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竞争如何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关系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快速增长论文,竞争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截稿：2011-05
一 引言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大家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但已形成一个基本共识：政府竞争是实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是：政府竞争如何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作为政府竞争均衡结果的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又有什么关系？
此前，Poncet(2003a)、陆铭与陈钊(2009)都从经验分析角度研究了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两者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Poncet认为市场分割显著阻碍了即期经济增长，陆铭与陈钊则认为市场分割与即期和未来的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的关系，即市场分割在一定条件下促进了即期和未来的经济增长。本文发现，两个研究之间之所以出现矛盾在于两者是否控制了政府补贴的影响。
在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发现政府竞争促进经济增长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制度软约束、中央政府集权和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本文的理论分析还发现，市场分割的形成是区域异质下政府竞争的均衡结果，其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尽管如此，市场分割仍然通过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显著阻碍了即期经济增长，但却在一定条件下促进了未来经济增长，从而为陆铭与陈钊(2009)发现的市场分割与未来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外，政府竞争的均衡路径内生决定了不平等程度的不断加剧和分割的准市场经济，这种模式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对现行的政府竞争模式和地方官员治理结构进行科学重构。
本文结论的主要部分与张五常(2009)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对中国经济的解读是一致的，认为制度软约束(补贴)和中央政府集权是政府竞争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我们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解释了市场分割的存续机制，并加上了外向型经济模式这一条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最终结论与张五常相反，张五常(2009)认为中国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可持续的，但是我们认为中国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吴敬琏(2008)、陈志武(2010)的结论一致)。我们的基本结论是通过严格的理论和经验检验得出的，所不同的是张五常(2009)的解读是通过经验观察得出的。
本文第二部分对该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性的回顾和评述；第三部分通过内生化政府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行为，建立一个两阶段博弈模型，分析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形成、维持机制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四部分在理论和模型的基础上设计了三个相互联系的检验模型来验证本文的主要命题。最后，我们对理论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并对全文结论进行总结。
二 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始终伴随着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周黎安，2004)，学术界对于这类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两个层面。在理论层面，学者们的探讨集中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与经济发展并存的原因。而在经验研究层面，前期文献主要关注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理论层面研究及其不足
为了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会伴随着地方保护、市场分割以及不平等程度的不断加深，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虽然大家分析的角度不同，但已经形成一个基本共识：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各种问题并存的关键所在。①以此为基础，学术界形成了两条重要的理论脉络：一是从经济上财政激励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沈立人与戴元晨，1990；银温泉与才婉茹，2001；陶然等，2009)；另一则是沿着政治晋升激励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周黎安，2004；周黎安，2007；皮建才，2008)。
