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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皇朝经历了一百六十余年的稳定发展,至宋徽宗时,进入了“太平极盛之日”①,“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不识干戈”②。宋徽宗对国家的富盛,也颇为自鸣得意,他在御制《艮岳记》中说,“昔我艺祖,拨乱造邦”,“且使後世子孙,世世修德,为万世不拔之基”,“祖功宗德”,“社稷流长”,“足以跨周轶汉”。词臣奉命进谀诗说,“四海熙熙万物和,太平廊庙只赓歌”,“宵旰万机营四海,更将心醉六经中”③。
从表面上看,宋徽宗确有其自我矜夸的资本。《宋史》卷85《地理志》说,“建隆初讫治平末,一百四年,州郡沿革无大增损”,此说尚不确切,因为西北若干州郡被西夏夺据,宋的疆土有减而无增。宋哲宗时,开始大规模蚕食西夏疆土。自宋徽宗“崇宁以来”,对西夏战争节节胜利,“斥大土宇,靡有宁岁”,“迨宣和四年,又置燕山府及云中府路”,“可谓极盛矣”。直到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宋军在统安城之战大败,方被迫与西夏休兵。④。
在人口方面,宋徽宗即位之初,户数已超过二千万⑤,一些学者估计人口已超过一亿。在一个依赖手工劳动的农业社会里,人口的增殖,就意味着生产的发展,财富的增加。宋徽宗在位的二十六年间,并非没有“大水”、“大蝗”以及旱灾记录⑥,但总的说来,仍可算是“天地顺应,年谷屡丰”⑦。
宋徽宗并非单纯是继体守成之主。他即位后,很快沿袭宋哲宗“绍述”宋神宗“良法美意”的方针,立元祐党人碑,进一步惩罚反变法派,除了方田均税和保甲军训外,又采取了财政、教育等方面的新政。今仅枚举其荦荦大端者,分别介绍于下:
一、改变财政体制:宋神宗元丰改制时,中央财政主要是皇帝内库和户部两个系统,户部又分左、右曹。然而在宋徽宗时,却出现了“御前钱物、朝廷钱物、诸局所钱物、户部钱物”四个系统。所谓诸局所,如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行幸局、采石所、延福宫西城所、後苑书艺局等,往往由宦官掌管,其钱物直属皇帝。四个财政系统之间,“讲画裒敛,取索支用,各不相照,以致暗相侵夺,公私受弊”,“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⑧。按宋朝制度,皇帝内库,即御前钱物,尚非天子私财,往往用于补贴中央财政的亏空,而诸局所钱物却全成“禁中私财”。如蔡京设计,增收茶利,“岁以百万缗输京师供私奉,掊息益厚”,“民滋病矣”⑨。
二、方田均税法: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宋廷下令在各地重新方田,均定赋税。但因吏治腐败,出现了不少弊端,到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宋徽宗又下诏罢方田⑩。
三、保甲军训:宋神宗时的保甲军训,迟至宋哲宗在位之末的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尚未恢复。宋徽宗于翌年即位后,下令“陕西、河东路流冗未肯归业”,“免今年保甲冬教一次”。此後,冬教和月教来回变更,军训范围一度扩大到京东和京西(11)。但是,正如李纲所说,北宋末“十余年来”,“免教阅”,“保甲不知兵,徒有其名而已”(12)。
四、盐法改革:宋徽宗时,将钞盐制延伸至东南沿海,规定商人先向政府纳钱,申请盐钞,再往东南沿海凭钞取盐。由于官府不断另印新钞,使旧钞贬值,持旧钞者必须搭配新钞,增付钱币,方能得到盐货。致使“数十万券一夕废弃,朝为豪商,夕为流丐,有赴水投缳而死者”。崇宁时,在四个多月内,官府得此项盐利达五百余万贯。政和时,两年之间,官府“所收已及四千万贯”,被吹嘘为“富国裕民之政”(13)。
