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名达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姚名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3)01-0063-09
在1994年一次回顾中国史学史学科创建历程的访谈中，杨翼骧认为，英年早逝的姚名达“可说是最早致力于撰写一部内容丰富的中国史学史专著，也是在这门学科建立的过程中值得尊敬、怀念的学者。”①
姚名达，字达人，后更名显微，1906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1925年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1929年，姚名达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此后又曾任教于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1932年，他与妻子黄心勉共同创办女子书店，次年又创办《女子月刊》。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姚名达回到江西，在1940年受聘于新成立的国立中正大学。1942年6月，姚名达率该校师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开赴浙赣会战的抗日前线，不幸于7月7日殉难于江西省新干县的石口村。②
姚名达之所以能在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历程中占有一席之地，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在整理梁启超课程讲义时所加的一段注文：“名达案：民国十四年九月，名达初到清华研究院受业于先生，即有著《中国史学史》之志，曾向先生陈述；而今二年，积稿颇丰，惟一时尚不欲草率成书耳。”③但是直到不幸殉难，姚名达的《中国史学史》专著也仍然没有正式出版。白寿彝听说姚名达已有定稿，曾经多方打听，未知下落。④而在1942年姚名达殉难后，王咨臣受托整理其遗稿，其中就有一部垂成的油印本《中国史学史》，是其在上海的高校授课所用的讲义，又名《史学通史》。⑤2011年4月13日，姚名达的哲嗣姚果源将该讲义油印本的复印件，随同其他几部姚名达遗稿(物)，一并捐赠给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惠及学林。⑥除了这部《中国史学史讲义》⑦，姚名达还曾经在一些信函及已刊著述中，就此专题进行过阐发。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王咨臣、周文玖、张爱芳等学者分别从姚名达的生平与学术，以及姚名达在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创建发展过程中的贡献等角度，对其史学史研究进行过整理与研究。⑧本文在吸收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讲义遗稿以及其他文献，梳理出姚名达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历程，拟定的架构以及已经成文的观点与主张等内容，对其中国史学史研究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研究历程
上引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的夹注，是姚名达于1927年8月时所写下的⑨，这也是他第一次公开表达其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想法与计划。这一想法与计划，又是由他对史学研究的兴趣发展而来。
据姚名达自己叙述，他对于历史的兴趣，源于小时候的家庭熏陶。⑩十岁那年，父亲为姚名达邮购了一部《纲鉴易知录》，后因字体太小，主张卖掉另买一部木刻大字的版子。刚刚看得津津有味，不忍割爱的姚名达，竟在父亲书桌柔布上用粉笔涂了“若卖《纲鉴》，儿辞矣！”七个大字。这部版本未佳的通俗史学教科书最终保留了下来，给姚名达也留下了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是令他的眼睛因此患了近视；其二则是培养了他对于历史的兴趣。(11)
少年时的阅读，只能说是为其史学研究的兴趣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1924年，其父亲竭尽全力，变卖田产，送姚名达到上海，秋季入上海南洋公学国学专修科。这时的姚名达，才得以“专心向历史一方面用功”。1925年3月29日，遵照父亲的指示，姚名达购买了胡适所著《章实斋先生年谱》。读完此书之后，又恰好听何炳松讲《文史通义》。同年9月，姚名达入清华学校研究院，师从梁启超，“问先生近自患学问欲太多，而欲集中精力于一点，此一点为何？先生曰：史也！”(12)于是选定了“章实斋的史学”作为研究专题。凡此种种机缘，使得姚名达对于史学，由纯粹的兴趣，发展而为学术的研究。