这些文献存在三个不足。第一，财政激励和政治晋升激励理论集中分析了制度供给方即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机制，而忽视了区域同质性或异质性对于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作用。实际上，在相同的激励机制下，区域异质性将直接导致地方政府行为上的截然对立。对于财政激励理论来说，如果两地区域异质性较大，那么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的激励会促使处于弱势地位的地方政府采取地方保护的策略以阻止本地资源流出和外地产品流入；如果两地方政府所处的区域同质或近似同质(这种同质包括两地区的禀赋、厂商选址、基础设施等均相同)，根据寡占理论，市场机制会在两地区的行政边界处将外地的产品阻止在本区域的消费市场之外，也就是说，两区域的行政边界会成为两地区的市场边界，地方政府无需实施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行为。但是，财政激励理论仅仅注意到了第一种情况。而对于政治晋升激励理论来说，如果两区域同质或者近似同质，那么两地区的合作所产生的外部溢出效应很可能会改变两地区的相对绩效排名，从而改变两地区地方政府的晋升概率，②因此这两个地区的政府将会缺乏合作的激励，而偏好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如果两区域具有较大的异质性，那么两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所产生的溢出效应不仅不会改变两地区的相对绩效排名，反而会使两区域的地方政府的相对绩效都获得提高，从而使得两地政府的晋升概率都大大增加。所以，这种情况下它们不仅不会采取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反而会偏好于合作和市场一体化。但是，政治晋升激励理论仅仅注意了第一种情况。
第二个不足来源于理论之间及理论内部的关系。③首先，对于财税激励理论来说，区域异质性越大，地方政府采取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激励越大，而对于政治晋升激励理论来说，区域异质性越大，地方政府采取合作和一体化的激励就越大。其次，政治晋升激励理论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治晋升博弈这一框架的提出(周黎安，2004、2007)，第二个阶段就是在政治晋升博弈框架下进一步分析地方政府分割市场与一体化市场的行为激励(徐现祥等，2007；皮建才，2008)。这两个阶段的关键假设并不一致。政治晋升博弈这一理论本身认为：混合竞争(指经济竞争与政治晋升博弈的混合)的空间比纯粹的经济竞争的合作空间要小得多，好比“刀刃上”的增长一样困难，而且经济实力越是接近的地区越不容易合作。也就是说，地区差距是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合作，实现市场整合的一个有利条件。而作为这一理论扩展的一个代表，皮建才(2008)却在其分析过程当中预先假设地区发展差距是阻碍市场整合的决定性力量，但是其最终结论却与政治晋升博弈理论的推论即“只有当合作的净结果不改变参与人的相对位次时，合作收益才可能实现”相一致。
第三个不足来源于目标函数的设置。王永钦等(2007)、陶然等(2009)已经对政治晋升激励理论中地方政府行为的逻辑混乱问题做了很好的论述。财政激励理论所提出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地方政府竞争模式的转变也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认为，在整个转轨过程中，地方政府的竞争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还是依靠扭曲市场的价格和竞争机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地区行政垄断来进行竞争的(于良春与余东华，2009)，改变的只是形式而已。④事实上，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退出”机制的制约，虽然经济发展好了不一定能够获得晋升，但是如果经济发展不好却很容易被“退出”。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不仅有“力争第一”的激励，更有“不能落后”的制约，一旦经济发展落后了，那么就很可能会被“边缘化”，而这是一种比“晋升”更有力的制约机制。这一点被政治晋升激励理论所忽视。其次，“增长红利”的激励。⑤这里的“增长红利”不仅包括增大晋升概率的政治红利，更包括“分一杯羹”的经济红利。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官员)能够从本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分享经济发展的“蛋糕”，经济发展的越好、越快，分享的“增长红利”也越多，而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疑是一种发展本地经济的高效激励机制。但财政激励理论并没有将这一点纳入政府的目标函数中。而恰恰正是在以上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地方政府具有了推动本地经济快速增长的本能冲动。
(二)经验层面研究及其不足
陆铭与陈钊(2009)通过经验研究发现，分割市场无论对于当地即期的经济增长，还是未来的经济增长都具有倒U型影响，对于超过96％的观察点来说，分割市场有利于本地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解释实际上先验地将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看作是因果关系，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忽略机制分析(即市场分割是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而直接将统计关系等同于因果关系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更为稳妥的策略对数据进行解读，即首先将市场分割和经济增长看作具有正向统计关系(倒U型曲线向上的一侧)的两个变量，然后再探讨为什么会存在这样一种正向关系。
首先探讨市场分割与即期经济增长之间倒U型关系的成因。这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市场分割确实促进了即期经济增长。但经济的增长取决于资本、劳动力的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而市场分割对于竞争的排斥却极大地限制了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这两个方面来说，市场分割反而阻碍了即期经济增长(Poncet，2003a)。从资本的角度来讲，市场分割仅仅保护了现有的资本，并不能带来资本的增加，即使考虑到资本拥有者对于市场分割的预期可能会影响其进入，但这种预期也适用于所有的地方政府，那么其对单个地方政府的影响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我们很难为市场分割促进即期经济增长这一命题建立起一种令人信服的作用机制。退而求其次，我们假设市场分割真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那么这种增长应该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基础之上的：一方实施市场分割的时候，另一方没有实施。但是，这种假设存在的一个严重逻辑错误是相同制度环境下的地方政府实施市场分割的动机是不一样的，对于有些地方政府而言，市场分割是主动实施的，因为市场分割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对另外那些暂时没有实施市场分割的，我们应该如何解释，难道他们不知道实施市场分割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如果不知道，我们就很难说市场分割促进经济增长是一种共识了)？