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回眸：井田制问题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井田制论文,再认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井田，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对它的解释和研究，始终是学界关注的课题之一。本世纪前，历代学者大都是在肯定井田存在的前提下，述论、辨析井田的内容。本世纪揭幕后，伴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和古史分期的讨论，井田制研究再成焦点。时至今日，讨论已达到相当的深度，但分歧仍未消除。其中诸家争锋最大者，主要是两个问题：即一，井田制在历史上是否存在过；二，若井田制存在，对其内容、性质应如何认识。本文拟就此作所讨论，以就正于有道。
一、井田制在历史上是否存在过
对井田制的有无问题，古代学者大都持肯定的态度，并视为一种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因此，“井田”一词史不绝书，井田理想亘古未绝。在古史籍记载中，最早明确提到井田的是《孟子》一书。孟子借着滕文公及其臣毕战“问为国”、“问井地”的话头，曾作过一通半是儒家政治理想，半是三代历史陈迹的重要答问。孟子说：
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孟子·滕文公上》）
此外，《国语》一书也记载：在齐国，管子和齐桓公讨论农业问题时曾提到“井田畴均，则民不憾”（《国语·齐语》）。在鲁国，孔子追述“先王之制”时，亦曾提及“其岁收，田一井”（《国语·鲁语下》）。至于作为井地、井田、井邑之“井”字，在西周早期著作《周易》中也是时有所见。如《周易》井卦谓：“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等。
总之，在中国古代，大多数学者相信井田存在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他们并为此做了不少有益的溯源、考订工作，如汉代经学诸儒、清代乾嘉考据学即是。可以说，施行于夏、商、周三代的井田，就像一面猎猎飘扬的旗子，在其后的历史风云岁月中，仍不时令后人有幸芳睹她的流韵余风。对此，日本著名汉学家桑田幸三曾有所论说。如他讲：“在汉民族的悠久历史中，井田制曾持续不断地发生相当大的影响和作用。例如，新朝王莽的王田制度、始于北魏而完成于唐代尔后又走向崩溃的均田制度、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清世宗时代所设立的井田模范区等等，井田思想对这些制度都起到了先驱性的影响作用。当历史上无数次发生农民起义之际，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也往往求之于井田思想，把它当作理想的药方。”（注：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当历史之河冲刷着二十世纪的史学堤岸时，由于足以断定井田制确实存在过的史料并不充分，也由于孟子对井田的描述中附载着他本人强烈的治国理念。以胡适为代表，再次在史界掀起了关于井田制有无的论争。
胡适本人即是井田制的否定派。他于1919年在《建设杂志》发表《答廖仲恺胡汉民的信》暨《再答汉民仲恺两先生书》（按：胡适后将两信改题为《井田辨》），认为：“井田的均产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井田制是孟子凭空虚造出来的”。其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亦云：“所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的办法，要施诸实际是不可能的。……周代自始至终并无所谓井田制的施行。”（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沙文汉在其1963年写作的《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遗著中也认为：“无论从周代农村的基层结构来看也好，无论从比较可靠的古代文献和第一手的金文资料来看也好，井田制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注：沙文汉：《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至八十年代初，否定派代表之一胡寄窗从《孟子》井田论的矛盾、金文中无井田、后出史料的不可靠等问题入手，更进一步认为：“孟轲的井田原始模式本身不仅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而且是我国古代最混乱的空想。”（注：胡寄窗：《有关井田制若干问题的探讨》，《学术研究》1981年第4期。）
井田制的讨论，虽然见仁见智，但肯定井田在历史上存在过、正逐渐被学界大多数学者所认同。若细析之，肯定井田者中又有两种类型：一、相信井田制存在过，且基本面貌亦如孟子所述；二、承认有井田，但抛开《孟子》别作解释。
