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国家工会危机对中国工会的警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会论文,中国论文,资本主义国家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240(2013)04-0014-06
中国工会十五大以来，工会组织建制率和职工入会率增幅明显。截止到2013年6月底①，工会会员总数达到了2.8亿人，其中农民工会员总数为1.09亿人；全国基层工会组织总数275.3万个，覆盖基层单位637.8万家，职工入会率达到81.1％，与2008年工会会员总数2.12亿相比，这五年平均每年净增会员1448.5万人。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共建立乡镇(街道)工会40502家，全国已建立基层工会联合会12.1万个，覆盖小微企业287.2万个，选聘社会化工会工作者3万多人，世界五百强在华企业建会3053家，建会率为91.9％。毋庸置疑，这些数字是中国工会群众性基础增强的一个表现，但中国工会不能盲目乐观、高枕无忧，100％全覆盖的企业建会和100％全覆盖的职工入会并不必然带来工会在职工群众中的“吸引力”和“向心力”。现阶段资本主义国家工会出现的危机，与工会组织脱离职工群众、辜负职工信赖有很大关系。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中国劳动关系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呈现某些类似特征，例如劳动力资源配置市场化、劳动关系契约化、劳动保障社会化等。不论是中国工会还是其他国家工会，都是协调劳动关系的产物，中国工会应在协调劳动关系中，警惕资本主义国家危机，强化工会群众基础。
一、警惕资本主义国家工会危机
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工会会员人数就出现了锐减。20世纪80年代，这一情况发生蔓延，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组织建制率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从1980年到2010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工会组织建制率分别减少了11％、24％、16％、10％②。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确实遭遇了重大的工会危机。虽然资本主义国家工会发展遭遇危机从客观方面来看，受宏观经济形势等周期性因素以及公共政策等结构性因素影响，但更应关心工会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
首先，工会未能有效造福工人。工人选择是否加入工会的最重要因素是工会为工人争取利益能力的强弱。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会为工人争取利益的主要形式是集体谈判。Bryson与Gomez两位学者2005年通过追踪英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未加入工会的雇员人数比例变化，找出了谈判能力这一关键变量。③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工会自身的生存能力受到巨大冲击，工会失去了如20世纪50年代那般强有力的谈判能力。因而，工会对工人的吸引力大大降低。
其次，在遭遇世界大环境变革时，工会因其自身组织官僚化，一直被动应对。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UAW)在其衰落过程中，不断遭到“不惜牺牲会员利益以迁就汽车业巨头要求”的批判，但该工会的官员却认为“只要这个组织还没有损坏，就不要修理它”。这些官僚同其他许多衰败中的工会的官僚一样，他们的主要关注点是将就维持着这个组织能收会费并一直挨到他们退休时能拿到工会退休金。④这种暮气沉沉的官僚化工会是工人所不愿意加入的。其他另一些工会则因为工会高层未能实现改革的承诺以及未能改革工会的政策、实务与管理以符合潜在会员的利益而失去了工人基础。
再次，工会自身的腐败降低了工会组织建制率。Coombs和Cebula两位学者2011年使用2001—200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⑤同时，历史上对卡车司机工会和码头工人工会的贪污指控严重影响了公众眼中工会的形象。⑥工会腐败行为的曝光造成了工人对工会的信任危机，降低了工会会员率。
最后，工会的“职业化”与“政治化”也极大削弱了工会在工人中的影响力。近来，各国政府和各种社会机构给工会组织加上了越来越多的官方角色，从而使工会的活动和代表性走向“职业化”与“政治化”。工会由工人自己的组织转变为职业化、政治化的组织，使工人与工会之间产生了距离，加深了双方的不信任感。⑦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工会自身存在的多方面问题降低了工人对工会的信任，消解了工会组织根植的工人基础，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危机。
资本主义国家工会危机对中国工会应敲响警钟，如果职工群众对工会缺乏信任，中国工会也会像资本主义国家工会一样遭到职工群众的抛弃。职工群众是中国工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只有强化职工群众基础，中国工会才可能避免出现资本主义国家工会面临的危机。
二、强化中国工会群众基础势在必行
1.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工人阶级呈现“国际重组”的队伍特征