在清华园的第一学年，姚名达勤读《章氏遗书》，撰成《章实斋之史学》一文。期间为推求章氏之学，又做了一部《邵念鲁年谱》。此后，姚名达获准留校继续研究，选定的题目仍然是《章实斋之史学》，研究的方向是“历史研究法”。(13)第二学年，姚名达的主要工作是整理《章实斋遗书》，另写一部新的《章实斋年谱》。在完成这些工作的过程中，姚名达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规划也逐渐成形。据姚名达的堂侄姚振海抄录的一段日记可知，最早在1927年的1月，姚名达就已经在思考如何写作《中国史学史》。(14)是年12月31日出版的《国学月报》，预告了姚名达正在修改或整理的稿件清单，除了章学诚的系列研究之外，还有《中国史学史》等稿件。(15)而就在这一年的八月，梁启超在清华学校讲授《广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次公开提出“史学史”这一名称。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正式刊行后，姚名达曾对胡适说：
任公先生续讲史法，(今刊于《万有文库》，名《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我笔记编成的。)因我的时常谈议，所以讲史学史做法特详。(16)
这段解释，亦有助于理解姚名达在讲义整理稿中特意加上一段注语的举动。梁启超在清华园讲堂上的倡导，无疑增加了姚名达的信心。此后，姚名达在多种场合表达过他立志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信心。兹依次列举如下。
1928年2月29日，姚名达完成了《邵念鲁与章实斋》一文，作为其于1926年2月12日即已完稿的《邵念鲁年谱》之补充。与两年前的序例中强调年谱制作之体例不同，这篇《邵念鲁与章实斋》着重于“推究邵章之关系”，以强调“念鲁所以影响于实斋者至深”的观点。同时，在文章的最后，姚名达特意突出了邵念鲁个人在史学史上的地位：
虽然，此言乎邵之影响及章者也。邵氏之学，固以得章而益彰；然即无章，邵之为邵仍自若！彼其吸收力之大，组织力之强，运用力之巧，在史学上固有其地位在。吾他日作《史学史》，将详述之。今姑不赘，惟读者谅焉。(17)
1928年10月15日，姚名达在上海完成胡适所著《章实斋先生年谱》的增补工作后，受命撰写了一篇长序，阐明其从事章实斋研究的经过与心得。姚名达将他从事的章学诚研究，也纳入到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体系中：
同年(1925年一引者注)九月二十九日，即初到清华学校研究院的第二天，初受业于梁任公先生，初立志作史学史的研究，就在“专修题”内认定了“章实斋的史学”一门。(18)
在1930年11月17日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姚名达第一次系统地谈到了自己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规划与步骤：用十年的功夫研究中国史学史，先从事实、理论与著作三方面做一些极笨的工作。待一切都已明瞭以后，才“一字不苟，用极流动的通史体裁，把整个的史学史写出来。”也是在这封信函中，姚名达提到其史学史研究的想法，是同时受到胡适与梁启超的影响逐渐形成的。(19)
姚名达编著的浙东诸史学家年谱中，《刘宗周年谱》是第三部正式成书出版的。延续其在《邵念鲁与章实斋》一文中的思路，姚名达在1931年8月17日完成的序言中，专列一节叙刘宗周在史学上之地位，并在“本书著述之经过及著者之态度”中，叙述了他研究浙东史学与整个史学史研究工作之间的关系：
著者籍隶赣南，于浙东之学，初无所知。其始觉也，盖自髫龄读《人谱杂记》与《王学渊源录》始。迨夫耽思史学，致力古书，气味相投，竟以《史学史》为其专门事业，宏纲细目，确定分施，而浙东史学之探讨遂为近年来之一大程课。始于章学诚，上及邵廷采，黄宗羲，以至刘宗周，功力所届，颇有成书；要而言之，实《史学史》之分段长编也。(20)
《刘宗周年谱》完稿后，存放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铁箱之中。1932年的“一二八”之难，商务印书馆大量图书与书稿被毁，此书竟得以幸免于难。但姚名达收藏的大量史料与书籍，却没有这份幸运。这次灾难，使得姚名达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愈加困难重重。1934年整理其在上海高校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的讲义时，姚名达详细追述其史学史研究经过，也叙述了在国难前后面临的困难与窘境：
