暄暄用语（如“哪里，哪里”）；6.具有修辞意义的人名（如“红娘”表示媒人，介绍人）；7.兼具两种以上国俗语义的词语（如“棕子”既表示一种特殊食物，又与端午节联系在一起，与历史文化、风俗民情有关）。
维列夏金所列的七类词和王德春收在《汉语国俗词典》中的七种词是极为相似的。笼统地说，这些词都是具有国俗语义的词，即带有广义的民族文化色彩的词语。
3.国俗语义在语义学中的位置
语言是音义结合的词汇和语法的体系。语言的词汇和语法都有语音、语义两个方面。语义包括语言体系的一切意义，包括词汇意义、语法意义、修辞意义，也包括国俗语义。按照王德春教授的界定，“国俗语义是语义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它反映使用该语言的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民情风俗，具有民族文化特色。”
英国著名语言学家杰弗里·利奇(Geoffrey Leech)在他的《语义学》（1974年第1版，1981年第2版）中把词的意义归纳为七种类型：1.理性意义；2.内涵意义。3.社会意义；4.情感意义；5.反映意义；6.搭配意义；7.主题意义。利奇还把其中2.、3.、4.、5.、6.五类意义统称为“联想意义”。词的联想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词的国俗语义。王德春教授则说，语言的意义可分为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和修辞意义三大类。他还进而把“修辞意义分为语言单位的表情色彩、语体色彩和联想色彩。”②修辞意义过渡到话语领域，又分出上下文意义和社会文化意义两类。而社会文化意义和修辞联想色彩多半与民族文化有关，其中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国俗语义。这种语义在反映概念的基础上增添了附加的民族文化色彩，离开民族文化背景，就难以准确理解词语的含义。
利奇的“内涵意义”指的是“能通过语言所指事物来传递的意义”。以“龙”为例，汉语和英语中都有其词，但各自的内涵意义是不相同的：“dragon”在英语中是指一种没有“地位”的爬行动物，是西方人心目中凶恶而丑陋的象征。《圣经》中说龙是被圣乔治用大梭标捅死的，国外对可恶的专门打人的警察也叫“龙”；而中国的“龙”是为人类带来雨水的雨神，同时也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帝，语言中也就相应出现了“龙颜”，“龙袍”和“望子成龙”等褒义表达法。我们中国人还以“龙的传人”而自豪。“龙”具有国俗语义，“望子成龙”等词因其内涵意义而成为国俗词语。
“社会意义”是指“关于语言运用的社会环境的意义”。以“individualism ”一词为例，它与汉语的“个人主义”十分相近，但其社会意义颇不一样：在美国，individualism 指的是一种“独立自主”的个人品质，有一定积极意义，而汉语中“个人主义”的社会意义常与“自私自利”、“损人利已”、“不关心集体与他人”等不良品质相联系。因此，“individualism ”与“个人主义”虽是对应词，但其国俗语义不一样。
“情感意义”是指“关于讲话人或文章作者的感情和态度的意义”。有一篇小说的主人公（老头）送给同科室的同事、一位大学毕业的漂亮姑娘一束夜来香，引起机关同事的议论：
罗胖子哈哈地笑道，答了一句：“精神文明嘛！哈……”“文明好哇！”朱喜芬摔着自已的椅子说。
小说中作家借一个绰号“词语大全”的男同事的口点明了上面那两句对话的情感意义：“她那一声‘好哇’，包孕了五彩缤纷、乱箭齐发的含意。或者可以注释为‘好个屁！’”③。话里有话，原是中国语言奥妙之处。明明说出的是句好话，然而重音不同、语调不同、声气不同，其情感意义也就截然不同，这也是一种国俗语义。
“反映意义”是指“通过与同一词语的另一意义的联想来传递的意义”。例如，“花街柳巷、“花门柳户”和“攀花折柳”等词中的“花”和“柳”所表达的主要不是其本来概念（理性意义），而是其联想意义（国俗语义），即“妓院”，“妓女”等。“flower”和“willow”在英语中没有这方面的语义。相反，京剧名《红灯记》，英文译成了“The Red Lantern ”；法文译成了“La lanterne rouge”；俄文译成了“KpacHbiNХoHapb”；因国外有“红灯区”，有把红灯挂在妓院门口的习惯，“红灯”便产生了不应有的联想意义，西方读者便会误解。
“搭配意义”是指“通过经常与另一个词同时出现的联想来传递的意义”。④王德春先生把这种意义称为“上下文意义”，也是一种国俗语义。以“东西”这个词为例，虽未收进《汉语国俗词典》，但它有特定的搭配意义，如在下面几句话中，“东西”的意思是不一样的：1.他气昏了头，不分东西南北。2.他买东西去了。3.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4.这小东西真可爱！1.句“东西”表示方位，是各国语言共有的语义现象，而2.、3.两句中用“东西”泛指各种具体的或抽象的事物则为汉语所特有，英语“east or west”并无此义；4.句中的“东西”指人或动物，多含厌恶或喜爱的感情，显然是一种国俗语义。正因为“东西”具有国俗语义，意义受制于上下文的搭配，外国人学汉语就较难把握其词义，常会闹笑话，说出诸如“我不是东西，我是人”一类句子。
从以上可见，国俗语义在语义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它面广意深，在语言教学及翻译中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4.国俗词语与语义的国俗性
