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两个命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命题论文,改革开放论文,两个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理论的支柱。十五大号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从根本上讲就是要高举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旗帜。江泽民同志指出：“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这里的方向、形象的确切含义是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改革开放的形象。早在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注：《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5页。）
关于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基本内容，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邓小平同志在很多谈话中反复用“革命”、“试验”、“风险”等词语来表述改革开放的思想，其中“革命”、“试验”在表述中有十多次，于是笔者认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基本内容是以两个互相联系的科学命题的形式展开的。
一、改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
“改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命题。改革是一场革命，这样的表述或类似这样的表述在《邓小平文选》中最主要的有如下几次：一九八四年他在会见德国总理科尔时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注：《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2页。）他在会见日本自由党民主人士时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注：《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3页。）一九八六年又指出：“我们搞的实质是一场革命。”（注：《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4页。）
如何理解改革是一场大革命呢？
首先，这个命题的语言表述是科学而严密的。“革命”在辞源上有三种含义，一是指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二是指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和意识。三指对社会的根本改革。显然，这里的“革命”指的是社会全面而根本的改革。这样的表述把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历史上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区别开来，又把社会主义的改革和过去我们一贯倡导的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区别开来，还把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其他社会形态的改革区别开来，因为其他社会形态的改革从根本上讲只是统治阶级的政策调整而不是对社会实行根本的革命性变革。
第二，改革是一场大革命，这一科学命题界定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质内涵是对社会主义传统体制的全面而根本的变革，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任何社会形态的改革，都属于体制改革，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现存的社会制度或者说实现现存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而社会主义的改革与其他社会形态的改革的不同之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改革是否彻底，即是否是对旧体制的根本变革，其二，改革能否实现现存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理解改革是革体制的命，不是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弄清制度与体制的关系。社会制度是指一个社会的基本形态或性质，即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政治上表现为人民当家做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在经济上最基本的是公有制、按劳分配制度；在意识形态方面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统治地位。体制是指一个社会基本制度下的具体制度间的组织结构方式和运行机制，是社会基本制度的动态表现模式。体制不合理，就不能准确、全面、真实地反映一个社会基本制度的本质特征。如过去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没能充分表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所以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好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3页。）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实质上是对具体制度及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的变革，是为了能真正反映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而不是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即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能否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其前提条件就看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是否彻底。邓小平同志把社会主义改革上升到一个高度，一个革命的高度，这道出了对社会主义传统体制的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的简单修补，而是对其体制的根本的全面的变革。早在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5-136页。）这指明了改革是一个系统而庞大的工程，涉及到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乃至社会生活方式、观念习惯、道德标准等方面。二十年来，我们的改革已从单向改革转为综合改革，从废除旧体制转为构建新体制，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使这一命题的真理性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第三，社会主义改革是一场革命，从其社会功能方面来理解，它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它能直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曾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1页。）
人类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动力或者说原动力是生产力，而社会发展的动力形式有两种，一种是阶级斗争，一种是社会改革。阶级斗争大量地表现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与代表落后生产关系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它是阶级对抗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形式，社会改革在阶级对抗社会里因其改革范围、程度的限制，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与阶级斗争相比，处于从属地位。在社会主义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社会改革，阶级斗争则处于从属地位。
改革不仅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形式，而且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形式，这取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阶级对抗社会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从根本上讲是对抗性矛盾，这一点决定旧的社会形态无论何种形式的改革只能是一般政策调整，只能在一定限度内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时，阶级斗争代替了社会改革，旧的生产关系让位于新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解决矛盾的方式只能是非对抗的方式，即以改革的方式，从根本上改革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与社会主义制度错位的旧体制。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贯穿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全过程，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改革不是权宜之策而必须是不断的经常的。恩格斯说：“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邓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他认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0页。）