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2002年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不断接轨，中国卷入经济全球化浪潮，各种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跨国流动更加频繁。一方面，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商来中国投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⑧报告显示，2012年上半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地，为2003年以来首次。另一方面，受到发达国家人口增速缓慢、老龄化严重、劳动力市场供给匮乏的影响，中国对外劳务合作市场面临巨大发展机遇。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发布的《中国对外劳务合作发展报告》⑨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向世界其他国家派出各类劳务人员51.2万人，较上年同期增加6万人，同比增长13.3％，截至2012年年末，中国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639万人次。在外商投资“一进”和中国劳动力“一出”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工人阶级队伍正面临“国际重组”。正如学者Burawoy⑩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正在变成全球产业工人阶级的复兴基地。其中，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正是至为重要的基地之一。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扭转“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资本与劳工利益的博弈斗争日益激烈。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工人阶级队伍范围日益扩大，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中的工人以及在世界其他国家劳务输出的中国工人，都属于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能被“边缘化”。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经典论述认为，政治利益是阶级利益的集中表现，工人阶级的政治利益由自己的政党来代表，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是联系党政和工人阶级的“桥梁和纽带”，目前与时俱进的中国工会创新理论应为“坚持工会的阶级性，增强工会的群众性”。中国工会是立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包容性”工会，在吸纳工人阶级加入中国工会组织时，不应忽略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中的工人以及在世界其他国家劳务输出的中国工人，他们同样可以加入中国工会组织，有权享受工会组织的服务。“有困难找工会”的口号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应更响、更亮，当他们遇到困难时，能够寻找中国工会组织帮助。
2.中国工人阶级的“自觉、自为”意识逐渐觉醒，群体性劳动纠纷持续高发
马克思(11)对阶级概念的类别作了区分，一类是自在阶级(class in itself)，一类是自为的阶级(class for itself)。所谓自在阶级是指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而带来的大量劳动者，他们的阶级角色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体制所决定的。自为阶级则不但在客观层面上，而且在主观上要对自身所处的阶级关系有明确的认识，确立自己作为归属的阶级之一员的角色感，即阶级意识，之后才可能产生阶级意识驱动下的阶级行动，从而完成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在市场经济条件冲击之下，中国工人阶级的自为意识逐渐觉醒，不断强化在企事业单位的民主参与，“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翁”不仅仅成为口号，而且也逐渐产生了阶级行动。《中国劳动关系报告》(12)指出，劳资集体争议和工人集体行动，在中国劳资关系处理中所表现出的作用越来越大，工人的权利意识、集体意识、组织意识也越来越强。对于工人的集体行动如果处理得当，可以促进中国的劳资关系由个别调整向集体调整有序发展，如果处理不当，则会进一步激化劳资矛盾甚至加剧工人和政府的矛盾。