(一九二九年)三月五日才进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除了办公时间以外，仍旧于清晨深夜，继续史学史的研究。前后数年，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和专著。但那些已经发表的，并没有多大的贡献。倒是有许多零零碎碎的小纸片，上面有许多从史书和文集里找得到的史料，委实有前人所未发现的宝贝。还有我自己对于史学史上的各种思想，自信亦有些独到之处，也记在小纸片上。说来真很痛心，不料在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的后二日被倭寇把它和我的家庭完全炸毁了。
次年春，在国立暨南大学授《中国史学史》，便痛感史料丧失之苦，只能提纲扼要地讲些史实，不能作深刻的研究，又因学生很少，时间很短，所以不曾把讲义完全发表。后来迭次补充，大大改动，方才形成这样一部可供读习、可供研究的《中国史学史》。(21)
对中国史学史研究极为重视的姚名达，一直认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应是一项由多部著作组成的系统构造。1934年整理的这部《中国史学史讲义》仅仅只是一部供高校授课的讲义稿而已，“使得学者先来一个鸟瞰，以便将来再作进一步的研究”。但是，这时的姚名达除了授课与著书，还需要参与女子书店与《女子月刊》的经营。就在整理完这部讲义稿后不久，姚名达不得不面临《女子月刊》资金紧张、人手不足、四面夹攻的困难与委屈。(22)1935年，姚名达受命继续参与《中国史学丛书》计划，撰著《程颐年谱》，次年8月方才完稿。对此，姚名达也深感惭愧：
论考据之精审，既无以逾于旧著诸谱；而史观之发挥，更未表丝毫于简端；使亲我者谬以年谱专家相谥，仇我者更远斥之出史学之门：此皆予之罪也。(23)
令姚名达感到不安的，除了此年谱的水准之外，他更担心自己在史学史研究方面的努力不能被人认可。这种不安也激发姚名达重新将主要精力投入于学术研究，先后完成了《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等著作，在目录学研究领域影响深远。即便如此，史学史研究也始终是姚名达最为挂念的一件事。据其继配巴怡南回忆，1937年回到江西之后，姚名达常慨然曰：
以往所作，乃史学初阶，治史之手段，非余著作目的也，世或以目录学、年谱学相谥，皆余之罪！然笃志苦读，深思力索，向未敢后人，假我十年，庶几雪此耻耳！(24)
1942年的殉难前线，让姚名达完成理想中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计划遗憾落空。1934年整理的《中国史学史讲义》，也就成为姚名达留给后人的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唯一相对完整的文本。
二、组织架构
从一开始，姚名达的史学研究就形成了系统化的特点。最初只是想要从《章氏遗书》中寻章摘句，概括出章学诚的史学观点。但随着研究的逐渐开展，除了与章学诚有关的诸如《章实斋之史学》、《章实斋遗书叙目》、《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等一系列论著外，还衍生出《邵念鲁年谱》、《朱筠年谱》、《刘宗周年谱》等副产品。而这些浙东史学家的研究，又只不过是《中国史学史》的“分段长编”而已。仅此一端，便可想见姚名达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计划之庞大，无怪乎旁人会有“才力或有不及”的担忧。
从1927年初在日记中开始构想，到1934年初步整理成讲义稿本，姚名达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组织架构之规划，也由最初的杂乱而逐渐定型。
1927年底《国学月报》所刊姚名达的著述目录，应该可以视为他最早的一份“中国史学史”研究计划。在这份目录中，除了已经送交商务印书馆等待出版的《余姚邵念鲁年谱》，还有计划在《国学月报》第三卷中刊出的《史的起原与史学的起原》、《清代的文字狱》、《司马迁的史学》、《刘知几的史学》、《达人史话》几篇文章，以及计划“合印为一书”的姚名达关于章学诚研究的系列论著。除了这些已经成文定稿的文稿，还有正在修补、葺理中的《中国史学论丛》、《中国史学年记》、《中国史学史》、《中国史籍续考》、《中国史家索引》、《先秦人名索引》、《江西许真君的故事》、《朱笥河(筠)年谱》、《年谱学综论》、《方志学综论》、《传记学综论》、《图表学综论》、《史学综论》诸多著述。(25)
1930年11月17日，姚名达向即将从上海返回北京的胡适写了一封信，希望可以得到胡适的提携，帮其觅得一份能够安心从事史学研究的工作。在这次通信中，姚名达第一次将他的史学史研究规划完整地表述为“事实”、“理论”、“著作”三部分：(26)