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最根本在于它能直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作为一种体制革命，它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注：《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
改革与暴力革命在解放生产力方面的不同之处在于，暴力革命的直接目的是夺取政权，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前提，但暴力革命不可避免地对社会生产力造成破坏，甚至是巨大的破坏，所以，阶级斗争在任何社会都不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我们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在很大程度上讲在于改革直接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四，改革是一场革命，它与旧的社会形态的改革相比，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它以开放的形式展示开来，具有开放性。
邓小平同志在论述改革时，总没有离开开放。
首先，改革与开放是密切联系的。邓小平同志在他的许多谈话中，时而说开放是改革，时而说改革是开放。他一再认为，改革就是对内搞“活”，就是开放。他说：“为了搞建设，需要实行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注：《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2页。）又说：“对外开放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说来，都是改革。”（注：《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6页。）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改革与开放是互相包容、互相联结和互相贯通的。如兴办经济特区，既不是单纯的改革，也不是简单的开放，从内容上看是改革，从形式上看是开放。
其次，改革通过两种开放的方式表现出来。在邓小平的思维里，改革的过程就是全面开放的过程。在国内，从横向看就是实行各地区、各部门、各领域的开放；从纵向看，就是实行自上而下的开放，即上级向下级“放权”，开放的目的是为了搞“活”，即搞活国内市场，增强经济活力，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在世界范围，则实行对外开放，即向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全方位开放，因为这样的开放，一能吸收他国所长，二能免受某一大国的支配和控制。从对外开放的形式看则是多样化的开放，主要是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从开放的程度上则是多层次的开放。
为什么改革的过程就是两个开放的过程呢？改革是革体制的命，是为了搞活内部，必然要打破传统的僵化、封闭及高度集权的体制，实行对内开放。同时，革体制的命，就是革管理的命，就是要实现管理的科学化，这就必然要求我们以对外开放的方式学习外国先进的管理。另外，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这也决定了必须通过对外开放的形式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大量的资金。总之，对内开放是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式，对外开放是改革的外部条件。离开了对外开放，对内开放难以进行。离开了对内开放，对外开放也难以进行，而且会导致中国在人类舞台上丧失独立。
二、改革开放是一个大试验
从纯粹的认识论角度看，改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表现形式是两个开放。从方法论意义上看，改革开放是一个很大的试验。邓小平同志曾说：“我们也讲我们现在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注：《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4页。）在《邓小平文选》中“改革开放是一个大试验”的表述或近这样的表述有近二十处，他总是反复强调这一点，笔者认为“改革开放是一个大试验”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头语言，而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中的又一个重要的命题，这对于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活动，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由于过去建设社会主义中各国共产党盲目照搬苏联经验的教训和中共机械地运用民主革命时阶级斗争经验的教训，邓小平同志在如何对改革开放进行设计的思维中把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放在重要地位。所以，他总是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一场试验，他指出：“我们是在一个贫穷的大国里进行改革的，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注：《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6页。）“我们干的是全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注：《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8页。）还指出：改革开放“没有现存的经验可以照搬，一切只能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注：《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8页。）一句话，实事求是是我们进行这场试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还指出了进行这场试验必须注意的几个事关改革开放全局的方向性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明确指出了衡量这场试验的标准只能是“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说：“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4页。）
从上述这个方面出发，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我们就要坚决地试验，大胆地推广。在试验中发现不符合这三大标准的就要停止或取缔。
第二个问题是在试验过程中不搞争论、不搞运动。他说：“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地就跟上来了。不搞运动，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注：《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说明了在这场试验中不搞争论不搞运动是为了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一搞争论、一搞运动，就会束缚人们的手脚。同样，不搞争论、不搞运动才能保证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确实，若把改革开放开始以前二十年和改革开放的二十年进行对比，不难发现，搞不搞争论，搞不搞运动成了两个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鲜明特点。前二十年，不是没有搞经济建设，也不是不想搞好经济建设，而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争论太多，运动太多，使经济建设受到了破坏。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我们始终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方面，保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从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三个问题是在试验过程中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第四个问题是试验中有错必纠；第五个问题是这场试验必须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