进一步来讲，如果大家都知道市场分割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那么所有的地方政府都会实行市场分割，这时候的结果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大家都实行市场分割，那么经济不但不会增长，反而会下降。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那种认为“市场分割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其脱离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而陷入“局部均衡”。⑥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仅仅是一种等待解释的统计关系而非因果关系。
第二种可能性，在即期经济增长与市场分割之间存在一个关键变量使得这种正向的统计关系得以显现。如果市场分割阻碍了经济增长，那么经验检验的结果应该表现为负向的统计关系。但是若存在着另外的更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使其不仅能抵消市场分割对即期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还有余，而且即使在不断加剧的市场分割情形中，经济增长也仍然是正的，于是，市场分割的增长就会伴随着即期经济的增长，那么两者就表现为统计上的正相关关系。这里实际上是一种权衡：市场分割会阻碍即期经济的增长，但另一关键变量会促进即期经济增长，于是，即期经济增长最终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分割与此关键变量之间的力量对比，随着市场分割的加剧，其最终将超越关键变量对即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阻碍经济的继续增长，从而使市场分割与即期经济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得以显现，这也许是市场分割与即期经济增长之间倒U型关系的真正原因。
此外，一些学者分析了市场规模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黄玖立与李坤望，2006；陈敏等，2007)，并进一步指出经济开放加剧了市场分割(陆铭与陈钊，2009)。这些研究所指出的经济开放与市场分割间的因果关系也值得商榷。本文将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对政府竞争下的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系统地解读。
三 理论模型及其分析
与前期的研究文献不同，本文的模型中将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作为内生变量处理而非作为均衡结果分析，⑦并将整个分析置于政府竞争的框架之下，因而可以更好的说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形成、维持机制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可以揭示出政府竞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一)基本模型
在博弈的第二阶段，两地企业在观察到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之后进行古诺博弈，选择产量以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14)而我们最终要得到的是一个关于税收和补贴与其他参数之间的一个显性或隐性的解析式，以分析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形成与治理。
(二)求解过程及主要命题
我们使用逆向归纳法进行求解，(15)并将最终的四个一阶条件联立，整理得：
命题3除了给出了政府竞争促进经济增长所必须满足的条件之外，还为我们回答了为什么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会持续存在这一困扰我们许久的问题。虽然市场分割
阻碍了经济增长(见上文证明)，但其存在却是由政府竞争的均衡路径(命题1提供了政府竞争的形成机制)内生决定的(由命题2可以得出来)，只要政府的补贴大于保护，且市场需求足够大(见命题3)，则市场分割的存在并不会影响经济增长(不论是区域的经济增长，还是总体的经济增长)的顺利实现。这样，市场分割就有了存在的合理性。由此，我们得到命题4。
命题4(市场分割维持机制命题)：当存在政府补贴，政府补贴的程度大于地方保护的程度，市场需求为正，并且市场需求或政府补贴与保护之差任意一项足够大时，市场分割的存在就不会影响区域和总体的经济增长，市场分割就可以维持下去。
四 经验研究：对理论模型的验证
在本部分，我们将利用经验分析的方法对上文中的理论结论进行验证。由于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无法对上述4个命题进行直接验证。我们通过市场分割对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影响、政府补贴和市场分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市场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三个检验间接证明上文中的理论结论。
(一)市场分割对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影响
在本文的理论模型中，
所反映出的市场分割程度将阻碍经济增长。从理论上来讲，市场分割最主要的影响是限制和排除竞争，而竞争是实现动态(技术)进步的源泉和动力。所以，可以认为市场分割是通过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从而阻碍经济增长的。下面我们首先验证市场分割对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影响，并同时检验这种判断是否适用于滞后期的市场分割进而揭示其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检验过程为：
1.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我们将使用确定性非参数的DEA—曼彻斯特指数法来测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1978-2006年共28年28个省级行政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不包括海南、西藏两省区，1996年之后重庆市的数据并入四川省)，需要注意的是，通过DEA模型计算所得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变动的乘积，而我们上文所讲的全要素生产率则是专指通过DEA模型计算所得的技术进步，即在给定的投入条件下所获得的产出的增加。所以，我们下文仍将使用全要素生产率来代表通过DEA模型所算得的技术进步，而使用效率变动来代表通过DEA模型计算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