和1927年的目录相比，这份规划更精炼，也更有层次。次年8月4日，姚名达又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姚名达在信中提到，时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的恒慕义(Mr.Hunmmel)，“在四年前就曾经请我去代他们编书目、撰提要，现在又来信微露这点希望”。姚名达希望有机会可以到美国去游历一年，所以写信请胡适帮忙推荐。在信的最后，姚名达又再次表露心迹——“我对于史学史的研究，早已确定计画，认为终身事业。研究的程序和下手的路径，都已切实规定了。”(27)幸运的是，王咨臣在姚名达的著作中曾经见到过一封“由中文打字机打印，纸质润白，字属宋体”的信函，是姚名达写给恒慕义的，所列主要内容正是他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程序和下手的路径”，共有9点。(28)在这封写给一位图书馆东方部主任的信函中，姚名达又再次对其史学史的结构体系进行了修订，增加了“史学术语”、“史学辞典”两项内容。这或许也与姚名达当时正在写作《目录学》有一定关系。
1934年整理在暨南大学的讲义稿时，姚名达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已经将近十年，他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结构框架也有了更为明晰的规划。“《中国史学史》是如何构造的？我早就决定，至少当有六部”，简而言之，分别是《中国史学通史》(即《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年表》、《中国史学论文总集》、《史学家列传》、《史学大辞典》、《史籍考》(或《史书提要》)这六部，此外还包括“专家和专书的研究”。(29)
无论是初期的略显杂乱，还是后来的日渐条理，姚名达的史学史研究都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体系。而姚名达对于具体的实践，则坚持着一个原则：先期完成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最后以一部《中国史学史》总其大成。这种在旁人看来有些“自讨苦吃”的研究方法，或许也是导致研究未能及时定稿的缘由之一，但也充分体现了姚名达在学术研究上坚持的严谨态度。
三、观点述略
按照姚名达的规划，主要为讲授之用的《中国史学史讲义》，其内容是“只将史官制度的沿革、史学思想的进化、做史方法的改良、史学家的递邅、史书的新陈代谢等的大势，用极生动、极明显的辞句表现出来”，大约会有三十万字左右的篇幅。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油印本，只有不到五万字，内容仅仅涉及第一编的绪论和第二编的史官制度两部分，显然并非完本。不过综观姚名达的学术生涯，自始至终都是在为实现其史学史研究的宏伟规划而努力，其不同时期发表的文章，不少亦可纳入广义上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范畴之中。以下根据讲义稿的内容，兼及其他相关文论，分别从史理与史官两方面，略叙其史学史研究的主要观点。
(一)史理
《中国史学史讲义》的第一编一共有三章。第一章“史学史”，主要介绍此书的研究缘起与著作体例。其余两章“史与史学”、“历史学与历史哲学”，则集中阐述了姚名达对于史学理论的思考。这些思考，又通过对史、历史、史实、史学、历史哲学等名词涵义的讨论而展开。
姚名达的思考，首先从对“史”字本来意义的考证开始。他认为，当时所流行的几种观点，无论是“从又从中”(许慎派(30))，“手执简形”(吴大瀓派)，“手持簿书”(江永派)，还是“手持盛筭之器”(王国维派)诸说，都不正确。姚名达采取的方法是借助于文字学知识，从写字工具的陆续发明所导致的不同时期字形的变化，来进行考证。将金文与甲骨文中出现的“史”字，与文献中的记载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之后，姚名达得出了结论：“史字的本来意义，只是用刀笔刻字的人。”(31)
虽然史字有其本来的意义，但姚名达并不主张现代仍应采用那种古义。他接受了巳维特维尔(J.T.Shotwell(32))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的“历史(history)”条的观点，认为“历史不是记录而是所记录的事物”(Not the record,but the thing to be recorded.)这种解释是完全正确的，它体现了史的观念的演变。姚名达强调，随着时代的演进，历史的观念亦无形中随之而扩大，过往那种“历史就是政治史”的观念需要改变。但并非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事物均可入史，“这‘纪录的事实’应当是生动的，进步的，与时俱变的东西”，需要进行甄选，并加以史的解释，“唯有解喻才能成为‘历史’，才能成为‘历史的真实’”。(33)
对于“史学”的涵义，姚名达认为它既不是中国相传的“史学”概念，也并非纯粹的西洋的译文。中国典籍中“史学”二字联在一起用，或者指历史学校，或者是明白史事及史法的意义。而在西洋所谓史学，实即是历史科学，它所着重的，是在乎“史学的方法”。现代使用的“史学”，其意义应包括两方面：史的事实、史的理论。因此，姚名达将“史学”的概念界定为：“史学者，从已有的历史事实中，找出其理论和方法，并由这已知的方法和理论，研究而成为一种有系统的学问者也。”(34)