五、茶法改革:蔡京对茶法作了三次变更,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纳钱,换取茶引。茶引分价格较高、期限较长的长引和价格较低、期限较短的短引。商人凭茶引向种茶的园户买茶,官府“岁收息钱至四百余万缗”(14)。
六、采矿业和币制混乱:宋徽宗时加强和增设了提点坑冶铸钱司的机构,大力奖励和开发金属矿藏。但因当时探矿和开采技术所限,矿业不振,“或苗脉微,或无人承买,而浮冗之人虚托其名”,“骚动邀赂”。“坑冶之利”最丰的广南,收益不及宋神宗时十分之一(15)。
蔡京倡议铸当十钱,每贯约重十八宋斤十二宋两,而普通铜钱每贯约重五宋斤(16)。于是民间盗铸盛行,“规利冒法”。此後,当五钱、当三钱、夹锡钱等反覆变更,“滥钱益多,百物增价”,“刑禁益烦”。此外,在四川地区滥发纸币交子,又引起交子的剧烈贬值,宋徽宗下令将交子改为钱引,钱引亦复贬值,“至引一缗当钱十数”(17)。
七、直达纲:东南各路漕运开封的粮食,“常有余蓄”,可以丰补歉。各路粮船运到真州下卸,改由发运司船沿汴河运往开封,谓之转般。蔡京“用所亲胡师文为发运使,以籴本数百万缗充贡,入为户部侍郎,来者效尤”,此后各路粮食“直抵京师,号直达纲,丰不加籴,歉不代发”。宋廷在直达和转般问题上来回变卦,破坏了漕运,“公私横费百出”(18)。
八、农田水利:与宋哲宗时相比,宋徽宗时较重视农田水利。在开封一带,“根括诸县天荒瘠卤地,开修水田,引水种稻”。在低洼的浙西和江东修筑沟渠,疏浚河道,建造圩田。但此类农田收入却归稻田务和应奉司,由这两个机构“督御前租课”。北方公田另成一大祸害(19)。
九、加重赋税:史称“崇宁以来,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各种苛捐杂税,“名品烦碎”,“不得而尽记也”,“掊剥横赋,以羡为功”。“絮帛则有和买,有预买,有泛买,有常平司和买,有应副燕山和买,米谷则有和籴,有均籴,有补发上供和籴,有应副军粮和籴,有拨发辇运司和籴。名曰预买,无钱可敷,名曰和籴,其价每下”(20)。其他著名的民间税役负担有花石纲(21)、经制钱(22)、免夫钱(23)等。宋朝事实上从未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百姓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宋徽宗对百姓的搜刮更超迈其列祖列宗。
十、设置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居养院收养贫困的鳏寡孤独,安济坊免费为穷人看病,漏泽园负责殡葬穷人和死于异乡的旅客。但这三项慈善事业开支过大,超过官府的财力,後来不得不大加裁削(24)。
十一、崇奉道教:宋徽宗耽溺道教,自称道君教主皇帝,不惜耗费巨资,在各地大造道观,扩充道士名额,设置道官、道职、道学等(25)。
十二、学校和科举改革:宋徽宗尊崇王安石,将王学作为官方经学。当时沿用宋神宗时创设的太学三舍法,并扩大太学、洲学、县学等规模,在各路设提举学事司,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接着又下令废科举,直接从太学生中选拔进士,以孝、悌、睦、姻、任、恤、忠、和八种德行作为取士标准,实际上便取消了科举考试的平等竞争原则。于是请托公行,“利贵不利贱,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贫”。最后,宋徽宗又下令取消州县学三舍法,撤销各路提举学事司,恢复科举考试(26)。