不论是维列夏金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所列的七类词还是王德春在《汉语国俗词典》中所收的七种词，都是与使用语言国家的国情密切相关的词，反映文化痕迹的词，也就是具有国俗语义的词。王德春先生对汉语“国俗词语”所下的定义是“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民情风俗有关的，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词语。”反过来说，词语的国俗性，便是指该语言的民族文化特性，汉语的国俗性便是指有中国特色的那部分语言特征。正如世界上有各种牌号的“社会主义”，我国正在建设的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世界上有千万种语言，除了语音、语法上的差异以外，汉语有别于其他语言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汉语所具有的中华民族特色，亦即其语义的国俗性。一种语言的国俗性是该语言的个性，没有这种个性，该语言一定是发育不全的或历史特别短暂的语言。汉语不仅源远流长，有五千多年历史，而且是奥妙而又美丽的方块字，词目繁多，形体复杂，就表达事物和感情来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语言文字。因此汉语语义的国俗性也特别鲜明强烈，覆盖面大。
二、译好国俗词语的重要性
1.从翻译的功能来看
《现代汉语词典》给“翻译”下的定义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这中间的“意义”，当然包含国俗语义在内。翻译中对于原文意思的理解，远不是单纯的语言理解问题。语言离不开文化。对于译者来说，没有两种文化的对比知识，对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与表达就无从谈起。
目前，各学派在探索翻译“对等”问题时，尽管有“行文对等”、“动态对等”、“语用对等”各种提法，但他们注意的中心，是语言的功能，而不是语言的形式特征，都是从历来重视信息的形式，转移到重视信息的内容和读者的反应上来。⑤也就是说，人们在翻译时应该更加努力去把原文的深层意义（内涵意义，联想意义等）表达出来，并传达给读者。例如，我们常说的“吃大锅饭”仅译为“eat from the same big pot ”是不能传达其国俗语义的，有人对这一国俗词语作了一段较长的解释：It is a misguided kind of economic equalitarianism.Under this equalitarianism,among locals,units,and individuals,those who work hard and those who loaf are treated similarly,as are those who do a good job and those who do a poor job…⑥。在译文中如何处理为好，另当别论，但总应设法使读者了解其国俗语义。
2.从国俗词语的数量上看
汉语国俗词语数量多、涉及面广，因为在我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数以千万计的文化结晶，发生过无数次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涌现了成千上万富有创造、千姿百态的人物，遗留下浩瀚无垠、汗牛充栋的历史文化典籍。其中许多东西为中国所独有。仅就文化而言，中国文化内容丰富，是世界三大文化体系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仍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源泉。在学术文化方面，有经学、哲学、实学、理学、史学、法学、宗教学、无文学、甲骨学、逻辑学、医学、农学、经济管理学等等；在风俗文化方面，有烹饪、茶、酒、刺绣、丝绸、服饰、谜语、灯彩、扇子、风筝、气功等等；在器物文化方面，涉及古都、宫殿、佛寺、古塔、石窟、青铜器、兵器、陶俑、瓷器、玉器、钱币等等；在语言文化方面有诗、词、歌、赋、戏剧、小说、曲艺等等。语言文字是学术所运用的工具，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与民族的生命力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汉语很好地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灿烂内容，记载了中华民族前进的足迹。试想，汉语中到底有多少国俗词语？有以下几个数字可资参考：
《汉语国俗词典》收集的词语条目有3000多条。主编王德春先生说，这仅“是初步的尝试，只收集了很少一部分语料，且以国俗熟语为主”。
商务印书馆正在排印、由杭州大学各学科专家、教授协力编写的《汉英对照汉语国情词典》共有词条7000余，涉及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内容均突出中国特色，其中绝大部分可归入“国俗词语”范围内。