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础，史实的正确与否是写史最重要的一种问题。但是，“史实”要成为“史”的一部分，并不由于其本身的事实所决定，而是取决于史家的选择。而史家的选择史实，又要受不同时代不同史观的影响。因此，姚名达认为一个良好的史学家，其任务中最大的一点，就是确定史实，要“辩明史实的体系，明白史实的因果，发现其中的铁则，分别史实的旨归”。(35)但是史学的目标又不仅仅只是确定史实，还须进一步，于史实间探求理法。
要正确地选择史料，需要建立正确的史学。要建立正确的史学，则需要开展史学原理的探讨，即“历史哲学”。姚名达特别重视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认为这是历史中最重要的一层理论。每一件事的结果，固然即是后一件事的原因，但其骨子里则仍旧只有这一个原因的。历史哲学所要研究的，就是这“骨子里的原因”是什么。(36)
至于这些概念互相之间的关系，姚名达的表述是：
史实因为有了历史学与历史哲学，更能发挥其历史的价值，而历史学则因为有了过去的“史实”而更能增加其确定性。历史哲学则又因有了历史学与史实后，更易能找出其原则。这三者的关系是合一的，不可分的。(37)
姚名达对于史学理论的思考，渊源有自。其在自序中曾提到，1925年4月29日“听了何炳松先生讲《文史通义》，才知道除了历史值得研究以外，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值得研究”。甫入清华不久，姚名达就曾写信给何炳松，探讨诸如史学与史料、历史研究中的“因果关系”等问题。(38)姚名达的史学理论，受章学诚观点的影响颇深。在1926年完稿的《章实斋之史学》(39)一文中，姚名达所概括的章学诚的史学观点，如“以学著为史，始得当史学之称”、“先有学而后有史”、“真正之史学，惟著述足尸其尊”等，多被其在讲义稿中借鉴与引申。
讲义稿整理完成之后，姚名达并没有停止对这些观点的思考。1940年，他增补了大量甲骨文与钟鼎文中的例证，为史字的本来意义增加了“用文辞代替语言的意思”的论点，从而将其完整地表述为：
史字的本来意义是载笔为书，正辞立信，执技以事上的人。它的字形是以手执笔，置于口前，象征着以文字补充语言的不足的意思。既不是象手执简形，也不是象手持盛筭的中形，更不是象手持簿书形。(40)
1942年，因认为采用沿自日本的“历史”一词通称史事史书，既名实含混，且不利于突显其探讨史事原理的科学性，于是首创“史理”一词，以与“地理”对应。在此一新名词与新科学的理念下，姚名达将其史学理论的观点也进行了重新梳理与界定：
人类的活动叫做事。事字并非与言语对立之字，实际包含了言语思想和动作。但人事并不□有记载的价值，其对当时有关系，对后世有影响的，才有资格被记载下来，这可命名曰史事，记载史事，曰史记。被记载的文字与被保留的遗迹一般已叫他史料。搜集史料，加以鉴别、考证，或著作，一般叫做史学，其实应该改名曰史法。应用史法写成之书曰史书。根据史料史书或现状以研究史事发展的因果关系，得到一定的原理，应正名曰史理。研究史理的基本观念，曰史观。根据史观以解释史事的基本原理，而不个细分析，这或可叫他史事哲学。(41)
姚名达的这一理论创举，当可视为其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理论思考的延伸与总结。
(二)史官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指出，史学史的做法最少应该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其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其中，史官是最先要叙述的。梁启超的观点，对当时的史学史专著的写作影响很大，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几部史学史著作，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组织的。姚名达曾经表达过，他要用自己的方法去作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体现在这部《中国史学史讲义》中，则是采取分类叙述的纵剖式，“把史官制度、史学思想、做史方法，分篇记载，自古述叙至今。”虽然在具体要讨论的内容上略有不同，但把史官制度放在最首要的位置来叙述，却是一致的。
《中国史学史讲义》的编排原则总体上是分类叙述的纵剖式，具体到每一个专题，则是采取分代叙述的横断式。就史官制度而言，姚名达认为可以史官地位的升降作为时代划分的标准，将史官制度史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殷周时代。这是中国史官制度成立的时代，亦就是史官地位最崇敬的时代。
第二、周末至西汉时代。这是史官地位低落的时代，亦是史学观念转变的时代。
第三、西汉以后至清末。这是史官御用时代，在这时代中，史官并没有什么多大的权威，只是皇帝御用的私人，但史学却能在此时廓然开朗。(42)