总的说来,宋徽宗时的一系列新政呈现了复杂的情况,其中不能说没有合理的、有积极意义的成分,但更多的则有粉刷太平,好大喜功,特别是搜刮民脂民膏的成分。
宋哲宗辞世后,他最倚重的左相章惇(宋哲宗亲政时未另命右相)反对端王入继大统,其理由是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27)。章惇因此遭受毫不留情的贬黜和打击,但往後的历史演变,却证实了其先见之明。
宋徽宗是历代帝王中首屈一指的天才艺术家,他在音乐、绘画、书法、棋艺、诗词等方面的才华,与处置军国大事的昏愦,有机地融合于一身。天水一朝十五帝(南宋亡国时三个幼儿不计在内)中,真正算得上大纵侈心者,第一个是宋真宗,第二个是宋徽宗,并且後来居上,其奢侈和享受超过了宋朝任何一个皇帝。
宋徽宗最初尚有所克制,“时承平既久,帑庾盈溢”,蔡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宋徽宗“尝大宴,出玉、玉卮示辅臣”,说:“先帝作一小台,财数尺,上封者甚众,朕甚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倘人言复兴,久当莫辨。”蔡京说:“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当享天下之奉,区区玉器,何足计哉!”(28)启迪皇帝侈心者,自然决非蔡京一人。宋徽宗进行规模空前的宫殿、後苑、艮岳等建设,穷侈极丽,挥霍民脂民膏,用之如泥沙不惜(29)。宋徽宗酷嗜女色,“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得御一次,即畀位号,续幸一次,进一阶。退位后,出宫女六千人”,其总数“盖以万计”(30)。浩大的宫廷开支,非御前钱物所能维持,故另外创设诸局所钱物,乃势在必行。
尽管宋徽宗纵情声色狗马,竭天下以自奉,在口头上,却自诩“永惟继志之重,深念守文之艰”。“勤于政,庶以图天下之佚;俭于家,庶以资天下之丰”。“经营欲致黎元福”。他自称“不可以燕乐废政”,“言者”指责皇帝“金柱玉户”,皇帝反指他“厚诬宫禁”(31)。
宋徽宗周围的一帮宠臣,被太学生陈东指为“六贼”者,有蔡京、王黼、朱和宦官童贯、梁师成、李彦(32)。其实,当时的奸佞决不止上述六人,如宦官杨戬、兰从熙、谭稹等人,掌军的高俅,掌河防的孟昌龄和孟扬、孟揆父子,蔡京之子蔡攸之类,都是祸国的蟊贼,害民的大憝。人称蔡京为公相,童贯为媪相,梁师成为隐相。这帮奸佞既互相勾结,又互相倾轧。蔡京最初侍奉童贯,“不舍昼夜”,得以窜升,但童贯后来又“寖咈京意”。蔡京与蔡攸居然“父子遂为仇敌”(33)。
这帮奸佞窃据要津后,必然援引亲故,广结党羽。“蔡京拜相不数年,子六人、孙四人同时为执政、从官”。“诸孙生长膏粱,不知稼穑”,蔡京曾问他们:“米从何处出?”一人说:“从臼子里出。”另一人说:“不是,我见在席子里出。”(34)朱“子侄官承宣、观察使,下逮厮役,〔亦〕为横行,媵妾亦有封号”。童贯也是“厮养、仆圉官诸使者至数百辈”(35)。一时“乳臭童稚,目未知书,绮襦竹马,方务嬉戏,而官已列禁从”者比比皆是(36)。
专制和腐败是一对双生子,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而腐败也必然依赖专制,专制政体不可能具备真正制约腐败的机制。宋朝的腐败并非始于宋徽宗,但在宋徽宗时,腐败政治达到了极度膨胀和恶性泛滥的新阶段。