首先确定投入产出指标，本文以地区生产总值作为产出指标，以固定资产存量和从业人数为投入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国统计年鉴》(1983-2007)，《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对于所有的地区生产总值以1978年作为基年进行平减。固定资产存量的计算和处理如下：首先将历年的固定资本形成额折算为1978年的不变价，(19)然后估算1978年的资本存量。本文采用了Keller(2000)建议的方法，即假设起始年份以前资本存量的常态增长率和实质的资本形成量平均增长率都为g，因而
表1中列示了技术效率变动、全要素生产率和效率变动在时间上的平均分布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在省际上的平均分布。(21)可以看出，省际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值小于1，而且大部分省份都在1以下，这说明中国各省之间的竞争并不是很充分，省际之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市场分割。从时间上来看，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全要素生产率极低，根据沈立人与戴元晨(1990)的研究，中国的市场分割现象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极为严重，而在整个90年代，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一个逐渐递减的增长趋势。根据Naughton(1999)、Young(2000)以及Poncet(2003b)的研究，这一时期的市场分割程度呈现出先有所缓解然后又开始抬头的趋势。2000年之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降到1以下，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而根据黄玖立与李坤望(2006)和陆铭与陈钊(2009)的研究，这一时期对外开放的扩大加剧了国内的市场分割，因而从统计上来说，全要素生产率与市场分割的变动的确呈现相反的趋势。
图1 市场分割程度变动趋势
2.对市场分割度的计算。我们采用了同陆铭与陈钊(2009)相同的处理方法来测度省际的市场分割度，但与其不同的是，我们不是使用邻省的市场分割度，而是使用该省与全国所有其他省(市区)(海南、重庆和西藏除外)的市场分割度的均值来代表其市场分割的程度，因为即使两个省不相邻，也很有可能存在着市场分割。基于数据连续性和可得性，我们计算了全国28个省1985-2006年共22年的分割度指标，见图1。结论与我们在上文根据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得出的对市场分割程度的理论预测基本一致，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市场分割程度非常严重，然后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趋势，之后市场分割程度又有逐步上升的趋势，进入2000年后，尽管市场分割程度已经大大减轻，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仍然存在一个上扬的势头。
3.控制变量的选择。我们借鉴Barro(1991)、Barro与Lee(1994)、Borensztein等(1998)的研究，在模型中包括了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4个控制变量：人力资本(H)、外商直接投资(fdi)、人力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叉项及贸易开放度(open)。其中，人力资本水平用“在校大学生人数占全部人口的比例”这一指标来衡量；外商投资水平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当年GDP的比重”来衡量；贸易开放度用“进出口总额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以上所有相关原始数据均来自于各年相应的《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最终，我们建立了以下模型来检验市场分割度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为了与Poncet(2003a)的研究相对照(他使用的是1987-1997年的面板数据)，我们对各指标统一使用1985-1999年共15年28个省的面板数据，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我们最终选择了个体随机效应模型，但是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同时也报告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市场分割的即期值的确非常显著的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这就验证了我们理论模型的判断，即市场分割是通过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从而阻碍即期经济增长的。但是滞后期的市场分割对于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影响并不显著，即滞后期的市场分割并不会通过阻碍未来期的全要素生产率进步来阻碍未来期的经济增长，这就为滞后期的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提供了经验支持。结合陆铭与陈钊(2009)的结论，我们认为，滞后期的市场分割在一定限度内的确促进了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需要以其促进即期的经济增长为条件，当市场分割不是很严重从而不会阻碍即期经济增长时，地方政府就能通过市场分割为后期的经济增长准备条件进而促进未来的经济增长，否则，就会阻碍未来的经济增长。这样可以比较合理的解读滞后期的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之间倒U型关系的成因。另外，我们的经验分析结果还显示，对外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则显著为负，但人力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交叉项的系数为正，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只有与人力资本相结合才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人力资本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正，这些结果某种程度上验证了颜鹏飞与王兵(2004)、彭旸等(2008)的结论。