在第一种类型中，古史分期讨论中的西周封建说、魏晋封建说、中国无奴隶社会说诸派基本持此看法。第二种类型则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郭老在先原是否认井田的，后来，郭老虽承认了井田制的客观存在，但却另开天地别作解释，认为：井田制“完全是孟子的乌托邦式理想化”，“井田只是公家的俸田”，“公家所授的方田一律都是公田，在方田外所垦辟出的土地便是所谓私田”。（注：《奴隶制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战国说后劲田昌五先生则走得更远，认为：“井田制只是一种田亩制度，并不是什么土地所有制”。（注：田昌五：《古代社会形态析论》，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页。）这样解释，只用“井田”之名， 完全撇开《孟子》等史料，无异于釜底抽薪，实际上把井田制的社会内容完全抽空了，其实质仍是否定井田制。
我们认为，孟子的井田说并非空穴来风、向壁虚构，井田在历史上是存在的，且基本上应该就是孟子所说的那个样子。这里，惟应注意的就是，该当剔除其理想化、模式化的色彩，如一井八家、九百亩之类的规整成数等，就是理想化的成份。这是因为在上古时期，各地自然条件、人口状况不一，如此规整的区划，实际做不到。尽管孟子的井田说附着有孟子本人的治国理念，但井田制下土地区分为共有地、份地这两种成份，则是历史的实在记录。
二、如何认识井田制的内容及其性质
关于井田制的基本内容，谈得最多、最清楚的自然要数《孟子》，对此，本章前文已作引录，兹不赘述。除《孟子》而外，东周时人对井田的追述，较详细的尚有：
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谷梁传》宣公十五年）
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刃，谓之浍、专达于川，各载其名。（《周礼·考工记·匠人》）
上引东周时人对井田的论述，语言廖廖，均不及《孟子》详备。至汉代，井田制的内涵，渐被汉儒揭示、发明的较为明晰和具体化。如：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广三百步、长三百步为一里，其田九百亩。广一步、长百步为一亩。广百步、长百步为百亩。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场有瓜”。（《韩诗外传》卷四）
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授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农民户人已受田，其家众男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汉书·食货志》）
综览东周暨汉代诸种文献对井田的追记、描述，并对其中理想化、图式化的成份，经过一番淬火、冷处理，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动态的、本原的井田图画，井田制的基本内容，约略有如下诸端：
第一，当时尚无迹象表明，井田制下存在土地私有制。以往人们常以现代意义的法权观念去衡量、诠释古代的情况，认为既进入国家、阶级时代，土地等等自然成了王和贵族集团的私产，土地私有化应是毫无问题的。事实是，在私有制产生的过程中，最初意义的私有，只是生活资料、即动产的私有，而生产资料——土地等不动产的私有则需经过一个极为漫长的历史时期。《孟子》等史料皆反映出，在井田存在的时间、地域内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即是证明。而且在以后的历史岁月中，无论是汉唐，还是宋元明清，土地公有的观念及其形态（如汉代的官田、草田、唐均田制下的职田、屯田、驿田、荒地等）依然在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力量。中国夏商乃至西周的土地状况，正如马克思所论：古代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6页。）
第二，当时的土地划分为公田和私田两个部分。孟子的井田说中既有“公田”，又有“私田”。这在其他古籍涉及的周代土地制度篇章中，亦有极清楚的说明。如《诗经·小雅·大田》篇即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处的“公”与“私”，应该说指的就是共有地和份地，而非什么“公有制”、“私有制”。具体而言，共有地（公田）既有属于村落公益事务开支的部分，也有属于以周王为代表的贵族集团用于俸禄等项开支的部分，如“藉田”即是。份地则是各家农民分到的私田，私田上的收获物归农户所有，用以维系农民自身的基本经济要求。
井田制下，由于国家的影响已经渗入其中，因此，无论“公田”还是“私田”，其所有权名义上都属于以周王为代表的贵族集团占有。农民面对的是封君，封君面对的是王，原本是农民自己的份地，却打上了国家的印记，成了国家“给予”的，故文献中便有了“受田”之制。此正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
第三，当时的土地还存在定期分配的制度。先秦古文献中对此多有记载，谓作“换主（土）易居”或“
田易居”。（注：许慎：《说文解字》释“”为：“田，易居也。”）《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说：“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能独乐，饶角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主（土）易居，财均力平。”在井田制下，根据田的好坏，土地分为三品，三年重新分配一次，即“三年一换土易居”。由于定期重新分配土地，从而达到“财均力平”之目的。这种办法，直到战国早期的齐国仍然存在着。《银雀山汉简·田法》就记载了战国初叶齐国的授田法；“巧（考）参以为岁均计，二岁而均计定，三岁而壹更赋田，十岁而民毕易田，令皆受地美（亚）恶口均之数也。”以法令的形式规定耕地的定期重新分配，一方面，反映出，农民所经营的份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的现实状况；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到战国时代，份地重新分配的时间已越来越长，从最初的每三年一次的重新分配耕地，逐渐发展到十年一大循环，反映出土地定期分配的难度性增大，不得不借助法律的力量推行，它表明土地的使用权可能已开始朝着私有权的方向转变。