事实上，我们国家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的每一项重大举措的实施都是通过试点、引导、逐步推广而实现的。改革中每一项重大的突破，都是通过有序试验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试验不只是试点，其过程是一个试点、引导、推广的过程。邓小平同志说：“老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试点，几年解决不了问题，这就太慢了。”但试验也不是一哄而起、急功近利，试验要成“台阶式”跃进。即“过几年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再前进。”（注：《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8页。）
三、改革开放要敢于冒风险
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改革开放要敢于冒风险，这是前两个命题中共同的一个难题。改革开放是一场很大的试验，试验的时间是漫长的（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多亿人口既是试验的主体，又是一定意义上的试验客体；试验的范围非常广大；试验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每一试验都有多种潜在的可能，其中包含着要冒风险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把改革开放要冒风险，要敢冒风险这一问题看得十分重要，其基本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改革开放中的风险是什么？在他看来，改革开放中的风险指的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消极因素，其中最大的风险是资本主义的腐朽因素。他说：“实行改革开放必然会带来一些坏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注：《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6页。）认为“中国走资本主义、对世界是个灾难。”（注：《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8页。）风险来自改革开放的各个方面，笔者认为，主要的风险有：①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风险。他曾说：“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困难，每次改革涉及到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许多障碍。”（注：《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页。）②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风险，包括农业和农村问题中的风险和企业机制转换问题中的风险。目前我们正面临着国有经济在质、量方面弱化的风险和成千上万工人失业的风险的强大压力。③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社会腐败。他说：“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注：《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3页。）④“左”的和右的干扰特别是“左”的干扰的风险。总之，改革开放中风险很多，改革开放的每一项重大举措的实施过程都潜伏着风险。所以，邓小平同志告诫我们：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的风险。”（注：《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2页。）过去我们过了价格制度改革的关，基本过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一关，过了通货膨胀这一关。现在我们正在过政治体制改革精减机构的关，过企业机制转换的关，还要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关。
第二，要有战胜风险的信心。改革开放中，尽管风险会很多、很大，但风险是可以战胜的，这是邓小平“敢昌风险”思想的重要内容。我们具备战胜风险的主客观条件。首先，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的进步性决定了我们有战胜风险的广泛的群众基础。邓小平同志说：“凡是符合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注：《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2页。）其次，国家经济力量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为我们战胜风险特别是经济方面的风险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再次，我们的改革开放是通过有领导有秩序的试验方式进行的，这决定了我们能把大风险化为小风险，把风险缩小在最小的限度和范围。另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人民抗风险的能力逐渐增强。他说：“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改革开放越是向前，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注：《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从二十年来的实践看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
第三，如何战胜风险。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对其作了直捷的回答。①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就是要有敢“冒”、敢“闯”的精神，要有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他说：“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没有出路”，“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注：《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2页。）要敢“摸老虎屁股，不要当小脚女人。”所谓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及时改。②要树立中央的权威。树立中央的权威是战胜风险的重要保证。邓小平同志指出：“要稳定，树立中央的权威，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局势就控制不住。”（注：《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7页。）笔者认为树立中央的权威这一条非常重要。我们说改革就是对内开放，从纵向的权力机制的运行看，表现为中央向地方“放权”，地方向基层“放权”，领导机构向职能机构“放权”。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已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越到基层在执行党和国家政策方面的偏差越大，失误越多。已出现了一种不受约束的没纪律的无政府主义趋向，当然由于旧体制的打破、新体制及一系列的具体制度还处于建立之中，必然会出现新旧体制之间、具体制度之间的“真空”地带，从而给一些人留下了钻空子的机会。但若不加强领导，是无法克服风险的，特别是不树立中央的权威，就无法克服那些较大的风险。③坚持“两手抓、两手硬”的方针。“两手抓”就是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和法制建设。邓小平同志指出：把“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加能获得人心。”（注：《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4页。）他还认为：“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散失人心。”（注：《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7页。）两手抓两手硬是一对矛盾，其最主要最根本的是要抓改革开放，决不能因惩治腐败而放下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他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注：《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8页。）他多次强调谁不改革谁下台。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只能通过不断地改革政治体制的弊端、健全领导机制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途径来解决。
总之，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两个命题，以及两命题中共有的一个难题，展示了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设计，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贯通，紧密相联的。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的革命，很大的试验，并要敢于冒风险，这揭示了我国改革开放具有进步性、彻底性、群众性、科学性、实践性、长期性、艰巨性等特点，一方，它会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另方面它要求我们为此付出努力，甚至付出很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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