陈峰(13)认为工人阶级的形成受到“国家”变量的影响，对于中国工人阶级集体行动的研究，要考虑由体制决定的劳动制度安排，如国家与工会关系的架构。《中国工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中国工会政治性特征尤为突出。由于中国工会本身存在“制度性弱势”(14)(其中表现之一是工会组织对行政主管和企业领导的高度依赖)，中国工人阶级集体行动的领袖无法由工会担任，只能自发开展“野猫式”的集体行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3)》(15)披露的数据证实，2012年1—8月，发生在19个省、围绕工资纠纷、规模在30人以上的集体停工事件达270多起，与上年数据基本持平。尽管加剧的幅度有所下降，劳动关系紧张的程度仍在加剧。北京义联发布《劳动维权研究报告(2007-2012)》(16)显示，2008年该机构办理的集体案件为4起，2009年上升到8起，2011年上升到16起，增速也呈上升趋势，年均增幅超过了50％，2012年前10个月，北京义联办理10人以上集体案件数量为25起。近5年来，劳动争议的一个重要趋势是10人以上集体案件数量的激增。这些集体劳动争议案件的频发与中国工会缺乏群众性有紧密联系，2010年南海本田停工事件中，工人并不信任传统自上而下组建的工会组织和选举的工会领导，工人要求重组工会，重新选举能够切实代表自身利益的工会主席，这一事件对于现有中国自上而下的工会组建模式产生了很大冲击。上海宝钢集团公司工会和上海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工会组织力量，就“工会工作适应不同职工群体需求”这一课题进行调研，(17)数据结果显示一些职工在遇到分配、劳动争议、家庭突发事件等方面的实际问题或困难时，不是首先找工会帮助解决。在对795份有效调查问卷的统计中，当问及“当您遇到困难时，您首先想找谁帮忙”时，回答首先找“工会”的职工数占总人数的17.5％，这与选择“自己独立解决”和找“亲戚、朋友、同学”的27.9％、24.2％相比，则显出一定差距。从问卷统计中还发现，在不同企业中，选择找“工会”帮助解决困难的职工人数最多的是“困难企业”，达44％；最少的是“高新技术企业”的职工，只占7.8％。以上数据和案例表明，中国工会在职工群众队伍中存在严重“信任危机”，随着工人阶级“自觉、自为”意识的不断觉醒，抛弃工会、依靠自身组织的集体行动将更加一发不可收拾。在这种形势之下，中国工会只有强化“群众性优势”来弥补“制度性弱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剥离形式化、官僚化、行政化，重塑工会在工人阶级中的品牌形象，才能赢得工人阶级信任。
3.中国工人阶级组织化呈现多条途径，中国工会组织面临市场竞争压力
中国工会区别于其他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为，中国工会是一元化工会，中国工会组织内部的最高领导机构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常理上来说，中国工会吸纳工人阶级入会理应没有任何困难，但是目前现实情况来看，中国工人阶级在选择组织时，出现了多条途径，工人阶级内部出现分化现象。对于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之类体制内的工人阶级，更倾向于选择加入中国工会。但是非公企业中的工人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加入组织时的选择更加多元化，尤其是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弱势群体”农民工而言，选择渠道五花八门。按照Commons(18)的观点，只有当工人个体经济利益无法在短期内得到实现的情况下，工人才会成立或加入组织，以便通过团结的力量保持集体行动的态势，并通过组织化来实现个体自身的利益。当中国工会组织并不能实现工人个体经济利益时，工人就选择其他的组织方式来替代。目前在中国大陆已经有71家非正式工人团体(19)，其服务范围已经能够覆盖中国主要的工业及生产基地。许叶萍、石秀印(20)首次提出非正式工人团体的定义，指出非正式工人团体是基于工人个体之间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网络”化的组织形式，就其性质来说，它目前既不属于体制内(被法律法规等正式承认)，也不属于体制外(被法律法规等正式排斥)。王侃(21)依据这个定义，将中国非正式工人团体分成三种组织形式，即工人网络、工商注册的劳工团体、民非或社团注册的劳工组织。因此在中国劳动关系中，劳方主体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工人个体和工会的二者互动，而是呈现出工人个体、工会和非正式工人团体的三者互动。如果说这些非正式工人团体是中国官方认可的合法工人组织，那么一些其他的组织类似老乡会、同学会或其他冒牌工会等在中国存在并不被官方认可，却与中国正统的一元化工会组织争夺工人阶级。珠三角近年来的民间同乡会发展迅速，仅深圳市就有200多个同乡会组织(23)，广东籍贯的同乡会基本以县为单位，每个县在珠三角各城市都有同乡会。而外省在广东的同乡会，除了以省为单位外，个别省市还以市为单位成立同乡会，工人出现“地缘维权”特征。佛山市总工会调查数据显示，企图通过群体性事件维权的人高达45.43％，认为“事情闹大了就会解决”的人有16.34％。可见，在某些工人心目中，合法的工会在维权上还不如同乡会威信高。除此之外，境外一些敌对势力试图对一些非公有制企业职工进行渗透，企图建立独立于中华全国总工会之外的所谓“自治工会”，这些非法工会组织与中国正牌工会争夺会员。由此可见，中国工会组织目前面临潜在的环境威胁和市场竞争危险，中国工会对工人阶级的向心力有待加强。工会只有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工人才可能信赖工会，真正视工会为“娘家人”和“贴心人”，非法的工会组织也才没有生存空间。列宁(24)曾经阐述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关系”，他指出群众之上是阶级，阶级之上是政权，政权之上是领袖。如果中国工会没有了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权也就不复存在。
三、强化中国工会群众基础的路径策略
1.延伸工会会员范围，树立“包容”的“大工会”组织理念