招权纳贿,货赂公行,是北宋晚期政治的一大特色,其奥秘正在于上行而下效。宠臣们懂得,其恃宠固位的主要手段,就是为皇帝搜刮钱财。蔡京巴结内宫,“宫妾、宦官合为一词誉京”,遂得以进用。他“拔故吏魏伯刍领榷货,造料次钱券百万缗进入”,宋徽宗大喜,说:“此太师与我奉料也。”童贯“颇疏财,後庭妃嫔而下及内侍,无大小,致饷无虚月,交口称誉一词”,故能“权倾四方”(37)。上有皇帝以身作则,宠臣辈贪污受贿自然成了家常便饭。王“黼公然受贿赂,卖官鬻爵”,时谚称“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直通判”。童贯“庭户杂遝市,岳牧、辅弼多出其门”。朱“与其子汝贤、汝功各立门户,招权鬻爵,上至侍从,下至省寺,外则监司,以至州县长吏官属,由其父子以进者甚众,货赂公行,其门如市”(38)。蔡京“暮年即家为府,营进之徒举集其门,输货僮隶得美官”。他本人“目昏眊,不能事事”,仍贪恋权势,一应政务由幼子蔡絛处置,“代京入奏”,“由是恣为奸利”,“骤引其妇兄韩梠为户部侍郎”。宋徽宗“亦浸厌之”,命蔡攸和童贯往取蔡京辞职表,蔡京惊慌失措,说:“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报,此二公所知也。”居然“呼其子为公”,左右“莫不窃笑”(39)。
尽管官场中一片乌烟瘴气,宋徽宗仍标榜要惩治腐败,针对官员们“受赇作弊”,“非法受财,嘱托公事”,“货赂公行,莫之能禁,外则监司守令,内则公卿大夫,托公循私,诛求百姓,公然窃取,略无畏惮”,“士庶之间”的“侈靡之风”等情况,屡下禁令(40)。宋徽宗也处分一批官员,如河北路转运副使李昌孺“廉声不闻”,滁州知州唐恪“于邻郡营私第,搔动一方”,贺希仲“任河北监司,凡所举荐,使其私仆干求百出”,提点江东路铸钱王阐“贪墨”,“巡历贾贩,盗取官钱”,汪希旦“贪污不法,狼藉有声”,都被贬黜(41)。但是,一批真正的大贪污犯,却备受皇帝的青睐,恩赏有加。因贪污而得利者甚众,而败露率极低,故装潢门面的禁约和惩罚,适足以助长贪贿之风,而成变本加厉之势。
面对着隐伏危机的表面盛世,也有一些正直的官员和太学生,起而痛陈时弊。宋徽宗即位之初,李朴上奏说,“天下有事不足忧,无事深可畏”,“骄盈怠情之气,亦能以治安而至於危乱”。赵鼎臣在对策中说,应“以长治为难”,“以居安为俱”(42)。宣和时,李纲上疏,认为“当以盗贼外患为忧”,但“朝廷恶其言,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43)。太学生朱梦说屡次上书,指责“入仕之源太浊,不急之务太繁,宦寺之权太盛”,被“编管池州”(44)。太学生雍孝闻“力诋”蔡京兄弟“及时政未便者”,被流放而死于海南岛。另一太学生邓肃“上十诗,备述花石之扰”,其中有“但愿君王安万姓,圃中何日不东风”之句,“诏屏逐之”。陈禾力陈宦官之弊,说“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祸”(45)。宦官邵成章“性特谅直,诸内侍皆不喜之,常出之于外”,他上奏历数“童贯五十罪,中外大骇”(46)。宋徽宗对此类忠言完全置若罔闻。
北宋帝国积累了很深重的矛盾,各地爆发了方腊等暴动,宋廷动用优势兵力,方能予以镇压。面对金朝的勃兴,宋徽宗君臣采取联金灭辽政策。因长期对西夏作战,陕西军成为宋军精锐。宋朝动用陕西军攻残辽,却反而被打得一败涂地。童贯和高俅长期主兵的结果,“军政大坏”(47),至此便暴露无遗。金军灭辽后,立即攻宋,宋军或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唯有王禀指挥的太原保卫战,有力地牵制了西路金军。太原最后陷落,宋军主力在救援时耗折殆尽,于是开封的失守便成定局。
直到金军进犯时,宋徽宗方下诏罪己,承认“言路壅蔽,导谀日闻,恩幸持权,贪饕得志”,“赋敛竭生民之财”,“多作无益,靡侈成风”,“众庶怨怼”等弊政,“凡兹引咎,兴自朕躬”(48)。他急忙传位于宋钦宗。平庸的宋钦宗面对险恶的局势,毫无措置能力,只是来回摇摆于投降和冒险之间。金东路军初攻开封时,宋军尚有抗击能力,但宋徽宗仓皇南逃,宋钦宗欲逃而被李纲制止。太原失陷后,宋钦宗却不听老将种师道临终的忠告,退避关中。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闰十一月,金军攻破开封,俘宋徽宗和宋钦宗,北宋灭亡。