(二)政府补贴、市场分割与即期经济增长
前文指出，虽然陆铭与陈钊和Poncet都检验了市场分割对即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陆铭与陈钊认为市场分割在一定限度内促进了即期经济增长，而Poncet则认为市场分割阻碍了经济增长。结合上文的理论分析，我们认为他们结论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是否区分了政府补贴与市场分割(见表3)。陆铭与陈钊主要选择了人均资本、人均劳动力和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外开放程度等作为控制变量，而Poncet则选择了投资率，受教育水平、FDI等作为控制变量。在陆铭与陈钊所选择的变量中并未控制地方政府的补贴，也未包含与地方政府补贴密切相关的变量，但在Poncet的模型中则包含了与地方政府补贴密切相关的变量——投资率。一个地方政府的补贴越高，其投资率就越高，所以，Poncet在一定程度上比较成功地控制了地方政府补贴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因此他能比较准确的分离出市场分割对即期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而陆铭与陈钊得出的市场分割对即期经济增长的倒U型影响则反映了政府补贴与市场分割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共同影响。
因此，将陆铭与陈钊和Poncet两者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验证上文中提出的命题3，同时也能够比较准确地理解地方政府补贴、市场分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22)
(三)市场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表1和图1我们可以看出，上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存在严重的市场分割，全要素生产率很低。在这种条件下，中国能够保持持续增长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进行直接投资，从而保证了该投资能够获得足够的补贴；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仍然处于极为严重的短缺经济状态，这种突然爆发的极大需求是中国在极为严重的市场分割条件下仍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这实际上满足了我们在命题3中提到的条件(i)。
此外，表1和图1还显示2000以后，市场分割程度又有抬头的趋势，全要素生产率重新降到1以下。地方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一方面，需要不断加大补贴的力度(表现为越来越激烈的优惠政策大战)，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分割和过剩经济造成的内需不足又促使中国不断地扩大对外开放(典型的如中国加入WTO)，这实际上满足了我们在命题3中提到的条件(ii)，从而为我们的命题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
五 启示与结论
通过以上3个检验，我们可以比较全面地论证理论模型所提出的主要观点和命题。下面，我们将继续根据该模型和命题进一步讨论中国转轨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并对理论结论进行总结。
1.制度为什么是软约束的？根据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政府竞争要发挥作用最关键的就是要硬化制度(预算)约束(Qian and Bary，1997；Qian and Roland，1998)。但是，在中国经济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却始终面临着制度软约束，这种软约束表现在三个方面：(1)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量的预算外收入；(2)地方政府掌握着主要生产性资源的定价权；(3)地方政府官员掌握着对部分增长成果的分配权。在本文的模型中，制度软约束与政府竞争密切相关。首先，模型中的
表示通过政府竞争激励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就必须要把地方政府的利益同本地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而通过让地方政府掌握对部分增长成果的分配权就可以激励其努力发展经济。其次，模型中的S表示地方政府的补贴行为。地方政府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掌握发展经济的工具，而大量的预算外收入和主要生产性资源的定价权就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强有力武器。最后，模型中的t表示地方政府的市场分割行为，如果地方政府不能掌握大量的预算外收入和主要生产性资源的定价权，其仍然可以通过自身的行政权力来帮助本地企业与外地企业竞争。所以，无论如何，在政府竞争框架下，t一定为正，但若是在完全的制度硬约束下，S=0，则ΔQ<0，那么，政府竞争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所以，制度软约束的存在以使得S>0是政府竞争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2.大国为什么要走外向型经济发展之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庞大的国内需求和市场。但是纵观中国的整个发展历程，却发现内需不足反而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严重桎梏。中国经济的增长更多的是依靠国际市场而非国内市场。根据本文模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地方政府的市场分割行为是相伴相生的，但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又必须要求有一个庞大的市场需求a，那么，积极主动的融入国际市场，开发国外需求来代替国内需求就成为惟一的选择。这是中国选择外向经济发展模式的原因所在，也进一步说明了是市场分割促成了对外开放，而不是对外开放造成了市场分割。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由政府竞争的均衡路径内生决定的。