《汉英语林》⑦以收集常用成语、谚语、隐语、古语、俗语、曲故、警句、褒贬语、委婉语、诗辞熟句为宗旨，多达34643条，几乎所有这些条目都含有国俗语义。
《汉英新词语汇编》收集1949至1989年的四十年间汉语中出现的新词新义4000多条，其中多半是国俗词语，如“包”字开头的十二条（包户制、包产田、包干到户、包干到劳、包干到组、包户小组、包户换贫、包产到户、包产到组、包交提留、包购包销）全都可归入国俗词语中。另据《光明日报》报道，“改革开放取得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十多年间汉语词汇增加了2700多条”，这其中有许多是英语中所没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名词、新概念（术语）。
3.从英译的难度看
国俗词语英译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国俗词语或国情语汇虽然可分成七大类，其基本一条便是无等值词，也就是说在英语（或别的外语）中没有等值对应词，翻译时必须创新和变通。翻译的难与易，好与劣，既同语言有关，更同文化分不开。汉语与英语不属于同一语系，也不属于同一文化。汉译英的难度属最大的一类，而其中最难的部分便是国俗语义的翻译。汉语和英语在语言结构、语言背景、思维方式和表达方法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举例来说，汉译英比德译英的困难显然要大得多。当然，就汉英两种语言而言，使用者在思维方面的近似和契合也是有的。如“隔墙有耳”与“Walls have ears”能够对应。但这是万分之一、千分之一的巧合。现以“清明”为例，看看无等值词翻译的困难：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陆游：《临安春雨初霁》）
笔者见到的一种译文是：
Look at the dust on your robe,once immaculate./Well,of what avail are signs of regret?Away!Away!/By Chingming you should be home .⑧
“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张先：《木兰花》）
笔者见到两种译文，其一是：
“Its light o’er the midde courtyard—Qing Ming Festival moon now cast./Innumerable willow flowers—Are,without shadow,driftig past.”⑨另一译文是：
“Steeped in pure moonlight ,the middle court is still;Without ashadow,the willow-downs run riot”⑩
第一首诗中，译者对国俗词语“清明”采取音译不加注，这样英美读者不大可能搞清“Chingming ”在何时？含何意？第二首诗中的第一种译文中有一个注：Qing Ming Festival:a traditional Chinese holiday to commemorate the dead.observed in late spring.若将此注加到第一首诗中倒很合适。但该诗译者对诗中“清明”一词却误解了，“月色清明”中的“清明”非指清明节，仅是普通词语，第二种译文把它译成“Pure moonlight”是正确的。
国俗语义所涉及的不仅是词语本身，还同文章的风格有关。以古典文学而论，《红楼梦》的雍容华贵，《水浒传》的质朴粗豪，《儒林外史》的幽默诙谐，《聊斋志异》的婉约谈雅，李白的神奇，稼轩的沉郁，柳永的缠绵，苏轼的豪放……现代文学中，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等人神韵各异。他们的风格和文采都是通过巧妙地运用语言来表现的，其中国俗词语的表现力更为丰富、触目。要把这一切都在译文中体现出来，是极为困难的，却也是最重要的。英国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在“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一书中说：“把汉语译成西方语言是非常困难的，”“语法、词典之类的参考书对译者来说都没有多大用处。只有上下文包括最广泛的语言—文化背景，才能说明含义。”
三、国俗词语的可译性
1.从整体来看，国俗词语具有可译性
诚然，国俗词语的重要特点是，在其它语言中没有相对应的等值词语。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对之理解不易，翻译更难。但“难”并不意味着不可翻译。语言作为音义结合的体系。可以反映文化、记载文化、传播文化。一种民族语言与该民族的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体系所巩固的语义，包括国俗语义，一般是抽象的、概括的。用一种语言组成的话语，可以表达本民族的文化，也可以表达其他民族的文化。这不仅由于一般语义有共同的概念作为基础，就是国俗语义也与词语的实际意义的特点有关。它们都是可以释译的。事实上，反映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的许多重要书籍已被中外译者译成英语及其他外语。《汉英语林》编译了三万多条含有国俗语义的成语、谚语、古语等，也是很好的尝试。此书对汉译英工作者是有用的工具书。即将出版的汉英对照《汉语国情词典》更是一本对从事汉译英工作的人员及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很有帮助的大型工具书。