但是，由于史官制度作为一种政治组织，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又往往随着朝代的变迁而变迁，所以在具体叙述时，姚名达是按照殷周时代、汉魏六朝、隋唐、宋元明、清五个时代来分别讨论的。除了殷周时代是史官制度的建立时代，应当另成为一段落；清代是与现在最近，而史官制度亦有特点，成为一代外，其余的三时代均是以一乱一治作为标准的。这种时代划分方式，体现了姚名达的观察：中国历史上的大乱时期，“史官制度的变动亦最利害”。(43)
由于保留下来的讲义稿并非全本，我们能看到只有“史官的起源”、“殷周时的史官制度”和“汉魏六朝的史官制度”三章。每一章的内容，一般都集中于两方面：考证史官的设置与职能，分析史官的地位及其与政治的关系。其中一些观点，颇能反映姚名达独到的见解。如他认为，历史到了记英雄的名字时，就产生了史官制度。初期的史官，其地位与巫祝同样重要。两晋南北朝时期，私人修史者甚多，这一方面加速了史官制度的崩溃，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史学的发达。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四、结语
长期以来，姚名达及其史学史著作的未能出版，一直都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历程中的一大遗憾。本文的初步探讨，至少在以下几方面有了较之以往更显明晰的认识与了解。
第一，中国史学史研究，是姚名达在学术历程中最为重视，也始终着力于其中的学术领域与研究专题。杨翼骧曾感叹道：“在大学历史系开课，有几部专著出版，说明解放前已建立了此学科。但总的说研究这门学科的人较少，而且都是半路出家，搞别的有成就了才搞此学科，像姚名达先生那样在当学生时就立志写史学史的人是少见的。”(44)虽然姚名达计划中的《中国史学史》专著未能完稿，但以他对史字本来意义的讨论为例，从清华园时期就开始思考，在1934年的授课讲义稿中写成初稿，到殉难前才正式发表论文，这一历程正是他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认真与坚持的缩影。
第二，姚名达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规划，具有整体化、系统化的特点。除了一部专著总其大成，还需要前期大量的事实与理论研究。在此理念之下，姚名达已经刊行的几部史家年谱(45)及其他著述文章，均应纳入到其中国史学史研究体系之中。
第三，作为姚名达留下的唯一相对完整的文本，《中国史学史讲义》遗稿讨论了史理与史官两部分内容。其中体现出的对史学理论的重视，可视为姚名达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显著特点之一。
对姚名达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介绍与讨论，本文只是一块引玉之砖。进一步的探讨，尚有待于结合姚名达个人的生平、思想与学术历程，及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社会与学术背景，在整体史视野下进行全面的分析。
［收稿日期］2012-08-25
注释：
①宁泊：《史学研究的今与昔——访杨翼骧先生》，《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第11页。后收入姜胜利整理的《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页。
②关于姚名达的殉难详细情形，可参考中正大学校友会海峡两岸校友联合组编、姚果源任执行主编的《浩气壮山河：原国立中正大学抗日战地服务团纪实》，江西高校出版社2010年版。
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商务印书馆1933年国学小丛书本，第219页。
④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页。
⑤王咨臣：《显微先生著述目略》，《国立中正大学校刊》第三卷第一期，1942年10月11日出版，第13页。
⑥该讲义稿油印本原件仍保存在王咨臣创办的，位于南昌的私人藏书楼新风楼中。
⑦讲义稿封面有书名题签曰“中国史学史讲义”，故以下行文均以此名之。该稿的整理工作由姚果源及其家人历时多年完成，笔者完成了对该稿电子文档的全文校对。本文的写作，多处受惠于姚果源先生提供的相关资料电子文档，谨此特致谢忱！讲义稿的整理文本全貌，可参见笔者与姚果源选编的《姚名达文存》第215页至第28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版。
⑧王咨臣：《姚名达史学思想研究》，《江西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爱国学者姚名达生平及其史学思想》，《文献》1985年第4期。张爱芳：《近代学术史上的姚名达》，《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周文玖：《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史学史导论》，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