3.为什么要不断加强中央集权？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向地方的分权成了一种全球性的现象，而且不论是古典财政联邦主义还是现代财政联邦主义都主张中央向地方政府的分权是符合信息优势和效率原则的(杨其静与聂辉华，2008)。但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却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先后通过财政上的分税制改革，金融上的银行大区制改革以及政治上的加强官员考核等措施不断地加强中央集权，增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张军，2009)。根据本文命题4，要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保证地方政府的市场分割行为t小于补贴性行为S，但是，理性的地方政府总是倾向于不断地提高t以达到保护本地企业维护自身利益的目标，而惟一能够抑制地方政府提高t的方式就是加强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控制，通过以强权对抗强权的方式来达到维护整体利益的目的，从而加强中央集权的原因得到解释。
4.为什么不平等程度在不断加剧？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都伴随着不平等程度的扩大，然而，中国的问题在于这种不平等程度的过于明显和过快加剧。我们认为这直接源于上文推论中提到的政府竞争框架的三个必要条件：制度软约束和中央集权导致弱势群体、地区和阶层的利益得不到表达，而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又进一步加剧了本来已经过大的差距(特别是地区差距)。此外，另一个民众普遍面临的不平等问题是地方政府公共支出上的“重经济建设支出、轻公共服务支出”的倾向，这实际上也根源于由政府竞争框架内生的制度软约束和中央集权。在这种条件下，希望地方政府提高公共服务支出的普通民众的声音由于不具有有效的约束作用而被普遍忽视了。因此，可以认为不平等程度的不断加深是政府竞争发挥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
5.中国走什么样的市场化道路？以“维护市场型的财政联邦主义”为代表的现有理论认为：预算硬约束下的政府竞争导致了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Qian and Roland，1998)。但是，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即使是财政分权之后的地方政府其预算约束仍然不是硬化的，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的市场化道路寻找一种新的更符合现实的替代性解释。我们认为，以国有企业民营化为代表的市场改革之路源于：在政府竞争的框架下普遍面临预算软约束的地方政府之间紧紧围绕经济增长进行的竞争。地区之间的竞争最终要落脚到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企业之间的竞争最终又要落脚到成本的竞争。所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最终就表现为帮助本地企业降低成本，而地方政府普遍面临的制度软约束虽然可以使其补贴国有企业，但是如果将这些补贴用于与经济增长有关的其他用途，比如基础设施建设，会给本地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好处。另外，如果本地政府不对国有企业民营化而对其进行补贴，而别的地方政府通过民营化就可以将这些节省出来的补贴用于更有效的经济建设支出，那么本地的经济增长就会落后。所以，基于这种权衡，地方政府虽然面临制度软约束，但仍然会选择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
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仅仅是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方面，真正的市场化还包括交易规则的法治化与全国性统一大市场的建立。然而，这两个方面的市场化改革在政府竞争的框架下却是举步维艰。一方面，制度软约束下的地方政府(官员)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会逐渐地形成一种可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下的市场经济运行通常会损害公平的原则，从而背离了“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致使区域内部出现了一种貌似市场经济却又有着一套与西方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的运行规则的“准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市场分割通常成为增长型政府竞争框架下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从而使得统一性的全国大市场迟迟不能建立，各个区域之间组成了一个“分割的市场经济”，彼此之间无法实现有效竞争和良性合作。于是，两个方面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市场化之路——分割的准市场经济。
6.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可持续吗？首先，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将本文所构建的政府竞争模型的主要内涵总结如下：政府竞争框架下的经济增长(ΔQ>0)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即制度软约束、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和中央集权。为了更加形象，我们用另外一个相似的经济学譬喻来说明本文的命题：如果我们将整个区域经济看作一个公司，那么制度软约束实际上代表了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产权(地方政府能够自由支配和处置以及收益的权利，这由中央政府的行政分权和经济分权带来)，而中央政府集权就是对公司的所有者“地方政府”的外部约束(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拥有强权的地方政府的约束不可能来自市场，只能是来自另一个更大的强权集团，这里就是中央政府)，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代表了市场需求。于是，我们就可以将现在的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理解为一个虚拟的市场经济，众多公司(作为产权拥有者“制度软约束”下的地方政府及其所需负责的辖区经济)在由中央政府规范(中央政府集权)的市场上竞争，然后把产品卖给国外(因为国内的市场分割和内需不足，详见命题4和结论与启示)。本质上来讲，中国经济之所以成功，正是在地方政府这一层面上照搬了市场经济的模式，这就是我们命题的本质上的经济学含义，其实只不过是结合中国的制度环境把成熟的市场经济命题做了全新的诠释，但是与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主体相比，地方政府作为“产权”拥有者毕竟是和真实的厂商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为其拥有强制性的行政权力，这种行政权力可以破坏甚至替代市场运行，而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增长与问题并存的根源所在。