所谓翻译，就是转换承载信息的语言。用英语承载的英美文化信息可以转换成汉语，用汉语承载的中华文化信息也可以转换成英语。这是国俗语义可译性的根本所在。
2.从局部来看，国俗语义也具有不可译性
说国俗语义是可译的，这是语言学界普遍派的观点，他们认为人类具有共同的思想感情，不管使用什么语言，人们的相互交际是不成问题的。另一方面，相对派认为人类的思想感情是由不同的语言及文化注定的，因此，人们之间的思想感情交流是不可能的。
我国翻译界的泰斗们对民族特色浓的文章和词句（如古诗）的可译性一向是有争议的。朱光潜先生曾说，“有些文学作品根本不可翻译，尤其是诗（说诗可翻译的人大概不懂得诗）。大部分文学作品虽可翻译，译文也只能得原文的近似。”(11)。而刘重德先生在新著《文学翻译十讲》(12)中专门有一讲题为“Translatability of Literary Style”(Lecture Eight)，除了论述风格的可译性，还分析了数种持不可译性论者的观点，摆事实讲道理，言之有据，但也不是无懈可击的。现举书中引证的一个例子：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春怨》
英译文是：
“Oh,drive the golden orioles/From off our garden tree!/Their wa rbling broke the dream wherein/My lover smiled to me”A Lover’s Dream (Translated by W.J.B Fletcher )
刘重德先生在书中引了吕叔湘先生的一段评注：
“用诗体译诗，因为受韵脚和节拍的牵制，词语方面就不得不更加活动些，增添，减省，以及换一种说法的地方都更加多。如这首‘莫教啼’三字就省译了，第四行也改换了说法，但原诗的意义仍然很忠实地表达出来了。如不能谨守原诗的意思和精神，就不算译得好。”(13)
这话说得不无道理。刘先生还进一步评述说：
“虽然‘到辽西’和‘smiled to me’在表层结构上看上去不一样，而在深层结构上两者均表示恋人在梦中相会，结果原诗意象在变换了说法之后仍得以保留，或者说达到了动态的对等。”
笔者窃认为原文中“到辽西”的国俗语义没有译出来。《唐诗三百首》中有一个注：〔辽西〕《唐·地理志》：平州北平群有辽西戊。《一统志》：永志府，秦辽西群。(14)原诗“到辽西”所表示的地域和时间特点在译诗中不见了，原诗妻子梦中到辽西与丈夫相会，到底“丈夫”在辽西干什么？是驻守边关还是……？其中联想意义是丰富的。而且“不得到辽西”一句是全诗主旨所在。我们知道诗中丈夫去辽西不是族游经商，而是征战服役，不仅是生离，很可能是死别。妻思夫心切，梦中相会，乃被干扰，其苦甚矣！译诗中省去到辽西”，读者只能体会“妻子梦中思夫”的感情意义，这是一般的意象。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一切都模糊不清了。因此，译诗与原诗所表达的并没有达到动态对等，译诗丧失了原诗的国俗语义，其结果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的，“只能得到原文近似”，也可以说，差距不小。因此，从局部看，有时国俗语义是不可译的。
英国语言学家J.C.卡特福特把不可译性分为两类：语言不可译性和文化不可译性。前者指译文语言中不存在与原文对应的词义和句法等语言成分；后者指译文语言所处的文化传统中缺乏隐含的历史、文化和情景因素。(15)上面提到“到辽西”的例子属于文化不可译性，关于语言不可译性，笔者想在此举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曾写过一篇“奇文”，用以说明汉字同音异义的特征，文章很短，很有趣，抄录如下：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氏视十狮，恃矢势，使十狮逝死。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如果说原文看得懂却读不清的话，那么把它译成外文至多只能传其意而不可能表达原文在音韵上的特色。其风格特色，一种特殊的国俗语义是无法译的。又如一篇当代小说在介绍人物时用了下面这些句子：
万卡对于我们班，尤如候宝林之于中国，是至宝。／据说大列到西藏后，满怀豪请求到基层治理一个穷县——像新星李向南一样，被婉言谢绝了。／百思不得其解，（牛德）怎么就将焦大之横和宝玉之痴熔于一炉了？／大伙都公认那姑娘长得很甜，酷似春妮，便以春妮称了。／文学的存在，恰好说明生活中的不存在。天仙配良缘，仅仅是董永们的梦而已。(16)
如若把划线的人名和文学作品中人物一一音译出来，译文读者是不可能获得原文读者所能获得的信息和感情联想的，因为他们不理解这些人物所包括的国俗语义。即使一一加注也还是不可能把内含的国俗语义表达出来。
3.不可译性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可译性