在多灾多难的中华四千年史上,亡国记录比比皆是,而北宋亡国,万民涂炭的惨状,却特别令人怵目惊心。即使以成千上万宋宫俘虏而言,金帅完颜粘罕(宗翰)“宴诸将,令宫嫔等易露台歌女表里衣装,杂坐侑酒,郑、徐、吕三妇抗命,斩以徇”。“烈女张氏、陆氏、曹氏抗二太子意,刺以铁竿,肆帐前,流血三日”,于是宫妇“人人乞命”。宋宫俘虏道途大批死亡之余,抵达金太宗御寨,朝拜其祖庙,“二帝、二后但去袍服,馀均袒裼”。金太宗升殿,“二帝以下皆跪”,“妇女千人赐禁近,犹肉袒”。宋钦宗朱后“归第自缢,甦,仍投水薨”(49)。宋徽宗和宋钦宗在寒冷的东北五国城忍辱苟活,分别在被俘后九年和三十年死去,时年分别为五十四岁和五十七岁(50)。
一小撮统治者的祸国,使千百万无辜平民以至宫女惨遭劫难。刘子翚写诗说:“空嗟覆鼎误前朝,骨朽人间骂未销。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作为大宋臣子,他不能指责皇帝,只能斥骂蔡京、王黼等人。宋徽宗被俘後,仍有一些诗词流传南宋,其中的一首说:“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对照本文开头的御制《艮岳记》,成了绝妙的自我讽刺。遗民毛麾凭吊北宋故宫诗说:“万里銮舆去不还,故宫风物尚依然。四围锦绣山河地,一片云霞洞府天。空有遗愁生落日,可无佳气起非烟。古来国破皆如此,谁念经营二百年。”(51)
拥有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北宋帝国,在新兴金朝的攻击下,仅一年之间覆亡。同任何一个历史大事件一样,北宋灭亡也有其复杂原因。但若用简单化的比喻,北宋帝国恰似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厦,其梁柱已被白蚁蛀蚀一空,故根本无法经受暴风骤雨的袭击。其白蚁即是腐败,而滋生白蚁的温床就是专制政体自身。靡不有始,鲜克有终,只要专制体制不变,祖宗发家,子孙败家,由腐败走向灭亡,这是古代权力和财产遗传规律的必然性,肯定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偶然性表现出来。
注释:
①《真文忠公文集》卷5《江东奏论边事状》,《东京梦华录》跋。
②《东京梦华录》序。
③《挥麈後录》卷2。
④《宋史》卷22《徽宗纪》,卷486《夏国传》。
⑤《宋史》卷85《地理志》。
⑥《宋史》卷61,卷62,卷66《五行志》。
⑦《历代名臣奏议》卷44王安中奏,《宋大诏令集》卷122宋徽宗南郊赦制。
⑧《宋会要》食货56之39,《宋史》卷179《食货志》。
⑨《宋史》卷184《食货志》。
⑩《宋会要》食货4之9-15,《宋史》卷174《食货志》。
(11)《宋史》卷192《兵志》,《宋会要》兵2之39。
(12}《梁溪全集》卷63《乞籍陕西保甲京东西弓箭社免支移折变团结教阅札子》。
(13)《宋史》卷182《食货志》,《宋会要》职官27之18。
(14)《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总论东南茶法》。关于宋徽宗时的盐法和茶法,参见漆侠先生《宋代经济史》第788-794页,841-849页。
(15)《宋会要》职官43之120-144,《宋史》卷185《食货志》。
(16)《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36《当二钱》说“每钱重三钱”,“当十钱每贯重一十四斤十两”,是指每费七七零○文的省陌。普通铜钱的重量据《鸡肋编》卷中。
(17)《宋史》卷180,卷181《食货志》,《历代名臣奏议》卷44周行己奏。
(18)《宋史》卷175《食货志》。