结合命题3，我们可以看出，制度软约束保证了S>0，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保证了a>0，而中央集权保证了t不会太大，于是，地方政府的市场分割行为t小于补贴性行为S，这样，命题3的必要条件就得到了满足，政府竞争就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政府竞争同时又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又会带来不平等程度的加深和分割的准市场经济，而且，其消极作用会越来越大，最终将影响到其经济增长的功能。从这个角度讲，靠这种模式的政府竞争来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种不可持续性要么来自于增长潜力的耗竭，要么来自于消极作用的强力中止，而且，我们认为，来自后者的可能性更大。随着不平等程度的不断扩大(这是由这一增长模式的均衡路径内生决定的)，必将危及社会稳定，从而最终损害发展的大局。
总之，从计划经济时代走来的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之后，现在正面临着新的跨越，而实现这种跨越的关键在于对现行的政府竞争模式和地方官员治理结构的科学重构。结合本文的结论，我们认为在科学重构的过程中，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是必须予以认真考虑和谨慎处理的：第一，如何处理好改革与增长之间的矛盾。现行的政府竞争模式和地方官员治理结构在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要对其进行改革，必须寻找到新的同样有效的增长机制。否则很容易造成经济的急剧衰退，最终导致改革受挫甚至失败。第二，如何处理各区域之间的矛盾。只要各区域之间仍然存在竞争关系，则任何改革措施都会带来利益的重新分配，如何处理好各区域之间的矛盾，如何在新的政府竞争格局中对各区域进行合理定位，也是改革过程中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附录：
市场分割计量模型推导过程
以i、j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k表示商品种类，则在时刻t地区i与j间的市场分割程度可以计算如下：(a)计算商品k的相对价格差异的绝对值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实质性建议和评论，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此外，还有一些理论单独解释重复建设、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问题产生的原因，比如林毅夫与刘培林(2003)、陆铭等(2004、2007)。
②为了论述上的方便，本文不严格区分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官员，但一般来讲，在涉及财税激励理论时，地方政府为一个整体，但涉及政治晋升激励理论时，地方政府则更多的指代地方政府官员，但两者的区分从理解上来讲是不严格的，毕竟，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的所有官员都希望得到晋升，而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希望获得晋升。
③我们构建的理论模型可以调和这两种理论之间以及理论内部的矛盾，但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将该部分包括在本文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同我们沟通和交流。
④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竞次性竞争”隐蔽，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公开，而90年代中期之后“竞次性竞争”公开，而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隐蔽(李善同等，2004)。
⑤这可以理解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所获得的租金。
⑥一个典型但不太合适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封建割据。
⑦胡向婷与张璐(2005)在其模型中讨论了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对于区域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但是在其模型中，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作为环境变量外生决定的，而不是作为讨论的对象由模型内生决定的。
⑧对于同一国家的两个省份，这样假设是合理的。
(11)这里主要体现的是我们在文献综述中提到的“增长红利”的激励机制。
(13)由于地方政府的保护和分割通常是以“非关税壁垒”的形式出现的，所以，地方政府并不会以货币形式获得这些收入，而地方政府的补贴又是来自于地方债务、银行贷款或者体制外财政收入等(李军杰，2005)，即地方政府的保护和补贴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所以，本模型暂不考虑预算平衡约束。
(14)这种博弈设计的合理性在于，首先，地方政府之间不可能出现序贯博弈，因为后行动者必然处于劣势。其次，企业的决策也必然是建立在对地方政府的政策了解之后做出的，而地方政府也有动力让企业了解自己的政策，因为它们是利益统一体。
(15)限于篇幅，具体求解过程省略，有兴趣的读者可向我们索要。
(16)这也从数理角度验证了产权对于竞争的重要性这一传统命题，并提出了一个可供经验验证的假说，即竞争的程度要双倍于产权的完整程度，这也验证了中国转轨过程中对产权进行渐进性改革的合理性和机制所在。
(18)在(8)或(9)式成立的条件下，显然(7)式也是成立的。
(19)固定资本形成额的折算指数我们参考了刘明兴等整理的《1970-1999年中国经济增长数据说明》，http://down.cenet.org.cn/view.asp?id=9100。1999年之后的我们按照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20)Perkins(1998)、胡永泰(1998)、王小鲁与樊纲(2000)均假定折旧率为5％。
(21)时间上的平均分布等于每一年各省的效率相加后除以省数。省际上的平均分布等于每一省各年的效率相加后除以年数。
(22)对于命题1与命题2，由于数据无法获得，我们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给予证明，但为了保持文章的简洁和连贯，未在此列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我们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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