第四，当时在井田上的耕种者虽已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剥削，但贫富分化还不显著，社会对立并不明显，劳动者身份还较高，家庭已作为一个生产单位，社会成员彼此间仍过着平等互助的生活。文献中的“同养公田”及“助”法、“彻”法的实施，无疑都是井田制下社会组织受到剥削的佐证。而从《韩诗外传》所解的“家为公田十亩”来看，八家共耕公田，每家所承担的劳役不过十亩，剥削率并不算过高。
井田制的内容已如上述，跟下来的问题便是井田制的性质是什么？其实，答案早就摆在那里：井田制是一种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这种土地公有制不是别的，而是早已存在于中国上古社会——夏商周时期，毗连于野的农村公社的土地制度。
关于农村公社，马克思曾有过“农业公社具有公私二重性”的合理命题，即村社既存在土地公有，又有产品的私有。但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三稿》中所提出的农村公社的三个特征——（1 ）农村公社是“最早的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2）在农村公社中，“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 是农民私有的”；（3）“耕地是不准转卖的公共财产， 定期在农业公社社员之间进行重分，因此，每一社员用自己的力量来耕种分给他的地，并把产品留为己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第449页。）其中，所论农村公社是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对于地中海沿岸地区乃至西欧而言，或许是适用的，而对于其他更为古老的许多文明地区，则有其局限性。从中国来说，血缘关系的纽带，在进入阶级社会后并不是一下子就完结了。中国古代社会被称为“亚细亚社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氏族血缘关系外壳的顽强遗留。说到古代中国之被称为亚细亚社会，实际上还应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村社内部（与西欧不同），公有原则（集体所有制因素）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战胜了私有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村社不仅没有消亡，反而成为早期阶级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村社的存在，强有力地抑制了私有制、商品货币关系、贫富分化、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财富的集中等的发展，这种结局，自然有别于希腊、罗马古典奴隶制的道路，而形成阶级社会生成、发展道路上的另一种景观，即非奴隶制的村社封建制道路。
村社，既然是一种非奴隶制的社会组织结构，因此，村社制下井田的性质，自然不是什么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它应是一种农村公社的土地所有制。但需要指出一点，这仅是就土地的实际占有关系和支配关系而言的。从当时情势讲，已进入阶级、国家时代，国王、封君是国家的代表，相应地自然会产生土地属于国王、封君的观念，或土地被认为应是属于以王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的思想。因此，尽管土地实际是村社的，但阶级社会的影响已经渗入，国家统治的权威已开始张扬，于是就有了西周立国后“授民授疆土”的政治动作，有了助法、彻法等经济榨取方式，也有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和“封略之内，何非君土”的观念。如此看来，村社土地的所有权，较之原始氏族时代，已显得不那么完善了，它受到了国家政权的限制和一定程度的剥夺。因之，要确切地表述三代土地制度，就不能不考虑国家强权因素，但又不应过分夸大这种作用。事实是，在早期阶级社会，国家、王权的力量并不如后世表现的那么强大，而是较为单薄。国家单靠一纸宣言、命令，是不能、也是无法彻底剥夺公社土地所有权的。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村社在夏商周三代社会中不仅被保留下来，而且还成为三代社会生产的主要组织者，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载体形式。由于村社的存在不仅排斥了劳动者对于土地的私人所有权，同时，也一定程度地拒斥了最高统治者对土地的直接所有权和经营权。统观井田在三代的运作、发展，其土地制度，可名之曰：打上了阶级、国家烙印的村社土地所有制。这就是我们的认识和结论。（注：论及井田，自然牵涉到村社井田制下的榨取方式和劳动者身份问题。限于篇幅，容另文论之。这里仅交代一下看法：即井田制下的剥削、榨取方式主要采取助和彻。助法（劳役地租）是井田制下的典型剥削形态；彻法（实物地租）的实行，当在宣王即位，不籍千亩之时。井田上的劳动者是村社成员，即被称为众、庶人一类的自由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