(19)《宋会要》食货61之103-107,《文献通考》卷7,《宋史》卷95,卷96《河渠志》,卷173,174《食货志》,卷468《杨戬传》,《历代名臣奏议》卷253。
(20)《宋史》卷179《食货志》,《梁溪全集》卷41《上道君太上皇帝封事》。
(21)《宋史》卷470《朱传》,《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28《万岁山》,《花石纲》,《容斋三笔》卷13《政和宫室》,《说郛》{■}68张淏《艮岳记》。
(22)《宋会要》食货64之84-86,《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经制钱》。
(23)《宋史》卷175《食货志》,《三朝北盟会编》卷31,《铁围山丛谈》卷1。
(24)《宋会要》食货68之128-137。
(25)参见《宋史研究集》第7、8辑金中枢先生《论北宋末年之崇尚道教》。
(26)《宋会要》选举4之1-16,《宋史》卷155,卷157《选举志》,《文献通考》卷31,《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26《八行取士》,《州县学》。
(27)《宋史》卷22《徽宗纪赞》。
(28)《宋史》卷472《蔡京传》。
(29)参见周宝珠先生《宋代东京研究》第38-44页,507-517页。
(30)《靖康稗史笺证·青宫译语》,《鸡肋编》卷下。
(31)《宋大诏令集》卷2《改大观元年赦》,《挥麈录余话》卷1。
(32)《三朝北盟会编》卷32。
(33)《宋史》卷468《童贯传》,《梁师成传》,卷472《蔡京传》,《蔡攸传》,《宾退录》卷5。
(34)《文献通考》卷34,《宋史》卷472《蔡京传》,《独醒杂志》卷10。
(35)《宋史》卷468《童贯传》,卷470《朱传》,《玉照新志》卷4。
(36)《靖康要录》卷4靖康元年三月二十五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6绍兴五年十二月辛亥。
(37)《宋史》卷472《蔡京传》,《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2。
(38)《曲洧旧闻》卷10,《宋史》卷468《童贯传》,《玉照新志》卷4。
(39)《宋史》卷472《蔡京传》,《清波别志》卷中。
(40)《宋会要》刑法2之51,53,59,92。
(41)《宋会要》职官69之9,11,15,17,19。
(42)《历代名臣奏议》卷43,卷44。
(43)《宋史》卷358《李纲传》,《宋会要》职官69之3,《梁溪全集》卷40《论水灾便宜六事奏状》。
(44)《三朝北盟会编》卷159,卷160,《宋史》卷22《徽宗纪》。
(45)《挥麈前录》卷2,《挥麈後录》卷2,《挥麈录余话》卷1。邓肃《栟榈文集》卷1《花石诗十一章并序》文字略异。
(46)《三朝北盟会编》卷128。
(47)《梁溪全集》卷62《乞修军政札子》,《真文忠公文集》卷5《江东奏论边事状》,《靖康要录》卷7靖康元年五月二十一日。
(48)《三朝北盟会编》卷25。
(49)《靖康稗史笺证》的《南征录汇》和《呻吟语》。据《金史》卷24《地理志》,金朝御寨当时尚无上京之名,其简陋状况可参《三朝北盟会编》卷20《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卷166《金虏节要》。
(50)宋钦宗死期据《金史》卷5《海陵纪》正隆元年六月庚辰。
(51)《屏山集》卷18《汴京纪事二十首》(其七),《鸡肋编》卷中,《宾退录》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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