基于目前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呈现“国际重组”的特征，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国工会需要积极响应这种阶级特征变化，在会员入会身份上应对于这些外商投资企业的中国工人和以劳务合作形式对外输出的中国工人给予关注。一方面，在中国境内，应坚持破除在外商投资企业尤其是世界500强企业组建工会的难题，加大在这些企业的建会力度，广泛宣传类似“沃尔玛中国建会后劳资关系和谐”的示范企业效应，以点带面增强其他外资企业建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中国劳务工对外输出的其他国家，中国工会组织应探索与所在国家工运组织的联动机制建立，给予这些外出的中国劳务工在权益受损时积极援助，在国际树立“负责任”的中国“大工会”形象，共同推进国际工运新秩序的建立。
2.切实履行工会维权职责，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中国工会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在工人阶级利益受侵害时，应勇于站出来为工人维权，扭转目前工会“不敢为、不能为、不会为”的局面。首先，中国工会组织应积极推动政府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关系的法律体系。工资待遇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核心，工资集体协商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有效途径。鉴于目前很多群体性劳动纠纷是由工资调整引起，中国工会在普遍推进工资集体协商中，缺乏更高位阶的立法支撑，造成工会在代表工人与企业行政谈工资时底气不足，因此中国工会组织应推动政府在全国人大层面出台诸如《集体谈判法》、《工资集体协商法》等涉及集体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赋予工会作为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角色，尤其强化工会干部的权益保障。其次，中国工会应呼吁政府赋予工会更多资源和手段，把“党政所需、职工所急、工会所能”的事交给工会去办，在党政制定的涉及职工切实利益的政策中，应尊重工会意见，赋予工会一票否决权，为工会开展职工维权工作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最后，中国工会应注重源头维护，建立职工思想动态调查常性机制，有效避免集体劳动争议的发生。中国工会作为联系工人阶级和党政的“桥梁”和“纽带”，最主要是利用沟通的方式实现双向信息传递。鉴于目前中国工会政治性特征明显，工会绝对接受党的领导，工会自上而下地向职工传递信息并不成为问题，但现在问题是，工会并不能完全确保自下而上向党政真实客观反映职工信息，导致信息传递渠道并不是完全畅通，造成信息堵塞，影响了党政根据职工真实情况制定大政方针。因此中国工会应加强与职工沟通，建立密切联系职工机制，通过类似职工思想动态调查会之类的形式，定期了解职工思想动态，源头维护职工权益。
3.创新工会服务职工的活动内容，增强工会组织的吸引力
基于目前中国工会面临市场化竞争，工会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并非不可替代。因此中国工会应向会员提供“差异化”服务，以此来吸引职工加入工会组织。首先，现阶段工会应坚持开展文体活动，并在活动内容和组织形式上赋予时代特征。一方面，在组织形式上应有所创新，例如北京某家合资企业在开展文体活动中，摆脱了以往单纯几个工会干部策划的组织方式，而是采用“招投标”的方式来激发分工会的策划热情，各分工会拿出活动策划方案，然后评审，对于最具有职工吸引力的活动方案给予中标，这次活动由该分会承办。另一方面，在开展的文体活动内容上应有所创新，“吹拉弹唱，打球照相”是传统的工会开展的文体活动内容，在新时期之下应着重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内容，目前受基层职工欢迎的文体活动包括各种户外趣味小游戏、真人丛林CS野战大赛、工人达人秀、工会好声音等，有的单位工会还举办T台秀，上面走台的并非是专业的模特明星，而是每一位普通的职工，这些新鲜有趣的活动将会极大丰富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其次，现阶段工会应将职工的生命健康权作为维权的首要关键。为此，工会在劳动保护工作中，除了开展传统的劳动保护知识竞赛、演讲比赛、安全漫画大赛、职工体检等活动，还应不断与时俱进。例如北京有的医疗机构工会给每个诊室配送空气净化器；还有一家企业工会在开展劳动保护宣传活动中采取了特色的“安全争霸赛”，每个月举办一次安全主题活动，比如四月份开展“安全风险识别月”活动，职工自身提交参会的PPT或视频，没提交的职工作为观众对于PPT或视频中的安全风险点进行识别。到年终结束时，把积分最高者评为这一年度“安全争霸赛”的“霸主”，这种形式极大激发了职工安全保护的意识。最后，工会应加大会员与非会员的差别待遇，增强职工入会的兴趣。以北京市总工会为例，为工会会员办了京卡，持京卡会员可以免费享受互助保险，在购买公园年票、国安主场足球门票、电影票等方面都享受折扣服务。这样一种京卡服务只能工会会员享有，非会员只有加入工会才能享受京卡服务。因此对工会组织而言，应不断开发一些只有工会会员才能享受的资源和服务，以此来吸引职工入会。
①尹深、唐述权.截至2013年6月底工会会员总数达2.8亿人[EB/OL].http：//acftu.people.com.cn/n/2013/1011/c67502-231665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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