前面谈到的不可译性是局部的，可以改变的，就象“到辽西”这样具有国俗语义的诗句，高明的译者也还会有办法对付的。所谓可译性，在国俗词语方面，也是相对的，决非对号入座。我们常说的“精神文明”的英译从“spiritual civilization ”改为“socialist ethic”是许多译者读者经过好长时间的钻研和探讨的结果。国俗词语是可以译的，但译者要有水平、有技巧，才能创造条件把无等值对应词的国俗词语译成外文。许多似不可译的词语只要获得所需条件也可以转化成可译的了。其间，译者应采用灵活变通的手法。这方面的技巧，笔者曾在一篇小文中谈到“译音和译意”、“加注和释义”、“创新和约定”等几个方面的浅见，这里不再赘述。(17)现在只想补充提一下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的一个观点。他认为翻译不外乎两大方法：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前者注重使译文读者产生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效果，语言简洁、流畅、明快；后者注重译出原文所有的意思，强调信息内容，语文较为复杂、精细、晦涩。(18)根据他的观点，特定的时间内与特定的文化中所发生的事，宜采用语义翻译法，保留其地方特色。国俗词语多数宜用此法对待。如“华夏子孙”若仅译为“the offspring of Huaxia／不足以表意，似应补充表述：“Huaxia was the ancient name of China.In ancient time people living in central China used to call their native land Huaxia,which is now used as a synonym for the Chinese nationality or China.”
既然语义翻译强调信息内容，在翻译国俗词语时要看条件，可繁也可简。杭州西湖“天下第一景”亭中有一副楹联：“山山水水处处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此联可顺读，亦可倒读，也可简化为“山水处处明秀，晴雨时时好奇”。因此英译时虽无法译出原文的结构风格，但可以表达其基本信息。恐怕简化一下，译成省而又省的一句英语也差不多了：Rain or shine ,thelandscape is always fine.
内容决定形式，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在翻译国俗词语时可以在保持话语信息前提下改变语言表达形式，这就是做转化工作。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是语言单位在话语中信息量的对应，或尽量接近。原文类型不同，译文读者对象不同，翻译目的不同，翻译中“对应”的要求也不同，因而翻译的方法也不同。在汉泽英中，国俗词语是必须创造条件，运用技巧，尽力去译好的，这是译者必须面对的事实和不可回避的职责。
注释：
①王德春：“国俗语义学和《汉语国俗词典》”，载《中国文化与世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②王德春：《词汇学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
③谌容：“献上一束夜来香”，《中篇小说选刊》，1988年第3期
④此节中利奇关于几种语义的解释均见《语义学》一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李瑞华等译，1987年。
⑤郭建中：论西方的翻译对等概念”，《中国翻译》1986年第5期。
⑥《汉英新词语汇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年。
⑦陈欣望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⑧《古诗英译》，北京出版社，1985年。
⑨《词百首英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
⑩《唐宋词一百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
(11)朱光潜：“谈翻译”，《翻译论集》，罗新璋编，商务印书馆，1984年。
(12)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
(13)吕叔湘：《英译唐人绝句百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14)蘅塘退士编，陈婉俊补注，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
(15)bJ.C.Catford：“A Linq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An Essay in Applied Linquistics”，London，Oxford Press，1965年
(16)周昌义：“永别了，大学”，《花城》，1987年第5期
(17)毛华奋：“名物不同，传实不易——谈中国特有事物名称和概念的汉译英，”《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18)林小芹：“纽马克论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中国翻译》198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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