⑨姚名达：《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
⑩姚名达：《我为的是什么》，载《女子月刊》第二卷第四期，1934年5月15日出版，第2379页。
(11)姚名达：《中国史学史自序》，《中国史学史讲义》油印本，第1页。以下所引该讲义稿内容，其页码均为油印本标注之页码。
(12)姚名达：《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
(13)《研究院纪事》，载《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一号，1927年6月，第298、299页。
(14)《十六年志愿——名达史学日记十则》，原文存巴怡南辑：《姚显微烈士纪念册》，1942年。此段资料文档由姚果源先生提供。
(15)《国学月报》第二卷第十二号，1927年12月31日出版，第2－3页。
(16)姚名达1930年11月17日致胡适函，载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1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90页。该书共收录了姚名达写给胡适的八封信函。
(17)姚名达：《邵念鲁与章实斋》，载姚著《邵念鲁年谱》，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68－169页。
(18)姚名达：《姚序》，第1页，胡适著，姚名达增订：《章实斋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19)《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1册，第89－92页。
(20)姚名达：《刘宗周年谱序》，第8页，载姚著《刘宗周年谱》，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21)姚名达：《中国史学史自序》，《中国史学史讲义》第3页。
(22)姚名达：《我为的是什么》。
(23)姚名达：《程伊川年谱小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24)巴怡南：《先夫姚显微事略》，载《国立中正大学校刊》第三卷第一期，第3页。
(25)《国学月报》第二卷第十二号。
(26)《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1册，第89页。
(27)《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1册，第93－96页。
(28)参见王咨臣所编《姚名达年谱》。此谱序言写作于1982年，例言写作于1993年。此年谱的初稿完成后，曾寄往上海古籍出版社，一直未能出版。后姚果源依据原草稿本，整理成电子文档。本文采用的即是姚果源提供之电子文档。另，据丁波《唯一为抗战殉国的教授——姚名达与商务印书馆》(载《博览群书》2011年第7期)所提供的信息，此书稿现存王春瑜先生处。
(29)姚名达：《中国史学史自序》，第3－5页。
(30)姚名达在《中国史学史讲义》中只是列举了各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增补后正式发表的《史字的本来意义》(载《齐大国学季刊》新第一卷第一期，1940年11月)一文中，方以各代表人物指称各派。
(31)《中国史学史讲义》，第15页。
(32)又译作绍特韦尔，其代表作之一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西洋史学史》)由何炳松与郭斌佳一起合作翻译，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33)《中国史学史讲义》，第19页。
(34)《中国史学史讲义》，第27页。
(35)《中国史学史讲义》，第32页。
(36)《中国史学史讲义》，第38－40页。
(37)《中国史学史讲义》，第40－41页。
(38)何炳松将与姚名达的两次书信往来，均冠名《论史学》，于《民铎》杂志第六卷第五号及第七卷第三号刊出。
(39)连载于《国学月报》第二卷第一、二号。
(40)《史字的本来意义》，第14页。
(41)姚名达：《三民主义与史理学》，载《大路月刊》第七卷第二、三合刊号，1942年5月31日出版，第48页。另可参考其《史理学释义》一文，载《江西民国日报》《史理与地理》双周刊第一期，1942年3月17日。
(42)《中国史学史讲义》，第68页。
(43)《中国史学史讲义》，第71－72页。
(44)《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第202页。
(45)包括增补胡适所著《章实斋年谱》(1929年版)，以及姚名达独力撰著的《邵念鲁年谱》(1930年版)、《朱筠年谱》(1933年版)、《刘宗周年谱》(1934年版)、《程伊川年谱》(1937年版)等。